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夷夏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4-0038-07
儒家文化有其独特的学术特征，即“儒者以六艺为法”（《史记·太史公自序》），“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汉书·艺文志》），是“六经”为法典，“六艺”为内容，孔子为宗师，尧舜、文武为楷模，力行夏、商、周三代之礼为核心的文化。这种有所“损益”的三代文化，除有独特的思想性质外还有十分明显的地域色彩，即它是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华夏文化。远古时期，华夏族活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创立和发展了华夏文明，为儒家文化的孕育和发生、繁荣，奠定了民族和地域的根基，换言之，华夏文明是儒家文化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之一，研究和探索儒家与华夏文明及其周边文明的关系，是深入阐释儒家本质的重要内容，是从地域和民族文化的角度透视儒家精神的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尝试。
夷、夏之辨是儒家文化的传统之见。尊王攘夷，以夏变夷，几乎成为儒者所推崇的定论。“夏”成为华夏族正统文化的代表，为儒者所乐道；而“夷”成为中原地区周边非主流文化的泛称，是华夏文化所浸染、熏陶的对象，夷、夏之辨，夷夏之防，成为儒家文化所坚持而不可移易的大道。事实上，则不尽然。夷、夏文化除有差异性外，还有统一性、和合性。如果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角度看，随着历史长河的“滚滚东逝”水，这种交融性、和合性远远超越其差异性。
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具有差异性，这是非常明显而直观可察的，古人对此早有认识。《礼记·王制》中就记载了“王使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方法，即通过搜集、整理诗歌以体察各地的风土民情。《诗经·国风》按照十五个地区汇集诗歌，生动地再现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特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通过记载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之事，展示了“周礼尽在鲁”的儒家文化特色及其区域属性：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矣。吾闻卫康叔、武公以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矣，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
从公子札对各国乐曲的评价中，既可以使人洞察各国不同的区域文化，又可以看出华夏之声的“周乐”不仅在中原盛行和流传，而且远播西方“秦土”，遍及夷、戎之地。夷、夏礼俗之分，仅是一种相对之别，而无不可逾越的鸿沟。
《汉书·地理志》不但明确地指出“域分”的文化概念，而且指出了地域文化赖以形成的两大因素，那就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汉书·地理志》认为，水土的构成和王侯的引导，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基本依据，这是很有见地的社会学、文化地理学的观点。古人早已注意到自然环境对区域文化的影响，并有很多论述：
邹人多近沂泗，多质实；南近滕鱼，多豪侠；西近济宁，多浮华；北近滋曲，多俭事啬（《邹县志》）。
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刘禹锡《送周鲁儒序》）。
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旧浙江通志》）。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自然环境对风俗人情、文化礼仪的重大影响。至于人文环境对区域文化的导向也是非常明显的。吴越地区的风俗，在春秋时期和晋代永嘉之后，有根本的转变，这同统治者的倡导密切相关。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为世仇，征战不已，君王重赏敢战之士，尚武习气蔚然成风。“吴越之君皆尚勇，故其民好用剑”（《汉书·地理志》）“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慨之风”（左思《吴都赋》）。但自晋代永嘉南渡之后，吴越渐成远离中原战区的乐土，士大夫避乱江东，谈玄阐佛，乐山水而好儒道，因此，“尚武”之风一变而为“崇文”之习，六朝故都成为脂粉之地。一些士大夫对这一转变，作了探讨：“永嘉之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文艺儒术，于今为盛，盖因颜、谢、徐、庚之风焉”（明刘檗《成化记》），“其民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戏，歌鼓之声相闻”（《苏轼《表忠观碑》）。苏轼、刘檗的这些分析，正好证明，吴越风俗的嬗变与“君上之情欲”息息相关。
