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次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命题的缘起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经历过两次转型，分别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 初、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为界标。一般认为，第二次转型一直延续至今，且将会持续 相当一段时期，因此这次文化转型又被笼统地称为“世纪末文化转型期”或“世纪之交 文化转型期”。不过笔者经过较为细致的考察发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 ，无论在大的文化语境还是文学思潮上，都有一系列新的变化。尽管其新变往往非常微 妙乃至容易被论者忽略，但其嬗变律动与其实质指向都与九十年代的文化/文学思潮表 现出本质的区别，因此我认为世纪之交以来的新世纪文学正在经历继“文革”结束、九 十年代初之后的“第三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的思想标志是“思想解放运动”，历史事件标志则是“四人帮”的垮台与 “文革”的结束。新时期文学承担着“人的觉醒”的历史使命，向着“五四”和“传统 ”两个方面寻找思想资源，涌现出“伤痕”、“改革”、“寻根”等文学潮流，审美意 识也呈现出一定的“悲凉”色彩。第二次转型以“八九风波”、“南巡讲话”以及“人 文精神大讨论”为标志，此次转型在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技术化以及思想观念等 各个层面为世纪之交转型奠定了基础。而经过一个阶段日新月异的发展之后，上述各层 面在世纪之交均达到较高水平，更为关键的是它终于带来了历史文化语境的“质变”性 的演进：其一，大众传媒与文化工业迅猛发展，其霸权地位由初步确立到稳固，尤其网 络技术在世纪之交的普及流行更为此期文化转型增添了动力。其二，作为现代化最显著 的表征，城市化有了长足发展，1990年我国城市只有四百六十七个，1999年则达到六百 六十八个，而全国城市人口则从1990年的一亿一千八百二十五万增加到1999年的二亿三 千万。与此同时，城市群、城市带也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 江三角洲、京广、津沪—沪杭、京哈等重要铁路沿线以及长江沿岸逐步形成并扩大(注 ：此处数据参见薛小和《城市化道路怎么走?》，《经济日报》2000年5月19日。)。其 三，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兴起于1994年左右的消费主义思潮至世纪之交已蔚为大 观，整个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耐用品生产和消费时期。在这个时期，耐 用品的生产和消费开始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则退居次 要的地位，“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品消费阶段，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会 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会酿成某 种危机”(注：参见《关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变化——社会学者孙立平教授问 答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意识到，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是西方世界由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消费品阶段引发的， 而这种转换也是世纪之交社会转型的重要表征之一。
很多对“市场化”、“全球化”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也在世纪之交出现 或者实现，诸如“入世”、“申奥”、“世界杯出线”以及“西部大开发”等，而最近 “神舟五号”的升空更预示着我国现代化水平和综合国力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更为全球 化合作提供了新的历史舞台和契机。在这样日益强大的“发展”潮流中，大多数人包括 知识分子由不习惯、不适应到逐渐适应乃至浸淫日久，全球化呼声成为主流。1997—19 98年发生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但是后者套用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 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贴合，也不符合主流思想；而自由主义思潮的兴盛却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九一一”、“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以及“伊拉克战争”等事件一度使不少 人对英美民主产生一定怀疑，但是无可质疑的事实是，向着西方一边倒的全球化浪潮丝 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这样一来反而更显示出西方话语的强大。SARS的突如其来与不可预 料，几乎可以看做是“个人主义”在消费时代式微的一个警示与象征。上述种种预示着 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历史进程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新变，社会文化进入了 新的转型期。对世纪之交文化与文学的这一次新的转型及其内在脉动进行探讨，有利于 对新世纪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态势与走向作出更理性而冷静的判断。
一、文化转型：从“多元”到“断裂”
如果要给世纪之交以来的文化转型做一个概括性描述，那么我认为其核心表征就是从 “多元”走向了“断裂”。为什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多元化”格局在世纪之交 成为一个夭折的乌托邦而最终走向了“断裂”呢?与一般学者所谓的社会统一论不同， 丹尼尔·贝尔否认把社会视为磐石一块的整体观：“不管这种蛛网概念以往是否有理， 我认为目前它已站不住脚了”(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54—56 页，第83页，三联书店，1992年。)，因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经 济技术体系、政治与文化这三个特殊领域服从不同的轴心原则，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经 济结构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前者受制于一种由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组织之类术语表达 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趋于混杂，深受反理性和反智情绪影响(注：丹尼尔·贝尔：《资 本主义文化矛盾》，第54—56页，第83页，三联书店，1992年。)。回顾中国现代文学 的发展历程可见，经济与文化的不均衡或者说不一致性曾经初露端倪，这一点也曾受到 质疑。比如李欧梵认为中国只有启蒙现代性而没有对其进行反思的审美现代性，夏志清 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直言：“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现代，不过是因为它宣扬进步 和现代化不遗余力而已。”这种观点无疑出于统一社会观。建国后，在计划经济模式下 ，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一度呈现出高度的同一性，经第一、二次转型后，这种同 一性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消解，文化不再简单地从属于或者对应于某种政治经济模式。
