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纥史》与维吾尔族源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吾尔族论文,回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与内蒙古大学林干教授合写的《回纥史》，历经数年之后，终于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林先生在第二次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联合发言《关于回鹘西迁若干问题的辨正》（后刊于《民族研究》1992年5期），正是《回纥史》第二编第六章的部分内容。由于《回纥史》是林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之一，又是《突厥史》的姊妹篇，是继林先生《匈奴史》、《突厥史》、《东胡史》的续作，回纥史的远古部分已见于《匈奴史》、《突厥史》之中，因此，在《回纥史》中未再重复。这就有必要在《回纥史》出版之际，就维吾尔族源问题谈以下意见。
一
研究回纥史，不能不涉及今维吾尔族的族源问题。在维吾尔族的族源研究中，存在着一元论和多元一体论的分争。这里说的一元论，是指一个民族的族源只能有一种的主张，就像江河的“源”只能是最初的那条小溪，其余都是“流”。维吾尔族的“源”，只能是袁纥（韦纥）、乌护；实际上，只看重东部的袁纥，而对西部的乌护很少研究。把这种观点表述得最完整的是周伟洲的《也谈维吾尔族族源问题》。该文说：“一个民族的族源，我认为主要是指它最早的来源，那怕当时它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从这种认识出发，认为维吾尔族的族源只能是“五世纪在突厥、铁勒（高车）的名义之下的乌护、袁纥、韦纥部”，“这是一条探索新疆维吾尔族族源的基本线索”；如果离开这条基本线索，就是把族源和民族形成问题“混而为一”了。①
以上引文说明了下列问题：
1.一个民族的族源主要指最早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氏族产生之前的远古人类历史，不再追述。
2.维吾尔族的族源只追述到五世纪的氏族组织“乌护、袁纥、韦纥部”。
3.除此以外的看法是难以成立的。
基本以上原因，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一元论。在维吾尔族历史研究中，一元论占据主导地位，国内出版的不少论著，多以袁纥氏为维吾尔族族源，并以袁纥史的发展演变历史，编织专著的体例结构。就以影响最大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下册，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合编）来说，虽然也列举了袁纥之前的丁零史料；在丁零史料中，又列举了西丁零史料，但是，基本框架是以袁纥史的发展演变为依据的。
二
所谓多元一体论，是说一个民族的“源”，不一定是某一个氏族，而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②这种主张是由费孝通等老一辈民族学家提出的。费老本是以这种主张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并未研究某一少数民族，但是，他仍然明确地说：“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③当然也可适用于国内少数民族的研究。其次，费老是以这种主张研究民族的形成，并未专题研究民族的“源”。但是，一个民族的“源”和“流”，一个民族的源流和形成，既是有区别的，又是有联系的，是相对统一的。费老在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时，第二节就是“多元的起源”，认为“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④
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把多元一体观点运用于国内少数民族的研究。例如在藏族的族源和形成研究方面有王辅仁《关于藏族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问题》、李绍明《论藏族的多元一体格局》。⑤首先把这一观点运用于维吾尔族族源和形成研究的是谷苞，早在1980年，就对以袁纥的发展演变为框架的研究格局提出了不同看法，⑥后来，连续发表《新疆维吾尔族族源问题》、《再谈与维吾尔族族源有关的几个问题》并说：“我对各个民族的族源，在部落和种族的构成上是主张多元的，不主张把某一个部落或种族作为一个民族的族源”。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多元一体理论运用于维吾尔族源研究之中，《丁零、高车与铁勒》一书，肯定“丁零、高车、铁勒是今维吾尔民族的先民，丁零、高车、铁勒的历史是今日维吾尔民族远古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⑧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的《维吾尔族简史》。该书就其初稿说，一元论的因素较多，即肯定袁纥是维吾尔族的族源。初稿完成之后，多次邀请本民族学者和长期在新疆工作的其他民族学者，讨论修改，先后参加讨论修改的学者多达数十人，数易其稿，最后肯定说：“维吾尔族的族源既包括漠北草原和天山以北古代游牧民族的一部分，也包括天山以南古代农业民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把维吾尔族的族源一方面上溯到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时活动在漠北草原和天山以北的丁零和乌揭；另一方面还上溯到定居在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一部分古代农业民族”；⑨《维吾尔族简史》的这种变化，反映了维吾尔族族源研究中一元论和多元一体论的争论程度和状况，也反映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把多元一体论运用于维吾尔族族源研究之中。
