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实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市论文,为例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居民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即经济体制上向市场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上向工业的现代化社会转型。这两个因素叠加重合，可以说在世界现代化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关键性经济改革最终都要触及深层次的利益关系问题，出现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改革初期，我们主要是要解决社会缺乏活力和效率的问题，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过去所不曾有的在城乡、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较大利益差别，强调公平、公正、共同富裕；改革初期，我们更多地注重经济总量指标的增长，而今天，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日益突出。现实要求我们认真分析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的特征，对新形势和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正是中国发展新阶段具有战略意义的新课题。
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小农村”和都市化与工业化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城乡二元化结构日益加剧并引发的种种社会经济矛盾，如何处理好经济快速发展中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的重点是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近年来，北京市同全国一样，经济增长了，居民收入增加了，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拉大了。从基尼系数看，尚未达到0.4的警戒线，那么，北京市的居民是否共享了增长的成果？北京的居民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改革是否必然伴随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什么？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否合理？本文在对北京市居民收入总体描述的基础上，把北京市居民收入差距分解为城乡差距、城镇内部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分别测算分析了三种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率，进一步地，对城镇居民内部和农村居民内部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分组，深入分解分析影响收入差距的解释变量和原因，并对解释的程度进行了测算和说明。
一、北京人富起来了，但还没有达到共同富裕
（一）经济快速增长使北京人变富了，但还没有达到首富
近年来，北京市同全国一样，经济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增长。2000年北京市人均GDP达到2706美元，2004年突破4400美元，（注：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根据年末汇率8.2765元人民币兑1美元计算。）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96年的1616.03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4283.3亿元，年均增长13.0％，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年均增长10.8％；人均GDP从15044元增加到36833元，（注：2004年人均GDP用GDP/年末户籍人口数得到。）年均增长11.8％，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年均增长9.7％。（注：2004年人均GDP增长率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缩减得到。）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从1996年的6885.5元增加到2004年的15637.8元，年均增长10.8％，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年均增长9.4％；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纯收入从1996年的3562.7元增加到2004年的7172元，年均增长9.1％，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年均增长8.4％。
同全国平均水平和各直辖市、经济较发达城市相比，1996年至2004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为9.4％，高于全国和其他城市水平，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8.4％，仅低于深圳市和天津市，高于全国和其他城市，而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都呈现了稳步增长的态势。
（二）“蛋糕”做大了，但分配凸显不均
随着北京市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并非所有的人都从增长中分享了好处或分享的程度不同。从差距水平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均成扩大趋势，其中，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大于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并且2000年以来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快于城镇居民。
附图
图1 北京市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分解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北京统计年鉴》。
分解收入差距，（注：分解方法采用泰尔指数，其定义公式为：GE（α）=（1/α[2]-α）[（1/n）