由于自然、人文环境的双重影响，地域文化的特征非常显著，以致古代的学术思想亦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即以地域作为学派的标志。侯外庐指出古代各个学派的地域分布和思想特色，他说：
各个学派的流传分布，往往也有其地域特点，大略的形势可以描述如下：儒墨以鲁国为中心，而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楚、秦发展。道家起源于南方原不发达的楚、陈、宋。后来可能是随着陈国的一些逃亡贵族而流入齐国。楚人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巫鬼宗教，同样在北方偏于保守的燕国和附近的齐国，方士也很盛行，后来阴阳家就在齐国发展起来。法家主要源于三晋。周、卫位于各国之间的交通孔道，是商业兴盛之区，先后产生了不少专作政治交易的纵横家（《中国思想史纲》）。
任继愈也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地域的差别，产生了四种文化类型：邹鲁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任继愈对这四种文化的学术性质，同侯外庐的观点比较接近。他指出“鲁文化对周朝的宗法制度采取肯定和维护的态度。鲁国是儒家的发源地，儒家的经典《诗》、《书》、《礼》、《乐》都是西周数百年文化积累形成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楚文化凸现道家色彩；三晋文化是兵家、纵横家、名家的荟萃；燕齐文化则多呈神仙家的面貌。总之，侯、任二先生都肯定地域文化的存在，并一致认为，邹鲁地区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由此而传播中原与周边诸国。
为了阐明夷、夏文化的渊源和关系，必须对中国古籍中所提到的夷、夏用语和概念作一扼要考辨，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夏，本指华夏民族，是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族等在春秋时期融合而成。若往上溯，可以发现其中的夏民族是炎黄部落联盟中黄帝部落的后裔。《国语·鲁语上》说：“夏后氏祶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这即是说，夏民族奉黄帝为始祖，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大戴礼记·帝系》说：“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世本》也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也。”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也说：“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这些史料都证明，以禹为开国之君的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因此，华夏族世称黄帝为鼻祖，将一切文物制度的创立都归功于他，称之为“人文始祖”，被誉为“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毛泽东、朱德《祭黄帝文》，《新中华报》1937年4月5日），至今耸立在陕西中部黄陵县的黄帝陵，成为汉民族始源的象征。周民族则与留居在陕西渭水领域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有着族源关系。《国语·晋语四》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姜水即岐水，“岐水又东，纪姜氏城南，为姜水。”《世本》称：“炎帝姜姓。”《帝王世纪》亦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也。”由此可见，姜水是渭水的一条支流，其地在今陕西西南部。炎黄两个部落相距不远，后来陆续迁到河南、中原地区，但仍有部分成员留在原地，故在春秋时期，关中一带仍有“夏声”。
在华夏民族起源之时，与炎黄部落并居，而崛起于黄河流域的民族，则是东夷。所谓东夷，《礼记·王制》释为“东方曰夷”。《说文解序》亦云“夷，东方之人也。”这就是说，因其居于炎黄部落联盟之东而谓之。东夷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有的学者认为“狭义专指秦以前居今山东、江苏、安徽等省自淮以北沿海一带之异民族。广义则为秦汉以后，……指朝鲜、日本、琉球等为东夷”（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第76-83页，上海书店，1985年版）。与华夏族相对的“东夷”不是一个单一的共同体，而是包括众多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在内的一个位置，古籍上常号称为“九夷”，其主要部族为蚩尤、帝俊、莱夷、徐夷、淮夷五大部分，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地区，而其中的帝俊部则是商民族的先祖，所以孟子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离娄》）。帝俊部的活动范围就在现代的山东、河南交界之处。