领域之间的分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表征，虽然已经并将不断面临新的难题，然 而较之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高度垄断，较之文学被视为政治的婢女与传声 筒，无疑是有利于多元化与个性化的呈现的。第二次转型由于对各种宏大叙事的破除， 的确一度呈现出个性化与多元化的文化风貌。然而，这种领域之间的分化又受到中国特 殊历史文化语境制约，从而加深了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政治作为一个特殊领域，其在 经济市场上的控制作用一直未曾消弭，市场经济不可能真正仅仅按照“市场”的轨道行 进，只是政府行为包括文化管理行为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有所变化而已。市场经济孕育 初期，曾经一度使国家财富匮乏的状况有所好转，工人、农民、个体劳动者大都能从中 受益，乡镇企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市场与权力联姻必然为社会的发展埋下隐患， 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更多更有利的时机，临近世纪之交以 来这种状况日益凸显泛滥，社会财富以各种名义转移到少数人、少数集团名下，社会各 个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分裂加剧，广大群众已经很少能从中受益了。更严重的是，经济结 构开始出现种种“断裂”迹象，主要表现在：其一，经济增长的成果和普通群众的生活 之间、经济增长和整个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这一点在2000年表现得尤为有 “象征性”，“虽然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八，但整体社会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增 长而好转”。其二，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出现了断裂，弱势群体日益边缘。这一点从恩 格尔系数的变动可见一斑。恩格尔系数指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联合国粮农组织 用恩格尔系数作为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百分之六十以上是贫困；百分之五十 至六十为温饱；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为小康；百分之四十以下是富裕。我国城镇居民与农 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之差曾经有所缩减，但是近年来又开始拉大。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 数在1999年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一点九，2000年下降到百分之四十，而同时期农村居民的 恩格尔系数约为百分之五十(注：参见《关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变化——社会 学者孙立平教授问答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而到了2003年 ，“长江三角洲地区居民恩格尔系数普遍低于百分之四十，恩格尔系数降低，表明这些 城市的部分消费群体已具备消费升级能力，进入追求时尚和个性需求的高消费阶段。” (注：平荣祺等：《长三角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普遍低于40%》，《新华日报》，2003年 11月4日。)上述数字在标志着城镇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提醒我们城乡、贫富之 间已经出现一条鸿沟。1997年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 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特别是近几年来， 在农民、农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等组成的弱势群体中，绝对贫困的现象开始出现。法国 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提出的法国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人们的地位是 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中)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的社会现象， “实际上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注：孙立平：《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 ，《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 ，越跑掉队的人越多。这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增长与社会整体状况好转之间的同步 因果关联已经产生了本质上的不同。
如果说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只是一个神话，那么利益平等基础上的文化的多元化就难 以真正实现，即使出现，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如上所述，第二次转型后，城市化、技术 化、消费主义思潮等层面自世纪之交以来都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但是真正标志着多元文 化景观的公共领域建设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其重要表征就是中国至今仍然缺乏成熟的 、独立于国家意识形态之外的“市民文化”。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大众传媒与主 流意识形态就津津于制造“新市民神话”，然而，实际上国家和个人之间远未形成一个 强大而独立的社会公共领域。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西方学术界一般原本是指伴 随着西方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而出现的、与国家相分离的社会自组织状态。在这种由市民 构成的社会中，由于个人利益上的异质性和彼此的互补性，而形成相互依存关系。这种 彼此依存具有不受国家支配和控制的社会自主性(注：参见萧功秦《市民社会与中国现 代化的三重障碍》，《萧功秦集》，第301—302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成熟而独立的市民社会是建构多元化文化格局的基本保障。而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领域 只是较之以往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却并没有最终摆脱政治与市场的“合谋”控制， 加之日益强劲的全球化、市场化与消费主义思潮又逐渐制造了新的“话语霸权”对人进 行思想钳制，多元化、个性化诉求终因后劲不足、内力不深而在世纪之交的商业与消费 大潮中走向了“断裂”。
