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进程与邓小平理论创新_共同富裕论文

20世纪进程与邓小平理论创新_共同富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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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开创中国20世纪第三次历史性巨变的一座里程碑。伴随这一伟大变革产生、形成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今天,我们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年,最重要的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实践与胜利20年历程的纪念;最关键的是要认真学习和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邓小平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把邓小平开创的事业推向21世纪。

研究20世纪历史进程与邓小平理论创新,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涉及多门学科,涵盖广宽内容。本文拟从几个方面揭示邓小平理论创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理论

20世纪是社会主义运动由空想转变为科学、由理论转变为现实的一个重要时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新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崛起,以及社会主义在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出现,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结出的硕果。但是,到20世纪下半叶,当时代主题从战争与和平变为和平与发展时,这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偏颇和实践上的失误,没有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严峻的挑战。是继续前进,还是后退或倒退,一个严酷的现实摆在了马克思主义者面前。

面对世界性的历史变动和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理论家的大无畏勇气,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现时代的发展和现时代的特征出发,对落后国家如何建立和建设、如何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深沉思考。针对过去我们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不够清醒,他提出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他从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入手,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构成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这是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

联系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知道,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由于当时历史没有提出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作具体研究;列宁作过有益探索,但时间不长;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作过伟大贡献,但由于他搞“超越”,造成苏联很大失误;毛泽东强调从实际出发,但由于理论上有偏颇,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于是,解决落后国家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样一个世界性课题,历史地落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肩上。这绝不是偶然的。

第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为前提的,并设想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但是,20世纪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恰恰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始料未及的。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根据自己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新的解释和新的发展,科学阐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经说过:“怎样设想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解决了”(《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3页);又说:“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又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同上,第34卷,第60、61页)。列宁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即建立实行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设想出来了,“已经解决”;但他们对社会主义也只提出了一些概略的原则,是否符合实际,要靠那时的实践去检验,去回答,所以列宁说“不知道”。因此,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实际去判断这些原则,同样也不能把这些原则机械地照搬到今天的实践中去。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表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上出现失误,在于没有把马克思、恩格斯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特定历史条件相结合,因此,造成理论与实践的反差。这是历史经验。

列宁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索,主要表现在揭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求索上,那么,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寻求,则主要表现为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发生并取得胜利的探索。特别是在苏联革命取得成功后,他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对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由于列宁不幸过早去逝,这一探索没能继续下去。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对社会主义特征进行了探索,使苏联第一个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后来曾当作社会主义“模式”推广和搬用,越来越暴露出弊端,并引起许多争论和事端,直至引发苏东剧变,这是不争的事实。这表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要经历曲折的。

这一曲折不仅在国外有,在国内也存在。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这不仅促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且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理论成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注意中国特点,强调区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提出以苏为戒,开始突破苏联模式,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大大向前推进了和深化了。但是,后来这种探索停顿了,他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政策上出现失误,理论上出现偏颇。其根源在于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没有认识得很清楚。正如他在1961年所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一定了解,但不甚了了。”因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没有及时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从而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相反,当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他仍然把阶级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这种错误的进一步发展,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性大灾难,把中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理论上的偏颇一度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极大混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出现不少错误观点和作法。如把所谓“一大二公三纯”、平均主义视作社会主义,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甚至还出现“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社会主义”的荒谬说法。这些错误观点与作法同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第二,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探索,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

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和现实情况看,由于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也由于科学社会主义者所处的时代和国情不同,看法和做法并不一样,因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说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据说,时至今日,有关社会主义的定义有500种以上,可谓琳琅满目,而从中能找出正确答案的为数寥寥,很多只是昙花一现,过眼烟云。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在讲到解放思想时,他又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也要解放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页)这是极其深刻、精辟的见解。

邓小平为什么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要强调解放思想?其一,它有很强的针对性。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了,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殊知在不少方面并没有真正搞清楚,我们必须打破思想束缚。其二,它有鲜明的理论性。就是要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进行拨乱反正,既恢复马克思主义中被扭曲的内容,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纠正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个别结论,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成功地找到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中,始终贯穿着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反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的思想。他认为,丢了老祖宗,就会迷失方向,丧失根本;同时又强调不能唯书、唯上、搞教条主义,要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邓小平理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既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这也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显著特点。二是反复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事求是,认识社会主义也必须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灵魂。离开实事求是,不从我国实际出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综观改革开放前20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的曲折,改革开放20年进程中出现的困惑,都是没有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明确提出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艰辛探索的伟大成果

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最终归结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这个新的概括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个概括十分深刻,它既表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特征”论述的继承和发展、深化和创新,又纠正了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全面、不确切的认识,甚至被扭曲的认识。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是从生产关系的总和,探索如何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邓小平论述社会主义本质,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上,寻求如何在我们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发展和巩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得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大理论贡献。其主要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

