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斯彼罗的魔法和凯列班的诉求——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暴风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殖民主义论文,暴风雨论文,视角论文,魔法论文,普洛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暴风雨》（1611）被公认为是莎士比亚独立完成的最后一部戏剧，也被认为是其晚年传奇剧中语言和结构最精彩的一部。传统上普洛斯彼罗被看作是莎士比亚的自画像，批评家们认为莎士比亚借普洛斯彼罗的魔力申明了自己对戏剧艺术的信仰；也有人认为普洛斯彼罗代表了理想君王的形象，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理想政治的探索（张泗洋等29—47）。经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解构主义思潮之后，西方评论家开始从新的批评视角解读该剧的政治文化涵义。保罗·布朗首先提出《暴风雨》借凯列班这个“犯上作乱的他性人物”对国内政治进行“干预”，（注：See Paul Brown,“‘This Thing of Darkness I Acknowledge Mine’:The T empest and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ism,"Political Shakespeare: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ed.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lan Sinfield(Ithaca:Cornell UP,1985)48—71.）继而有评论家认为该剧体现了殖民语境下没落的封建经济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斗争。（注：See Paul A.Cefalu,“Rethinking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ism in Economic Terms:Shakespeare's The Tempest and Captain John Smith's Virginia Narratives,and the English Response to Vagrancy,”Shakespeare Studies 28(2000):85—119.）美国小说《凯列班夫人》从女性主义角度对该剧进行了戏仿和颠覆，说明米兰达和凯列班同为父权政治下的他者；（注：See Rebecca Ann Bach,“Mrs.Caliban:A Feminist Postmodern Tempest? ”Critique 41.4(2000):391—402.）也有评论家为不在场的普洛斯彼罗夫人鸣不平。（注：See Stephen Orgel,Authentic Shakespeare(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2)173—86.）总的说来，这些批评虽触及《暴风雨》体现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但本身也未能摆脱殖民思维的影响，主要关注的是莎士比亚如何在荒岛演绎当时英国国内的阶级斗争、性别矛盾，因而留有许多问题尚待回答：普洛斯彼罗是怎样的一位殖民者？凯列班这位既丑且蛮的奴隶是人是兽？莎士比亚对殖民活动的态度究竟怎样？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导言里有关“对位历史观”（contrapuntal perspective）的界定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上述问题。赛义德把文化看作一种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文化决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毋宁把文化看作战场，里面有各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Said xiii）。对于具体文本，“应该把它们当作富有创造想象力和解释想象力的优秀作品来解读，然后指出其与帝国千丝万缕的关系”（Said xvi）。