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183方法#183创新_能力素质论文

质量#183方法#183创新_能力素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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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创新。我想,讨论这个问题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不能脱离这个时代,二是不能脱离这个时代下的教育,培养怎样的人至关重要。这使我想起了许多年以前华罗庚教授在武汉洪山礼堂作的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讲到了一个故事,说在推广优选法时,有一位同志对他说:“华老,我已经做了几十次试验,没有成功,但我决心把这个试验做下去,一直做到成功为止。”华罗庚教授十分幽默地答道:“决心不决心在于你,成功不成功在于它。”这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说明要把优选这件事做好,不光是一个决心问题,需要起码的素质作基础,还需要正确的方法作引导。一个具体的优选问题如此,何况一个民族的创新呢?这就是我在这里讲的素质、方法、创新之间的关系。因为,创新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提高素质,让人们能驾驭知识,把握机遇,具备发展自己的功底和基础;需要掌握方法,让人们更快地获取知识,扩大知识面,具备灵活应对的能力。只有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学生的创新,进而促进中华民族的创新。

一、我们处在知识不断创新的时代

当今,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在形成。它带动着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决定着未来的经济走向,在新的经济结构中,必将占有主导的地位。这表明,知识经济时代已日益向我们逼近,人们进一步感到了知识的重要性,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

然而,人们并不完全明白,这个时代具有什么根本性的特征。当知识与一定的权位相联系时,科举制度曾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当知识与一定的就业机会相联系时,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千军万马应试的奇观;而一旦知识与经济联系在一起,知识创新将由人们的一般追求,发展为残酷的集团竞争与国际竞争。虽然知识是唯一在使用中不被消耗的资源,但要形成竞争力,就必须不断创新,而不是不断复制。创新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创新即生存。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根本特征,创新是支撑一个民族的脊梁和灵魂。

二、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教育

既然是一个新的时代,那么我们的教育能否适应这个时代,能否引导这个时代呢?这就要反思我们的教育。

中国教育有着精深的理论,也有着丰富的实践。中国有这么多人口,举办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中国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富有牺牲精神的人才,他们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这是中国教育的成功和骄傲。

但是,中国教育也存在十分突出的缺点。主要表现为:重教有余,重学不足;灌输有余,启发不足;复制有余,创新不足。这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思维活力,压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今天这个迈向知识经济的时代,其不良后果尤为明显。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以其亲身体验讲到:“西南联大教会了我严谨,西方教会了我创新。”(注:清华大学学生处、团委:《世纪呼唤——全面素质大讨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清华大学教育思想讨论资料》第12期,1998年1月1日,第3页。 )正是这十分重要的两点,为他登上诺贝尔领奖台奠定了基础。而这基础中的第二点却不是从中国得到的。

其实,对中国教育的不足,毛泽东早有告诫。他批评旧的学校“消磨个性,灭掉性灵”。他不大迷信书本,强调书本之外另有天地。他一贯提倡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教育的改革,他强调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应当成为我们教育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有了这种眼光,站到这种高度,我们就没有理由坐在“成绩”的功劳簿上止步不前,就应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开辟新的教育,迎接新的时代。这新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提出了六大解放:“解放眼睛,敲碎有色眼镜,教大家看事实。解放头脑,撕掉精神的裹头布,使大家想得通。解放双手,剪去指甲,摔掉无形的手套,使大家可以执行头脑的命令,动手向前开辟。解放嘴,使大家可以享受言论自由,摆龙门阵,谈天,谈心,谈出真理来。解放空间,把人民与小孩从文化鸟笼里解放出来,飞进大自然大社会去寻觅丰富的食粮。解放时间,把人民与小孩从劳碌中解放出来,使大家有点空闲,想想问题,谈谈国事,看看书,干点与老百姓有益的事,还要有空玩玩,才算是有点做人的味道。有了这六大解放,创造力才可以尽量发挥出来。”(注:陶行知:《民主教育》,《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325—326页。)

在这日益逼近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怎样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呢?无疑,陶行知所强调的六大解放和毛泽东曾提到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09页。)是极其重要的方面。

然而,创新并不会凭空产生,它需要基础,需要条件。这里,我想就新的时代关于知识积累和增长的特点谈一点促进创造力的思路。

当今世界的知识尤其是科技知识有两大特点:一是积累多,知识量大,多得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二是增长快,发展快,快得千变万化,日新月异。多了怎么办?办法就是选择、比较。选择最基本的,比较最重要的,并力求把这些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内化为学生的心理品质,这就是素质,这就是功底。快了怎么办?办法就是要讲究方法,要灵活多样,尽可能快地获取知识,扩大知识面。有了素质作基础,有了方法作引导,然后确定一个专攻领域,我们就可能让学生生动活泼地创造性地发展。