三
一个铁的历史事实是，迄今为止，国内的维吾尔族族源和历史研究仍以汉文史料为主。就汉文史料说，一元论的史料远比多元一体论的史料丰富有力。可以预见，随着本民族文字史料的进一步挖掘、整理、翻译，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发展，多元一体论的史料将会越来越丰富；伴随而来的是一元论和多元论的争论也将持续下去。怎样看待这种分争？我认为：
1.首先必须肯定，这种争论是有益的，将不断推动维吾尔族族源及其形成、乃至全部历史的研究。今日维吾尔族历史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说，同这种争论的进展有很大关系。
2.这种争论不应着眼于对方的不足之处，而应看到对方的长处，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观点。《丁零、高车与铁勒》、《维吾尔族简史》等，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正确的态度。
3.正确评价维吾尔族历史研究著作。由于各民族族源和形成的研究，只是近年来逐步运用了多元一体论；还由于本民族文字史料的挖掘整理，考古工作的发展，都是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步深入的。因此，过去出版的维吾尔族历史研究著作，多以东部的袁纥为维吾尔族族源，这是十分明显的。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些著作的历史价值。就以出版最早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来说，它是我国维吾尔族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今日维吾尔族历史研究的许多学者，大都以它为教材，才逐步踏入专业研究的大门。在族源方面，虽以东部的袁纥发展历史为重点，但是，仍然在《回纥的由来》一节中，明确说明维吾尔族“当公元3世纪时，在丁零或丁灵这个名称之下分为东西二部：东部游牧于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之南，西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还说“回纥部落原来的居地在今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别支又在天山和甘凉之间。在色椤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的是构成回纥汗国的基本成份；在天山一带的，为后日高昌回鹘的先驱；在甘凉一带的作了甘州回鹘的铺道者。”这些论述，今日来看，仍然是很精辟的。
4.充分尊重在老一辈学者研究基础上的新成果、新观点；尤其要尊重本民族学者的观点，不断吸收和肯定其中的合理因素。
基于以上认识，《回纥史》较多地运用了多元一体理论，把东西部丁零，尔后的东西部铁勒的一部分作为回纥族源看待，但是，仍然肯定了袁纥部在隋唐时期的重大历史作用；对漠北回纥汗国破灭之后的历史，否定了“举族西迁”、“分三支西迁”的传统观点，列举史料说明是“四散逃离”，而早就游牧于楚河流域、天山南北、河西走廊的部众并未迁徙；对三大回鹘汗国的形成，首先肯定了早就住牧于当地的回鹘人的作用，对部分西迁之众的促进作用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四
汉文史料中的袁纥、回纥、回鹘、畏吾乃至当今的维吾尔，在本民族文字中只有一种写法，就是〔Uy8ur〕，古今都是如此，因此，维吾尔源于袁纥之说，只有在汉文中才可以成立。这句话在维吾尔文中，只能是一句笑话，那就是“维吾尔源于维吾尔”。虽然一指氏族（袁纥），一指古代民族（回纥），前后有本质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汉文中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在本民族文字中是难以表现的。这正是本民族学者中不少人难以接受这种观点的重要因素之一。仅就这一点来说，把维吾尔族源上溯至丁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问题并未就此结束。维吾尔族族源与氏族产生之前的远古人类有无关系？这是已经提出来的问题，而且，已经引起了很大争论，很值得研究。
据已有的考古学资料：“以细石器为特征的遗址，差不多全疆各地都有发现”，⑩遍布于天山南北；在蒙古高原，也“普遍分布着以细石器为代表的遗存”，更有距今四万至一万年前的晚期智人遗存，即“河套人”。(11)以细石器为代表的遗存，统称细石器文化，一般认为是公元前六千年至公元前二千年，即距今八千年至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的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但是，也有人认为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后阶段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了细石器雏型，“至少在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晚期末叶已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12)
