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清[1]2013年在《异化翻译思想探究》文中认为异化翻译行为自古有之,然而异化翻译概念是随着翻译认识的逐渐深入和具体化而出现的,将异化与归化纳入翻译学术界的讨论仅仅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情。国内译界对异化与归化的研究大体呈现两条路径：一是对韦努蒂提出的“抵抗式”异化翻译策略的引介与评述；二是对国内长期以来存在的直译与意译之争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当然,这两条路径并非完全独立,大部分时候是相互交叉的。虽然国内关于异化与归化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且在一些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然而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如中西异化翻译观的演变、内涵、异同及其缘由,异化归化的定义、定位以及两者的关系,翻译研究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文化视角与异化归化的关系等等。至今,国内外异化翻译研究主要是应用型研究,着眼于异化翻译策略的具体运用,那么能否从学理的高度对以上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深度解答?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引发了笔者深入的思考,同时形成了本文的研究动机和目标。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对异化翻译思想展开了比较全面的理论探究。除引论和结论之外,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二章集中讨论中西异化翻译观的演变以及异化翻译观的辨析。通过概念思辨与逻辑推理,本文明确提出文学作品中的微观文化即具有鲜明独特文化内涵的语句应该以异化为主导的翻译观。具体说来,其一,翻译微观文化时,译者应该遵循异化翻译的原则,即能够异化时尽量异化,争取最大限度地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这是由翻译活动和译者的“中间物”本质决定的,也是由以忠实传达源语的意义内容为翻译独有的根本特点来决定的。其二,在具体实施异化翻译原则时,译者应该灵活运用归化,发挥归化翻译的补充和调节作用。这是由翻译活动的实际复杂因素决定的,包括翻译的目的,原文本的题材和体裁,鲜明独特的文化内容在原文本中的意义和作用,读者的受教育程度和阅读目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意识形态,译者个人的语言观、文化观、翻译观、双语语言与文化能力、翻译能力、甚至个人的好恶,等等。其叁,对待微观文化的异化翻译,我们应该具有时代感,应该结合时代的发展来看待异化的程度和趋势。第叁至第五章对这观点进行了深度理论论证,构建了微观文化的异化翻译观的理论框架。全文围绕这一观点从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观叁个视角层层深入展开讨论,叁者之间紧密相连。本文首先梳理和考察了从古代至近代中西方传统直译观的大致情况,之后选择自近代以来比较典型的异化翻译思想家,从“为何异、何为异、异何为”叁个角度对他们的异化翻译观分别进行了描述、解释和评价,从而比较全面地探析了传统直译观到异化观的延伸和拓展过程,揭示了异化翻译思想的丰富内涵。在此基础上,本文比较了中西异化翻译观的异同,辨别了中西异化翻译观分别体现的整体性与对立性思维方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渊源,也产生了中西之间在异化与归化问题上的分歧。为解清这一分歧,有必要廓清异化与归化的概念及其关系。本文对异化与归化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与定位,阐明了两者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区分了异化与“伪异化”和“泛异化”。进而,探讨了翻译研究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文化层而与异化归化的关系。通过层层推理和举例证明,本文阐明了中观文化的归化翻译观和微观文化的异化翻译观。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提出的异化翻译观主要针对文学作品中的微观文化,这既是对传统直译观的延伸和拓展,也是对西方异化翻译观的借鉴与批判。进而,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观叁个角度深入论证了这一观点的合理性。通过分析鲁迅“中间物”哲学的本体意义,本文论证了翻译活动与译者的“中间物”本质,即实现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将异语文化如实地引介到目的语文化中来,而不是用本土文化来替换或改造异语文化,从而掩盖或扭曲异域文化的真实面貌。异化翻译有利于实现微观文化的译介,交流与融合,有利于满足译入语读者的深层需要。因而,我们应该优先选择异化策略来翻译文学作品中具有鲜明独特文化内涵的表达式。之后,运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图式理论阐释了翻译的图式运动,包括翻译理解的图式建构,翻译再现的图式建构,以及翻译认识图式的发展,并从认识论的角度更加深入地阐释和论证了中观文化的归化图式和微观文化的异化图式。图式理论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到：异化翻译是实现文化译介、交流与融合的最佳翻译策略,然而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该灵活运用异化翻译原则,发挥归化翻译必要的补充和调节作用。最后,从语言的潜文本理论出发进一步论证了微观文化的异化翻译观之合理性。其一,异化翻译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中微观文化的显文本和潜文本,有利于保留原文作者的真实意图。其二,异化翻译提高和信赖译入语读者。其叁,潜文本是文学文本中一种重要的陌生化手法,因而文学翻译工作者应尽量采用异化翻译方法来努力保留源语文本中的潜文本,再现原文的陌生化手法。本文尝试性地完成了异化翻译思想的探源与究理,使我们对异化翻译思想有了更加全面且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微观文化的异化翻译有利于更好地引介西方文化和传播中国文化,以增进中西方之间的理解,也有利于更好地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以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此外,该研究对于具体的文学翻译实践有着实际的指导意义。