三、素质教育着眼内化发展,强调学术功底与为人品质

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中国人并不重视知识,也不重视知识分子,曾有许多好的人才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到“文革”中,这种现象发展到了极端,以致“臭老九”成为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读书似乎是一种犯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才有所认识。邓小平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8页。)也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才认识了知识的重要性。紧接着,人们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光有知识够不够?当然,知识本身还有质量与结构、深度与广度的问题。过去我们按苏联模式,专业弄得很窄,后来我们自己又在中学过早实行文理分科,分得学文的不懂理、学理的不懂文,从中学开始就为人们准备发展的一半设置了障碍,又限制了人们向另一半发展的可能性。加之,如果传授知识时不注意开启人的智慧,反而压抑人的智慧,学习知识时不注意联系实际思考、分析,反而越学越死,这就有问题。于是,在80年代初,能力问题被提了出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知识是重要的,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对中国学生而言,常常在考试上不比别人差,但解决实际问题时,却时常不如别人。这就是所谓的“高分低能”现象。于是,能力训练,特别是思维能力和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训练,受到了教育者和学习者的重视。这应当是一个进步,一个不小的进步。在中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太重了,以致常常重到唯书、唯上、不唯实的地步!这种重智慧、重能力的呼声,给了读书人一个正确的指引。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随着应试教育的强化和道德教育的淡化,人们进一步提出了素质问题。人们认识到,道德中有知识问题,如道德认知,道德中有能力问题,如道德判断;但是,道德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知识,不是能力,而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品质。品质问题,知识和能力并不能完全包括。解决人的全面素质、整体素质,决不仅仅是知识和能力可以包容的。有的人很有知识,也很有能力,但缺乏道德的例子并不罕见。这就是所谓的“高才低德”现象。这当然不是说高才会导致低德,而是说有些高才的人并没有养成与其智力水准相应的道德水准。而一旦如此,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甚至危害常常会更严重。有一篇文章讲得好:“‘构思过度’对创作是一种危害,营养过度对健康是一种摧残,而江河湖泊水质中的营养过度,实际上是一种污染,智能也是一样,过分地运用在不恰当的地方,就会导向灾难。”作者在这里是针对一位大学讲师犯罪后八年才落网的事实发出的心底的感慨!文中还写道:“在这处处讲究智能的世界里,该如何来识别和对待各种各样的人呢?我想,一个人最值得珍视的是仁慈的天性,这远比聪明重要;如果缺乏仁慈的天性,就应该通过艰苦修炼来叩击良知;如果连良知也叩击不出来,那就要以长期的教育使他至少懂得敬畏、恪守规矩;如果连这也做不到,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愚钝和木讷了;如果他居然颇具智能,又很有决断,那就需要警觉,因为这样的人时时进入一种可怖的梦魇,并把这种梦魇带给别人。”(注:余秋雨:《智能的梦魇》,《散文·海外版》,1998年第5期。)

因此,我们之所以强调素质和素质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从提高质量考虑的,这个质量不仅包括人的智力品质,而且包括人的非智力品质。这后者是知识和能力的概念不能完全包容的,但反过来,素质的概念却在一定意义上涵盖了知识基础和能力。素质教育正是着眼于提高人的素养和品质的教育,它强调的是知识的内化和人的潜能的发展,强调的是人的身心和谐而全面的发展。

近20年来,中国人从“文革”的灾难中站立起来,在认识上完成了从重知识到既重知识、又重能力、更重素质的飞跃。这一飞跃不是靠外国人,而是靠自己。这就是创造,这是中国人经历了血的教训之后,在教育理论上的创造,并在全国较大范围内试行。它的根本功绩在于:重视培养完整的人,并激发教育工作者改革教育的热情和探索好的教育的勇气。就素质教育而言,我认为其核心是人的发展。它主要涉及以下若干理论问题。