（（y[，i]/y））[α]-1]。）在逐年增大的北京市居民收入总差距中，各部分对总差距的贡献率发生很大变化。首先，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从1996年的37.5％上升到2003年的51.47％，目前是影响北京市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因素。其原因是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口份额及收入份额大大高于农村居民，并且逐年增加，1996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口所占比重为65.85％，2003年达到72.32％；1996年城镇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为80.08％，2003年上升为84.78％。因此，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较小变化对总差距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其次，农村差距的影响逐年下降，原因在于农村人口的减少。农村人口占全市人口比重从1996年的34.15％下降到2003年的27.68％，农村居民收入份额占总收入的份额的比重也在降低，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总体差距的影响缩小，2000年以后对总差距贡献不足20％。这从一个新的角度说明，加快城市化建设，减少农村人口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再次，城乡收入差距所占的比重大约为1/3，1996年至2003年间这一比例的均值为35.70％，是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二、居民收入差距的1/3来自城乡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1.63扩大到2003年的2.14，总体上呈扩大的趋势（见图2），这期间的1980～1984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超过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缩小，但在其后的年份，城乡收入差距基本呈上升趋势。
199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06倍，这之后城乡收入比始终在2倍以上，近三年来北京市的城乡收入比值分别为2.12、2.14和2.18，虽然比全国的小，但也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国际上城乡收入比很少有国家超过2，大多数国家低于1.5。（注：如果把实物性收入和补贴都算个人收入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许是世界第一。城乡之间货币收入差距最大的是津巴布韦，1990年其城乡之间货币收入的比值为3.57。2000年中国城乡之间的货币收入的比值为2.79。即使以城镇居民获得的实物性收入占其货币收入的30％计算，2000年中国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比值上升为3.62，要高于津巴布韦。）从动态看，1996年至2004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9.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8.4％，收入增长不同步，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小农村”的背景下，城乡差距问题依然不能忽视。经济学中的“木桶理论”告诉我们，城乡差距已经成为制约北京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瓶颈。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率为30％。
附图
图2 全国和北京城乡收入比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
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比数据显示的结果要大。上述数据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但这还不能反映城乡居民的实际差距水平，原因在于通常计算和分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指标的统计口径和范围不一致，综合考虑收入来源与收入用途两个方面，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应在6∶1以上。
三、居民收入差距的51％来自城镇内部收入差距
1996年，北京市居民收入总差距中，有37.50％可由城镇内部差距来解释，至2003年，城镇内部差距的贡献率已达51.47％。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注：基尼系数基本公式：G=1-P[，i]×（2
W[，k]-W[，i]））自1986年以来的18年中增长了76％，年均增长3.19％；2000年至2004年增长了20.3％，年均增长4.7％，无论增速还是增幅，都是改革以来发展较为迅速的阶段，并有进一步加速趋势。其特征表现在：
1.收入普遍增长下的贫富差距扩大。如图3，不论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的人群，总体上收入的绝对额和相对速度都是增长的，说明广大居民都从增长中得到了好处。
附图
图3 北京市城镇居民收入分布
资料来源：北京市城市住户调查数据。
高低收入群体增长的差距拉大。收入越高的群体增长幅度越大，收入越低的群体增长的幅度越小。高低收入组收入比例呈现出扩大的势头。“十五”以来，四年间十等分组的最高与最低收入组收入比值从2000年的4.09倍扩大到2004年的5.65倍，与“九五”时期比，有明显加速趋势。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北京市十等分组收入比值是很高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的这一比值在绝大多数年份比北京市的低，同时，Flemming J.和J.Micklewright（1999）的研究显示，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职工十等分组的收入比值也不高，如德国为2.45，澳大利亚为2.80，法国为3.02，英国为3.40，美国为4.16。
附图
图4 1992年至2004年收入来源结构变动
资料来源：同图3。
2.从收入来源看劳动收入仍然是居民收入中的主要部分。劳动收入占总收入近70％，说明劳动收入仍然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从动态看，劳动收入呈逐年降低的趋势。比重排在第二位的是转移性收入，并且逐年上升，从1992年占总收入的17.4％升至2004年30.7％，说明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同时一些企业采取鼓励提前退休或下岗的办法处理冗员，因而导致领退休金和下岗补贴的人员增多。
3.居民自然特征和从业特征等各解释变量对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变化较大。影响居民收入的因素既复杂又多样，既取决于个体差别，又取决于社会因素，但是能够作为解释变量必须满足数据可得的条件，因此，我们选取了反映城镇居民自然特征和从业特征两大类六个变量的数据，即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就业特征、行业特征、职业特征等分析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对于暂时无法量化的其它因素还不能作为解释变量。
那么，上述六个变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收入差距？其中哪个变量的解释力更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采用Fields（注：Fields的方法是利用收入决定函数推导出的结果来解释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不同国家或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及其变化的解释变量。s权重表示该收入来源对整个收入不平等指标的绝对贡献度，包含了未解释部分（残差项）；p权重表示被解释变量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被解释变量（即各种收入来源）的差异性所解释，即不包括观测不到部分的解释力，该种变量占整个可观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差异的总体解释程度的比重。）基于回归分析的分解方法来分析居民个体特征和从业特征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及总体解释力。