在夏、商、周三代时期，东夷与华夏民族就发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夏代，东夷与华夏经常处于和、战之中，据《竹书纪年》所载，夏“后相三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凤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云夷来亥。后芬即位三年，九夷御。”在夏桀末年，夏王朝鉴于商汤的不朝见，不纳贡，下令起“九夷之师”（《说苑·权谋》）讨伐商汤。商朝虽从帝俊部发展而来，但对其他夷族部众仍常用兵。帝乙时便大举征伐东夷，纣王对东夷用兵，规模更大，俘虏“亿兆夷人”以充实自己的军队，但在牧野之战中，夷人“前徒倒戈”，附和周军，攻进了朝歌，“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商王朝源于夷而亡周。在周代，东夷与周常处于紧张、对峙，乃至于战争状态。武庚、管叔、蔡叔举兵反周时，就联合了徐、奄、薄姑等“东夷”的部落或方国。《后汉书·东夷传》说：
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代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
在周穆王时，东夷十分强大，常率大军攻周，周不能敌，不得已而妥协，同意徐偃王统率“九夷”之众，承认了徐偃王在东方的霸主地位。
根据以上的叙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华夏诸族与东夷，无论在族缘上，地缘上，都是相互渗透和交错的，并无截然划分。在春秋时期，无论是徐夷、淮夷，或者地处僻远的莱夷，先后都毫无例外地卷入了民族的大溶合的历史潮流之中，成为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出现“东夷非夷”的先进文明。如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地处黄河下游，位居中国东方，本是夷族活动的地区，但却有先进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其反映的先进工艺技术和高度发展的文化水平，足以证明，东夷非野蛮之族，山东非落后之地。夏商时期，夷族在全国虽不占领先地位，但在同夏、商王朝的交往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夷夏关系，几乎成为夏商王朝的对外史，更何况商王朝本身即源于夷之帝俊部。周王朝兴起后，分封太公姜尚于齐，分封周公姬旦于鲁，更是将华夏周礼传播东方，使本属“东夷”之邹鲁，俨然成为周礼在东方的重镇。周公长子伯禽代替其父赴鲁，将周礼带到鲁国。并用周礼变革鲁地之俗，使鲁国成为礼义之邦。相传“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汉书·地理志》）。伯禽到鲁国后，“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史记·鲁周公世家》）。这就是以华夏之周礼文化变革鲁地原有之“夷”俗，推崇孝道的与君臣之礼，步骤稳妥而缓慢，因此三年之后，才向周公报政，这同姜太公“因其俗，简其礼”的治齐方针大相径庭。《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受封之鲁，三年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之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从周公对伯禽“报政”的评论中，可以使人明显地看到用周文化去变革鲁国风俗，即儒家所说的以夏变夷，是一个极其艰难而渐进的过程，这必然增加鲁文化嬗变的运转负荷，但却铸成了鲁文化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并一直影响到后世，使“郁郁乎文哉”的鲁国，成为儒家孕育和诞生的温床，这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至于其缺乏简易，少于变通的缺点，却为儒、道相融，儒、法兼用的政治思想和权变之谋所弥补。鲁国成为东方周文化的中心，这同鲁国当时的政治地位是分不开的。鲁国本为殷商旧地，曲阜作为商朝的属国奄，不仅是商王朝的后方基地，而且在盘庚迁殷之前的四十年中，还一度成为商王朝的建都之地，青铜器文化高度发达，这为鲁文化，乃至儒家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奠定了雄厚的根基。鲁国地处要冲，土地肥沃，汶、泗流域早在远古时代就是人类栖息和活动的重要地区。远古时期的炎帝、黄帝、大昊、少昊、皋陶、庭坚、伯益等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其活动大多与曲阜有关。由于文化历史积淀深厚，又曾是殷商故都，引起周王朝的高度重视，因此成为周公及其后裔的封地。一方面与齐、卫一起，构成周王朝统治东方的三大支柱和基地，另一方面，其都城曲阜也和周公苦心经营的镐京、洛邑相对，成为著名的文化中心。伯禽赴鲁就封之时，带去大量礼器、法物和典籍，后经周王室特许，可以郊祀上帝，祭礼文王，鲁君礼乐可以采用天子之制，“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史记·鲁周公世家》）。后来西周亡，镐京破，洛邑颓，鲁城曲阜上升为华夏周礼文化的中心，鲁国的思想和文化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成为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多的诸侯国。