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贝马斯、霍耐特对马克思劳动观的新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马克思论文,论哈贝论文,霍耐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08；F 0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4)02-0195-07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人类通过劳动改造外在自然界，并进而改变人自身和人类社会关系，在对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通过阶级斗争，劳动观能够解释社会规范内涵。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立足于现时代，对马克思的劳动及其规范性内涵作了新的诠释，并试图背弃或超越马克思的劳动观。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观把劳动视为工具性地运用，不可能包含劳动解放的规范性内涵，因此，必须以交往行为理论解释社会规范内涵。霍耐特指出早期马克思的劳动观念包含着社会规范内涵，但后期马克思的劳动观放弃了劳动的规范内涵，而哈贝马斯对劳动的工具性诠释无法解释为什么要进行斗争的问题，霍耐特主张劳动观念中必须体现为争取主体间相互承认的道德斗争，但放弃了劳动的物质生产方面的内涵。哈贝马斯、霍耐特重视对马克思劳动观的研究，实现了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新诠释，即从生产范式到交往范式、承认范式的转变，正是这一转换最终让我们看清了两人的真实意图，即放弃了马克思劳动观中解放的革命精神。
一、马克思：劳动的生产范式与劳动的规范内涵
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活动，认为作为有意识的人类活动，劳动使人有别于动物。他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建，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163“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163马克思指出动物只能消极适应自然，而人能够能动地改造自然，人在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在改造人自身，形成了人类社会，正是劳动使人从自然的生存状态进入到社会的生存状态。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能力的外化，人通过劳动而产生的创造物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确证，依靠劳动使人的意识以劳动产品等物质的形式得以表现出来，所以“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1]163。因此，在谈到劳动的时候，马克思首先认为劳动符合人类的本质，表现为人的意识的对象化，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类通过劳动不仅改变外在的自然客观世界，而且改造内在的主观世界，通过劳动影响自身和人类社会关系；其次才谈异化劳动，只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才出现了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是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1]163。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异化劳动现象。黑格尔指出：“个体不再保持它的内在于其自身，而毋宁是让内在完全走出自身以外，使之委身于外物。”[2]黑格尔把人类精神的外化都等同于异化，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马克思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劳动的对象化和劳动的异化是不一样的，劳动的对象化是劳动过程始终存在的特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反映了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人类主体通过生产劳动在对象的改变中实现自己目的的积极肯定过程；而异化劳动，即劳动的实现表现为劳动者失去现实性，劳动产品成为支配和奴役人的异己力量，颠倒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分析了劳动对人的影响，揭示出人的异化都是劳动的异化，或者说劳动的异化造成人的异化。他说：“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1]166私有财产被看成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又是外化劳动的手段，从资本主义的现状出发，马克思揭示出异化劳动的社会经济内涵，依据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的四个基本特征：①工人与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②工人与生产劳动过程相异化；③人的类本质的异化；④人与人的关系异化。异化从人与自身的异化、人与他人的异化扩展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的自我异化最终通过人与人的现实关系表现出来，结果加剧了阶级之间的对立，这种异化的关系扭曲了人与人的本质关系。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经济事实，“国民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国民经济事实”[1]164。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提出消除异化劳动，需要无产阶级通过反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但这种理论预设并不完全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层面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通过理想劳动与现实异化劳动的分析，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与理想的自由人的分析，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但异化理论对社会关系的分析影响到马克思后期的研究，在《资本论》中，他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已经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层面，着重从商品入手展开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