表1给出了1986年至2004年的Fields分解结果，观察各种影响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度。从各个因素对居民收入差距解释力度来看，2000年以前年龄因素始终是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首要因素，但其对收入差距解释力度呈下降趋势。1986年，年龄因素对整个居民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度达到了72.45％，而到2004年，年龄因素的解释力度下降至21.83％，下降了50个百分点。这是由于，在原有的收入分配体制下，年龄因素是决定收入的主要因素，年龄越大工龄越长，收入就越多，升迁加薪等基本是论资排辈。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加快，年龄逐渐让位于能力，年龄因素已经不是构成居民收入及收入差距的首要因素。
表1 各种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分解
年份 1986 1992
1996 2000
2004
解释变量 S权重 P权重％ S权重 P权重％ S权重 P权重％ S权重 P权重％ S权重 P权重％
性别
0.020 4.27
0.006 1.87
0.011 4.7％
0.008 3.74
0.016 5.73
年龄
0.347 72.45
0.199 65.18
0.091 39.80
0.073 33.25
0.059 21.83
文化程度 0.028 5.81
0.007 2.36
0.064 27.94
0.072 33.16
0 080 29.42
就业性质 0.020 4.23
0.035 11.29
0.017 7.45
0.017 7.85
0.038 14.00
行业性质 0.008 1.58
0.020 6.52
0.006 2.46
0.041 18.73
0.019 6.84
职业性质 0.056 11.66
0.039 12.78
0.040 17.63
0.007 3.27
0.060 22.18
解释的比重 0.479 100.00 0.306 100.00 0.228 100.00 0.218 100.00 0.272 100.00
资料来源：同图3。
文化程度因素对其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度在迅速上升。1986年居民个人文化程度对其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度为5.81％，而2004年该因素的解释力度上升到29.42％，上升了近25个百分点，已成为影响居民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因素。这表明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人力资本的认可程度不断深化，人力资本因素越来越成为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
性别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有小幅波动，其解释力度1986年为4.27％，1992年下降到1.87％，而2004年又上升到5.73％。可以认为，性别对收入差距虽然有影响，但基本做到同工同酬。
职业因素对其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度呈上升趋势，1986年其解释力度为11.66％，2004年上升到22.18％。在从业特征因素中，职业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度始终是最大的，反映出不同技能劳动力回报率的变化。从事的职业不同也就意味着从事劳动的性质不同，性质不同的劳动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和劳动力接受培训的年限有很大差别。不同职业间适度的收入差距会起到示范效应，激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接受技能培训，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因而职业因素对收入差距渐强的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
就业性质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度在上升，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由1986年的4.23％上升到2004年的14.00％，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这归因于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加快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非国有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而使居民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同时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一些经济效益较好企业增加收入的同时，另一部分经济效益出现滑坡甚而破产的企业，职工处于失业或下岗的状态。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使就业性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断加大。
行业性质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度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居民所从事的行业性质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由1986年的1.58％上升到2000年的18.73％，而2004年降低到6.84％。之所以呈现该种态势是因为：1986～2000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大，但改革开放呈现渐进的特征，有的行业先放开、先搞活、先得到实惠，有的后放开、后搞活、后得到实惠。同时许多行业的垄断地位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凭借其垄断地位使其从业人员的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而2000年以来居民所从事行业性质对其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有所降低是因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政府部门逐步退出一部分生产领域，某些行业的垄断程度有所降低，同时政府出台调控某些垄断性强的部门和某些特殊行业过高收入的措施，使垄断性行业职工的收入有所降低，而原有的非垄断性行业职工的工资有所提高。
综上所述，居民的自然特征和从业特征能够解释收入总差距的27％—50％；其中，个人特征因素的解释力大于从业特征的解释力，但两者的变化趋势相反，个人特征因素的解释力逐渐下降，而从业特征因素的解释力逐渐上升；文化程度已取代年龄因素，成为影响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因素，其他就业性质、职业性质、行业性质等因素的解释力都有所增强。这些变化反映了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快，适应市场竞争的因素逐渐成为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变量，同时需要我们不断深入挖掘和测度遗漏变量。