因此对具体文本的分析要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要关注的不仅是主体的霸权行动，更重要的被客体化的他者的反抗，也就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互动”。赛义德在该书中还特别提到《暴风雨》中凯列班这个“失语又丑怪的奴隶”（Said 213）在抵抗文化中新的意义。本文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联系《暴风雨》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用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理论的视角来研究使普洛斯彼罗的复仇故事成为可能的条件，研究莎士比亚对“具有动态发展的自身历史”的凯列班的塑造，重点讨论凯列班这个特殊的岛屿原住民形象的文化意义。
一
《暴风雨》的情节来源，（注：See Jan Kot,“Prospero's Staff,”The Tempest:A Case Book,ed.D.J.Palmer(London and Basingstoke:Macmillan,1968)245—58;Jerry Brotton,“‘This Tunis,sir,was Carthage’Contesting Colonialism in The Tempest,”Post-Colonial Shakespeares,ed.Ania Loomba and Martin Orkin(London and New York:Routeledge,1998)23—37.）如果说有的话，应该是1609年的一个事件。当时，一个满载英国移民的船队向弗吉尼亚进发，途经百慕大海岛时遭遇狂风，有一艘“海上冒险者”触礁。船员爬上了附近一个荒岛，在岛上担惊受怕忍饥挨饿十个月之后乘坐自己用杉树做成的两条小船来到弗吉尼亚。因此，虽然剧中普洛斯彼罗原是米兰的公爵，他的殖民活动也大致定位在地中海的岛屿，但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该剧与当时英国在美洲大陆， 尤其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活动有关（凯列班的英文名Caliban与加勒比的英文Caribbean发音近似）。
戏中普洛斯彼罗因为痴迷书本而将政事托付给其弟安东尼亚。不料安东尼亚狼子野心，有了实权还要名分，勾结普洛斯彼罗的宿敌那不勒斯王阿隆佐，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将普洛斯彼罗及其年仅三岁的女儿米兰达放逐到大海上的一只无桨无帆的破船上。多亏那不勒斯使臣贡柴罗仗义，事先备好各种必需品及普洛斯彼罗最心爱的书本典籍，才使其度过难关并来到岛上。普洛斯彼罗一边读书一边教养女儿，等待复仇良机的到来。开场第一幕就是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护送女儿去突尼斯成婚返航途中，那不勒斯王的船队遭到了海难。船长、水手、乘客在哭爹骂娘声中跳海的跳海，失踪的失踪，都以为对方不能生还。然后普洛斯彼罗身着法衣登场，我们才知道这一切都是他施用魔法的结果。魔法让普洛斯彼罗做出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事，那么这魔法的实质又是什么？
普洛斯彼罗的魔法研究始于他在米兰当政时期：“我对国事不闻不问，只管沉溺在魔法研究中……除了生活过于孤寂之外，我这门学问真可说胜过世上所称道的一切事业……我把书看得比公国更宝贵”（10）。（注：所有引文均出自朱生豪译本，文中仅标出页码。）靠着书中得来的法力， 普洛斯彼罗役使着岛上的大小生灵为他服务：粗夯的凯列班为他一家砍柴取火干粗活，爱丽儿为他四处奔走，呼风唤雨，还驱使岛上众精灵对凯列班实施监督。至于手段，看看凯列班的遭遇就知道，普洛斯彼罗总是威胁他，要抽他的筋，要用刺猬蜜蜂刺他。爱丽儿也常常心惊胆战，因为普洛斯彼罗稍不中意就说要“劈开一株橡树，把你钉在他多节的内心，让你再呻吟十二个冬天”（18）。难怪凯列班对弄臣特里斯鸠说：“他的精灵没有一个不象我一样把他恨入骨髓”（55）。这就是说，普洛斯彼罗的法力事实上是残酷的暴力，是殖民者的技术优势的转化（Schmidgall 88）。