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使用价值指商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体现了生产者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商品的出现有两个主要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出现社会分工；生产资料属于不同的所有者。随着社会复杂化，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细，最终出现了不同的商品生产者生产不同的商品，因而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一切商品都体现了人类劳动，反映了生产商品的劳动本身间接的社会性，这些劳动不是为生产者自己生产产品的劳动，不是完全满足自己需要，而是为社会生产商品的劳动，必须通过交换，生产商品的劳动社会性才能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私人劳动必须转化为社会劳动，这样私人劳动产品满足了他人需要，而私人劳动的社会化满足了私人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是由交换本身所产生、所决定的，而是以商品拜物教的形式掩盖了劳动的社会关系，具体表现为人们自己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90
货币出现之后，商品之间的物与物交换转变成“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3]93。马克思揭示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商品。当劳动力成为商品后，货币转化为资本，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劳动力商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通过劳动力的劳动，它不仅创造出自身的价值，而且能够创造出比他自己的价值更大的剩余价值。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无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却无法获得自己的劳动产品，资本家因为占有生产资料而获得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通过出售商品得到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使得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无产阶级要获得劳动的解放只有通过阶级斗争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商品拜物教，实现劳动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这是劳动规范性内涵的重要表现。
在劳动观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考察劳动规范内涵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他认为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中才能把握异化了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造成人异化的社会条件，才能彻底消灭异化，获得自由和解放，马克思在经济学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解释了劳动的规范内涵。
二、哈贝马斯：劳动的交往范式与劳动的工具性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不足以解释规范性的解放兴趣，他在《认识与兴趣》一书对马克思的社会劳动的综合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批判。他说：“社会劳动系统中的正常的生产过程，是人和自然界的一种综合形式。这种综合形式一方面把自然的客观性同主体的客观活动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不取消自然界存在的独立性。”[4]28哈贝马斯一方面肯定马克思劳动的实践价值，是劳动把人从自然界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能力的对象化，体现了实践主体的人与作为实践客体的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但另一方面，他抨击马克思不应该将劳动应用于分析社会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劳动的批判不足以把人从社会强制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从反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出发，认为劳动是使用技术对自然的控制，体现了工具性的行为，这种解释适用于生产力。“马克思是按照生产模式来理解反思的。因为他悄悄地以这种前提为出发点，所以人们也就得出马克思没有把自然科学的逻辑状况同批判的逻辑状况加以区分的结论。”[4]39哈贝马斯认为生产范式适合于解释人与自然关系，不足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劳动体现了人的工具性行为，由此对自然科学的解释必然滑向实证主义，“造成此种现象的内在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把人类自我产生的活动归结为劳动”[4]37。
能够解释社会规范性行为的是相互作用，只有相互作用才具备自我反思的能力。相互作用的成分一开始就伴随着劳动，但马克思并没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基础，除了工具活动聚积其中的生产力外，也容纳了制度的框架——生产关系；他的社会理论没有抹煞实践中的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联系，以及统治和意识形态可以从中得到理解的文化传统。然而，实践的这个方面并没有包含在哲学的坐标系中。”[4]37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过分重视劳动，并用劳动来解释社会关系，而这一领域只适合相互作用，马克思却并不重视相互作用。“而恰恰在这个同衡量工具活动的标准不一致的维度中，跃动着现象学的经验。”[4]37
