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考外语改革中外语界的“失语”和“缺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2014年国发第35号文件，国务院就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提出了具体实施意见。高考改革试点已在上海市和浙江省启动，预计2017年全面推进高考改革，2020年基本全面完成。2014年3月14日，由《外国语》编辑部与中国认知语言学会主办，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外语学术研究的社会使命——外语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及社会需求高层论坛”在广州召开。本次论坛邀请了包括束定芳等国内语言学泰斗以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王初明教授在内的50多人参加，以外语高考改革为主题，以外语界的“失语”与“缺位”为切入点，探讨外语学术研究应如何为国家发展战略及社会需求服务。2014年6月14日，《外国语》编辑部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2014年外语高考改革论坛”。2014年6月20日，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外语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所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外语教研室联合举办“创新英语教育实践，提升教师研究素养——高校与基教研合作行动研究”研讨会。外语高考改革政策的实施，让在基础阶段英语教育研究中一度“失语”和“缺位”的外语学术界沸腾了起来。那么，我国外语界到底对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的研究有多少？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原理与方法，对2007—2013年间与外语教学相关的国内五种核心期刊上有关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研究的19篇文章进行了统计与分析。从研究的频率、研究的基本趋势、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回顾和总结相关研究情况。在此基础上，指出该领域研究中应加以改进的问题，以期改变外语界在基础阶段外语改革中“失语”和“缺位”的问题。 二、文献检索分类标准 第一，按文章发表的不同年份、不同刊物分类，以期找出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研究的总体趋势。 第二，按研究方法分类。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实证研究推崇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来获取客观材料，运用量化分析、质化分析或二者相结合的方法，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而非实证研究多为经验性的总结，包括个人感悟、操作描述及理论反思等，不以系统采集的材料为研究基础。 第三，按研究内容分类，以了解国内对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对象的倾向性。 第四，对基金支持情况和文章作者的地区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了解相关文章的短期影响力及研究主力军分布情况。 三、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研究的现状 （一）研究频率及基本趋势 表1就2007—2013年间与外语教学相关的国内五种核心期刊上有关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研究的文章进行了统计，七年间五种核心期刊上刊登有关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的文章共19篇，其中以《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相关文章最多，占总数的47%，其次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和《外语与外语教学》，分别占26%和21%。而作为CSSCI来源期刊并被评为“常用外国语类核心期刊”的《外语界》在这七年间，未刊登任何一篇有关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研究的文章，颇为遗憾。 从表1中我们还可以看出，2010年是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研究的高峰期。张会平、刘永兵（2010）基于语料库对中外教师课堂话语标记语的使用频次进行了显著性检验并定性对比分析了出现显著性差异的原因；赵娜、王俊菊（2010）就中学英语教师对课堂动机策略重要性的认识和使用频率进行了调查分析；谢家成（2010）利用语料库方法调查了国内初中和高中各一套新课标英语教材词汇。同时，也不乏一些关于如何有效开展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的思考，如郑书九（2010）介绍了墨西哥基础外语教学的理念和方法，以供国内英语教育参考；韩宝成（2010）在主持开展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中国基础英语素质教育的途径与方法”过程中，思考了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中关于外语教育性质、教学内容和英语考试等相关问题；新西兰二语习得著名学者Ellis（2010）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推行小学英语教育的可行性和局限性进行了思考。2012年是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共有5篇论文从课程和学生两方面对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进行了相关研究。