在米兰，普洛斯彼罗是一个不理政务的书呆子，因知人不明而弄得自身难保，最后狼狈不堪地被赶到大海上。可是一到了海岛，他就摇身一变，成了全知全能的魔术师，上帝似的超人。其中的奥秘，是荷米·巴巴讲的殖民文学中的“次品转正”（disposal as bestowal）现象，（注：See Homi K.Bhabha,“Signs Taken for Wonders,”The Post Colonial Studies Reader,ed.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29—35.）最差的白人在殖民地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这是毫不掩饰的种族优越论。普洛斯彼罗之所以能扭转自己的命运，照他本人的话来说，是因为书本的法力（art），实际上就是殖民者书写的胜利。凯列班对此也十分清楚。他在鼓动阿隆佐的膳夫斯丹法诺造反时说：“那时你先把他［普洛斯彼罗］的书拿了去，就可以捶碎他的脑袋……记好先要把他的书拿到手；因为他一失去了他的书，就是一个跟我差不多的大傻瓜，也没有一个精灵会听他指挥……”（55）。从后现代文化批评的视点来看，凯列班看问题可谓入木三分。他明白自己及岛上众生灵遭受的压迫奴役是因为对方掌握了书本，掌握了知识。知识的应用体现在普洛斯彼罗身上即暴力——象征着殖民征服所依赖的军事力量。要铲除殖民者首先就是要占有知识，占有书本，铲除它所依赖的军事力量。
普洛斯彼罗法术的本质是暴力：他依靠艺术的力量象征性地对凯列班、爱丽儿及岛上众精灵施暴。凯列班称他为“一个暴君，一个巫师”，说他“用诡计把这岛从我手中夺了去”（53）。这正符合英国的殖民现实。
在笔者看来，普洛斯彼罗在米兰的遭遇影射了十六世纪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前长期困扰英国的宫廷变乱，在海岛的奇迹则反映了举国上下对自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以来，尤其是都德王朝到斯图亚特王朝和平过渡（1603）后开始的在美洲的殖民活动的热情和信心。这是一个兼有“想像秩序”和“象征秩序”双重特征的文本：（注：See Abdul R.JanMohamed,“The Economy of Manichean Allegory,”The Post Colonial Studies Reader,ed.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18—23.作者借用拉康的理论，将殖民主义文学分为两大范畴：想像秩序和象征秩序。前一类文本是由“客体化”和“侵犯性”构成的，一说原住民就自动等于邪恶，而后一类则包含对殖民统治的理性反思。）《暴风雨》在殖民语境中探讨了英国国内的“政治文化危机”， 它既反映了欧洲人紧张激烈的内部竞争，又涉及以暴力为手段的殖民征服和抵抗。
二
在人物介绍里，凯列班被定义为“野性而丑怪的奴隶”。普洛斯彼罗在首次提到凯列班时（19—20）说他是妖妇的儿子，浑身斑痣，不具人形，随后又用了几个词来称呼凯列班：奴才（slave）、泥块（earth）、乌龟（tortoise）、黑家伙（thing of darkness）。第二幕里小丑特里林也说凯列班是模样古怪（misshapen）的人鱼（fish）（41）。许多评论家因此把凯列班界定为半人半鬼的妖魔。但如果细读文本就会发现凯列班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注：第三幕第二场中特林鸠罗在将凯列班百般辱骂后才很不情愿地称之为“岛上的土人”（41）。《凯列班夫人》小说中代表凯列班的角色Larry被描写成浑身长满绒毛，形容怪异的非人非鬼之物。另外，William Hamlin在“Men of Inde:Renaissance Ethnography and The Tempest”一文中对凯列班的人种属性有专门论述，见Shakespeare Studies 22(1994):15—44.）只不过因为相貌迥异又桀骜不逊被辱骂成野兽。第一幕中米兰达初次见到腓迪南时旁白：“为什么我的父亲说得这样暴戾；这是我一生中所见的第三个人；而且是第一个我为他叹息的人”（24）。这三个人当然是普洛斯彼罗、凯列班和腓迪南。在回答米兰达对腓迪南的求情时，普洛斯彼罗也说：“嘘！你以为世上没有和他一样的，因为你除了他和凯列班之外不曾见过别人”（25）。这里显然说明父女俩都很清楚凯列班确系人类，虽然在更多的时候他被指称为非人，但那不过是因为利益冲突而互相谩骂的结果。
在“摩尼教寓言机制”一文中，阿布都·R·简·默哈默德谈到，种族差异的感知首先是因为相貌，但这种基于生理差异的“中间感觉”却形成了道德甚至形而上差异的基础。普洛斯彼罗和凯列班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摩尼教机制”；“白与黑，善与恶， 优与劣， 文明与野蛮， 理性与感性， 自我与他者， 主体与客体”（JanMohamed 20）这样截然的二元对立。 普洛斯彼罗因此不考虑凯列班具体真实的个性，而是自动将他等同于邪恶，并以此作为殖民掠夺的借口。但是，默哈默德又谈到，在殖民主义文学中，原住民往往起着欧洲人自身的表象作用，反映了欧洲人自我中的“他者”——己所不欲的消极特征。可以说，莎士比亚通过普洛斯彼罗把当时引发英国政权更迭的不安定因素外化为凯列班的桀骜不逊和野蛮，期望在殖民故事中轻而易举地驾驭并驱散国民内心对时局动荡和血腥屠杀的恐惧。
