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对朝鲜之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皇明论文,续补诸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陈建（1497—1567）《皇明通纪》是明朝私修的第一部编年体当朝国史，因其简洁明快，可读性强，刊行之后普遍受到欢迎，后来有多人补订、续修、续订，在明、清两朝产生了深远影响。《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相继传入朝鲜王朝（1392—1910），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朝鲜士人将其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并列，成为朝鲜士人了解、习读明史最重要的史书，而且也是朝鲜君臣经筵日讲、讨论经国大事的重要著作。惟其影响之大，不仅在明、清两朝被禁毁，朝鲜亦曾禁毁，甚至朝鲜还因为此书的相关记载，派使臣前往清朝交涉，但因此书在朝鲜影响实在无法消除，朝鲜英祖国王（1724—1776年在位）只得命大臣将其删改摘编，编成了一部朝鲜版的《皇明通纪辑要》。可见，透过分析此书的成书、续补及其东传朝鲜的影响，① 不仅能够考察明代书籍流传的一些内外原因，也能感知朝鲜王朝在文化与史学上与明清两朝密切的关系。
一 《皇明通纪》之成书与续补
陈建，字廷肇，号清澜，广东东莞人。嘉靖七年（1528）举人，曾为福建侯官教谕，江西临江府学教授、山东阳信县令。后以母老告归山林，隆庆元年（1567），卒于南京，享年71岁。著述甚丰，除《皇明通纪》外，还有《古今至鉴》、 《经世宏词》、《明朝捷录》、《陈氏文献录》、《治安要议》等书。《皇明通纪》之成书，《民国东莞县志》称：“（陈建）乃裒辑洪武以来，迄于正德，为《皇明通纪》三十四卷。其书载录信是非公，文义简畅，号称直笔。”② 学术界多有研究，除诸多论文外，杨师翼骧先生在《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3册中，亦有清晰的说明。③ 钱茂伟在其《明代史学编年考》中，对《皇明通纪》的卷数与版本有所补充。④ 在其《明代史学历程》一书又有梳理。故不再详述，只略作交待。
事实上，正如诸家研究所指出的，陈建《皇明通纪》的编撰历经了两个阶段。首先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陈建根据吴朴的《龙飞纪略》编成8卷本的《皇明启运录》。吴朴花费17年心血，终于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著成《龙飞纪略》，此书问世之后，广受欢迎，有多家钞本，嘉靖二十三年（1544）吴天禄等刊刻，今北京国家图书馆有藏本，此书今收入《四库存目丛书》中。《龙飞纪略》乃载录洪武、建文两朝史实，“纪我太祖、成祖创业继统之事也”⑤，从太祖起兵，到朱棣入主南京为止，纲目体史书，全书8卷。全书重在史事叙述，未附评论。陈建生平好史，读了《龙飞纪略》，并不满意，于是就在此书的基础上，增删添补，编成《皇明启运录》，“述我太祖高皇帝俊德成功，始终次第之详矣”⑥。陈建好友黄佐（1490—1566）读到《皇明启运录》，非常欣赏，黄佐本人有很高的史学素养，他“明习掌故，博综今古”⑦，认识到《皇明启运录》的重要性，于是鼓励陈建继续沿着这样的思路，编成一部完整的明代史。陈建本来有心，在黄佐的鼓励下，广搜典籍，历经数度春秋，终于编成一部史书，“我朝洪武开国四十余年之事，无非所谓创业垂统焉，《启运》一录备矣。继自永乐，下迨正德，凡8朝124年之事，无非所谓持盈守成也，则今《通纪》具焉”⑧。于是将已完成的《皇明启运录》和随后编的永乐至正德问史实的书籍，合编成《皇明通纪》，一共42卷。⑨ 此书采用编年体，⑩ 征引诸家著述，叙事简明扼要，是第一部编年体的私修明代国史，在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为此书颇受欢迎，刊行不久，遭朝廷禁毁。隆庆元年（1567），陈建去世。隆庆五年（1571），工科给事中李贵和上书皇帝，告发《通纪》，因而被禁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曰：
