自我负责的课程文化与社会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自我论文,课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快速、多元、复杂的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以创新求发展已显得越来越重要，而且这种创新并不限定在某一领域，体现为一个综合的、系统的过程，即社会创新。有研究表明，社会创新是西方国家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推动力量。[1] 而“任何国家的社会创新能力的培育和持续提高，不仅直接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一种以伙伴、同盟或其他合作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资本的建构、运用与扩展。”[2] 而一个国家社会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社会资本总量的增长，有赖于社会中普遍信任程度的提高，以及自我负责的文化的形成。
我国传统课程的核心问题，是以控制为特征的文化过于强烈，这种课程文化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普遍信任素质和自我负责的文化。所以，新课程推广和实施的关键，应该着眼于形成自我负责的课程文化，以推进普遍信任的程度，提高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创新。
一、社会创新的界定及实现路径
关于社会创新的含义，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他们对社会创新概念的界定共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含义：指涉社会发明、为克服变革的阻力而采用新的社会技术、政治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机构创新、满足需要的新模式、生活方式创新等等，具体体现在企业组织、市场制度、银行、信贷、保险、会计、政府管理方式、法律、道德、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查普夫对社会创新概念作了理论梳理和界定工作。他认为，“社会创新是达到目标的新的途径，特别是那些改变社会变迁方向的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控制方法和新的生活方式，它们比以往的实践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因此值得模仿、值得制度化。”[3] 加拿大学者司徒·康格认为，“社会创新就是创造新的程序、法律或组织，它改变着人们相互之间发生关系的方式。它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或使迄今为止还达不到的社会秩序或社会进步成为可能。”[4] 我国学者冯鹏志提出，[5] 所谓社会创新，既是现代社会系统以及相关子系统为满足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特殊的系统结构功能分化行动及其成果，也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新的途径，包括新的组织形式、控制方法和生活方式等。由于它能够比以往的实践更好地解决问题，因此是值得模仿和制度化的。社会创新主要包含这样几个层面的涵义：(1)一个特定社会系统的行动模式的转换；(2)该社会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变化；(3)支配该社会系统的行动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规则与秩序的变化。
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所谓社会创新，就是指人类谋求对社会中各主要构成要素进行结构性和功能性升级的活动，它包含着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实践理念的转换，社会结构、社会体制和社会组织的调整，动力机制、行动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更新等等。”[6] 另有学者将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创新活动都列入社会创新范畴。[7]
实际上，社会创新包括社会中各个层面的创新，即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文化创新等。社会创新作为当代社会变迁的主导形式，具有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路径。社会创新的路径主要包括：自上而下的国家政府路径、自下而上的市民社会路径。
国家政府创新路径是指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由国家政府发动、推动、组织、实施，自上而下的社会创新方式方法。这个路径在社会创新实践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发起、推动、组织和调动其他社会实践主体，共同从事社会创新活动。
市民社会路径指由市民社会自发地或有组织、自下而上地通过政府或群众性的大型社会活动进行社会创新。这种社会创新的主体是市民社会及公众。市民社会的主体是独立自主的个人、群体、非官方的社团组织和一定的利益集团，他们是社会活动的直接从事者，对现行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社会架构和社会运行规则等有着亲身体会，能对良莠好坏作出来自实践的判断，从而提出改造、改进社会的意见和建议。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史来看，社会创新的路径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西方社会有学者在19世纪就提出，“社会创新是政府行动和政治行动”。如今，更多的社会创新活动已经由私人部门和市民社会接管。[8] 这表明，现在社会创新的主体和主导力量已由政府转到了市民社会。
社会创新的这两种路径，尤其是市民社会路径的有效运行，都有赖于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和社会普遍信任程度的增长。在国家政府社会创新路径中，政府决策人员和参与社会创新的各类实践主体的相互信任和创新网络的建立，以及社会资本总量的增长，有助于积极的社会创新决策的形成和顺利实施。在市民社会路径中，社会资本总量的增长和普遍信任程度的增加，可以使社会成员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寻求广泛的合作，从而推进社会创新。
二、社会资本、普遍信任与社会创新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只有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才能谋求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合理地位。这一任务虽艰巨、特殊，但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创新。全球化过程是建立在以发达与不发达、中心与边缘之间巨大落差为基本特征的世界体系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在全球化中成为最大获益者，与其特殊经济和科技优势地位是分不开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通过不断的社会创新赶超发达国家，则必然会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日益边缘化。