不同于马克思依靠劳动的生产范式，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的交往范式，以言语为媒介的相互作用才适合解释社会规范性的行为。劳动只适合解释人对自然的控制，被哈贝马斯看做具有目的性的工具合理性行为，是人们征服自然的中介，工具性的劳动运用于社会控制过程，不可能带来人的解放。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就提到：启蒙要摧毁神话，自身却成了神话，工具理性扩张的结果，是使人越来越失去自由。霍克海默等人继承了马克思生产力发展的思路，只不过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而他们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科技进步导致人的自我异化，社会的全面统治及工具理性的泛滥。哈贝马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传统，但不认同霍克海默等人对马克思生产力范式的分析，认为作为生产范式的劳动的工具性运用，只能适用于生产力的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把社会再生产归结为劳动。哈贝马斯“指责马克思从劳动的中介性观点出发，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反思经验中的进步机制’，从而‘把反思龟缩在劳动中’”[5]47，只有相互作用才对人的社会关系进行规范性反思批判。
哈贝马斯对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被运用到交往行为理论中，实现了从生产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换。马克思解释了两个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生活世界和系统。生活世界可以视为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人一起共享和共有的文化资料的贮存库，它的主要作用是促使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的活动场所，为指导社会行为提供了勿用争辩的资源。“我们可以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传统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模式的宝库。”[6]它由文化、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构成。生活世界有一个理性化过程，即把原来单一的生活世界分化为不同的结构范围和社会制度。在生活世界理性化的过程中，生活世界为社会行动者提供各种资源，从而使文化知识得以传承与更新，表现为文化价值再生产；在协调行为方面，它服务于社会整合与团结的建立，为促成人们之间的团结合作提供规范；在个人对社会的认同方面，它服务于个人同一性的形成，即个人的社会化。
从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方面看，系统主要指经济和行政子系统，以金钱和权力作为制约、协调人们行为的媒介。伴随着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过程，出现了系统合理化，突出表现为社会各种制度和结构越来越复杂并不断分化、分工越来越细化、制度之间协调越来越富有效率化。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最初社会整合主要靠生活世界，通过交往行为而达到人际间的理解，建立共识，而系统的运作是为了控制外在环境，更好地发挥生活世界的作用。为了减轻个人理性思维作为沟通的负担，系统主要通过金钱和权力作为媒介来调节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们不需要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这可以减轻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因此，系统的存在是有利于生活世界的。问题在于以成功为取向的政治、经济制度利用权力和金钱媒介干涉文化、社会和个人领域，这造成通过沟通建立共识难以实现，最终造成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生活世界殖民化反映了社会和人病态的存在方式，因此，要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就必须摆脱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状况。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二分，不意味着要消除系统，因为系统的存在对于生活世界而言是必要的，主要是要发挥生活世界对系统的规范作用，这需要把某种优先权赋予交往行为，而不是劳动这种工具行为。要保持生活世界的规范约束力就必须产生一个学习的过程，通过批判性地自我反思，解除制度结构的压力，建立以自由讨论为基础的社会组织，“认识的自我反思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交往为目的”[5]48。
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后资本主义，不适合用阶级斗争和阶级的社会劳动的综合观点来化解危机。他指出：“马克思试图用分析社会劳动的方法来论证危机，即试图用分析工业化第一阶段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异化了的劳动来论证危机。”[7]可是当代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平息了阶级冲突，“公开的阶级对抗对制度产生了种种危害；而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就是从对这些危害所作的反应中产生的；它平息了阶级冲突”[8]。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能提供一种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令人满意的解释”[9]。在朝向解放的道路上，哈贝马斯不认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是主张发挥文化的规范功能，他认为人的解放、自由的获得不必要推翻现有制度，通过生产关系的调节便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在现代社会，主体间自我理解能力的(微弱)与整个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的(缺乏)之间明显不对称。