江虹[2]2015年在《归化与异化的辩证融合——以傅东华译作《飘》为例》文中认为归化与异化是翻译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翻译策略,二者之间的矛盾存在已久。然而,任何一部翻译作品均不可能是由单独一种翻译策略完成的,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策略之间并无明显界限与矛盾,两种翻译策略相互交叉、相互补充、共同存在于翻译作品中。傅东华翻译的《飘》一直被视为归化翻译的代表作品,但该作品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异化翻译策略。通过辩证研究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的内涵、关系以及其在傅东华译作《飘》中的运用,可以看到归化与异化的矛盾与统一。
顾红兵[3]2011年在《再谈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归化和异化是处理语言形式与文化因素的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它是意译和直译的进一步延伸。然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由来已久,中外翻译史上不乏各自归化和异化派的代表人物,其争议关键大多在于哪个更好。而实际上,异化和归化是两种互相补充的翻译策略。归化有利于译入语读者对于原文的理解,异化则有助于丰富译入语的表达手段。本文将对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进行探讨,追溯其根源,弄清其概念,举例说明其所指,并且在此基础上透过语言研究的层面,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现象,并进一步用实例阐述了它们在翻译过程中相辅相成,并用互补的辩证关系。
朱倩倩[4]2017年在《《聊斋志异》俄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随着中国国家地位的提高,对外交流日益广泛,越来越需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而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中介,在文化传播中起着“桥梁”作用,因此关于承载着大量中华文化信息的负载词的翻译一直是翻译界的研究课题。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选择上存在着“归化”和“异化”之争,“归化”是采取目标语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传达内容,它有助于读者更轻松地理解译文,但会损失部分文化信息;“异化”即采取源语表达方式传达信息,它能够保留异国情调和语言风格特色,但会加大读者理解负担。《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文笔凝练简洁,寓意深刻,内涵丰富。目前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文字,是外译语种最多的中国古典文学着作。在众多俄译本中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本被广泛认为是最佳的译本,《聊斋志异》中有大量反映中华文明的文化负载词,因此对文化负载词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是该译本成功的关键。本文以阿列克谢耶夫的俄译本为研究材料,从归化异化策略视角出发,对《聊斋志异》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解析,文中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分类,总结出《聊斋志异》中文化负载词的特点,俄译本对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分别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策略,文中通过对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指导下的翻译方法进行了分类总结,分析了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并对由于文化缺省造成的误译进行了分析。通过对阿氏译本文化负载词的研究,以期能为文学作品的翻译提供借鉴,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
熊欣[5]2013年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下的中国菜名英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菜肴名称在跨语言、跨文化交际和对外传播中的英译原则、方法和策略的研究之重要性，随着近些年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和相关学术机构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这种跨语言和文化的交际活动，不仅仅只是涉及语符之间的转换,而且关乎到文化之间的交融。虽然说语言承载着文化，但是，中国餐饮业的海外发展和壮大作为世界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涵括的菜肴名称英译就不再是纯文学意义上的文本翻译行为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应属于外宣性质意义上的一种对外传播活动，甚或可以说得上是一种完全的对外经济活动，因为菜名的英译质量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影响到中国餐饮业在海外发展的规模和效益，从而反刍国内相关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就需要在菜肴名称的英译活动中运用必要的增译和凸显等翻译手法，确保译名能充分体现出菜肴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中国的民族文化是否能够在菜肴名称（尤其是对于那些纯写意型的菜名）英译过程中向译语受众充分传播，成为了衡量众多译名适切与否的一个核心要素。当然，中国菜名英译活动中，无论是从文化层面的考量还是从经济角度的权衡，都必须以语符意义（非语符的表层语义）的切近传递为归依。