《皇明资治通纪》，嘉靖间广东东莞县人陈建所纂，载国初以至正德事迹，皆采掇野史及四方传闻，往往失实。至隆庆间，给事中李贵和上言：“我朝列圣实录，皆经儒臣纂修，藏在秘府。建以草莽僭拟，已犯自用自专之罪，况时更二百年，地隔万余里，乃以一人闻见，荧惑众听，臧否时贤。若不禁绝，为国是害非浅。乞下礼部追焚原板，仍谕史馆勿得采用。”上从之。(11)
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皇明资治通纪》正式刊刻，到隆庆五年（1571）禁毁，刊行不足二十年，但是此书为儒林所喜爱，已深入人心，在民间禁而不绝。沈德符慨叹：“按此书俚浅舛讹，不一而足，但板行已久，向来俗儒浅学，多剽其略，以夸博洽，至是始命焚毁，而海内之传诵如故也。近日复有重刻行世者，其精工数倍于前，乃知芜陋之谈，易入人如此。”可见，隆庆的禁毁令并没有多大作用，不仅如此，补遗、续修之书，陆续刊行，到明末为止，已经刊行了十数家续修、补订之作，甚至清初，朝鲜王朝都有补订之作，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为何有那么多人补遗、续修《皇明通纪》？正如前面提到，学术界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发表不少高论，但笔者以为并没有给出完全满意的答案，故而再次继续讨论此问题，但求能够有所深入。为求明确，先将有关订补、续修之史书，列表说明如次。
综合表1可知以下几点：第一，陈建原著《皇明通纪》，到底有多少翻刻本，尽管能够掌握大概情况，但是确切的数字难以考证，而补遗、续修、续补的著作确切的数字，也很难说得清楚，不过，最为重要的续补本，应该全部在此表中了。表1列出16种史书，在这些续补本中，以沈国元、江旭奇、卜大有、董其昌、高汝栻、陈龙可、马晋允等七人补修、补订的最为重要。第二，这些史书的卷数都不多，如果说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原始卷数为42卷，这些续补书中超过42卷的，也就是江旭奇增补的《皇明通纪集要》60卷，其余的都不足42卷。由此笔者对原始卷数有所怀疑，但确切的卷数还有待考证。第三，《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不仅有明清版本，而且还有朝鲜和日本的版本，朝鲜还曾有改编本，这也是其影响的体现。不过在清代不管陈建原著，还是这些续补的史书多被禁毁。第四，这些续补的史书，有截止隆庆末年的，有到万历末年的，有到天启末年的，但没有到崇祯年间的。还是回到前面的问题，为何有这么多的补遗、续修本？笔者以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皇明通纪》因其系明朝私修第一部简明的编年体明代国史，是明朝士子科举考试时务策最为重要的参考史书。事实上，孟森早就提过这个原因，他说：“此书备科举士人场屋中对时务策之用。故陈建《通纪》以后，撰续《通纪》者甚多。正德以前为陈氏《通纪》，嘉靖以后，诸家续之。”(13) 这应该是为何陈建《皇明通纪》如此受欢迎的外在原因。钱茂伟所谓明朝续修《皇明通纪》的原因有三：完善原作、借光发展、借机赚钱，都没错，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明朝士子应举的需要。社会上有这样的需要，《皇明通纪》恰好填补了这样的空白，因而成为儒林士子追逐的目标。
《皇明通纪》之所以能够满足士子们应举的需要，因为此书所关注的问题“取其有资于治可通为鉴者，编年次之”，陈建编撰此书时，有强烈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经世”意识，他在自序中说：“祖宗时士马精强，边烽少警，而后来则胡骑往往深入无忌也。祖宗时风俗淳美，真才辈出，而迩来则渐浇漓也。祖宗时财用有余，而迩来则变易废弛，比比也。推之天下莫不皆然。是果世变成江河之趋，而不可挽与？抑人事之得失有以致之也？愚间因次录阅事变，不能自己于怀。辄僭著评议，或采时贤确言，诚欲为当世借前箸筹之，挽回祖宗之盛，所深愿焉。”(14) 陈建编此书时，因为这样“经世致用”的目的，书中对于明朝的开国建制、政治得失、边疆地理、朝中政事等等有关重要的事件，皆予以详记。