1.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教育解决的根本矛盾是人的现有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人,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要把个体的人提高到社会发展的现有水平上来,须经过各个阶段的教育来实现。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把社会发展要求放在第一位,人的发展要求放在第二位,并形成了在人与社会发展关系上,人的发展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即社会本位论。这种理论就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也许是无可非议的,但所造成的后果常常是置个体发展于次要地位,特别容易抹煞个体发展的差异,无视个体发展的正当要求。与这种理论相对,出现了另一种理论,即个人本位论。这种理论常常过多考虑个人的自由发展,而较少考虑个体承担的社会责任,容易走向极端个人主义。这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常常针锋相对,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往往常识性地不受重视,其合理内核也被作为个人主义的东西而抛弃。当人们冷静思考后方知:什么是社会发展呢?可视为社会文明的积累与群体人的发展,这种发展离开了个体人的发展将会成为无源之水;什么是个体发展呢?可视为社会中某一员的发展,这种发展离开了社会,要从蒙昧状态进到现代文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站在更高的角度,出现了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需求辩证统一的理论。总体看来,这无疑是正确的。正如小原国芳所说:“无视个人的社会无法得到繁荣,无视社会的个人无法取得成就。”(注:[日]小原国芳著,刘剑桥等译:《小原国芳教育论著选》(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然而,就促进人的发展为宗旨的教育而言,强调以人为本是必须的。这是因为,人是教育的对象,人的发展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一个十分强化的“社会本位论”的环境下,更显必要。因此,素质教育把人的和谐而全面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并通过人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本源和基础。唯其如此,才有中华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才有社会健康而持续发展的根基。这一点,我们同一些发达国家比较,实际上差距很大。某一项经济指标差距的缩小,也许不要几年时间,而要提高人的素质,常常需要几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百年树人”,就是这个道理。

2.影响人的发展的诸因素

对此,尽管有多种表述,但概括起来,其因素不外有四:一是遗传;二是环境;三是教育(特殊环境);四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说,要提高人的发展水平,提高人的整体素质,要从多方面着手,并把这些因素联系起来,尽可能发挥教育的主导作用。当然,遗传作为先天因素,人们难以改变,不仅难以改变先天,而且这种遗传中的某些特征还会在后天的不同年龄阶段表现出来,我们也难以改变。但是,我们却仍然有所作为,遗传工程的进展便是人类为此而作的努力。此外,还有一些措施,比如,遗传所形成的身心素质需要在后天逐步发育成熟,掌握了这种发育成熟的规律,我们便可以起促进作用,至少不应违背自然的规律。又如,遗传中的某些缺陷可以在后天进行补偿,今天进行的特殊教育,有些便属于这种补偿工作,至少不要雪上加霜。再如,先天因素也不全是遗传因素,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情况,环境对胎儿的影响,也可以通过胎教的办法加以改善,至少“听天由命”的状况可以有所扭转。同时,人在环境的选择、机遇的把握、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等方面基本上是主动的,而且其主动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还会不断增强。也就是说,人应当逐步努力,让自己掌握自己发展的命运。在这方面,教育的主导作用应当充分发挥,通过教育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选择和营造环境,控制和改善遗传。

3.主体性教育

这是素质教育思想的核心。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人的发展既不能由父母包办,也不能由教师代替,可以说任何人都无法取代。这一理论我认为应强调以下三点:其一,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主体性的发展。没有主体内在潜能的开发,没有外在文化知识经发展主体的内化,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其二,教育中的双主体性。在人类交往活动中,有两种关系:一是人对自然的关系;二是人对人的关系。在这两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前者是一种主客体结构,即人是行为的主体,自然界是客体;后者是一种双主体结构,表现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它们都是交往的主体。教育是人施之于人的活动,是教师和学生双边作用的过程,其核心关系是教与学的关系,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构成“教学相长”的本质关系。虽然他们同时也互为客体,都是对方的认识对象,但这种主客关系不是本质。这就是说,主体的发展不仅不否定教师的作用,而且把教师也视为并列的活动主体,且发挥着指导者的作用。这就是教育中的“双主体性”。明确这种双主体性,教师要负教的责任,学生要负学的责任,只有双方的主体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并且配合协调,教育才能收到最佳效果。

其三,主体的发展是在认识和实践中完成的。个体的求知和发展不是通过教师的教就完成了的,它不像买卖物品,不像用口袋装东西,要把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是个复杂的认识和实践过程。特别是在中国教育比较重视教师的教而忽视学生的学的情况下,我们在强调主体性的时候,重点是学生的学。也就是说,主体性教育将重点放在尊重和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倡导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上。这既是我国教育不足的地方,必须予以强化,也是所有教育的最终落脚点——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

根据这一理论,平时我们习惯上常用的“灌输论”、“栽培论”、“园丁论”、“蜡烛论”、“拔苗助长论”等,都有不妥之处。其所以不妥,或者是没有把学生当人,或者没有把学生当成能动性的人。事实上,我们面对的学生是有自尊心、自信心和主体精神的人,而且随着学历层次的提高,这种自尊、自信和主体精神会更强。