分布在今新疆和蒙古高原众多的细石器文化遗存以及晚期智人，说明这些地区在距今八千至一万年前已有远古人类生存。这些远古人类同今日的维吾尔族族源有无关系？是什么关系？公元前二世纪以前游牧于今新疆各地的塞人同维吾尔族族源有无关系？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而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若据汉文史料记载，高车先祖有一女与狼交媾产子，“后遂滋繁成国”。(13)若不拘泥于文字的表面现象，而从实质上看问题，史料反映了人类进行最初阶段同动物分离时的状况。这正是考古学所证明的直立人（又称猿人）时期的状况，比考古学所证明的新石器时代还早。而古回纥的狼图腾崇拜，佐证了这条史料的可取之处。应当说明，各地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不完全一致，维吾尔族在远古人类时期的发展状况几乎是一片空白，传说的历史年代很难比定。
若从本民族的民间传说来看，乌古斯是本民族民间传说的创世始祖。乌古斯出世后，“脸是青的，嘴是大红的，眼睛是鲜红的，头发和眉毛是黑的”，他出生40天后就长大成人，“腿象公牛的腿，腰象狼的腰，肩象黑貂的肩，胸象熊的胸，全身长满了密密的厚毛。”(14)这个传说同《魏书·高车传》的记载形异而实同，都反映了人类产生初期的历史状况。
另有神树受命于天而生维吾尔祖先的传说。最原始的记载应当是元人虞集奉元朝政令之命，收集本民族传说而写的《高昌王世勋之碑》。碑文说：“盖畏吾儿之地，有和林二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刺，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稚者曰卜古可汗，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15)伊朗史学家费志尼著《世界征服者史》、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也都收录了这个传说，内容大同小异。这个传说同前面的狼生其祖的传说相比，虽然同人类起源的历史相比不那么贴近，但也反映了创世时期的一个侧面。
以上史料和传说，凡研究维吾尔族历史的学者无不熟知。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些史料和传说？它同考古学发现的分布于今新疆各地和蒙古高原的细石器文化有无吻合之处？鄙意认为考古学的发现，恰好证明这些史料和传说有可取之处，提出维吾尔族族源同细石器文化时期远古人类的关系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并非胡说八道，而是非常有益的，应当作为维吾尔族族源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来研究。
那么，能不能仅以这些史料和传说，断定维吾尔族源于细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呢？显然不能。如果仅以这些史料和传说，断定维吾尔族源于细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那是轻率的，因而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不顾这些史料和传说，根本否定维吾尔族族源同远古人类的关系，那也是轻率的，同样是不可取的。肯定或否定维吾尔族与远古人类的渊源关系，有待于考古学的新发现，有待于本民族文字史料的进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有待于记载维吾尔族历史的其他文字史料，特别是汉文史料的进一步校勘、注释和研究，还有待于相邻学科，特别是语言学、民俗学提供更多的旁证材料。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条件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作出肯定或的否定的答案。
我们看到，有的学者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丁零、高车与铁勒》一书，根据汉文的《周易》、《山海经》、《国语》等文献，根据出土的《小盂鼎》、《包君鼎》和商周甲骨卜辞，并参照王国维的研究成果，认为商周时期的鬼方是“丁零人的先祖”，“丁零的历史应从《山海经》所载的我国传说时代和商周时期的鬼方述起；鬼方是我国史籍中丁零历史的源头”，“集鬼方、丁零、高车、铁勒历史于一书，阐明其源流和历史，以显示维吾尔民族远古史的全貌”。(16)如果这些意见能得到学术界认可，那么，就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维吾尔族的历史，仅据汉文史料记载，已有三千至四千多年，维吾尔族远古史的研究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五
基于以上情况，《回纥史》没有涉及远古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之一，《匈奴史》和《突厥史》续作的体例，也不允许谈论远古史问题。但是，我们也未断然否定古代回纥同远古人类的关系。当《回纥史》完稿之后，林先生亲自执笔，写了《序论——回纥兴起之前游牧于我国北方的古代民族》，既表明回纥同丁零、高车、铁勒的渊源关系，又表明回纥同远古人类有无关系、是什么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不宜过早地作出结论。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此追溯，“维吾尔的族源则至少可追溯到公元七世纪的‘赤狄’；蒙古族的族源则也可追溯到匈奴。这样，一部中国北方民族史岂不成了单一发展的民族史，还有什么区别呢？”(17)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且带有普遍意义。且不说游牧民族套用农耕民族、少数民族套用汉族历史等常见的“研究”现象，必须引起足够重视，仅就族源研究说，正确对待这个问题，不仅对维吾尔族，而且对整个中华各民族的研究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首先，必须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历史事实，把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如果有史料证明维吾尔族源于鬼方、赤狄、甚至远古人类，好就不能管什么“单一”问题，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如果没有史料，谁也不能硬拉到一起，那种简单套用和无根据的追溯，不可能得到学术界认可。