因此释译方法（解释、说明和补充等译法）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可以帮助译语受众更好地获取原语的语义信息和文化信息。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菜肴名称的英译活动不仅承担着语符意义的切近传递和民族文化的最大传播，同时还担当着汉语的世界推广这一重任。音译和零翻译常常被认为是对原语意义和原语文化最本真的传递和传播，它可以完全确保译文的“不失真”或“等值”。在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英译中，常常被广泛使用，并已取得了可喜成就，使许多富含中国文化特色的汉语词汇以其最本原的拉丁字母拼音拼写形式进入到了译语（英语）语言，获得了世界的广泛认可和推广。饮食，国计民生也。适切的中国菜肴名称的英译名，可以使译语受众更为贴切地了解到译出语的语言和文化魅力，在不造成理解中产生歧义和不增加译语受众接受困难的前提下，如果能辅以视觉非语言的图示，适当的音译将更加有助于原语语言和文化的世界传播。跨文化交际翻译学强调了译文对译语受众与原文对原语受众所产生的等效性。就菜名的跨文化交际翻译来看，既有其文学性和文化性，也有其知识性和专业性，更有其经济性和传播性，它涉及了翻译学的每一个层面，单纯地使用某一种翻译理论或翻译方法以穷尽该实用翻译领域的方方面面是有失偏颇的。故而，在菜名的英译实践中，将中国菜肴名称按照传统的区分办法分为写实型和写意型（含实意兼顾型）两大类，结合西方菜名的表述形式和突出特点，采取写实性菜名直译，写意型（含实意兼顾型）菜名音译加释译的方法进行英译。某种程度上来说，翻译就是另外一种形式上的创造，对于那些已经约定俗成之菜肴音译名直接沿用，而对于某些中国特色鲜明的菜肴名称，译者应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采取借用、谐音等手段，勇于创新，从节约的原则和品牌树立的原则出发，创造出易于为广大译语受众所能接受和传播的，如Gobelive（狗不理）、Longkudo（龙虎斗）等菜肴的经典译名。本课题的研究将从以下八个方面对中国菜肴名称的跨文化交际英译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试图找出其中的某些共性，区别其个性，进而使菜名的跨文化交际英译译名达到效度和信度的最佳近似。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的意义、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研究目的及创新之处、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第一章：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本章主要讲述中西饮食文化差异产生的背景及差异的表现：饮食观念、社会文化内涵、原料结构和种类、菜肴名称命名特征、菜单设计、烹饪方式和刀工上。第二章：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菜名译名规范——本章内容主要分析菜肴译名研究的现状及问题，提出菜肴名称译名规范的必要性、译名规范的原则、方法与内容，并在本章第四部分专门给出了几个具体菜肴译名的分析。第叁章：菜名英译的目的与原则——本章主要就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原则与方法，分析菜名英译的目的定位及菜名英译的基本原则，并专门探讨了经济原则下的菜名英译。第四章：菜名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适应论——本章首先分析传播与翻译的概念，然后探讨了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的菜名英译和跨文化交际适应论下的菜名英译：复合型菜名英译适应、写实型菜名直译适应、写意型菜名音译适应。第五章：菜肴制作的刀工及烹饪方法的英译——首先分析了刀工的英译（含与菜形密切相关的刀工英译和与菜形无关的刀工英译）；其次，对中、西烹饪方法词的语义进行了对比及英译探讨（通过探讨火候、刀工与烹饪方法等分析了烹饪方法的英译）。第六章：菜名翻译中的跨文化策略——本章首先对释译、变译、音译、图示及翻译中的取义角度的转换等翻译策略和技巧进行了探讨，提出菜名英译中通过归化和异化的英译手段以达到菜肴译名的信度与效度；同时分别探讨了写意型菜名和纯写实型菜名的相关翻译策略。第七章：菜名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药膳名称英译——本章主要分析了中西食补观念的差异、药膳发展的历史及理论依据和药膳的功效与名称构成，提出了药膳名称英译的原则及方法及药膳译名的结构模式和处理方法。第八章：中国菜肴名称中的修辞特色及英译——主要探讨了暗喻型菜名、借喻型菜名、象征型菜名、典故型菜名和夸张型菜名等的英译问题。结束语部分指出了本研究中某些英译方法的局限，再次提出音译方法在菜肴名称英译中的重要作用，就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后学提出希冀。
王晓凤[6]2012年在《郭建中翻译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郭建中教授，中国当代资深翻译家，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曾担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副研究员，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校区研究员，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翻译协会会长，浙江省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现任浙江省翻译协会名誉会长、杭州市翻译协会顾问。郭先生在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及翻译教学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兼译、教、研于一身，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翻译理论，对翻译理论上一直争论的问题都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运用到自身的翻译实践中。他撰写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归化与异化》、《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汉英/英汉翻译：理念与方法》、《汉译英的翻译单位问题》等一系列有影响性的文章，他的翻译思想引起了我国翻译理论界的关注。