“断裂”的本质意义，是指经济文化结构的各部分之间因割裂分化而解体，这样一来 势必造成新的垄断，所不同的只是这种垄断已经不是在原先的“同一体”中，弱势群体 因此更为遮蔽与边缘化，也由此在整体发展潮流中变得更加无足轻重。处在“断裂”状 态下，经济文化结构的各个成分之间关系松散，各自为政，不再休戚相关，市场经济高 速运转的同时，下层结构却在日益弱化，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的断裂也就不 足为奇了。政治、商业、文化、知识等各种精英阶层在国家利益分配和隐含了利益分配 实质的政策、法律制定上都有一定的发言权，惟独以农民、工人、下层市民为主体的民 众无稳定传达自己声音的发声管道，“没有多少精英深切面对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逻 辑、主体感觉、精神欲求”，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一百余年来精英和民众的分离 程度于今天为最”(注：贺照田：《制约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开放时代》2 002年第1期。)。也有学者意识到，“当下文学的阶层性代言呈现出严重不平衡状态” ，“农民、普通工人等弱势群体的利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很少有作家作品为他们的 生活和利益进行书写，而与商业文化相和谐甚至构成合谋的市民、中产阶级群体，却呈 现出畸形的繁荣”(注：贺仲明：《你为谁说话》，《评论》2003年下卷，第117页，江 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在大众媒体与精英政治的合谋下，前现代性的历史因素被 过滤掉了，现代性乃至后现代的因素则被放大，“杂语”被“提纯”为一种声音，建构 了一个新的垄断性的元话语，那就是以西方民主想象尤其是经济想象为基础的全球性话 语，从而掩盖了“断裂”的真相，由此可见“断裂”与“多元”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 西方社会经济技术结构与文化的分化日益明显，但其各大领域仍旧处在同一的现代文化 语境之中；而当下中国所出现的“断裂”，已经成为前现代与现代乃至后现代相互割裂 的新文化语境的表征，在新世纪有些文学作品(如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刘庆邦 的《到城里去》、李洱的《龙凤呈祥》等)中已经呈现出这种新现实，“当都市已经接 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处于落后的十七世纪”(注：孟 繁华：《盘点2003年中篇小说》，《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28日。)。这种贫富之间 、城乡之间的断裂，包括知识精英与下层民众的隔阂，不仅较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启 蒙精神为内核的文化语境发生了重大逆转，而且也是孕发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 代初期的商业文化演变而积成的一种质变。总之，主流话语以所谓的领域之间的分化为 “多元”语境的合理性进行理论阐释，进而以“多元化”为已经出现的经济文化语境的 结构性断裂披上光彩照人却虚假的外衣，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正正反反，都是为了制 造“多元”神话，而全球化浪潮的汹涌澎湃又加深着人们对多元化的膜拜，种种有意无 意的错位、误读与悖论便由此而来。但是，我们不应人云亦云，应该澄清并指认这一事 实，即世纪之交的文化语境已经从多元坠入了“断裂”，也由此出现了与既往历史时期 的断裂，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而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第三次转型”对文学有什么影响?在文学上有什么表现?或 者反过来，文学在这一次转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即它起了怎样的促进或者抵抗或者 顺应或者描摹的复杂作用?文学作为文化领域内的一个独特的意义系统，不能不受到历 史文化语境的影响，也不能不对历史文化语境有所反映，也许正是呼应着对社会文化发 展状况的敏感或者说是诉求，韩东等一批“自由作家”在1998年发起了“断裂”事件( 注：参见汪继芳《“断裂”：世纪末的文学故事——自由作家访谈录》，江苏文艺出版 社，2000年。)。当然，文化与文学之间这种影响与反映是曲折的，也是复杂的，并不 是一一对等的关系。近几年文论界对当下文学的进程大都持这样的论调，即认为世纪之 交以来的文学基本是一种平淡无奇的状态，或者说它“并没有对外部世界的惊天动地的 事件做什么反应”(注：陈晓明：《在平淡无奇中坚韧地存在——对当前小说状态的一 种阐释》，《长城》2003年第3期。)；或者称其“减敛浮躁，稳步前行”；或者认为“ 文学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规律在默默前行着。世纪的更替似乎并没有在 文学身上留下多少印痕”(注：吴义勤：《2001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序》，春风文艺 出版社，2002年。)。我认为这种流行的判断没有意识到世纪之交文化语境正在经历新 的转型，更失去了对这一文化转型在文学内部投射与影响的敏感，仅仅以题材等较为外 部的文学景观作为评判标准，而忽视了从价值取向、叙事特征、审美意识等内部层面探 询世纪之交文学呼应着文化转型所呈现出的新的质素。
二、价值转型：从“需求”(needs)到“欲望”(wants)
随着消费主义思潮的日渐强大、西方话语的强力浸淫渗透以及主流话语的大力倡导， “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成为话语中心，而世纪之交以来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 从以生产为主的“发展主义”向以消费为主的“消费主义”靠拢的趋势，消费在社会文 化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整个社会呈现出“消费者时代”(鲍曼语)的特征。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与心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手”不 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 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窄，《昆仑》、《漓江》、《小说》等在1998年相继停刊，次年 便出现了“改版热”，不少期刊纷纷逼上梁山，自谋出路，由“纯”变“杂”，如《作 家》杂志在原来的口号“作家们的《作家》”后加上“读者们的《作家》”，明显地表 征着“消费者时代”文学所遭遇的严峻挑战。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大多数 期刊行为尚带有明显的应急性，主要的切入点也着眼于标举文学口号与倡导审美实验， 如“新写实”、“新体验”等；那么，随着文化产业与消费思潮的发展，世纪之交以来 则往往从文学之外入手，进行具有商业意味的炒作，诸如以年龄划分“新生代”、“六 十年代生作家”、“七十年代生作家”、“八○后作家”等文学代群(注：黄发有：《 准个体时代的写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研究》，第20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 2年。)。此期各种文学评奖与文学经典化活动虽然极力强调艺术性，但是这些活动从创 意到操作本身就是商业运作。2003年春天突如其来的SARS使民众的生命意识空前增强， 是众生狂欢以来一个少见的严肃时期，但也有作家从中发掘的亦是大众普遍关注的某些 热点，如《隔离公寓》将SARS简约成一种背景，描写的却是单身女人私生子曝光的通俗 故事。一言以蔽之，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 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审美领域的主体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转型。