随着前提条件的改变，主体哲学自我影响的一般模式和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对革命行为的特殊理解都失去了对象。”[10]405由此可见，哈贝马斯不赞同主体哲学的自我影响的模式，而提倡交互主体间的规范共识，也不赞同马克思对社会进行根本上的变革，而是加强社会的自我调节和规范整合。“相反，关键是要在生活世界与系统交换过程中建立一个防护体系和传感设备”[10]407，这一防护体系，在哈贝马斯看来就是公共领域，在自主的公共领域中生活世界能够采用交往手段进行自我组织，影响系统并“成为更高层次的主体间性”[10]408。哈贝马斯借助于主体的自我反思和主体间的共识完成社会的自我整合，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二分，不意味着要消除系统。因为系统的存在对于生活世界而言是必要的，要避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关键是要发挥生活世界对系统的规范作用，这需要把某种优先权赋予交往行为，必须产生一个学习的过程，通过批判性地自我反思，解除制度结构的压力，建立以自由讨论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确保“认识的自我反思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交往为目的”[5]48。
三、霍耐特：劳动的承认范式与劳动的道德救赎
霍耐特认为马克思基于劳动观基础上的阶级斗争理论缺乏道德内涵，需要道德救赎；哈贝马斯无法解决为什么要为达成规范共识而斗争这一动机不足的问题，因此，他提出用为承认而斗争理论来化解上述矛盾。
霍耐特指出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中有关劳动的解释，受到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包含了为承认而斗争的成分，具有规范的内涵。他指出：“马克思把他颇具有原创意义的人类学建立在一种劳动概念上，这一劳动概念具有十分规范的内涵，以至于他可以把生产活动解释成主体间的承认过程。”[11]152正是劳动使人的自身能力对象化，并期望别人能够认可他的劳动。霍耐特提到“马克思谈到了劳动过程中通过自我和通过他人的‘双重肯定’：也就是说，通过生产的对象，一个人不仅可以把自我经验为具有特殊能力的个体，而且可以把自我理解为有能力满足互动伙伴要求的个人”[11]152。根据霍耐特的解释，劳动建立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承认关系，只是由于资产阶级单独控制生产资料破坏了这种承认秩序，由此引发的阶级斗争就是为承认而斗争。霍耐特认为“青年马克思才会把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冲突解释为被压迫的劳动者为重新建立充分承认的交往关系而发动的道德斗争”，强调“‘劳动的解放’是对等重视和个体自我意识的主要条件”[11]153。
后期马克思放弃了“为承认而斗争”，而转向为经济利益而斗争，这最终导致他的劳动概念失去了道德规范内涵。霍耐特指出马克思把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模式狭隘地局限在“生产美学”[11]154上，结果导致“那些并非直接源于合作的自我管理过程的主体间承认的全部特征，就被排除在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社会斗争的道德范围之外”[11]154。由于马克思使用生产美学模式，结果把劳动概念当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被看做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人类自我物化的特殊形式，这意味着个体在劳动中的自我实现不需要得到其他主体的承认，因此无法用主体间承认关系揭示异化劳动在社会斗争中的道德意义。结果马克思只能采取功利主义的社会冲突模式，阶级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被说成是为经济利益，阶级斗争是“沿着为(经济的)自我肯定而斗争的传统模式”[11]155。由于没有把阶级斗争理解为一种具有道德动机的冲突形式，“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把他所设计的规范目标安置在他一直都用‘阶级斗争’范畴加以考察的社会过程之中”[11]157。
霍耐特和哈贝马斯都认为马克思劳动观的主要缺陷是用生产美学或生产范式解释劳动概念。哈贝马斯不赞同马克思把劳动看做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他开辟一条交往的路径，把批判理论的重心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工具性批判转向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分析。霍耐特跟随哈贝马斯的这一交往理论转向，然而他并不完全赞同哈贝马斯对劳动与相互作用的区分，他说：“把历史唯物主义建立在交往理论基础上至少有利于直接关注交往解放有关的进化过程中的结构，这种结构不再归于特定阶级。但是这个观念的缺点，正如我看到的，把它的基本观念从一开始就置于从异化劳动关系中解放出来这一过程中，好像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关系已经历史地完成了”[12]。霍耐特赞同哈贝马斯不把社会结构完全视作阶级对立斗争的结果，但他不赞同哈贝马斯把劳动完全排除在规范范围之外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具有“规范的内涵”[11]152。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从文化层面上解释社会再生产，具有合理的因素，但霍耐特不认可主体间通过语言的交往就可以达到共识的规范目的的方案，在他看来，主体间的承认关系只是自我实现的条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就是要建立一个免于规范的系统和免于权力的生活世界，霍耐特认为这种两元区分很难使生活世界免除系统的入侵，生活世界无法为系统提供规范性引导。因为哈贝马斯把社会规范看做是公共商谈的结果，忽视了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经验，由于哈贝马斯把社会规范与人们真切感知的日常经验剥离开来，无法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动机，仅靠语言规则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哈贝马斯没有意识到社会斗争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不仅放弃了对经济生产和政治管理之具体组织形式的合理批判的可能。更关键的是，哈贝马斯还丢弃了他最初开拓的交往理论路径”[13]。