4.个性教育

由于每个人的遗传特征、所处环境、所受教育以及自身努力程度的不同,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主体既有共性的相似,又有个性的差异,从而体现出发展过程中的五彩缤纷。他们的性格特点不完全相同,兴趣爱好不完全相同,智力能力不完全相同,这是教育必须面对的事实。然而,现代教育实行的是班集体教学,“齐步走”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对学生差异和个性特征重视不够。因此,素质教育强调:不仅促进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较全面的发展,而且促进每个学生相对于他自己而言是最好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好的学生发展得更好,一般学生也力尽其能,让所有学生都感到学习的成功而不是失败。教育改革如同经济改革一样,其观念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在达到基本共性目标要求的前提下,要求全面发展,但不强求平均发展;要求全体提高,但不强求同步提高。差异和特色不仅体现万事万物所呈现的事实,而且体现万事万物的生机,教育也不例外。

当然,个性是个中性的词,比方说某个人的个性品质,你说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就很难说。我们这里谈的个性教育理论是指承认个性,正视个性差异,重视因材施教,即针对不同的个性特点施以有区别的教育,而且要特别注意帮助学生发展优良的个性品质,抑制和克服那些不良的个性品质。我曾经在向学生谈教学法时说过四句话:“教学有法无定法,因人而异论好差,学到字后是功夫,学到心里属内化。”这里的“因人而异”是考虑个性特征的。也就是说,一种教学方法,对这个教师而言,可能是好的,对另一个教师而言,不一定成功,对这类学生而言可能受欢迎,对另一类学生可能不恰当。

个性教育,对教育者而言是重视因材施教,而对学习者而言是鼓励各显神通,特别是要发展他们的创造性。我们总说创造性,怎样培养创造性呢?一个重要方面是要给个性发展以宽松的空间。个性品质虽然有好坏之分,但人的个性常常又是其成长、成熟、发展的重要标志,没有个性谈不上创造性。不重视这一点,也许我们培养了很多人,但却很少冒尖的,“平庸”是缺乏个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承认人的发展,又抑制个性的发展,其结果只能是发展上的平庸。

5.知识、能力、素质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们在讨论素质教育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对此,有几点需要明确:

其一,知识是形成人的能力、提高人的素质的基础。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其先天素质未被特殊化,不像动物那样生下来不一会儿就能走,而要花很多时间在大人的帮助下才能慢慢地学会走路;然而,自然界也十分公平,让人有一个在后天可以充分发展的大脑,这使人类优于任何动物,使教育成为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使学习成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谈素质不能离开知识。这里所说的知识,既包括知识的质,也包括知识的量。

其二,知识并不等同于能力。知识和能力不是线性关系,学的知识多并不等于掌握的知识多,并不等于能力强。能力的形成还需要很多条件,重要的是这种学习是否开启了人的智慧和心灵,是否为学习者所理解,并通过实践训练特别是思维训练而转化成了能力。因此,教学中常常强调转化:将书本知识、教师所掌握的知识转化成学生所具有的知识,将已学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能力。

其三,知识和能力并不等同于素质。人的素质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它的内在性。有人说,素质是人的发展的潜在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动态的、递进的,随着知识的积累和阅历的丰富而不同,随着人的生理、心理的变化而变化;有人说,素质是人承担社会责任所具备的内在条件;还有人说,素质就是素养加品质,或者说是经过学习、培养的内在素养和品质,等等。总之,素质不等于知识,也不等于能力。知识需要经过内化才能成为素质,能力只是素质的一种表现。怎样看一个人的素质呢?可以从行为上看一个人的素质,有一句话叫“训练有素”,或“习惯成自然”;可以从思维上看一个人的素质,主要是看他思维的独特性、灵敏性,看他思维的深度与广度,看他思维的类型和方式;可以从精神上看一个人的素质,主要看他对自我的超越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但我们还希望这种主体意识能不断超越。雷锋之所以受到世人称赞,就是他的这种自我超越的精神。精神境界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高层指标。它包括人的思想道德,也包括人对问题的认识深度。要把所学的人类文化精萃经过自己的选择、吸收、融会、创新,变为自己的灵魂,内化到骨子里,融化到血液中,这不就是素质吗?所以后天的教育和人自身的改造,是形成良好素质的关键。当然,也不要把素质完全说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因为内在的素质总要通过其行为举止外显出来。如此等等。