一个国家的社会创新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资本总量和社会普遍信任程度的高低。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作为经济学术语出现的，但近年来已逐步被引入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并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科学领域最前沿和最具影响力的概念之一。[9]
对社会资本的界定有很多，其中布迪厄、科尔曼、普特南和哈彭所作的界定影响比较广泛。布迪厄认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资源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0] 罗伯特·普特南则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1] 哈彭在总结了上述两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后提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网络、一系列的规范、价值观和期望，以及相应地为维持这些规范和网络而形成的奖惩机制组成……其最根本的特征是信任。”[12]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信任极其重要，因为它是社会资本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3] 一个社会中，一个人越能信任陌生人，和陌生人合作，即整个社会中存在一种“普遍信任”的话，这个社会的社区环境就会更好，整体社会资本就多，社会创新的能力就强，整体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就会越高。“至少在经济方面，普遍信任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更大投资……并促进贸易，进而导致更大的繁荣。”[14] 同时，普遍信任对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的社区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其能通过增加社会资本而促进社会创新。
在一个以小团体、亲信或家族为单位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仅仅借助小团体式的“特殊信任”关系，只依靠不同层级之间的成员的相互监督，这个社会总体的社会资本的量往往较小，发展的成本也较高，运行则比较缓慢。
“如果社会不只是要复制它们自己，如果它们要兴盛，那么它们的成员就要与其他人发生联系……在这个更广的网络中，我们需要超出我们的亲属和小集团，转而信任更大范围的人，尤其是信任那些我们不了解和那些与我们不一样的人。”[15]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使一个社会健康而富有。[16] 而人们相互信任的基础，是信赖别人。对于陌生人而言，只有当我们假定或者普遍相信某人是能够对他的行为负责任时，我们才会信赖他。这就需要这个社会中普遍存在一种自我负责的文化，即大多数人都能够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自我负责的文化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础之一。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需要知道自己所选择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并且对这一后果负责；而且还要知道，如果一个人不负责任甚至损人利己，他的行为就会破坏社会运行，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自食恶果，从而受到惩罚。“蒙特格拉诺人由于只信任他们自己的亲属，因而陷入了长期的贫困……”[17]
如果大家都从自我负责的角度出发，就能够推己及人，从而自觉地维护社会秩序。一个人对自我负责，是对他人负责并产生信任，并增大社会资本总量的基础。
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家接受的教育都是自我负责的教育，那么，当他从孩子长成大人后就会具有判断与选择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能力，就能够相信别的人也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会不断递进。
如果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选择和所做的事情负责，那么人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就更加被容易激发出来，人们就会更容易信赖别人(陌生人)并找到更适合某件事情或任务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开展合作与各种类型的社会创新。
美国经济学家福山曾经指出：“社会资本对于一国的繁荣与竞争力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18] 社会资本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突出的功能，在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殖能够有效地促进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创新活力的增长。它可以通过促使个人之间、组织之间的普遍信任而使信息沟通透明化，增大信息流量和准确度，降低社会活动和各类交流的成本，促成更多的创新机遇、空间和可能性，从而增强和激发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创新活力。而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自我负责的文化的形成。
因此，自我负责的文化对于普遍信任的形成、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社会创新而言至关重要，而这种文化的形成需要在教育的核心构件——课程中贯彻。
三、为了社会创新的课程：呼唤自我负责的课程文化