并且征引当时诸家议论，适时发表作者自己的看法，力图使读者不仅能够把握明朝历史的发展历程，而且对于相关的问题亦能形成一定的看法，给儒生士子们应举时务策提供了极好的佐证。因而以后即便出现了许多其它的明代史书，例如《昭代典则》、《明政统宗》、《弇州史料》等等史书，还是无法取代《皇明通纪》的地位。其书“览者以其编年叙事，文顺义明，遂推为本朝典故权舆”(15)，故被视为“海内宗宝”(16)。以后续补者，也坚持这样的原则，凡有关国政大章皆是他们主要载录的对象。即如高汝拭的《皇明通纪法传录》有言：“予取《典则》、《统宗》、《史料》诸书，增其（即《通纪》）不足，删其腐冗，则所以扬诩圣明，铺张盛治者，真可法而传矣。嘉隆之盛，东莞无纪补之者，为卜为支，然世宗有四十五年，议大礼，定大制，驱倭逐虏，进贤拔佞，真足为圣子神孙之令范。穆庙嗣服，拔幽登滞，简相容言节俭谨度好生戒杀，又孰非立中正以为法，垂休美而当传。”(17) 正因此，读者在阅读其著作的同时，可以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为科场考试“时务策”找到有力佐证，这是《皇明通纪》在明中后期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体例上看，陈建《皇明通纪》也有独特之处。江旭奇在《皇明通纪集要》凡例中言：“国朝明良相继，圣谟贤烈，超轶千古，在朝在野津津纪述者，不下百余家。虽识大识小，均足仰赞一班。然编年叙事，义理详明，当以陈建《通纪》为得体。”(18) 其编年叙事，结构简明，文字清新，夹叙夹议，可读性极强，是其他史书无可比拟的，因而广受欢迎。因为《皇明通纪》是明朝第一部系统的明代编年体国史，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以后凡编年体的明代史，都必须要参考此书，但当时一般的史家既无法从史料上超越此书，内容上也不可能增加多少，是一本无法绕开的著作，这样正德以前的史实都只能在其基础上增删了，所以也造成增补《通纪》著作成风的原因。
第三，续补史书在明代中后期成风，史家们并不以创作一部全新的史书为志向，反而热衷于续补、补遗、订补等工作，这是当时的学风所致。除《皇明通纪》外，署名王世贞的《纲鉴会纂》也有许多的补订、注释、续修本，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有不少续修之书，可见，续修史书是当时一种风气。同时，明朝并没有专职的史官，官方修史是由翰林编修承担。私家修史最重要的代表像王世贞、李贽等，他们修史的志向并非编年体史书，王世贞意在编成一部效法《史记》的纪传体国史，最终虽然未成功，但留下了《弇山堂别集》及一些其他篇章。他的门人董复表编成《弇州史料》100卷。而其他私家修史的人既不可能专心修史，又缺乏客观的条件，因而编年体史书要超越陈建的《皇明通纪》也很不容易，只能在他的书基础上，做些续补工作，这也是当时的学风使然。当然编年体的明史到清初谈迁的《国榷》，运用《明实录》等资料，则大大超越了《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
而这些补订、续修《皇明通纪》的史书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用新的史料，纠正《皇明通纪》的错误，补充其遗漏与缺失的部分，使之更为完善些。陈建著《通纪》之时，并没有看到《明实录》，因而史实方面有所欠缺，万历二十二年（1594），明官修本朝正史开馆后，史家可以参阅《明实录》，由此有钞本《明实录》部分流传于市，这样就用《明实录》和其他相关史书补充其遗漏。例如卜世昌、屠隆补校之《明通纪述遗》，就是这样的一部史书。二是补充嘉靖以后的史实，在这些补充的史书中，有到隆庆朝的，有到万历朝的，有止于天启朝的，但是很少到崇祯朝的，即便是清初马晋允增补的《皇明通纪辑要》也只是到天启朝。诸家续补的史书，在卷次安排上有同有异。基本上都是始于至正十一年（1351）或十二年（1352），对于朱元璋的出身与先世皆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以显示其特异之处。同时皆保持夹叙夹议的风格，广泛征引诸家议论，构成明代史学史上系列的编年体明代国史，其续修与补订一直影响到清初和邻国朝鲜。
二 《皇明通纪》之东传朝鲜与朝鲜之评价