综上所述,素质教育的根本宗旨是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全民素质水准。所以,我把素质教育界定为:“所谓素质教育,是指这样一种教育,它利用遗传与环境的积极影响,调动学生认识与实践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学生生理与心理、智力与非智力、认知与意向等因素全面而和谐的发展,促进人类文化向学生心理品质的内化。”(注:文辅相:《中国高等教育目标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学记》云:“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古人早就强调了激发学生内在潜力的重要性,而批评了那些“不顾其安”、“不由其诚”、“不尽其材”的教育的危害。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素质教育中关于内化、发展的思想。

德国著名教育理论家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什么是教育》中写道:“在人的存在和生成中(以人的年龄、教养与素质差别区分),教育环境不可或缺,因为这种环境能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价值定向和爱的方式的生成,然而现行教育本身却越来越缺乏爱心,以至于不是以爱的活动——而是以机械的、冷冰冰的、僵死的方式去从事教育工作。……因此,如何使教育的文化功能和对灵魂的铸造功能融合起来,成为人们对人的教育反思的本源所在。”(注:[德]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页。 )这种强调爱心、强调文化功能和对灵魂的铸造功能融合的教育,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素质教育本质上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说,素质教育是中国人的创造,实际上是中国人集古今中外教育理论之精髓,用自己的语言所作的创造性概括。并且,其包容的思想是开放的,还将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在这日新月异、变化万千的社会里,在这眼花缭乱、知识堆积的时代,提倡素质教育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在质与量的比较中首先重视知识的质,进而把这种高质量的知识内化为个体的心理品质;让人们在做人与做事的关系上,重视做人的道理,以实现精神的升华与灵魂的净化。上面提到杨振宁教授取得成功的两点:一是严谨,是在国内学的;二是创新,是在国外学的。现在看来,即使是第一点,我们的教育也已经不太讲究了。特别是在这趋于浮躁的社会里,严谨治学已经谈不上是我们的优点了,甚至可以说,不严谨已随处可见。这更加说明强调素质是多么重要!

四、方法教育力求外在延伸,重视知识广度与灵活应对

人的素质是重要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且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基础,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基础标准。一个人要想不断进步,就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进行终身学习,接受终身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素质教育也是终身的。

然而,基础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正如树根不能代表枝干,楼基不能代表大楼一样。随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快速度,着眼素质、追求功底的教育,遇到了一个极大的矛盾,那就是许多知识如过眼烟云,叫人们无法应对,更难以内化。人们必须掌握一种方法,去查询、去检索、去存储、去借取、去学习、去鉴别,等等。诸如此类,均不完全属于素质教育的范畴。因此,除了素质教育之外,还应有一种教育,它与“内化”、“内在”相区别,甚至相反,强调的是外存不是内存,是方法不是内容。这样,它便为我们区别了重点与次点,腾出了内存空间,保持了脑子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与吸纳能力;它力求为我们架起许多桥梁,准备许多船只,创造更多获取知识的机会。我把这类教育称谓方法教育。它与素质教育相辅相成,旨在扩大学生知识面、让学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灵活应对。可以说,方法教育为学生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在这一点上,中国早有精辟的论断。最典型的说法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方法问题更应被提到重要议程,它是解决科技高速发展的另一对策。

方法问题多数是结合具体学科进行的。比如:我们要学好中文,不仅要会说、会读、会写,而且它是帮助我们学好一切课程的工具;我们要学好数学,不仅会算数,会解题,而且它是帮助我们走进科技殿堂的桥梁;我们要学好外语,不仅可以应付各种考试,更重要的它是我们广泛交流、学习的手段;我们要学好辩证法,不仅可以能言善辩,而且它是帮助我们善于思维、判断,从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中走出来的指针;如此等等。还有许多从各门学科中提炼出来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

总之,我们要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使用各种帮助自己提高的工具。包括图书馆、计算机、因特网……

我们无法把一切人类文化知识内化到脑子里,但我们却可能利用一切手段、工具来延伸我们的手和脑,去完成我们仅靠自身力所不及的事情。

五、结论

至此,我们针对知识发展多而快的特点所探寻的教育有了两个重要的对策:一是开展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素质,进而提高全民的素质;二是开展方法教育,努力延伸我们的手和脑。这两个方面,前者是基础,后者是补充。如果能够两者兼顾,即既提高素质,又掌握方法,那么,我们的教育将能够大大促进中华民族的创新。这就是我们强调的与素质相应的学术功底和为人品质,与方法相应的知识广度和应变能力,以及两者结合并在一定的内外环境下所形成的活力和创造性。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环境

素质+方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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