（二）研究方法 表2显示，针对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的研究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占总数的73.6%，而非实证研究大多是语言学专家、学者的相关理念介绍和思考总结，对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实证研究都在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国内接受度较高的量表，如Likert五级评分法，并将所得数据通过t检验、方差分析、探索因子分析、检验因子分析等统计学方法进行处理，保证实验的结构效度和信度。 （三）研究内容 对于英语教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大类：课程、教师和学生。这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教师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而改革提出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学生发展目标又与教师专业发展中教师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息息相关。在本文统计的19篇关于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的文章中，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课程、教师和学生进行了分析研究，其中尤以对课程的研究为主（此处的课程研究包括课程体系建设和课堂建设等方面），占总数的63.2%，对教师和学生的研究势均力敌，分别占21.2%和15.7%（见表3）。 （四）基金支持情况及文章作者地区分布 基金支持情况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论文短期影响力，钟旭（2010）曾研究表明科学基金论文各项短期影响力指标优于非科学基金论文。在本次搜集的19篇论文中，有14篇是基金项目成果之一，占总数的73.6%，基金项目的论文质量和新颖性一般较好，发表当年的反响速率和影响力强度较高（程麟等，2014），并且借助基金支持，可以开展规模更大、系统性更强的研究。如2012年《外语与外语教学》刊登的4篇论文，是束定芳带领的课题组在“2012年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集中教学、自主学习’初中英语教学实验改革”基金支持下的项目，历经两年在江苏省某中学进行“集中教学、自主学习”外语教改实验的相关实验成果展示，分别从实验总体介绍（束定芳，2012）、实验新课型“展示课”的操作实施和效果（耿菲，2012）、校本教材编写和使用（安琳，2012）以及基于学习档案的学习评估机制（王蓓蕾，2012）等方面介绍了此次教改实验取得的初步成果以及开展此类实验的经验和教训。 论文的合作度和合作率能够反映所载论文作者独立研究的能力、科研合作的程度和学术研究的深度。虽然本文统计的论文只有19篇，数量少但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论文作者合作情况看，19篇论文署名作者数为29人次，合作度为1.53人/篇，合作率为31.5%，但值得深思的是29位署名作者中仅有一位是中学英语一线教师。通过分析论文作者地区分布情况，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从事基础阶段英语教育研究并具有一定研究深度的作者大多来自于北京、上海、吉林等地，所处地区呈明显的集中—离散不均衡分布时态；并且主要集中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及东北师范大学等外语研究核心高校。 四、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研究的不足 （一）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研究比率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近七年来国内五种核心期刊上主要研究基础阶段英语教育的论文仅有19篇。我们可以看到，《外语教学与研究》和《外语与外语教学》两种期刊各自开辟“大学英语教学研究”和“外语教育”专栏刊登外语教学类文章，每期平均5—7篇，两本期刊七年间就刊登将近80篇以上关于外语教育的文章，而其中仅有9篇是关于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的，仅占总数的11%。其他外语教育研究类论文，大多数侧重研究大学英语教学，其余的便是广而谈之，未指定某一等级群体。大学英语教学研究固然重要，但不能仅仅因为研究者们对大学英语更为熟悉就“厚此薄彼”。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实现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靠大学英语的教学改革创造奇迹，学生的基础能力是不可忽视、不容回避的现实”（周燕、张洁，2014），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实现必须从基础教育中的阶段性目标做起。
（二）研究对象不均衡，研究广度不够 按照《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课程的合理制定应考虑课程体系、学生、教师、教学环境、教学方法及内容、教学模式改革、教材、教学评估与测试等方面，而各方面又有其研究的重点。例如，对学生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学生的学习情感、动机、策略、焦虑、技能水平、自主学习能力的调查等，对教师的研究包括对教师的教学理念、职业教师、地位作用、知识结构、教学能力等，除教师和学生这两大教学主体外，其他主要为课程相关的研究（本文统计过程中，将教材、评估与测试及教学环境归入课程一类）。从统计的19篇论文看，其中关于课程研究的有12篇，占总数的63.2%，主要从课堂环境量表、教学模式、教材开发、评估机制、基础阶段英语教育的政策与目的等方面思考中小学英语课堂中如何有效开展英语素质教育，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学生。21.1%的论文从教师课堂动机策略、教师课堂反馈语等方面研究如何提高教师教学的有效性和“言传身教”的积极影响力。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研究对象仍不平衡，研究广度不够，其主要原因在于教学者和研究者的脱节。基础阶段英语教师多为本科毕业生，关于如何开展调查与研究以改进教学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不足，大多数一线教师在教学实际过程中，也许能意识到存在的问题，但具体是什么问题及如何解决相关问题却心存疑惑。一线教师不能成为真正的教学研究者，而教学研究者与一线教师的联系欠紧密，导致了研究深度和广度不足的现状。