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开放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开放度，是正确制定下一步对外开放战略的基础。对于经济开放程度的误判，可能导致严重的政策后果。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和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常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开放度很高。
为了全面衡量中国经济开放度，本研究将中国置于国际视角中，构建了开放度指数，并对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开放度指数进行排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开放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世界上经济开放度最低的国家之一。本研究在构建指标时充分考虑了下列问题：第一，对外开放既包括贸易开放也包括资本开放；第二，将贸易开放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分别讨论；第三，资本开放不仅包括资本流入，还涵盖了资本流出；第四，考虑到加工贸易大进大出的特点，对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作了修正，剔除了加工贸易的重复计算。
一、如何衡量一国的经济开放度
一个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是指该经济体涉外经济活动的比重。从广义上而言，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包括多个层面，有体制层面的，如法规及商业惯例的国际化程度；有要素层面的，如资金、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还有商品与服务层面的，如对外贸易(包括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等。
通常人们用外贸依存度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外贸依存度是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出口依存度也是经常采用的指标，用以反映对国外市场的依赖。这一指标存在不足：一是内容不够全面，仅考察了货物贸易，其他领域均未涉及；二是其分母GDP中包括服务业增值，与货物贸易没有直接关系，各国经济结构的差异会大大影响到其数值的可比性；三是加工贸易的重复计算会令结果大大高估；四是缺乏国际比较的直观性，人们不能从一国的外贸依存度数据上直接获知其与国际水平的相对关系。
为了全面客观而且简明扼要地考察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我们设计了经济开放度指数。经济开放度指数由贸易开放度指数和投资开放度指数构成，而贸易开放度指数又由货物贸易开放度指数和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数构成，投资开放度指数由外商直接投资(FDI)(或称资本流入)开放度指数和对外直接投资(或称资本流出)开放度指数构成。
构建开放度指数的基本思路，一是分别计算出各单项指标，例如货物贸易开放度、服务贸易开放度等；二是将一国的单项指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得到各单项开放度指数；三是将各单项开放度指数逐级合成经济综合开放度指数。不难看出，世界平均水平为1，一国某项指数低于1，表明其开放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反之亦然。
货物贸易开放度是一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服务贸易开放度是一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第三产业增加值。跨境投资年度波动较大，为了减少跨境投资年度波动的影响，参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作法，资本流入、流出开放度指数分别用投资的存量与流量来考察。
(一)贸易开放度指数
贸易不仅包括货物贸易，同时也包括服务贸易，因此在计算贸易开放度时分别计算了货物贸易开放度和服务贸易开放度，以便更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的对外开放情况。一国经济经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贸易结构，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大的国家可供出口的商品多，第三产业比重大的国家服务业较为发达。考虑到各国经济结构的差异，分别衡量货物贸易开放度和服务贸易开放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理论上讲，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包括两类统计，一类是国际收支平衡表(BOP)统计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主要涵盖了服务贸易四种方式中的三种，即跨境支付、自然人流动和跨境消费，没有包括商业存在方式下的服务贸易。第二类即商业存在方式下的服务贸易(FATS)。但是，目前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有FATS统计，因此，本研究中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只能用BOP统计中的服务贸易，而没有包括商业存在方式下的服务贸易。
开放度只能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绝对水平，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各国的开放水平持续提高，目前还没有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所谓“理想的开放程度”。因此，要想说明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是高还是低，必须将其与其他国家相比。为此，我们构建了开放度指数，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相对水平。一国的货物贸易开放度指数是指该国货物贸易开放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值(视世界平均水平为1)；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数是指该国服务贸易开放度与全球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比值。考虑到GDP的结构差异，贸易开放度指数是两个开放度指数的加权平均，权重分别为第一、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如果一国贸易开放度指数大于1，表明其贸易开放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一国贸易开放度指数小于1，表明其贸易开放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指数越大，表明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反之亦然。采用指数方法，能够简明直观说明一国贸易开放程度的高低。