齐大夫仲湫就称赞“鲁犹秉周礼”（《左传·闵公元年》），韩宣子在访问鲁国时，也由衷地赞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孔子更为自豪地宣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春秋末年，随着儒家文化在鲁国的兴趣和昌盛，鲁国成为诸子百家的策源地之一。下及秦汉，以儒家为主导的鲁文化长盛而不衰，保持了学术文化的优势地位，成为著名的礼义之邦，即使在战乱之时，弦歌之音仍不绝于耳，司马迁对鲁地的礼乐氛围作了生动描写和赞扬，他说：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于岂非圣人之遣化，好礼乐之国哉（《史记·儒林列传》）！
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史记·项羽本纪》）。
从“弦歌之音不绝’，独守危城，到“为主死节”，可以看出，鲁国受儒家礼义的熏陶、浸染是何等之深，使汉王刘邦也深受感动，“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同上）。对鲁父兄为项王“死节”的精神，刘邦也大加推崇，使这位“不喜儒”的高皇帝也只好以礼安葬项王，为之发丧，“泣之而去”。
在鲁国，认周礼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不仅保存在上层贵族礼仪之中，而且也反映在庶民的风俗习惯之中。《汉书·地理志》中有不少燕地“宾客相过，以妇侍宿”，齐地“民家长女不嫁，名曰巫儿”，郑、卫之地“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以及赵地和中山一带多娼妓的记载，独不见于邹鲁，而司马迁却有“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其民龊龊”（《史记·货殖列传》）的称誉，可见，鲁国为礼义之邦，确实名不虚传。
从以上的大量材料和具体分析中，足以证明，夷、夏之分是相对的，可变动的，在儒家文化中所一度产生的“尊夏卑夷”的观点，其根源在于以炎黄为始源的周民族在后来的民族大融合中成了华夏民族的核心，成为正统，而以东夷为始源的商民族及其他东夷各部往往是被征服者，是非正统。但非正统在吸取正统文化之后，由夷变夏，又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正统文化所在区域，随着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迁移，又由夏变夷，成为非正统，如周王朝的发源地——岐山。平王东迁之后，又成为西戎之地。而位居“东夷”的曲阜却一跃而为礼义之邦。因此，夷、夏之别，主要标志不在种族、地域的分布，而是以周礼为准，以文化高下而划分。孔子所持的“夷夏之辨”，即是以维护和弘扬先进的中原文化为指归，不是一种单纯的族属和地域之歧见。孔子曾想移居九夷之地，有人对他说：“陋，如之何？”孔子回答道：“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在孔子心目中，凡是有君子居住之地，必然以儒家礼仪去变革当地的简陋之俗，使之纳入中原文化圈的范围，成为礼义之邦，故无简陋可言。孔子注重致力于复兴周礼，对“礼崩乐坏”的世道痛心疾首，倡导由夷变夏而入周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孔子认为，齐国一变，就会成为鲁国这样的礼义之邦；鲁国再一变，就会达到天下一统的周道。孔子此处所说的“齐”，指齐桓公称霸后的齐国，他对使齐国强盛的桓公抱有好感，称齐桓公“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具有正直而不欺诈的品质。他对辅佐齐桓公而“不以兵车之力”的管仲，高度赞扬，说管仲是“如其仁！如其仁！”对管仲“尊王攘夷”，捍卫华夏文化的义举，竭力表彰，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管仲辅齐桓公争霸天下，是在尊崇周室，捍卫华夏文化的旗帜下进行的政治军事活动，受到孔子的肯定和赞扬。孔子指出，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已沦为夷狄，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被发左衽”，本为狄人之俗，孔子在此处特指低于华夏文化的原始之俗。孔子认为，只有“尊王攘夷”，“内诸夏而外夷狄”，才能发扬光大华夏文化，在这个问题上，管仲是有功之臣，不愧“仁人”称号。孔子以是否遵循周礼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并不单纯以地域，族属为限。他所说的“周礼”，泛指有所“损益”的夏、商、周三代的礼仪文化。凡遵此礼者为夏，违此礼者为夷，即使地处中原之诸侯国亦不例外。当颜渊问他如何治国时，他回答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治国之道就是采用夏代的历法，乘坐商代的车辆，头戴周代礼帽，欣赏舜时的《韶舞》乐曲。摈弃郑国乐曲而不听，远离奸佞的小人。因为郑国乐曲淫荡，奸佞小人凶险。孔子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他夷、夏之辨的绝妙注解，“尊夏”，即是采用三代礼制，“攘夷”，即是“放郑声”，“远佞人”。没有族属之歧见，郑、卫之国本在中原，若有淫荡之音，亦属夷狄，必排斥而无疑。应该说，孔子的这种观点，是有利于弘扬先进文化而摈弃落后文化的积极主张。