四、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严重性高于城镇居民
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基尼系数1996年为0.277，2001年首次超过了0.3，2003年达到0.330，成为北京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突出矛盾。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对总差距的影响在缩小，不是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了，而是由于农民占总体比重减少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不是由于城镇居民富裕了多少，而是由于农民太穷了。提高农民收入是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关键问题。
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对总体收入差距影响最大，平均份额达到63.07％。虽然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力在近些年出现下降，但2003年仍能解释收入差距的52.34％，说明该项收入是构成收入差距和影响其变动的主要因素。家庭经营纯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次之，平均份额为25.27％，也是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五、数据背后不容忽视的几个问题
对收入差距测度的准确性取决于居民户抽样调查数据的代表性。目前现有的大多数城镇抽样调查只覆盖了城镇户口的居民户，而把大量的流动人口排除在外，（注：根据2003年非典时期的统计，即使在外来人口部分已回家乡的情况下，北京市外来人口总数仍有380万人之多，据调查估算，实际流动人口总数高出当地登记流动人口总数约18％至40％，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估算的话，北京市实际外来人口数在448万至537万之间。）如果把他们包括进来，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要更高一些，因为这部分流动人口大多属于城镇中的收入底层。（注：这部分人的收入有可能不是城镇中的最低收入，但是他们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把这种低估的成分和前面提到的农村居民收入的高估考虑进去，再把无法通过住户资料得到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考虑进去，实际的收入差距要大得多，有些课题组估计基尼系数应在0.45以上。这些问题虽然没有在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反映出来，但是老百姓的不平衡感受已说明了问题。
六、缓解北京市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北京市居民收入差距虽然没有超过警戒线，但已潜伏着危险，如果不加以抑制，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我们认为，缓解收入差距应注意以下问题：
1.从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城乡协调发展。与全国和其他大多数地区相比，北京的特点尤为突出，就其基本特点而言，北京的城乡问题可以定位为“都市化与工业化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城乡二元化结构日益加剧并引发种种社会经济矛盾”的问题。一方面是在巨大财力倾斜支持下，凭借区域优势等各种资源禀赋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是缺乏财力支持、资金匮乏的农村发展缓慢，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北京有其巨大且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及其政治资源优势，可在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上具备更好的条件和更多的机会。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根本的问题是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加强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力争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由“依靠农民自身”向“以政府为主”的模式转变，一句话，没有财政的介入和独立支持，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对于北京来说尤为重要。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就缩小了北京市收入差距的30％，此外，吸收农民进城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非常重要的途径。
2.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着眼点应放在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数据分析描绘出了越来越清晰的收入分布状况：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和收入政策的调整，高收入逐渐向年轻化、高学历以及掌握一定技能的群体倾斜，但是，北京市人口比重最大的文化程度是初高中文化群体，年龄比重最大的是中年以上年龄组，从事的职业最多的是工人，按就业性质分组，除就职于国有经济单位占到40％左右外，离退休人员占到30％，行业人数最多的当属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这些群体都属中低收入群体，甚至是需要救助的对象，关注和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不论对于缓解收入差距还是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换个角度，从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测度方法看，某部分对总差距的贡献率既取决于该部分收入差距，同时取决于该部分占总体的份额，提高比重较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对缩小收入差距行之有效。
3.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针对我国目前的情况，应尽快提升个人所得税的地位是我国目前税制结构调整的选择。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同时辅之以遗产税等覆盖个人收入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实现环节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个人收入使用环节的特别消费税；个人收入积累环节的财产税和不动产税；个人收入转让环节的遗产税和赠与税等。提高起征点，实行累进税率，加强征收征管。
加大农村和城镇弱势群体的教育投入，在农村实现9年甚至12年义务教育，使老百姓有一个公平的起点。采取一切措施建立健全农村资本市场，使其生成造血功能。加强对农村和城镇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把北京建成首善、首富之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