消费主义合法性的确立加剧着欲望的膨胀，身体与灵魂发生了断裂。在消费社会中， 消费对象成为一个整体性的意义象征体系。正是由于消费对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使人 们对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的需求转换成了“为欲望而欲望”的需求，从而，过去意义上 为满足需求(needs)的消费被转换成为满足欲望(wants)的消费，亦即对欲望本身的消费 (注：陈昕：《消费文化：鲍德里亚如是说》，《读书》1999年第8期。)。欲望是人的 本能欲求，当欲望受到压抑的时候，人是不完整的，是异化的；但是如果一味让欲望无 限膨胀，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如果说陈染、林白、海男等的“私人写作”还着力表 现与现实的对抗，那么卫慧、棉棉、九丹等人则在欲望的支配与放纵中甘心降落到“下 半身写作”，身体与灵魂发生了“断裂”，涌动着“从肉身开始，到肉身结束”式的“ 动物凶猛”，典型地表征着世纪之交的价值取向最终从受理性压抑时所追求的“我需” 变成了没有理性约束的“我要”，而新时期文学则从第二次转型的“个人写作”走向了 理性式微的“欲望主义”写作。堕落的“身体”取消了个人之间的千差万别，放弃理性 判断的“个人经验”也日益枯仄，自我追求则戏剧性地演变为认同危机，个性与隐私都 成了叫卖的商品。
价值取向的转型由之也造成了知识分子批判性的弱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 高举启蒙理想主义，勇敢地肩负着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重大社会责任，对压抑、束缚人 性的传统礼教与现实一元化统治进行反叛；进入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转化为对 包括启蒙理想主义在内的各种宏大叙事的解构与对个体生命与体验的张扬。革命、理想 、启蒙等宏大叙事接连遭到消解之后，消费主义大潮与大众文化取而代之建构起新的话 语霸权，在从“多元”日益向“断裂”下滑的文化转型中，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也发生 了新的转型，其价值指向从批判、反思性的“先锋”位移至对新兴神话的呼吁与诉求， 从对“市民生活”的日常化、世俗性建构(如“新写实”等)发展到关于全球性的超常想 象，第二次转型期对金钱与世俗的热爱与强调在世纪之交进一步发展为对中产阶级价值 观的认同、宣扬，对所谓“成功人士”的仰慕与憧憬，对消费时代中自我身份的渴望与 焦虑，“既然机会那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 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社会了”(注：刘心武、邱华栋 ：《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如果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中期这还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号召，那么到了世纪之交，所谓的“利益分期与社会 分层”则已经初显实效，有关中产阶级的价值原则与身份认同则成为了很多知识分子焦 虑的核心。陈染认为自己这一代和“七十年代”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我与意识形态 环境或体制有一些不和谐的东西，总想打碎什么，叛逆什么。而她们只张扬自己的观念 和生活态度”(注：陈染：《不可言说》，第25页，作家出版社，2000年。)。其实，“ 新新人类”所谓对“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态度”的张扬，归根结底也不过是心甘情愿做新 型权力话语的传声筒罢了。正如汪晖所说的，“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并不仅仅是 一个经济事件，而且是一个政治性事件，因为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 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 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 的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注：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 》1997年第5期。)当然这里并不是重提“知识分子”的神话，知识分子也应该有自我需 求，只是不要把自我认同于纯粹以利益为取舍标准的社会角色，从而完全放弃自己的批 判精神。
上述价值取向的转向进而消弭了人的主体性，从“我需”到“我要”，理性的式微解 构着个人的主体性。消费时代的个人只有在消费中才能认识自我、彰显个性，所谓“我 买故我在”。传媒技术的市场化、权力化已经将世纪之交以来的社会造就成了新的“符 号化社会”，迈克·费瑟斯通指出：“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 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文化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的产生、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 的重新组织。”(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5页，译林出 版社，2000年。)个体在消费中有意无意地遵从着文化霸权所制造的各种“符号”，从 中印证个体在社会中的身份，从而获得精神满足，“个体对个人自主性、自我界定、真 实的生活或个人完善的需求，都转变成了占有和消费市场所提供商品的需求”(注：安 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32—233页，三联书店，1998年。)。消费 成为个体生命存在的前提，脱离消费语境或无法进入一定的消费语境，自我认同便发生 危机，陷入了消费时代的“符号之阵”中而无力自拔。韩少功在其《马桥词典》与《暗 示》中表达了其“对生活符号化的一些感受和思考”。他指出，眼下，至少对有些人来 讲，符号的压力大大地超过了物质性压力，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传媒并不是一个真正 的公共领域，它生产哪些符号是由特定的投资者和特定的消费群决定的”，与我们的实 用需求没有关系”，“在这里，贫困和贫困感开始分离，幸福和幸福感开始分离，成功 和成功感开始分离，孤独和孤独感开始分离……这是一种新的现实，一种新的生活在出 现”(注：韩少功：《冷战后：文学与写作新的处境》，《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3期 。)。的确，在“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写离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写偷情”的“新现实” 中，“符号”代替了“思考”，“欲求”代替了“需求”，“身体”代替了“精神”。
欲望叙事本身并不可怕，相反，性欲、物欲、俗欲等本来就是人道主义与人文精神的 题中应有之义，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在文本中有意或无意间渗透的是怎样的价值观。当 年，周作人在提倡“人的文学”时就这样分析道：同样是性欲望叙事，法国的小说《人 生》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俄国的小说《坑》 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鱼》却是非人的文学。为什么呢?一切都根源 于“著作的态度”上：“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 活，怀着悲哀与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 着玩弄与挑拨的形迹。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 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注：周 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号。)且来看看韩东的《一百美元》 ，主人公杭小华大学毕业多年之后可谓功成名就，却为自己既没离婚又无外遇而颇为焦 虑；大学同学成寅则因境遇不佳而自卑，于是这两个上学时毫不搭界的人惺惺相惜起来 ，终于兄弟联手，闯了“红灯区”。这样的情节本身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作品的叙述态 度，它不停地告诉读者主人公是爱老婆孩子的，比如，“杭小华对一妻一妾的流行风尚 十分反感”，以及“杭小华仍然爱着周枚”等等。