由于儒家文化的夷夏之辨是着眼于文化角度，较少地域之分和种族之别，这对于促进华夏族和周边诸族的交融，提高经济、文化水准，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睦，产生了许多正面积极的作用。在华夏诸族与周边诸族的交往中，不少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的民族和地区，为先进的华夏文化所吸引，自觉地移风易俗，甚至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迅速迈入华夏文化的门槛，为本民族和华夏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春秋初年，被华夏诸国视为南蛮的楚国，不得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楚君为此很自卑，自称是“蛮夷也”。在中原地区争霸的角逐中，楚国逐渐改变了南方之俗，向华夏文化接近，并宣称自己与华夏诸族有血亲关系，尤其是吴起辅佐楚悼王变法后，楚国迅速华夏化，一跃而成为问鼎中原的“上国”。秦国也是如此。司马迁说秦人祖先的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秦本纪》），但秦人最初实为夷，尔后入戎，经商鞅变法后，终于由西戎而为诸夏了。秦、楚以外，吴、越也属远离中原地区的“夷狄”，但是，越之君入中原称霸之后，也渐染华夏之风而成大国；若依道义的标准，晋国多内乱，犯上之事多，而楚国一依华夏礼仪，因此“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春秋繁露竹林篇》）。事实上，华族、夏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壮大过程，也是夷、夏相互融合的过程，不仅夷狄采用华夏礼仪，而且华夏诸国也吸收和改造夷狄可行之风，如越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即是融夷入夏的变革，这一变革，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军事制度、军事装备和军事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上古的文化史，即是一部夷夏互变，最终由夷变夏的历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也是夷变为夏，华夏文化大发展，儒家文化与道教、佛教文化竞长争高，大显风采的岁月。北魏教文帝的“汉化”革新，即是由夷变夏的典型。北魏本是鲜卑政权，由于久居汉地，汉化趋势不可遏止地向前发展，孝文帝本人即是一个高度的汉化者，史称：
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瞻，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二年以后诏册，皆帝之文也。（《魏书·高祖纪》）
这段评语，难免有史家溢美之辞，但也足见孝文帝汉化之深。他登基执政后，迁都洛阳，深居中原腹地，厉行改革，便鲜卑脱离夷风，迅速华夏化。孝文帝迁都洛阳，表示要继承汉、魏、晋的政治文化传统；推崇儒、释、道三教，以华夏君主自居。他的改革有如下内容：一禁鲜卑语，用华夏正音；二禁胡服，用中土衣冠；三改鲜卑复姓为汉人单姓，鲜卑名改用汉名；四改郊祀宗庙礼仪，废除鲜卑旧俗，一律采用汉礼；五改官制，仿效魏晋；六改律令，免去酷刑；七主通婚，力倡鲜卑贵族与汉族士人联姻。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鲜卑族迅速进入华夏文化的门槛。由于孝文帝的改革，推行汉、魏、西晋的儒家礼乐刑政曲章文物，因此在尔后的数十年中，鲜卑贵族崇儒之风大盛，读书、晓史、能诗、善文者众多，其掌握华夏文明的程度，令以“衣冠礼乐”正统自居的江南士人也深感钦佩。北魏末年，梁朝陈庆之送元颢入洛阳，兵败而归，他回南方后，常常表现出对“北人”儒雅的钦崇，史称他：
钦重北人，特异于常。朱异怪而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耳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洛阳伽蓝记》卷二）。
从陈庆之回答朱异的话中，足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之后，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领域又恢复了秦汉魏晋的华夏风貌，其“礼仪富盛”超过江南，成为南朝所效法的楷模。