其次，即使有好几个民族同源，仍然不一定同流，不一定成为“单一”民族，而没有“区别”。同源不同流是民族史研究中经常碰到的现象。在我国古代民族中，司马迁说“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18)这就同当时的汉人同源了；而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夏政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同称大夏”。(19)但是，匈奴人与汉人仍然是不同的两个民族，历史发展有很大差别。鲜卑人的渊源，一说“其先有熊氏（黄帝）之苗裔”，(20) 一说“轩辕之苗裔”，(21)两种说法均与汉人同源，而族籍和历史截然不同。在现代民族中，裕固族与维吾尔族、蒙古族均有同源的一面，仍然是不同的民族；回族的源流同部分阿拉伯人的入居中国和汉族等有密切关系，但回族既不同于阿拉伯民族，也不同于汉族，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种现象在国外也是屡见不鲜的。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特征虽然与族源有密切关系，但是，族源并非民族特征的决定因素。
再次，不仅汉文史料有这种记载，今南方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的神话故事，或主其祖是黄帝，或说是盘古、伏羲、神农、女娲等。对这些传说和前引维吾尔族传说的可靠性，当然可以提出异议，但是，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华各民族的认同观念，也就是今日所说的中化民族的共同性。如果有史料说明维吾尔族源于赤狄、鬼方、甚至细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那么，今新疆和蒙古高原的细石器遗址，同甘、宁、青及东北等地同一类型的遗址连成一片，有许多共同性，说明这些地区的远古人类交往很密切。这恰好证明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有力佐证，这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区别，一部维吾尔族发展史、今维吾尔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现实，光彩照人，历历在目，无可否认。这正是中华民族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冲破不应有的束缚，充分利用相邻学科的资料和成果，深入研究维吾尔族的族源，现在有了最好的时机。
注释：
①(17)周文原载西北大学《西北历史资料》1981年第2期，后收于林干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
②③④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⑤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⑥《新疆维吾尔族族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后收于林干编：《突厥回纥史论文选集》下册，同前。
⑦见谷苞：《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⑧(16)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⑨《维吾尔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⑩《新疆简史》第1分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11)(12)均见陈连开：《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原载《北方民族》1988年第1期，后收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
(13)《魏书》卷103，《高车传》。
(14)此据耿世民译自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藏本《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15)《道园学古录》卷24，据《四部丛刊》本。文中的畏吾儿即今之维吾尔；和林山在今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把托；秃忽剌即土拉河；薛灵哥即色楞格河。
(18)《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19)《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20)《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21)《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