这说明作者在主观上便认同这样的观 点：男人如果不曾寻花问柳的确是失败的，因为“成功男人”一定要有这样的生活点缀 ；而寻花问柳也并不意味着对妻子的背叛。更值一提的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在少数，很多 文本都存在这一倾向，即认为纵欲和真情、爱情并不冲突，如张炜《外省书》在淋漓尽 致地书写一个男人是怎样一个彻底的“革命情种”的同时，没有忘记他对老婆的“一往 情深”；叶兆言《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以主人公老四的纵欲史来衬托他与老婆之间的真 感情，作者一再强调的是，无论老四怎样风流成性，都把老婆放在首位。在这个“欲望 时代”，男性的“纵欲”与“真情”两不耽误，女性更是“精神”与“物质”和睦相处 ，于是就出现了很有意思、耐人寻味的叙事倾向：女人虽然靠身体生活，却不是什么不 知羞耻的小姐，而是一位女研究生；男人花钱享受，也不再是粗俗的玩客，反而很值得 尊重与同情，他牺牲了自己的金钱，已经护送前一位女性走上了成功之路，却在护送这 一位时不幸倒下了(梁晓声《贵人》)。九十年代初期，苏童《米》中的五龙因纵欲过度 而溃烂毁灭，这种纵欲——毁灭的叙述在今天的不少文本中已置换为金光大道般的指向 ，在蜂拥而至的征婚文学、下半身写作、隐私文学、“遗情书”中，欲望甚至成为“衡 量个体解放的惟一标准”。人们已不是因需求而欲望，而是因欲望而需求，套用一句通 俗的话就是“有欲望要上，没有欲望创造欲望也要上”，即“我欲故我在”。
三、话语转型：从“语言时代”到“后语言时代”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对应着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 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样一种历 史观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后语言时代机器 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注：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314—315页，三 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随着大众传播在中国的发展，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的文学观、文体观等深受其影响，而世纪之交以来网络的普及与日新月异在促进传媒 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又使得文学叙事话语从渐变到质变，表现出从“语言时代”到“后语 言时代”转型的端倪。在这一转型中，“后语言时代”的文学与前现代历史因素与景观 之间的“断裂”也必然日益鲜明，后者将日益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即使提到他们， 也往往或者把他们当做人生路上寂寞难耐、蓦然回首时的精神安慰；或者当做供自己休 养生息的山水田园的守园人；或者当做人道主义同情的对象……总之是作为都市人生的 对比与点缀，却不足以作为具有现代意识与思想的现代个体担当起架构现代文本的重任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印刷媒介有利于建构新的民族共同体，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 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各种印刷媒介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而当下以网络为核心的电子媒 介所引发的从“语言时代”到“后语言时代”的转型，必然对文学秩序再一次产生剧烈 冲击。首先，网络技术与网络文学的出现预示着世纪之交文学的诗性叙事传统因受到技 术性话语的强烈冲击而发生新变。网络文学是文学与网络技术联姻的产物，1997年网易 公司免费个人主页空间孕育了中国内地网络文学的萌芽，而《新语丝》、《橄榄树》等 网络文学刊物的出现则催生了网络文学的繁荣，网络文学出版热方兴未艾，如中国社会 科学、上海三联书店、时代文艺等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网络文学图书。2001年出版界爆出 最大的冷门是全国最大的文学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庆祝建社五十周年之际，首 次介入网络文学版，推出网络原创文学《风中玫瑰》，并破天荒地采用了BBS讨论版。 更引人注目的是，南非土木工程师摩努·赫伯斯创作的由美国某网站在线发行的电子版 《阿玛，一个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故事》获得了2002年度英联邦文学大奖中的最佳处女书 籍奖。据称这是电子书籍在世界上首次获得主流文学大奖。网络文学在国内国外发展势 头之猛由之可见一斑。网络文学作为二十一世纪文学裂变的产物，作为网络时代的崭新 文学样式，主要的特征表现在以新型技术性叙事话语对文学写作诗性传统进行解构。网 络文学往往无法脱离技术化演绎，如网络流行语、习惯用语，背景音乐以及FLASH穿插 等，文学创作之外的技术性话语在网络创作中所占的成分越大，对传统叙事话语消解的 程度就越高；其次，很多网络文本的创作过程成为了读写互动的过程，甚至是“接龙” 的过程，诗性写作的个人性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不可否认，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为大众包括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加自由的空间，为当代大 众提供了一个众生狂欢的平台，一个新型的公共领域，然而“高科技虽然能解决许多问 题，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阿伦·卡普劳语)。不但网络上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混 乱现象需要更多的思考与选择，网络和现实之间的落差也产生了种种的悖论。另外，网 络为人们提供更加自由的创作和批评空间的同时，也为自我复制与无意义重复提供了便 利。无论是细节的重复，还是情节与结构的重复都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在消费占据主 导地位的当下语境中，个人的特征“一一瓦解、脱落了”，“就形式而言，真正的个人 ‘风格’也越来越难得一见了。今天，‘拼凑’(pastiche)作为创作方法，几乎是无所 不在的、雄踞了一切的艺术实践”(注：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450 页。)。文学的价值在于原创，然而各种利益诱惑以及信息时代的便利等等都在联合磨 损着作家的原创精神。消费时代怎样坚守原创精神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也许 哈利·波特是商业操作与原创精神的完美结合，可是这样成功的例子毕竟是凤毛麟角。