(二)资本开放度指数
一国的资本开放既包括外国资本流入，又包括本国资本向外流出，所以资本开放度指数是资本流入指数和资本流出指数的加权平均，流入和流出的比重各为50％。在FDI统计中，往往采用流量和存量两种统计口径，流量数据反映的是一年内某国吸引的外国实际投资总额。由于投资项目往往具有一定的实施周期，所以实际投资额的波动较大，因此采用外国投资存量数据加以修正。UNCTAD世界投资报告分别采用了流量和存量数据来统计FDI，一个是FDI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另一个是外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本研究在计算资本流入指数和资本流出指数时援引这一方法，将流量和存量数据采取加权平均，权重各为0.5。为了反映一国资本开放程度的高低，采取与贸易开放度指数相似的构建方法，将世界平均水平视为1，分别计算资本流入指数和资本流出指数，再算术平均得到资本开放度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通过上述方法，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国资本开放度是高于还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开放程度在全球的排名如何。同时可以看出一国的资本市场是对内开放程度高、吸引资本大量流入，还是对外开放程度高、鼓励大量海外投资。
(三)综合开放度指数
综合开放度指数衡量了一国总体开放程度相对于世界平均开放度的高低，采取将该国贸易开放度指数和资本开放度指数进行算术平均的方法。因为一国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贸易领域和资本市场，两者同样重要，因此在计算综合开放度指数时，贸易开放度指数和资本开放度指数采取了相同的比重：
综合开放度指数=0.5×贸易开放度指数+0.5×资本开放度指数
如果一国的综合开放度指数大于1，表明其总体开放度高于世界平均开放水平；如果一国的综合开放度指数小于1，表明其开放度低于世界平均开放水平。指数越大，表明开放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二、中国经济开放度指数
根据上述方法，采用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联合国贸发会议FDI数据，本研究计算了2006年全球129个国家的开放度和开放度指数，从低到高排序得到各国的开放度指数排名，并从中挑选了部分较大经济体进行比较分析。
(一)贸易开放度指数
虽然中国是第一大出口国，但是贸易开放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贸易开放度指数为0.8，如果剔除加工贸易重复计算，则为0.66，在世界129个经济体中，排名分别为第17和第7位，属贸易最不开放的经济体之一。
通常而言，经济规模还影响一国的开放度，与小经济体相比，大经济体的开放度普遍较低。但即使与大经济体比较，中国的贸易开放度也是偏低的。造成中国贸易开放度指数较低的原因主要是货物贸易开放度指数低和商品GDP的比重较大。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商品GDP的比重为108％，剔除加工贸易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占商品GDP的比重为70％，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57％，因此中国的货物贸易开放度指数只有0.69。剔除加工贸易重复计算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占商品GDP的比重为70％，由此计算货物贸易开放度指数为0.45，使中国位列货物贸易最不开放的第5名，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而言，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8.1％，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5％，因此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数0.98，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排名第19位。不过要看到，BOP统计的服务贸易中，运输、通信、保险等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有密切关系，2008年这三项占我国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近20％。其次，贸易开放度指数是货物贸易开放度指数和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数的加权平均值，权重分别为商品GDP(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表1列举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商品GDP的比重高达60％，包括巴西、墨西哥和南非在内的大部分国家该数值均在40％以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在GDP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中国货物贸易开放度指数的权重比其他国家都大，而中国货物贸易开放度指数又较低，因此贸易开放度指数整体较低。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货物贸易开放度指数反映的是中国货物贸易开放度与世界货物贸易开放度的相对关系。如果仅从纵向角度来看中国对外开放，出口额几乎年年大幅攀升，但是若置之于全球大环境背景下考察，中国货物贸易开放度并不高。
从贸易开放度指数来看，巴西、日本、美国和墨西哥几乎包揽了贸易最不开放的前五大经济体。这四个国家无论是货物贸易开放度，还是服务贸易开放度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贸易开放水平很低。这四国共同的特点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在60％以上，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数分别排名前4位，属于全球服务贸易最不开放的国家。
印度、韩国、英国和德国的贸易开放度则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贸易开放领域各有侧重。印度服务贸易开放度高，韩国、英国和德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开放度都很高。南非和法国贸易开放度指数略低于1，都是货物贸易开放度较高，服务贸易开放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二)投资开放度指数