嘉靖三十四年（1555），陈建《皇明通纪》刊刻，不久就传入了朝鲜，很快受到朝鲜士人的欢迎，随后在他们的著作中屡屡提到此书，他们讨论相关史实时，往往征引《皇明通纪》。在讨论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的时候，朝鲜士人往往把《皇明通纪》看成是他们必读的史部书籍，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视作同等重要的史书。不仅如此，国王经筵日讲之时，《皇明通纪》一度竟然也是他们必讲之书。可见，朝鲜王朝比明朝更重视此书。
《皇明通纪》何时传入朝鲜的，现在并无确切史料说明其具体时间。不过，在李退溪（1501—1570）的书中就已经提到过，李退溪，名李滉，是朝鲜王朝最为重要的性理学家，卒于1570年，也就是说最晚《皇明通纪》在此前已经传入朝鲜。在李退溪的文集中，提到过陈建及其《皇明通纪》与《学蔀通辨》二书。其言：
顷者，横城赵士敬因读《皇明通纪》，录示其中篁墩公事实数三条，然后略知篁墩之为人与为学乃如此……其三则陈建论公《道一编》说也。其说云：篁墩欲弥缝陆学，乃取朱、陆二家言语，早晚一切颠倒变乱之。矫诬朱子，以为早年误疑象山，晚年始悔悟，而与象山合，其误后学甚矣。因为之著《学蔀通辨》，编年考订，以究极同异是非之归云。噫，信斯言也！篁墩其果误矣，其为学果有可疑者矣。(19)
朱陆异同，是明朝儒林讨论非常热烈的问题。篁墩即明朝程敏政之号，他曾作《道一编》6卷，“篁墩之意则盖谓朱陆之道，始二而终一也。”(20) 后来王阳明（1472—1528）又刊刻《朱子晚年定论》一书，认为尽管朱熹早年不认同陆象山之心学主张，晚年则有所悔悟，反而认同陆学思想，此说遂为王学之徒大肆宣扬。陈建反对此说，嘉靖二十七年（1548）特著《学蔀通辨》，驳斥这种说法。朝鲜儒林极为推崇朱子学说，反对陆王心学，尽管李混没有读到《皇明通纪》，但是朝鲜赵士敬则读了此书，并且将篁墩程敏政的事迹辑出，以解李混之疑。此文作于“皇明嘉靖四十五年岁丙寅孟秋日”，也就是1566年，乃是《皇明通纪》刊刻11年后，那也就是此前此书就已经传入朝鲜了。朝鲜朝天使到了北京，总是想方设法购买明朝刊刻的书籍，笔者推测，《皇明通纪》刊刻不久，就被朝天使买到，并带回朝鲜了。
在稍后朝鲜学人的著作中，更是常见引用《皇明通纪》的资料。朝鲜实学派的重要代表李睟光（1563—1628）在其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芝峰类说》中，有数处征引《皇明通纪》。李睟光是朝鲜宣祖年间的著名学者，曾几度出使明朝，在朝鲜王朝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论及朝鲜入明贡道时说：“《皇明通纪》曰：成化十五年，朝鲜为建州女真邀劫使者，请改贡路。兵部郎中刘大夏执不可，曰：朝鲜贡道自鸦鹘关，由辽阳广宁，过前屯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镇，此祖宗微意。若自鸭绿江抵前屯山海太径，恐贻他日忧，遂不从其请云。以此观之，常言自鸭绿至山海关，有径路者，信矣。”(21) 其后又有一处论及陵墓之事，亦征引《皇明通纪》之言。(22) 可见，《皇明通纪》刊刻不久，就传入朝鲜，并且很快就成为他们阅读和讨论的重要书籍。
在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中，有提及过朝鲜朝天使购买《皇明通纪》的史料。许筠（1569—1618）于光海君十年（1618），因祸获罪被诛，有大臣提及许筠甲寅（万历四十二年，1614）为千秋使出使北京时，“到玉河关（应为馆字），两贼日夜协谋，称以辨诬书册，贼筠所持《续文献通考》、《皇明通纪》，其他杂书，列置眼前，招一行有银者，随其银之多少，以某人觅得某册驰启。”(23) 这是燕行使许筠要求随行人员出银购买《皇明通纪》等书的史料，此处提及之《皇明通纪》一定是续补之书，但到底是哪部，则无从论证，朝鲜王朝所论之《皇明通纪》，不管是陈建原本，还是后人之续编本，一律用此书名。李退溪所提及的《皇明通纪》，当时续补本还未出现，应是原刻本，或者是原本翻刻本，李睟光所论之本，则难以断定是何种版本。