其次，以网络为核心的大众传媒对图像感觉的强化推动着读图时代的来临。有学者认 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经从“读写时代”进入 了“读图时代”。大体来说，我们可以将图像分为两大部分，一为视像部分，即包括摄 影、影视、广告等；一为图画部分，即由人绘制的各种图像，主要包括漫画、卡通制品 等，“这些围绕着我们的影像和视觉信息，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视觉化生存，也构成了后 现代所谓‘眼球经济’和图像文化模式”。有人作过一项调查，证明我们今天所掌握的 社会信息，有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是通过图像的方式获得的(注：彭亚非：《图像 社会与文学的未来》，《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在讲求“注意力经济”的当下社 会，图像对于语言的优势有目共睹，传统的语言叙事几乎无法抵挡图像的侵袭，近年来 几米漫画、“涩女郎”系列的流行等等就很好地说明了视觉化对市场的冲击力。尼古拉 ·米尔佐夫在《什么是视觉文化》中说，“新的视觉文化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把本身 非视觉性的东西视觉化。”不少原本用文字表达的东西为了顺应新的消费需求纷纷加上 图像甚至改成“图像”版。当下一个比较极端的现象则是“美女作家”招牌的出现，直 接用创作主体的形象唤起消费者的兴趣，以此招徕读者。最近则又有“美男作家”问世 ，这位美男作家是一位大学教授，如果说以前对知识分子的解构还大多来自外部，此次 则以对道德与价值立场极端蔑视的赤裸裸的“性爱”描写与自我“形象”的商品化、图 像化一起，做了来自内部的彻底解构与造反，这种解构与造反最真切地表征着后现代意 识的转型。书法作为中国的传统艺术，也在向着图像化方向进军，书法家管峻认为观众 看不懂某些图画化的书法作品很正常，因为他认为“现代书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传统 书法派生出来，到现在已经是两个体系”。这倒也可以看作是叙事转型的佐证之一。不 但文字不可避免地受到图像、视觉的影响，听觉也在经历视觉的冲击。音乐本来是听觉 艺术，但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音乐电视”出现后则越来越视觉化了，另一个诉诸 听觉的媒体广播也从以前的“播音员时代”走到了“主持人时代”。“只闻其声，不见 其人”，播音员本来最具有神秘韵味，可是现在则被迫或主动从幕后走向台前，通过举 办见面会、贴照片、出书、上电视等各种方法加强攻势，抢占市场。另一方面，“图像 ”、“形象”本身也在不断向着“更新”、“更奇”、“更酷”的目标进军。以电影为 例，近年来西方流行的是超大制作、超强震撼、超眩视觉效果的“奇观电影”，而张艺 谋所导演的《英雄》，也以其强烈的色彩、形象冲击打破了以叙事为核心的电影理念。 “身体”在当下受重视的程度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在不远的过去，喇叭裤、长头发 还曾经是一部分年轻人偷偷的向往，而如今，美容早已经不再神秘，整容则更是大行其 道，就在最近，“中国第一人造美女”已经火热出炉，不但被各大媒体追捧，甚至成为 某些年轻人心中的“英雄”与模仿的对象，据称各省业已涌起了加紧制造当地“第一人 造美女”的热潮。人们高唱着“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真诚地信仰“麻雀也能 飞上青天”的神话，“看我七十二变”成为流行时代的身体宣言。
语言是线性的、概念化的、抽象的，以其独有的弹性与张力为受众留下充分的想象空 间，而图像则是感性的、平面的、同时出现的，能够满足人们瞬间的快感与娱乐。每一 种现实的“形象”以集中了其所有存在意义与形态的所指来突显它的个体性，但也因此 限制了审美能指的弹性与张力空间；另一方面，“形象”以其现实感对审美主体的内在 世界与审美对象之间的距离进行了“销蚀”，审美精神的复杂性与永久性被片刻性、当 下性消解了。传统文学写作所借重的个性化的语言被一种大量借助各种流行因素、以能 够在最短时间内引起人们关注为目的的新的叙事话语所代替，人们沉溺于“图像”之阵 而无力自拔。在大多数文本中，各种自然景物几乎消逝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酒吧、餐馆 、汽车、网吧等等都市的人为景观，人在与自然的对立中产生的空间感无由产生，而各 种交通、通讯工具又使得地域的空间感也仿佛消逝了，个人处在无尽的压抑中，失去了 自我守护的距离，只剩下茫茫人海，“一个又一个的人，他们像链条一样又共同攀成了 这整座城市，以及这整个社会，只有人才是最叫人恐惧的”(邱华栋《天使的洁白》)。 总之，个人生活被各种人以及各种人造形象所逼仄，无处排斥，无地彷徨，最终人变成 了“物”，或者说，人代替物成了社会的装饰。“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 的梦”，这句诗放在当下语境中，已不复是物我澄明的情怀，而是后现代无处不在的物 化景观对人性的压抑。
四、审美精神的转型：从“审丑”到“泛审美”
长期以来，新文学的审美精神一直高扬着各个时期的主旋律，建构了种种宏大叙事， 甚至一度陷入“高、大、全”的审美陷阱，历史与人性的本真被遮蔽了，到处充斥着失 去自我的“单向度的人”。新时期以来第一次转型以“启蒙”叙事对人性的压抑进行反 拨，而第二次转型则以各种小叙事、微叙事、民间叙事等等突出各种宏大叙事的重围， 毫不留情地撕去蒙在人性与历史身上的光华外衣，以“一地鸡毛”般的琐屑或触目惊心 的卑劣还原历史、人性与民间的真相，用死亡、流浪、暴力、色情、冷漠、贪婪等等为 利器来消解生命上空的神圣光环，试图轧出深藏在皮袍下面的“小”来。这一转变从刘 心武的一段心路历程可见一斑，他说1985年左右的时候，“觉得当时中国社会有一种亲 和力与建构的趋向，因此我也倾向于人性温暖的描写，相信人性是善的，可随后的社会 发展却仍有一种全面解构的态势，而且今天还在解构，我也认识到人性犹如一个幽暗深 渊，其恶的东西同样是非常深邃的”(注：刘心武、邱华栋：《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 定位》，《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从“审美”到“审丑”，以“新写实”、“新 历史主义”等为代表的文学潮流的审美精神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型，此后大约十年的时 间内，“废都”(贾平凹《废都》)、“傻瓜”(格非《傻瓜的诗篇》)、“吃人肉”(莫 言《十三步》)之类的意象或故事屡见不鲜。然而，随着后现代在哲学、伦理、艺术等 层面的逐渐延伸以及大众传播攻势的强化，世纪之交的伦理生活出现了泛审美化倾向， 并延伸到文学领域，从而催生了审美精神的新的转型，即从“审丑”到“泛审美化”。 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道德的消失必然伴随着对“生存美学”的追求，“生存美学”核心 就是“将生活当做一件艺术品”，人的整个存在就是艺术的存在，而非存在中有艺术的 审美成分，“这种趋向主旨是以对生活的审美观取代道德观，让审美成为生活的基础和 目的”(注：赵彦芳：《美学的扩张：伦理生活的审美化》，《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在这一股强烈的“泛审美”风潮中，“新写实”与“新历史主义”的审丑精神戏 剧性地发生了转变，“身居边缘、默默苦学的、甘于清贫的、自我放逐的，都被排斥在 社会的主流话语之外”，所以，“池莉从平民‘仿真’走向了都市传奇，由老百姓的日 常温情走向了大款和美女的惊世艳情，由柴米油盐的烦恼走向了男欢女爱的战争”(注 ：刘川鄂：《池莉热反思》，《文艺争鸣》2002年第1期。)。九十年代盛行的新历史主 义小说对于历史话语的解构、对历史本真的揭露在世纪之交“泛审美化”的思潮中消解 了，正如有作家所说的，“过去我的理想是给世界一拳”，现在“世界在我的心中变得 美好起来了”(注：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对话》，《作家》1998年第2期。) 。开始进入一个所谓“后新历史主义小说”阶段。《尘埃落定》以傻子的视角与童话般 的优美模糊了历史的血腥和冷酷，这可视为从“新历史主义”到“后新历史主义”的过 渡。《长恨歌》以一个女人引发了人们对一个城市逝去的“风花雪月”的无限感怀，电 视剧《大明宫词》则以莎士比亚式的华美辞章将一段沧桑历史演绎成一位高贵、美丽女 性一生的心理历程。比李隆基的那句——“姑姑，我爱您!”更令人震惊，发表在2003 年第三期《钟山》的《法难》(飞花)出现了真实的姑侄相恋乃至生子的故事。而第六期 《钟山》“沙龙”专栏则有网友评论道，“说不清，这是怎样的思绪。只知道不讨厌这 样的爱情。”东北女作家迟子建的短篇小说《花瓣饭》对“文革”作了“日常”理解， 她认为“‘伤痕’完全可以不必‘声嘶力竭’地来呐喊和展示才能揭示其‘痛楚’，完 全可以用很轻灵的笔调来化解”。显然，这样的“审美新理念”不仅能“化解”沉重和 压抑，更会造成历史意识的消解。