霍耐特揭示了肯定现象领域内的三种承认形式：爱、权利和团结，相应的实践自我关系：自信、自尊和自重。主体间承认的这三种模式及其应用的领域是各自分开的，形成三种不同的实践自我关系形式。尽管各有区别，自信、自尊和自重三种实践自我关系存在一种直接的逻辑关系，在这三种承认形式中，第一种形式是基础，没有第一种形式就不会有后两种形式，第二种形式是第三种形式的基础，但前两种形式不能取代第三种形式。霍耐特指出三种承认形式对于个人完整性和尊严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霍耐特用蔑视这个词来形容个体无法得到他人的承认。“‘蔑视’一词的意义就是人的特殊脆弱性……蔑视的经验就是个体面临一种伤害的危险，可能会把整个人的统一性带向崩溃的边缘。”[11]140霍耐特注意到蔑视形式对社会整合和个体社会化造成的影响，蔑视的经验反映了霍耐特对承认的否定领域的总体情感设想。他指出蔑视以虐待、剥夺权利、侮辱三种形式出现，代表实践自我关系发展过程的三种否定形式，个体的认同形式在蔑视的经验中无法得到实现，导致个体的自由空间受到限制或控制。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以三种文化承认模式构建了一个承认理论的体系。形成了肯定现象领域内的三种承认形式与否定现象领域内三种蔑视形式，那么这两类形式之间如何转换？霍耐特指出：“社会斗争范畴在揭示社会现实方面起着构成性的作用。”[11]167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互动关系中，揭示了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指出蔑视与反抗的情感经验是争取承认而斗争的动力。社会斗争源于对共有的被蔑视感的社会批判解释，一个人的内心期望与个人认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他希望在与他人交往关系中得到承认并获得自信、自尊、自重。当社会挫败了这些规范的期望时，就会使主体产生遭到蔑视的道德经验，“仅当主体能够在主体间解释框架内表达对伤害的感受，并把它作为整个团体的表征时，这种对伤害的感受才能成为集体反抗的基本动机”[11]170。霍耐特解决了人们为什么要斗争这一动机问题，弥补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为达成规范共识缺乏动机的缺陷。霍耐特重视社会运动从主体间出发来理解反抗的道德意义，反对从自身出发用纯粹的利益范畴来说明反抗的道德意义。“一种斗争，只有在其目标超出个体意向的境域而被普遍化，以至于它们可能成为集体运动的基础的程度上，它才能被描述为‘社会斗争’。”[11]169通过社会斗争和反抗可以把人们从受羞辱的处境中解救出来，建立新的积极的实践自我关系和主体间的承认关系，这解决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缺乏道德内涵的问题。在霍耐特看来，我们承认他人、认同他人，在交互主体关系中获得相互承认，人们就会获得自我的认同，形成实践自我关系。
四、评哈贝马斯、霍耐特对马克思劳动观的范式转换
劳动观自马克思、哈贝马斯到霍耐特的演变，反映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对马克思劳动观念的重视，代表三种论证劳动规范内涵的范式。马克思从人现存的异化和剥削状态下，以彻底改变既存社会来获得人的解放，“规范并非与人类实际上所作所为外在地关联，而是在特定的异化行动形式中被预设和被期待，而人现在正借此形塑着他们自己”[14]275。哈贝马斯采取一种类似的方式论证：“人类的言谈或话语——甚至在它有系统地扭曲的形式中——预设且期待一种理想的言说情景，在此情境中自由沟通和对话所需的理论条件和实际条件都存在。”[14]275哈贝马斯以交往理论规范交互主体间的行为，伯恩斯坦指出：“哈贝马斯在沟通能力理论中所要建立的，类似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完成的”[14]275。霍耐特从主体遭受蔑视的经验体验出发，解释主体间的为承认而斗争，把日常生活体验与社会规范结合起来，预设和期待一种交互主体间的承认关系，赋予阶级斗争以道德内涵。我们把他们的劳动理论概括为三种范式：生产范式、交往范式、承认范式。
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在分析马克思劳动观的生产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交往方式和生产范式，显示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三代思想家的时代关怀和理论创新。哈贝马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15]。霍耐特认为平等的分配不再处于社会正义的中心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为了边缘化的人获得社会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时代问题，在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看来，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新的回应。马克思的劳动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16]，生产关系实质上是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体现了社会规范性。就哈贝马斯和霍耐特与马克思的理论关联而言，如果说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有关劳动的工具性诠释侧重于生产力层面，忽视了劳动的规范内涵的话，那么，霍耐特的承认范式更多关注劳动的生产关系层面，保留了劳动的规范内涵，却失去了生产物质的根基。
由于历史境遇及思想家们理论兴趣的不同，劳动观念从生产范式到交往范式、承认范式的转变，表明哈贝马斯和霍耐特转变了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从经济领域的分析转向文化领域的分析，从生产力的分析转向生产关系的分析。哈贝马斯和霍耐特主要从文化角度分析劳动概念，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如生活世界殖民化，个人遭到蔑视等，并认为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他们的理论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偏离了马克思的生产范式，无法深入到生产力的批判层面，由此割裂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却最终放弃了马克思劳动观中的解放精神，劳动的规范性内涵失去了物质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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