在一些评论家眼里凯列班是另一种形象， 古巴评论家雷特玛（Roberto Fernandes Retamar）认为凯列班是“永不屈服的岛屿主人”，（注：Gayatri Spivak在“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中引述了这种说法，见Postcolonial Criticism,ed.Bart Moore-Gilbert,Gareth Stanton and Willy Maley(New York:Longman,1997)148.）他对岛上的生命十分敏感多情：“这岛上充满了各种悦耳的声音和悦耳的乐曲，使人听了愉快……有时成千的叮叮咚咚的乐器在我耳边鸣响，有时我酣睡醒来时，听见了那种歌声，又使我沉沉睡去；那时在梦中便好像云端里开了门，无数珍宝要向我倾倒下来；当我醒来之后，我简直哭了起来，希望重新做一遍这样的梦”（56—57）。可见莎士比亚笔下的凯列班和普洛斯彼罗嘴里的凯列班并不是一个人，他并不是“天生的魔鬼”，“十足的蠢物”，而是有感受力、判断力，与本岛的生命有亲和力的一个万物之灵。
凯列班从来就不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奴才。普洛斯彼罗一提到他就头痛不已：“他从来不曾有过一句好话回答我们”（18）。然而，据凯列班本人回忆，普洛斯彼罗初来乍到时双方关系十分融洽：“你刚来的时候，抚拍我，待我好，给我有浆果的水喝，教给我白天亮着的大的光叫什么名字，晚上亮着的小的光叫什么名字；因此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把这岛上一切的富源都指点你知道”，却不料“你把我禁锢在这堆岩石中间，而把整个岛给你自己受用。”对凯列班的话普洛斯彼罗反应十分激烈，“满嘴扯谎的贱奴！虽然你这样下流，我也曾用心待你，叫你住在我自己的洞里，谁叫你胆敢想要破坏我孩子的贞操！”（20）。这种“歇斯底里恰恰说明他的理亏”（Baker and Hulme 129）。
普洛斯彼罗将夺取他公国的弟弟安东尼称为大奸大恶，没有人性，尽管后者篡位也有自己的理由：“他［安东尼］以为我没有能力处理政事”。普洛斯彼罗在看待米兰公国和海岛归属权时用的是两套逻辑，凯列班行为不端，所以夺去其王权是理所当然；自己“没有能力处理政事”，别人却不能夺走他的公国。普洛斯彼罗使用双重标准，是因为他把凯列班看作异类（vile race）、低等生物（a lesser being），岛屿属于下界（a lower world），不能与自己的米兰公国相提并论。
凯列班并没有否认自己对米兰达的窥视，还说打算利用米兰达让岛上“住满大大小小的凯列班，”他对米兰达的欲望其实是他延续生命、让种族再生的手段，是一种抵抗形式。有女性主义评论家这样给强暴下定义：“强暴是男性报复男性的武器，通过对对手财产的侵犯而实现的。它是男性针对不在场女性的独白”（Allen 41）。从这个角度看来，凯列班未遂的强暴与米兰达本人无关。他在经历与普洛斯彼罗友好交往后越来越感到对方的威胁，便想以破坏对方最珍贵的财产（米兰达）为手段对对方发起反击，同时又建立起自己部族的生命之线。所以凯列班对待米兰达的态度应该说是他整体反抗的一部分。
凯列班的另一次反抗显得更加积极主动，更有策略性。海难当天，砍柴途中他看见了特林鸠罗和斯丹法诺，在认定他们不是普洛斯彼罗的同伙之后，他有了自己的打算。他主动拜倒在斯丹法诺脚下：“我要做你忠心的仆人……我要指点你岛上每一处肥沃的地方”，“我要指点你最好的泉水，要给你摘浆果，给你捉鱼，给你打柴”（45—46）。他自认为找到了推翻普洛斯彼罗统治的良机，因而用丰饶的物产、整齐的家居、美貌的米兰达作诱饵，鼓动斯丹法诺等人杀死普洛斯彼罗，实现自己报仇的目的。他策划了具体的行动步骤，但愚蠢贪婪的特林鸠罗和斯丹法诺却被普洛斯彼罗的计策所打乱，忘记了凯列班的教导。自然，凯列班的这次谋反失败了。在普洛斯彼罗的魔法之下他不得不再次屈服，不过，他并未真正臣服，只是得到了更多的教训和经验：“从此以后我要聪明一些，学学讨好的法子”（84）。凯列班的屈服是对殖民征服“仪式上的接受”，是“欧洲人自我崇拜式的自我承认”（JanMohamed 21），它标志着原住民走向成熟并对抵抗的“现实策略”有了新的认识。凯列班在认真检讨自己的反抗方式：也许他也可以象以爱丽儿为代表的精灵学习，通过虚与委蛇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用再受皮肉之苦。可以说，就象他虽然失去母语，却学会了用殖民者的语言来诅咒对方一样，表面上凯列班承认并接受自己被殖民的历史，却没有因为殖民压迫失去行动和发展的能力。
三