在“断裂”性文化转型语境的冲击下，新世纪文学忽视了前现代性历史因素的沉重挣 扎与悲剧性因素，呈现的却是“神话憧憬”、“众生狂欢”等等的世纪末消费主义情绪 与氛围；不再对历史与现实的本真进行反思，却沉迷于对当下与过往进行双重虚饰，文 学审美意识所独具的内视性与透视性在泛审美化潮流中遭到了拆解。大致而言，新世纪 文学审美精神的转型贯穿于以下几个层面：首先，从哲学精神层面来看，“泛审美化” 表现为实在与影像的混淆，与人文话语受到技术话语冲刷、诗性遭到解构一样，都在一 定程度上表征着表层化、感官化、断裂化的后现代哲学。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 审丑”转型是以世俗化、日常化将“生活”从高处不胜寒的“艺术”之巅还其原貌，那 么世纪之交的泛审美化风潮则将生活与艺术混淆了，“整个世界都得通过文化工业的过 滤器”(注：陶东风：《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第132页，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年。)。在电影、电视与网络的强力覆盖下，很多人反而不相信现实，或者认为“ 真正的爱情都是建立在虚幻的世界里，正如电视连续剧或爱情小说中”(何顿《我的生 活》)，或者分不清现实与虚幻，网上与现实孰真孰假，“我”也说不清(凤凰儿《游戏 之外，规则之内》)。在《仿真》一书中，鲍德里亚认为，在这样的超现实中，实在与 影像被混淆了，美学的神奇诱惑到处存在，艺术不再是单独的、孤立的现实，它进入了 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因而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物或者平庸的现实，都可以归于艺术 之记号下，从而都可以成为审美的(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第99—100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因此，只要有条件，就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记 录为文本，既可以满足展示自我的需求，又迎合了消费者对他人尤其是名人隐私的窥视 欲，名人出书遂成为近期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在散文创作上，当下流行的亦不复是原 来意义上的“散文作家”的创作，也不是文体意义上的“纯散文”创作，而是主体身份 模糊、文体边界模糊的所谓“学者散文”、名人自传、文化随笔等等。与第二次转型相 比，世纪之交小说的纪实性已经由纪“生活”之实发展到纪作家“自我”之实，乃至纪 自我性爱之实。同为关注女性身体的创作，在陈染成名的年代，“私人生活”(《私人 生活》)与其个人生活“根本不搭界，不沾边，而百分之九十的细节都是虚构的”，“ 真实的只是一些心理体验，一些情绪而已”(注：陈染、王朔：《关于写作的对话》， 《大家》2000年第4期。)。而“上海宝贝”风行之际，小说已是“不想设防”(卫慧语) 的自传体，最近更有木子美将性爱日记公之于众。大有深意的是，她的“性爱日记”在 网上公开两个多月并未引起太大关注，后来则由于刻骨地“记录”了与一位著名歌手的 一夜情而点击率飚升，其“纪实性”可谓已经达到了极致，真正以对艺术、道德的彻底 解构，实践了艺术与生活、主体与对象之间“距离的销蚀”(eclipse of distance)。
其次，就审美形态而言，“泛审美”强调审美沉浸与欲望投射，迷恋于“当下”与“ 片刻”之欢。艺术与现实的混淆颠倒了韦伯与哈贝马斯所指的那种文化分化过程，即审 美形式从真实世界分化出来的过程，而意味着一种欲望的美学，意味着感受和即时体验 。不求天长地久，只求一朝拥有，一切都是昙花一现，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人们已经失 去了等待与幻想的耐心与能力，期待着即刻的震撼、冲击、同步感、煽动性与“零距离 接触”，文学的虚构性、想象性遭到了侵蚀，由独特的语言、诗性的回忆所建构的沉思 的美，已经被感觉主义、杯水主义、表层主义架空了，轻飘飘又千变万化、捉摸不定的 情绪代替了深切的思想与关怀，“我们无法回答时代深处那些重大的问题，但我愿意成 为这群情绪化的年轻孩子的代言人，让小说与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credit
card、淋病、fuck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从而“以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 在更大的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性文本的影响”，呈现出“更轻盈的美学”(卫慧《我的生 活美学》)。这样的文本必将呈现出后现代理论家强调的“后现代主义‘无深度’的消 费文化的直接性、强烈感受性、超负荷感觉、无方向性、记号与影像的混乱或似胶如漆 的融合、符码的混合及无链条的或漂浮着的能指”(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 与后现代主义》，第34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在这种“现实的审美幻觉化”潮 流中，不但艺术与生活颠倒了，更表征着人格的衰落乃至泯灭，“个人”降落为沉浸于 虚幻中的“角色”，却不再是真实的理性充盈的自我。
再次，由于上述原因，从审美主体来看，个人失去了审美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成了“ 时尚”、“流行”、“另类”生活方式的追逐者。在全球化时代，“生活方式”无疑比 “生存意识”更有合法性、更能被大众所认同与张扬，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现实中的 全球化是指二十世纪中叶从美国等发达社会兴起的、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全世界各个 角落全面扩散的渗透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已经通过所谓的“美国化”、 “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而变得家喻户晓。于是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 来小市民的日常愿望已经被时尚、另类的“生活方式”诉求所代替。在“生活方式”合 法化确立的过程中，大众媒体不厌其烦地引导着大众提高消费观念，建构时尚、个性的 高消费意识。生活中到处可见这样的例子：一家当地权威性报纸在最近的征订广告中， 称“新辟了‘时尚生活’版，反映当代生活的新潮流”，借以吸引读者。据资料表明， 不包括著名公司或者商务楼里内部的免费杂志，截止2003年5月，全国正式批准发行的
DM免费广告杂志有四十家，主要投放在高档社区与场所，锁定都市中产阶级，衣食住行 ，“一网打尽”。而近年来广播也纷纷改版，以南京地区为例，音乐、新闻节目日益为 各种各样的广告、推销、时尚引导节目压缩或者切割。至于电视、网络对高消费生活方 式的倡导则更有冲击力。
在世纪之交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就是以时尚为标界的一个阶层，安妮宝贝《彼岸花》中 的“我”颇具代表性：二十五岁，单身，靠电脑和数位杂志编辑的电子信箱生活，用稿 费换取脱脂牛奶、鲜橙法、燕麦、苹果、新鲜蔬菜、咖啡等等。在三个月里，抽掉了三 十包红双喜。逛了八十次街。泡吧五十次。约会过几个男人。卖文三十万字。吃掉镇静 剂三瓶。更有王小蕊、安弟这样的女孩子(朱文颖《高跟鞋》)，喜欢钱，喜欢追逐时尚 的浪头。即使她们觉得灵魂无根，也止不住无尽的欲望。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在有意无意 中坠入了这一“都市日常生活模式”而无力自拔，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模式都被大众传媒 所营造的时尚神话所垄断。(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第一代独生 子女逐渐成人，成为消费市场的新兴主体，有媒体甚至声称“独生父母时代来临了”。 )即使有什么想法，也会被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事件彻底挫败了傲气，然后“谦卑地生 活在这个社区，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邱华栋《毁容》)。齐美尔说，“时尚只 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求将社会一致化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而已。”社会较高层时尚把他们自 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 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注：齐奥尔格·齐美尔：《时尚的哲学》，罗钢、王 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第2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因此消费 时代不但抹杀个性，而且与权力天然联姻，成为束缚人的新型武器。在须一瓜《雨把烟 打湿了》中，蔡清水出身贫苦，娶了“出身高贵”的姑娘后一心要脱胎换骨，可是无论 怎样努力也改变不了那一张和民工一样的脸。于是他拿出一套高级的刀具刺进出租司机 的身体里。叙述者倾向于在冷静的叙述中，凸显一种出乎意料的、断裂的阅读效果。无 独有偶，在《谁能让我害羞》中，铁凝将一个具有高档生活质量的女性与一个送水工之 间莫明其妙的隔膜、摩擦乃至对峙演绎得淋漓尽致。作者到底想告诉读者什么?想让作 者从中感悟到什么?究竟是女人应该为小伙子的劳累困顿感到羞愧呢?还是小伙子不应为 别人时尚高档的生活而自卑?或者再退一步说，即使作家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也应 该有可以供人挖掘的深藏在审美主体中的东西，问题是在这样的泛审美世界中，审美主 体完全被阶层性、类型化的东西所包裹，其能动性与个性已不复存在。换言之，审美主 体性的丧失并非源自于什么沉默的权利，而是它本来就“无语”。