在过去的叁十多年中，郭先生着作丰硕，他翻译的一些名家作品受到广泛的好评。已经公开发表了翻译研究论文和专着100多万字，有《当代美国翻译理论》、《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等译学专着。专着《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系统、全面介绍美国翻译理论研究成果的着作，尤其是介绍了旅美华人学者的翻译研究成果，填补了当时国内翻译研究的空白。专着《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科普与科幻小说的专着，标志着我国系统研究科普与科幻翻译的崛起,填补了我国（科学）翻译研究的空白。郭先生的主要文学译着有：英国文学名着《鲁滨孙飘流记》、《摩尔.弗兰德斯》，美国文学名着《杀鹿人》(合译)和《铁草》（合译）及当代外国文学名着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和辛格等作家的作品数十篇；翻译、编着了800多万字的科幻作品并主编“外国科幻小说译丛”50余册和电影剧本等各类文体材料，其中，他与美国科幻作家协会前任主席詹姆斯.冈恩联袂主编并译成中文的《科幻之路》（六大卷，300余万字），被誉为“科幻宝典”，在我国科幻小说家、科幻研究者以及青少年中间有广泛影响。因其在译介国外科幻小说方面的成就，1991年，他获得了世界科幻小说翻译界的最高奖——恰佩克(Carel Capek)翻译奖，这一奖项我国至今无第二人问鼎；1997年，他又获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科幻小说翻译奖——“金桥奖”。他在译学的家园中留下了一道道灿烂的彩虹，被享誉中外的着名翻译家叶子南先生称为当代“优秀的翻译研究者”和“科幻小说翻译家”，《中国科技翻译》副主编李亚舒先生誉他为“中国译坛上的一面旗帜”。他的名字已被编入《中国翻译家辞典》、《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中国翻译辞典》和《中国译学大辞典》等有关译学和社会科学的工具书中。然而，郭先生对我国翻译事业的贡献却曾被忽视，较少有人对他的翻译成果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进行系统、全面地论述。本文作者通过与被研究者面对面的交流，在广泛收集有关郭先生翻译活动的文献资料和深入学习郭先生关于翻译方面论述的基础上，从文化交际出发，以和合翻译理论为视角，旨在对郭先生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做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梳理和描述，探究郭先生独特思考方式及其发散型的译论研究和丰富的翻译实践，进一步理解和思索翻译理论，以便对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译论进行反思，探究先生的和合翻译思想，进而发掘先生翻译思想及其翻译实践对于我国翻译研究和文学翻译、科幻小说翻译实践的启迪和指导作用，以此推动浙江省乃至我国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繁荣与发展，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和汉语语言文化特点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提出点滴有意义的建议。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简单介绍郭建中教授及其对译学的贡献，阐明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及其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论文结构框架。第二章和合学与和合翻译理论。本章首先追溯了和合的语义演变与和合的文化理路；其次，论述了和合学与翻译的关系；再次，探究了和合翻译的东西方文化底蕴，并阐释了和合翻译的溯源、内涵，其内涵包含和合翻译本体观、和合翻译认识观、和合翻译审美观、和合翻译文化观及和合翻译伦理观五个方面。第叁章介绍郭建中教授和合翻译思想。郭先生的学术信念是“既要重视实践，也要重视理论”。本章首先概述了郭先生的和合翻译思想，接着探究了郭先生翻译思想在和合视域中的映射。即：郭先生对“翻译对等标准、翻译单位划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直译与意译和归化与异化”等诸多问题的真知灼见，贯穿其间的是他对翻译研究和中西译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章还论述了郭先生和合翻译实践中表现出的“和合翻译审美原则、和合翻译文化原则和和合翻译伦理原则”等翻译行为原则。第四章介绍郭建中教授和合翻译实践。在翻译实践中，郭先生认为，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译文语言应该通顺流畅。他坚持翻译应该在“信”的基础上做到“顺”，实现“信”与“顺”的有机统一。本文采用描写、分析和比较的方法，选取郭先生翻译的笛福经典小说译本进行文本分析。首先，文章从“话语通俗性及其转换”和“叙述真实性及其转换”两个方面探究笛福经典小说的写作特点及郭译本的翻译策略；接着，探究科幻小说翻译“文学性、通俗性和科学性”叁标准，分析了郭先生科幻小说译本中体现出的翻译策略，并对先生翻译实践中体现出的和合特点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论证。第五章是论文的结论。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结果、研究局限与发展空间。本章首先总结了郭先生在翻译理论、经典小说翻译和科幻小说翻译中的研究成果，接着翔实地阐释了他在翻译理论研究中提出的独到见解，最后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发现。本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存在一定的可拓展空间。研究内容有待完善，研究方法有待探索，语料与实践研究的深广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利用语料库进行实证性研究将为文学作品的分析提供更充分的论证。