在北朝十六国众多的统治者中，前秦氐族政权的君王苻坚，也是一位主张夷、夏可变，而力倡“汉化”，一统天下的杰出人物。在他看来，帝王之位应是有德者居之，遵循儒家仁政而治国的君王是有道明君，理当统一四海；无德之君王，尽管有华夏族血统，也没有资格统治天下。在淝水之战前夕，苻融以东晋为“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为由，劝阻苻坚南征时，苻坚断然拒绝，并训斥他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唯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大运”（《晋书·载记·苻坚下》）。在苻坚心目中，东晋不过是未沾王化、僻处江南的“垂亡之寇”，早已丧失了华夏文化代表的资格和地位，真正代表华夏文化的政权是前秦而非东晋。苻坚以汉族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自命，积极推行汉族历史上“圣君贤相”的治国之道，大力弘扬、推崇儒家文化。他颂扬“三皇五帝”的政绩，称道黄帝“其仁若天，其智若神”；赞佩帝喾的“熊泉之役”，唐尧的“丹水之师”。对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悟愆于人”，魏绛的“和戎之术”，也很赞赏。对汉代的文帝、武帝、光武帝，更是钦佩不已，作为自己效法的楷模，自称“慕汉文帝之为人”，并询问臣下“汉之二武，其可追乎？”（《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孝武帝太元三年）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代表——儒学，苻坚更是不遗余力地提倡和力行。他“广修学宫，召郡国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孙并遣受业”。他本人还“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他还对臣下说：“朕一月三临太学，黝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他规定“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学受业”（《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孝武帝宁康三年）。甚至阉人、女隶、降虏都可选送“诣博士受经”，其倡行儒家文化的热心、笃诚，比起某些汉族君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以华夏文化继承者、躬行者自命的抱负，是名实相符的，不可因淝水之战的失败而否认他在儒家文化发展史上和以夏变夷的功绩。第一次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王朝，也通过推行“汉法”，迅速接受华夏文化，以儒家作为朝廷的治国思想，成为华夏文化的正统代表，一举灭亡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元世祖早在藩邸时期，就重用元好问、郝经、姚枢、杨惟中等汉族儒生，接受了儒家文化，并欣然接受元好问、张德辉奉予的“儒家大尊师”的封号。又召用窦默、姚枢，请他们讲“三纲五常”，“正心诚意”及治国平天下之道。公无1271年，忽必烈又接受汉族儒生建议，取《易传·文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之义，改蒙古国号为“元”朝，表明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统治中原，混一天下的决心。在以儒家治国，推行“汉法”的同时，他又采纳许衡的建议，改变游牧民族的习俗，在典章制度，风俗礼仪方面，一遵华夏之风。许衡作为国子祭酒，曾上疏说：
自古立国，皆有规模。循而行之，则治功可期。……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溯漠，则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元史·许衡传》）
许衡的这篇奏疏，向忽必烈阐明，无论是汉族或其他民族，若要统治“中夏”，“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否则，就会“乱亡相继”，许衡所说的“汉法”，即是指以儒家礼乐刑政和道德修养为主体的华夏文化，忽必烈欣然采纳，并用之于实践，取得了显著的绩效。继忽必烈之后，元代诸帝对儒家一直推崇和表彰。元成宗即位时，曾诏中外崇奉孔子。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时以宋儒周敦颐、二程、朱熹、张栻等人从祀孔庙。文宗派遣儒臣曹元去曲阜代祀孔子。又建颜回庙。元仁宗对翻译汉文经史十分重视。为了使蒙古人，色目人诵习儒经，他命李孟等人择要译写《资治通鉴》，并将《大学衍义》译为蒙语刊印。这对于在蒙古、色目人官员中传播、激扬儒家文化，产生了重大作用。在元代，蒙古帝王恢复了科举制度，以程朱之学考试学子，这对于确立理学（儒家）的独尊地位，起了不同异常的作用。
清朝也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清初的帝王，从康熙到乾隆，无不“崇儒重道”，优待、重用理学名家，下诏编纂《性理精义》，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钦定《周官义疏》、《礼记义疏》，因袭元、明科举制度，以程朱理学作为考试取士内容，在社会上，掀起了崇孔尊儒重道之风，儒家精义获得长足发展，从心理上消除了夷夏之防，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民族隔阂，这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也显示了儒家文化的巨大亲和力和向心力。
［收稿日期］2002-10-10
标签：儒家论文; 周礼论文; 国学论文; 华夏民族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孔子论文; 周公论文; 华夏论文; 中原论文; 黄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