《暴风雨》体现了殖民主义话语里的一种种族主义修辞（racist rhetoric）：以相貌来分辨人性，比如米兰达为腓迪南辩护时说：“这样一座殿堂是不容邪恶的；要是邪恶的精神占有这么美好的一所宅屋，善良的美德也必定会努力住进去的”（25）；普洛斯彼罗也这样评价凯列班：“他的行为和他的形状同样都是天生地下劣”（84）。但文本同时又消解了这种过度关注相貌（over-investment in appearance）的种族主义偏见。在观看岛上精灵舞蹈时贡柴罗说：“这些当然一定是岛上的人民——虽然他们生得奇怪，然而倒是很有礼貌，很和善，在我们人类中也很难见到”（58）；接着他又谈到时代的变化：“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谁肯相信有一种山居的人民，喉头长着肉袋，像一头牛一样？谁肯又相信有一种人的头是长在胸膛上的？可现在我们旅行的人都能肯定此言不虚”（59）。贡柴罗的这最后一句话让人想到真实性的问题。随着英国的向外扩张，出国旅行者越来越多，一则原住民因为语言的障碍无法质疑，二则白人读者由于地理的缘故无法验证，所以旅行者往往肆无忌惮地丑化原住民，以迎合听众趣味同时也满足自己虚荣心（Ashcroft 23）。原住民和他们相貌差异被扩大化，妖魔化。然后这种妖魔化话语又产生出现实的效果：“我们现在都相信此言不虚”。普洛斯彼罗就是这样充分运用“文字光荣与罪恶的魔力”（Schmidgall 95）把原住民非人化：这些土人要么是丑八怪（凯列班），要么不具人形（爱丽儿及众精灵），目的是为了对其任意驱役，扭转自己在米兰的厄运。不过，另外一些作品如1603年出版的《蒙田随笔》英译本又让英国人了解到原住民的另一面，显然莎士比亚熟悉他笔下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形象：他们未受文明玷污反而更加纯净高贵。这种知识体现在贡柴罗对原住民的客观评价中。
“莎士比亚肥沃的土壤滋养了一片庞大的批评的森林”（Schmidgall 7），《暴风雨》同样提供了丰富的批评的可能性。从莎士比亚对普洛斯彼罗和凯列班的刻画中我们至少可以宣称，莎士比亚不仅属于所有的世纪，更是他所属那个时代的灵魂。他关注英国的殖民和扩张，关注旅人们讲述的关于土人的故事，还探讨了种族差异的文化含义。文本反映了十七世纪之初英国开始争夺海上殖民霸权的现实，在塑造普洛斯彼罗这个在宗主国无能、在殖民地无所不能的西方父权政治形象的同时，也塑造凯列班这个貌似妖魔但又在智力、见识、情感上优于某些白人的这一独特的原住民形象。虽然莎士比亚不是机械地受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制约，而是在对其反映的同时又加以审视和颠覆，但他毕竟生活在殖民扩张甚嚣尘上的社会历史中，既为殖民主义的历史所塑造，又参与塑造了殖民主义的历史。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Allen,Jeffner.Lesbian Philosophy:Explarations.Palo Alto,CA:Institute of Lesbian Studies,1991.
[2] Baker,Francis,and Peter Hulme.“Nymphs and Reapers Heavily Vanish:The Discursive Contexts of The Tempest."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A Reader.Ed.Kiernan Ryan.London:Arnold,1996.
[3] JanMohamed,Abdul R.“The Economy of Manichean Allegory."The Post Colonial Studies Reader.Ed.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4] Said,Edward W.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Alfred A.Knope,1994.
[5] Schmidgall,Gary.Shakespeare and the Courtly Aesthetics.Berkley:U of California P,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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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泗洋 徐斌
张晓阳：《莎士比亚引论》， 下册。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
[9] [Zhang Siyang,Xu Bin and Zhang Xiaoyang,Introduction to Shakespeare.Vol.2.Beijing:China Drama Publishing House,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