杨璐[7]2017年在《《狼图腾》维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文中提出新疆为各民族杂居区域,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模式、审美鉴赏力及信奉的宗教有所区别,这种区别便形成了自身的独特的文化特征,以和其它民族区别开来。这种差异就是民族文化差异。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词汇便为其中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的因素。所以包含诸多文化内容的文化负载词于民族之间的文化沟通方面便尤显关键。本文意在根据已有的分析结果,将文学作品《狼图腾》内的文化负载词当成分析客体,对它们予以搜集,梳理与研究。笔者把搜集的文化负载词整理后进行了分类,分为五大类进行考察分析:社会文化词语、生态文化词语、物质文化词语、宗教文化词语和语言词汇。借助对它们翻译策略的研究与讨论,得出文化负载词于翻译为维吾尔语的时候面临的难题关键为文化的变换,绝对的再现原文是难以实现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也就成为了造成翻译困难的原因。于翻译文化负载词的时候不应仅采取单一的策略,唯有归化与异化综合起来方有助于正确的传达信息,完成文化的沟通。
刘伟静[8]2013年在《从归化与异化的角度看日语中含文化色彩词语的翻译》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迫切需要与世界各国对话，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接轨，翻译作为理解各国文化、拉近各民族距离的桥梁，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举足轻重。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开始出现文化转向，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应势而生。自这两种翻译策略产生后，学者们围绕其定义、作用、价值等不断展开论争，其地位也逐步取代以往的直译和意译之争，成为当今国际译界争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本论文拟在探讨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日语中含文化色彩词语的意义，继而围绕《挪威的森林》中的具体实例探求日语中含文化色彩词语汉译过程中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具体选择问题，由此提高对日语中含文化色彩词语及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认识，希望能够对今后日语中含文化色彩词语汉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选择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朱安博[9]2007年在《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文中指出本文追溯了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发展历程,以归化与异化为原则,在梳理中国近百年来翻译研究中归化与异化的策略流变过程中,拟以归化和异化的发展历程为经,以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译者与译作为纬,对有关归化异化研究的大量的史实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归纳、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从归化异化发展的渊源角度出发,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者的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等问题,不仅再次界定澄清了传统翻译研究上的一些误区,同时也对归化异化研究的理论、内容和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通过对中国近百年来翻译研究中归化与异化的策略流变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所谓“归化”与“异化”,实际上是以译者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在这种文化立场之下,我们就不难看出译者所要选择的翻译策略了。与以往的研究相比,笔者试图以对归化异化为切入点,借助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对文学翻译的一些具有共性的基本问题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分析比较,对文学翻译问题进而上升到理性的思考,作出合理的、科学的描述和阐释,在超越翻译研究“归化、异化”的“二元对立”情结的基础上,进而揭示中国近百年来文学翻译中所折射出来的文化语境以及在翻译活动中背后所隐含的文化霸权,借助于翻译研究的文化倾向但又注重翻译本体研究的回归。论文由七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全面评介了归化、异化之争的源起及涵义,在对归化和异化的发展历程追溯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归化与异化之争的实质与意义以及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提出了以多元系统论为理论工具,从文化批评的角度,以归化异化为切入点,可以揭示出在翻译活动中背后所隐含的文化霸权倾向。第一章对清末民初时期,为了拯救民族、本着“洋为中用”的思想,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人物掀起了翻译出版西洋文学的高潮进行研究,指出这一时期的翻译方式总的来看就是不囿于原着,在语言和形式上主要是归化的策略,从而造成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嬗变。在向五四时期的异化进程发展中,翻译文学所启发的中国文学现代性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二章通过对“五四”时期当中国文化处于国际文化的边缘地位时,翻译者多采用异化式翻译策略的描述,在发掘西方文化独特的时代与精神内涵的同时,在跨文化语境中用异化的语言书写建构具有主体意识的现代性,以达到改造文学、改造社会的目的。第叁章试图以《牛虻》在异域语境下的经典之路为例,揭示了我国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在建国初期以政治选择为主的标准,本着“为革命服务,为创作服务”的宗旨,对翻译作品选择归化的策略。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必然要为两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诸多社会历史因素和政治经济大环境层层包裹。