英语教学研究中涉及的面广、变量多，课题组，特别是国家基金项目课题组在开展相关研究时，可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就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科学的研究，然后将研究成果与广大一线教师沟通与交流，开展教改研讨会、课堂教学主题研讨等形式的互动。 （三）中小学一线教师参与深层次研究的比率极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研究者在实际课堂教学中采集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信度和效度，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但从本文统计数据来看，19篇论文的29位署名作者中，仅有一人来自中小学，仅占总数的3.4%。研究者往往并不是研究结论的实践者，研究结论本身不可能完美无缺、无懈可击，假如一线教师在借鉴研究成果应用于课堂教学改良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问题，往往会不知所措，不知道用科学的理念改进原有的研究，原有研究便丧失了改良的空间；而历时较长、设计周密的研究需要大量基金和政策支持，导致研究者们的研究往往具有一过性。因此，鼓励中小学一线教师参与深层次研究有其重要现实意义，在教学过程中，集研究者和教学者于一身的英语教师可以在实践过程中进行历时研究，随时检验和修正原有研究结论。考虑到部分中小学教师可能不具备深层次研究能力，因此加强研究者与教学者之间的互动，国家政策鼓励和支持一线教师步入更深层次的教育教学研究显得更有必要。 五、未来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研究的展望 （一）深化认识，加强反思 “从语言和人的教育发展阶段来讲，基础教育阶段尤为重要”（韩宝成、刘润清，2008）。基础教育的基本任务是素质教育，外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其目的应该是使学生通过外语来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养心智，为终身发展打下基础，而大多数英语教师一般只看到语言的交际功能和工具属性，忽视了语言的认知、社会文化和生物属性。“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但它绝不同于一般的生活工具或生产工具。它是人类才拥有的一套符号体系，是一个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韩宝成，2010）。因此，一线教师应该加强对外语教育性质的认识和反思，为了给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具备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语言教育观是十分必要的。 （二）扩大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外语学术研究既要为国家的外语类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决策意见，也要切实解决各阶段外语教学中的问题，就目前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研究比率低、研究对象不平衡、研究广度不够等现象应有清醒认识并着手纠正。正如束定芳（转引自钟书能等，2014）所说，“应在有关学术期刊上开设栏目探讨外语服务的问题。……此外，教学应在知识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知识创新必须依赖科研，而科研必须围绕教学中提出的新课题进行。” （三）加强研究者与教学者的互动 加强外语教学理论研究者与一线教师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互动，如教改研讨会、网络互动、课堂教学主题研讨、撰写课堂教学研究论文等，以期在帮助一线教师提高反思意识、科研水平和课堂教学创新能力的同时，为理论研究者们提供更多的数据资料以供分析。再者，由于全国各省份、地区的教育方针及政策或多或少有所差异，在加强本地区内及地区与地区间研究者与教学者互动的过程中，应结合考虑国家课程标准和地区的实际情况。 （四）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学实践如果离开了理论指导就成了无源之水，教学理论如果缺少实践的验证和推动，便成了空中楼阁。近年来，虽然我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研究成果借鉴外国的多，关注本土的少；研究大学外语教学的多，关注基础阶段外语教学的少；外语学术研究近年来偏离为教学服务的目标，教学者和研究者都存在盲目实践的现象。加强理论研究，用理论成果指导教学实践并推动教育改革是研究者和一线教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五）深入调查研究 在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和外语课程实施过程中，有些问题已经得到科学有效的解决，但有些问题仍悬而不决，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我们应结合国情，设计周密的研究方案，特别要开展历时较长、变量较多、设计严密、技术含量高的大型科研项目，以检验和修正我们的外语教育政策。 （六）听取多方意见和建议 国家在制定和改革英语教育相关政策过程中，应充分参照语言学家们的现有研究成果，并充分听取中小学、高等教育工作者和语言学家们的相关意见和建议，别让语言学家们形如虚设，也别让语言学家们的工作丧失指导意义。而语言工作者的教学与研究应以国家的教育工作方针为总指导，结合我国现有国情、教情和学情，与时俱进，推进素质教育和人文教育，培育学生综合全面发展。 外语教育是改变国民素质的重要工具，外语思维有利于人们全面吸纳人类文明成果，外语自信是国家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的契机。为最终实现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我们需要科学规划，明确制订外语教学大、中、小学各阶段的阶段性目标。如何针对上文中提到的基础阶段英语教育教学研究中的不足，深化认识、加强反思，扩大研究深度和广度，深入调查研究，不断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加强研究者和教学者的互动，改变外语界在高考外语改革中“失语”和“缺位”的现状，实现大中小学英语教育“一条龙”整体规划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是外语教育研究者和教学者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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