首先,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置于首要的基础地位,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并把它作为新社会的重要任务。毛泽东也认为,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则把生产力能不能迅速发展,提到社会主义够不够格、有没有优越性的战略高度。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把“解放生产力”置于发展生产力的前面,这不是一个字句顺序的问题,而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上的一个突破。过去,按照传统的理论,似乎社会主义不应该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这是一种误解。邓小平同志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所以,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必须解放生产力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它既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第二,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一个贯穿社会主义发展的长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没有剥削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剥削现象和贫富差距,是一个客观事实。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374页);另一方面,“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应当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可见,这是一个渐近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绝不能操之过急。如果象过去那样,凡是与“资本主义”沾过边的东西,统统要铲除,连个“尾巴”也要“割”掉,这种恶果,人们记忆犹新,它给人们留下了什么?不是令人们痛心疾首的社会落后、共同贫穷和加上一个抽象的“社会主义”空壳么!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现实,是一种历史进步;而把社会主义由现实退回到空想,却是一种历史倒退。所以,邓小平同志响亮地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说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又是对国内国际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第三,论定“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优越性的体现。“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进而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同上,第364页)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归宿。实现这种共同富裕,既要创造生产力方面的条件,即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又要创造生产关系方面的条件,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可见,任何削弱或不重视任何一个方面的条件,都不利于达到共同富裕。

但是,“共同富裕”既不是“同等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更不是“同时富裕”。让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大政策”,同时他又确定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大目标”,这就从政策上、目标上排除了“同等”、“同步”和“同时”富裕的那种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看法和作法。因此,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把方法的灵活性和目标的坚定性统一起来了。这种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基础,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前提的“共同富裕”,既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搞的那套“收入均等化”,又区别于西方那套“全民福利”。它具有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从不同视角作过回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等等。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有力地说明,我们必须按照邓小平理论的要求,始终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之基础,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一条决不能动摇。因为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经济建设搞好了,我们才有迎接世界经济挑战的资本;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经济建设搞好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我们党才具有更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人民群众才会拥护我们,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才会有坚强的后盾。

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第一次

100多年前,当有人要出一本《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书,请求恩格斯写文章时,恩格斯说:“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客观事实,而不是抽象原则。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观点、结论的任何考察和理解,都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必须联系它们所依据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才能获得具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认识;反之,则相反。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分析和深刻总结国际国内历史经验的结果,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立足点。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础,也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进程、主要矛盾与根本任务、基本路线与基本纲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这对于我们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重要的体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是科学的反映论。它不是哪个人头脑里先天的、固有的产物,也不是哪个人坐在书斋里凭空的主观想象,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观察现实、分析国情的结果。它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因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符合中国的实际,因而它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最大的实际,最基本的国情。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是犯左的错误?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受某些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的影响,受别国经验的影响。但不从实际出发,缺乏实事求是精神,对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认识模糊,或有偏差,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二,在我们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

对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划分,历来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在写《哥达纲领批判》时,考虑到德国不如英国发达的特点和党纲的需要,首次把共产主义划分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这里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就是列宁后来说的社会主义阶段。但对于社会主义阶段如何划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涉及。在列宁的著作中,列宁坚持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并曾经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有过一些提法,如提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等。但列宁对十月革命后苏联的社会主义究竟处在什么阶段上,没有作出明确的判断。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他也有严重失误,开了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先河。1936年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中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99页)1939年他在苏共18大又说,“我们正向共产主义前进”(同上,第464页)他还认为,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只需要15-20年。以后这种超越历史阶段、急于过渡的“左”的思想倾向在苏联占了主要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后来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年,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作过艰辛的探索,也有过严重的失误,犯过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泽东同志曾在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阶段,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阶段。应该说,这是很有见地的思想,是一个闪光的观点,可惜没有成为他本人和全党的主导思想。以致1958年提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左口号,后来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教训极其深刻。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总结,也是十分弥足珍贵的历史结论。

在邓小平的著作中,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十三大前夕,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用一百年时间”,“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同上,第379、383、380页)。邓小平确认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不是一个称谓问题,而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划分、科学定位的问题,这是以往马克思主义没有解决的。象我们党这样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的确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重大理论贡献。

第三,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既不浮躁,也不超越,要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是由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客观进程和本国具体的国情决定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任何人为地缩短或超越这个阶段,都不利于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我国建国4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近2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从总体上说,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综合国力还不强;人民生活总体水平还不高,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等。这些都表明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的,也是难以办到的。这是我们理解初级阶段长期性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性,要把二者统一起来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任重道远,而要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转变和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转变,则需要更长更多的时间。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更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因此,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保持清醒的认识,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总结过去经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和理解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几种思想倾向。一是防止“超越”的思想倾向,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立足国情,实事求是想问题、出主意、找办法、作决策,再不去干那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蠢事。二是克服“左”的思想倾向,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复杂性。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把社会主义视为纯而又纯,动不动就问“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真正理解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三是反对消极的思想倾向,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务的艰巨性。不能误解和曲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积极意义,把“初级阶段当作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把什么都当作“初级”标准,降低对学习、工作和任务的要求;要高标准、高要求,开拓新局面,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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