这一时期也是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较大的时期。第四章通过对张谷若“地道的译文”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异化、归化均衡的原则,并探讨了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复杂因素,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化的问题,更是会涉及到文化帝国、语言霸权的的内容。归化异化之争不仅仅体现翻译策略或方法的选择问题,更昭示译者和理论研究者持有的文化态度和译者所代表的特定文化所持的文化观念。第五章将文学翻译与比较文学联系起来研究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因为文学作品中所运用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与译文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文学比较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当代学术研究的跨学科倾向也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结语”部分提出了论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提出了归化异化二元对立的哲学、语言学基础。这样就可以突破二元对立的窠臼,站在语用学的角度开看到这个问题,就会能从更深层的意义来探讨翻译研究。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归化异化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分析,并结合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流变的大致脉络,从而得出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 1.归化异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二元对立的,可以从二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在时间上来看,二是从语言和思想等内容上来看,比如林纾等人的翻译可以理解为语言上的归化,思想上的异化。不仅要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还可以从共时的角度来看读者群与译品之间的关系。2,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归化与异化目前还没有。3,从国内外翻译策略的选择来看,呈一定的历史趋势:归化一直是占主流,异化只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占据主要位置,这肯定有某些历史因素在影响着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选择。4,所谓“归化”与“异化”,实际上是以译者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在这种文化立场之下,我们就不难看出译者所要选择的翻译策略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所注重的是社会批判与实践,关注的是在翻译实践中进行文化抵抗和斗争。5,不仅从文化层面,而且还从哲学语言学层面上来探讨归化异化,特别是引入语用学的理论,这样就比较全面系统地把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回归文学翻译的本体研究。
肖玉莹, 李昱萱, 王胜利[10]2018年在《美剧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辩证关系与运用原则》文中提出在我国当今的影视市场上,大批的美剧进入中国市场,因其所蕴藏的不同文化内涵和不同风格,越来越多的国人被其丰富的剧情吸引。翻译也就变得不可缺少并越来越热门,从而使许多英语爱好者,无论是英语专业出身的还是非英语专业出身的,都投身于美剧翻译之中。《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是由菲利普.K.迪克(Philip K.Dick)所写的科幻小说改编的美剧。本文主要从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的角度来研究并分析《高堡奇人》中字幕翻译的语言特点及其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 异化翻译思想探究[D]. 张志清.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2]. 归化与异化的辩证融合——以傅东华译作《飘》为例[J]. 江虹.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5
[3]. 再谈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J]. 顾红兵. 成功(教育). 2011
[4]. 《聊斋志异》俄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初探[D]. 朱倩倩.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
[5]. 跨文化交际理论下的中国菜名英译研究[D]. 熊欣.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6]. 郭建中翻译思想与实践研究[D]. 王晓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7]. 《狼图腾》维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D]. 杨璐. 喀什大学. 2017
[8]. 从归化与异化的角度看日语中含文化色彩词语的翻译[D]. 刘伟静. 黑龙江大学. 2013
[9]. 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D]. 朱安博. 苏州大学. 2007
[10]. 美剧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辩证关系与运用原则[J]. 肖玉莹, 李昱萱, 王胜利. 校园英语.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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