资本开放度指数反映一国资本开放水平与全球资本开放水平的相对关系。虽然中国吸引外资总额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前列，但是中国资本流入开放度指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4％，位列世界第11位，在主要经济体中仅比日本、韩国、印度更开放。中国资本流出开放度指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由于国际上资本流出国相对集中，中国的国际排名为第69位，但在主要经济体中仍属于最低水平。中国投资开放度指数只有0.28，在129个经济体排名中分别第10位，是投资开放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从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开放度来看，表2中英国投资开放度最高，其次为法国和德国，其余国家的投资开放度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日本是表2中投资最不开放的国家，投资开放度指数位列全球投资最不开放国家第六位，主要是由于资本流入开放度指数仅有0.02，位列最不开放国家第二位。韩国的投资开放度指数为0.28，排名全球投资最不开放国家第九位。在主要经济体中，仅有日本和韩国的投资开放度指数低于中国。
从资本流向的开放度来看，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流入开放度要高于流出开放度。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资本流出开放度要高于流入开放度，不过韩国和英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开放度指数要高于其对外直接投资开放度指数。
(三)经济综合开放度指数
2006年中国经济综合开放度指数为0.54，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位列全球经济开放度最低的第五位。如果剔除加工贸易的重复计算，则中国综合开放度指数为0.47，位列世界第四位。主要是由于中国资本开放度较低，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8％，中国的贸易开放度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0％，经加工贸易修正后的贸易开放度指数更低。在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开放度仅高于日本，还比不上印度等开放度不高的发展中经济体。
日本是世界上最不开放的经济体，资本流入开放度指数接近0，但对外投资和货物贸易指数世界排名相对较高。日本贸易开放度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8％，资本开放度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因此综合开放度指数仅有0.34，是主要经济体中综合经济开放度最低的国家。
美国综合开放指数位列世界第8位，也是经济开放度低的国家之一。在四个单项指数中，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数最低，仅为0.45，在该单项指数中排名第3，开放程度仅高于墨西哥和巴西。对外直接投资开放度指数最高，为0.69。美国综合开放度指数不高主要受较低的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数拖累，导致其贸易开放度指数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美国投资领域的开放程度高于贸易领域。
在表3的11个主要经济体中，只有日本的经济开放度低于中国，其他国家包括墨西哥、巴西和印度等全部高于中国。英国的经济综合开放度指数最高，其贸易开放度和资本开放度均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如果将贸易开放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视为贸易开放，反之视为贸易不开放；同样，如果投资开放度指数大于1视为投资开放，反之视为投资不开放。按照这一标准将11个主要经济体进行分类，如图1所示。结果显示，约一半经济体属于贸易和投资都不开放，包括中国、日本、美国、墨西哥、巴西和南非6国。在这6国中，美国和巴西的贸易开放程度低于其投资开放度，而中国和日本则是贸易领域的开放程度相对高于投资领域。
印度和韩国则属于贸易开放而投资不开放类型。印度的服务贸易开放度很高，韩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开放程度都很高；但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放度较低；因此综合开放度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3％和75％。
只有英国和德国属于贸易和投资都开放的国家。英国和德国的贸易开放度指数相同，但英国投资开放度指数大大高于德国，无论FDI开放度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开放度都很高。
从上述分析看出，世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而且贸易领域的开放程度并没有比投资领域高多少，只是在不同国家侧重的开放领域有所不同。同时，从资本开放度指数来看，大部分国家的资本开放度指数小于1，表明资本流出国家相对集中。
三、对我国经济开放度的基本结论
本研究通过科学的方法构建了7个开放度指数，全面衡量了中国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开放程度，对我国经济开放度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过去一段时期，人们依据我国外贸总额和利用外资总额，认为我国经济开放程度很高，甚至出现我国经济“过度开放”的判断。但是，开放度要从涉外经济活动的比重来考察，而不能从涉外经济活动总量来考察。客观数据表明，我国经济不仅综合开放度指数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各单项指数也均低于世界水平，中国位列全球经济开放度最低的前五名。
第二，我国在投资领域的开放程度比贸易领域更低。按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我国的对外投资指数差距最大，其次为引进外资，再次为货物贸易，最后是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数尽管与世界平均水平最接近，但必须看到，目前所计算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总额中没有包括商业存在方式下的服务贸易，我国吸收外资主要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外资比重较低，从引进外资指数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4％就可以看到，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度是相当低的，对此要有清醒认识。
第三，我国需要进一步大力推进对外开放。实证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与其对外开放程度成正相关。对外开放对一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积极作用，是通过深化国际分工、推动制度创新与加速技术进步，来提高一国经济运行的效率。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必须牢牢把握后危机时期的国际机遇，加大“引进来”与“走出去”力度，运用全球资源与市场来加速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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