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控制。比如，那种以科举制度为机制的选士制度，是控制的一种典型，这种制度曾起到对所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控制的作用。在这样的制度下，尽管人们非常强调“慎独”，但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常常有人不按照已有的规范来行动，因而导致社会中帮派和党朋关系泛滥。例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19] 明朝在政治上是非常讲究“德治”的，但事实上，在这个社会中，充满了满嘴仁义道德但背地里阴险腐败的人，并出现各种党朋之争，以至于政治管理体制需要通过庞大而严酷的特务机制来监督和维护。试想，一个社会如果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持和巩固的话，不但需要一大批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运行成本也会很高，同时，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的自由度会相应减少。处在他律的状态下，人的创造性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这种文化对社会创新是不利的。
传统社会中的课程文化，是一种等级制的、一层一层往下传递现有社会的知识、价值观与文化，进而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课程文化。这种课程文化以维持和巩固现有社会文化和社会状态为目的，作为教育的核心构件，执行着生产关系和文化再生产的功能，其基本特征是控制。
“(以泰勒为首的传统)课程，是一个名词，指一系列有结构的、相互联系的学程，这些学程的背后隐藏着控制的概念——来自外部力量或强加的力量的控制。课程，是为了操作这种控制而设计的……”[20]
当以“控制”为特征的课程文化渗透在课程的每个方面，一个稳固的系统便得以形成：
在课程目标上，在于“塑造”学生，使学生形成既定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学会既定的知识与技能、并成为社会所期望的理想的成人。在这种目标导向下，“个人发展的运行和实现的机制，包括社会和认识两个方面”，而认识则是要使学生“学会成年人已经认识了的东西，包括认识的结果和认识的方法，还同时把发展他们的认识能力作为专门的任务和工作。”[21]
在课程内容上，强调“学生不是直接跟自然界、社会现象打交道，而是通过课程这个中介客体去认识世界……课程的本质是教学认识的客体，也就是人类认识成果，也就是知识。”[22] 其知识观强调知识就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是客观的、静态的，课程内容是经过上级管理部门和他们聘请的专家精心挑选的，并认为适合学生学习同时外在于学生的知识，是学生学习的客观对象。
在教学方法上，强调“教学的主要工作是将知识打开，内化，外化……是将人类历史经验的精华即科学知识转化为学生头脑里的精神财富。”[23] 其方法包括把“知识原始获得的实践认识活动方式和过程，加以还原、展开、重演、再现……并将这些过程加以简化”的内化过程，还包括“把此前领会的知识通过操作和言语展开、呈现出来，在教学实际工作中，就是练习、实习、实验、操作、问答、考试，包括审题、解题、演算、判断等过程。”[24] 其中，讲授法是解释和“打开”知识的最主要的有效方式，“几百年来，世界各地中小学都把它当作主要方法。”[25]
在师生关系上，教师是知识的掌握者和解释者，“被视为‘真理的代言人’来向学生传授具有权威性的知识”；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26] 是容器，是被塑造的对象，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以教师为主导的关系。
在课程评价上，以终结性和甄别性评价为主，重在考查学生是否达到预设标准，是否掌握既定知识，是否达到相应程度，并甄别出学生的高低优劣。这样的评价体系实际上为选拔精英和社会分层起了筛选作用，在筛选中处于上流的人成为胜利者进入精英阶层，而大多数人则被视为或自视为失败者。
在课程管理上，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层层监控。这种文化首先体现为科层制的学校管理，即中央管省、省管地方、地方管学校、学校管教师、教师管学生。学生中采用干部制管理，班长和班干部对“普通学生”进行管理和监督，并向老师汇报。这种管理方式使每一层的人都向上一级负责而不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丧失自主性，凸显的是课程文化控制功能的工具性和他律性。以日本为例，在“文部省→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市町村教育委员会→校长→教师→儿童这种单向的权力结构中，学校的自律性与教师的专业性形成的基础被限定并剥夺了。在官僚结构中，每个教师的责任被……扼杀，变换为上级代理者的责任……对于拥有作为专家觉悟、拥有职业责任感的创造型教师来说，这是一种带来巨大障碍和制约的体制……”[27]
对于学生来说更是如此，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既定的知识，换取文凭和证书，从而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进入主流社会。学生只要听话，背诵和记住指定要学的内容，尤其是考试要学的内容就可以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责任被扼杀，学生只要学习成绩好就是好学生、好孩子，不用对自己的生活和成长负责，由此而导致学生唯考试至上，合作、研究和创新能力差。这既不利于学生在走入社会后形成普遍信任，也不利于社会资本有效增长和社会创新能力提高。
高中新课程改革目前正在我国推行，但如果不对大学招生体制和高考体制进行合理改革，那么这一改革就很难顺利展开。对此，虽有不少学者通过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如在我国实行那些证书制的或者标准化考试加平时表现和综合能力的评价标准，等等，但大家还是普遍认为，这些方法在我国都是行不通的，并认为这会产生腐败，破坏考试的公正性，从而进一步加剧我国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在以控制为特征的文化中，只要出现由人们自己来控制的空档，就会出现违规行为，从而通过特殊信任网络的运转而破坏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继而降低社会资本，破坏整个社会的公正，使创新网络的建设和创新实践受到阻碍。
鉴于课程所具有的建构性功能，“当代课程改革应始于对其由来已久的工具品性的转换，使其由文化的工具存在转变为文化的主体存在，使课程成为一种以文化批判、反思与生成为机制及品质的建构性文化。”[28] 因此，充分发挥课程的建构性构能，挑战控制的课程文化，体现和贯彻自我负责的课程文化，有助于促成我国社会中的成员自我负责的意识和能力的形成和提升。
“每个社会都应该致力于不断增强其社会成员之间、机构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普遍信任……”这种普遍信任必须建立在以自我负责为特点的“自主的善”的基础上。[29] 只有当自我负责的课程文化在课程的每个层面都得到充分的落实并能使受教育者真正成为自我负责的个体，形成一种对他人信任的氛围，能够进行更广泛的、自主的合作时，“……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30] 的新课程改革目标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个体的创新空间和能力发展的可能性才能得到保障，普遍信任和社会资本才能得到增长，社会创新的能力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激发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