斯科特·拉什指出，构成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像的一系列特征是：对初级过程(欲望)而 不是对次级过程(自我)的强调；对形象而不是对语词的强调；对对象的审美沉浸与欲望 投射的强调等(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01页，译林出版 社，2000年。)。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世纪之交文学在价值取向、叙事话语以及审美意 识等层面所呈现的这样一种后现代审美文化意识，正是“断裂”的文化语境在文学上的 投射与映像。当然，这种“投射”与“映像”仅仅依靠描写题材等文学外部因素或者种 种故作姿态的叙述假象是难以感受到的。
五、余论：一种反弹现象
消费主义思潮与商业大潮对现代人的冲击日益强劲，金钱化、符号化所导致的人的异 化自然有了更直接、更深切的体现，不少人徘徊游走在现实与精神之间，更多人“在充 满妄想的道路上一意孤行，最后却因为无法守住原则而分裂了”(许春樵《生活不可告 人》)。消费文化不但给现代心灵带来新的压抑、焦虑与痛楚，而且像一枚催酵剂激化 了很多传统矛盾与悖论。方方将金钱时代女性对男权的挣扎与背叛触目惊心地展示出来 ，黄苏子(《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以人格分裂与双重身份(白天是白领，晚上却操 皮肉生意)的方式对男权社会进行讨伐。《奔跑的火光》则书写一个农村妇女对房子的 狂想和憧憬，她想“用我女人的力量和本事来养活我自己”，却为此领受了无尽的血泪 屈辱与巨大灾难。人格的分裂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很多人由“分裂”到“断裂”，呈 现出两种心智，相互残杀。白荷《异手症》中的艾迪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她的左手 对她来说就是一个异在，像一头猛兽到处攻击他人，更随时企图扼杀自己。艾迪被送进 了精神病医院，可是她认为自己很清醒。其实像她这样得了“异手症”或类似病症的人 并非少数。
荣格指出，“人多多少少都固执那孩童时代的意识境界不放——表现对命运之神的反 叛，对周围一切想要吞灭我们的力量的反叛。”(注：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 ，第158页，工人出版社，1987年。)诗性与人性受到商业、技术话语强烈侵蚀、稀释与 压抑的同时，必然对这一“想要吞灭我们的力量”产生着反叛，对世纪之交“断裂性” 的文化转型产生着反弹。叶弥的《天鹅绒》以一个中国男人对情人的感情得到与英国王 子查尔斯同样理解的信息，传达出“我们思想了”，“我们视生命一视同仁”的令人振 奋的信息；更有一些新生或资深作家“对于新的社会文化转型已经开始新的探索”(韩 少功语)，比如张炜、莫言、张承志、史铁生、严歌苓等，他们一以贯之的对人性的关 怀、对生命力的张扬、对文学诗性的呵护以及对意义与家园的求索，表明世纪之交的文 学并未完全拒绝力度与思想性。莫言的《檀香刑》不但在情感上皈依大地与民间，而且 在写作形式上也回归了蓬勃着顽强生命意识的“民间写作”；张炜走出了渐渐狭窄的“ 葡萄园”，以一部《丑行与浪漫》为日见干枯的世纪之交的大地淋漓尽致地喷洒了一腔 浓郁的诗意，打湿了读者久违的心灵深处的感动与怀想；史铁生与北村凭借对基督精神 的仰慕，在《务虚笔记》、《消失的人类》等作品中发出了对个人与生命的形而上追问 。
然而，反叛与拯救的审美意向在世纪之交达到高潮的同时也走向了极端。迫于日益严 重的精神匮乏与意义缺失，人们急于找出解决的方法，无论是从基督精神寻求启示，还 是重新皈依传统道德或者民间，都或多或少呈现出某种急功近利、理性式微的倾向，例 如，“拯救”意图越强烈，北村的“宗教主义写作”就越陷入“拯救神话”的模式。颇 有意味的是，北村的信仰追求在世纪之交竟也成为流行的标志，正如2002年版《消失的 人类》一书的介绍中所说的，“2002年，北村风光无限”，“由中篇小说《周渔的火车 》改编后的电影于年中上映，孙周导演，巩俐主演。另一部中篇小说《强暴》，姜文正 在改编电影。”(注：北村：《消失的人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宗教主义 写作”还是要依靠电子传媒来扩大影响。同样，张炜的《外省书》及大量自我复制的散 文创作中浓厚的道德说教愈来愈让读者退避三舍，此外还有近年来“民间”理论的盛行 等，都试图一劳永逸地找到脱离精神困境的答案，却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真正的知识 分子在追寻精神依托的同时也要运用知识与理性对之进行质疑，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吾 将上下而求索，任何人一旦停下脚步宣布找到了答案，就会在登上虚假的巅峰的同时坠 入理性式微的陷阱中。对文学来说，其“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 ‘事情远比你想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注：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第17页，三联书店，1992年。)。告诉人们应该怎样不是写作的目的，提醒大家不要被 眼前的事情所蒙蔽才是小说的真义之所在。
西哲说，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那不是我们的过错；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 盛世，那也不是我们的功劳。然而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断裂的和喜剧的时代而不自知， 那就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过错了。商业、消费、技术话语联手消解着新世纪文学精神的“ 复杂性”，价值取向、审美意识、叙事话语等层面所发生的新变正是世纪之交以来文化 语境转型的表征。对这一转型的反弹及反叛性力量并不足以改变这一转型(后现代逻辑 之强大亦恰恰表现于后现代思潮能够连自己的对立面也转化为自身的点缀)，而其在文 学上的日益“模式化”及“精神复杂性”的消解，则无疑从另一个向度说明着“第三次 转型”之势不可挡。仅仅依靠对道德传统或基督精神或者民间大地的皈依，并不能阻挡 “断裂”趋势的加剧。如何通过各种渠道与方法促进多元文化语境的真正实现方是当务 之急，因为只有真正实现文化的“多元化”，才能使“断裂”趋势有所缓和乃至好转， 也才能真正保持文学精神的复杂性。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发展到怎样的历史阶段，人类 都需要精神家园的呵护，“技术—经济领域的变革是直线型的，这是由于功利和效益原 则为发明、淘汰和更新提供了明确规定。这其中的含义是进步。但是文化中始终有一种 回跃(ricorso)，即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注：丹尼尔·贝尔：《资 本主义文化矛盾》，第59页，三联书店，1992年。)。也许这种“回跃”的本能与“寻 找”的激情，能够推动着文化语境向着多元化的真正实现稍稍迈进，也能使向着“断裂 ”深渊不断滑行的脚步稍稍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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