《皇明通纪》传入朝鲜后，不仅很快为朝鲜儒林所阅读、讨论，而且地位相当之高。在介绍相关史书时，朝鲜士人常常把《皇明通纪》看成是必读的史书。朝鲜明宗（1545—1567年在位）时名儒成浑（1535—1598），被称为牛溪先生，曾与人论及所读书目，除经学书目外，史学书目提到“《通鉴纲目》、《续纲目》、《皇明通纪》”是必读之书。(24) 朝鲜肃宗时儒学者朴世采（1631—1695）对于成浑所提之书目表示赞同，他说：“尝闻牛溪成先生与人论切要可读之书，自经传以下讫于退溪先生《理学通录》，世采亟求而观之。信乎斯文不刊之大典也。”(25) 他另文论及相关史书目录曰：“《春秋》：《左氏传》（杜氏预集解）、《公羊氏（高）传》（何氏休诂解）、《縠梁氏（赤）传》（范氏宁解）、《胡氏（安国）传》（四传春秋诸家解）。司马氏（光）《资治通鉴》（胡氏三省注）、《朱子通鉴纲目》（思政殿训义）、商氏（辂）《续纲目》、陈氏（建）《皇明通纪》。右四书，《通鉴》即纪春秋以后事迹者，《纲目》就中整顿其法例。《续纲目》以下，虽未必尽正，要以备历代史记焉。”(26) 只列了四种史书，把陈建《皇明通纪》看成是接续《资治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的重要史书。朝鲜仁祖年间著名儒学者赵翼（1579—1655）曾列出朝鲜儒林必读书目，其言：
致知在格物，格物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先儒论之详矣。至于书则天下之书无穷，而吾人精力有限，安能尽读！然能通其大者、正者，则诸家杂说，虽不读，可也。今择其当读者，列于下。经书：《小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书》、《易》、《春秋》、《礼记》。史书：《左传》、《史记》、《汉书》、《资治纲目》、《续纲目》、《皇明通纪》、《东国通鉴》。先儒书：《近思录》、《渊源录》、《二程全书》、《朱子书节要》、《朱子大全》、《朱子语类》、《性理大全》、《性理群书》。词学：《文选》、韩、柳、李、杜及他名家。书之当读者，大概有此。经书当恒诵，其余亦当熟看。然力有余则此外更当博观，不必止读此数，力不足则虽此等书不必尽读，如词学或不治，可也。(27)
这个书目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书籍，史书中，《皇明通纪》是与《史记》、《汉书》并列成为必读的书目。再稍晚些李宜显（1669—1745），曾几度为燕行使出使中国，论及史书情况时说：
史书其类有三：一曰编年。《左氏春秋传》、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自周威烈王止五代。宋江贽又节约《资治》，作《通鉴节要》。明张光启又作《节要续编》宋元史也，俗谓《宋鉴》。陈建《皇明通纪》止天启丁卯，王汝南《明纪编年》比《通纪》稍略，而止于弘光乙酉，首末颇似完备……二曰纪传。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是为十七史。又有脱脱《宋史》、宋濂《元史》，皆为余家藏……明史则闻彼中方纂修而未就云，然何乔远《名山藏》、邹漪《启祯野乘》，略可考证……三曰纪事。纪事者，纪一事之始末也。宋袁枢始作《通鉴纪事本末》，纪自周威烈王，止于五代。明沈朝阳作《纪事本末前编》，纪自盘古氏，止于威烈王前。明陈邦瞻作《宋元纪事本末》，清谷应泰作《明纪事本末》，近徐相文重作《朝野记闻》，记国朝事，亦用纪事本末例。(28)
这大致上可以说是当时朝鲜儒林认为最为重要的史书了，陈建的《皇明通纪》与王汝南的《明纪编年》被看成是有关明史最为重要的两部编年体史书，不过，这里的《皇明通纪》说是止于天启，乃是后人补编的版本，具体是哪种补编本，还有待考证。可见，自朝鲜宣祖（1567—1608年在位）年间以后，陈建《皇明通纪》及其相关的补编本，就被朝鲜视为有关明史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是他们讨论问题、了解明史最为重要的史书。不仅朝鲜儒林很重视《皇明通纪》，而且此书还传入朝鲜宫廷之中，成为朝鲜国王经筵日讲的史书之一。
朝鲜宣祖国王是读过《皇明通纪》的，宣祖国王继位不久，一日经筵日讲刚刚结束，宣祖突然对诸臣说：“《皇明通纪》甚是好书。”(29) 侍讲白应时（1532—1585）当即表示不妥，因此书末极论嘉靖初年追崇兴献王之事，为其不喜。(30) 但好像宣祖并未接受这种意见，宣祖二年（1569），朝鲜翻印出《皇明通纪》，(31) 宣祖国王要颁赐给诸大臣，遭到经筵讲官尹根寿（1537—1616）、奇大升（1527—1572）的反对。尹根寿的意见是，“近来印出者，又有《皇明通纪》。凡作史者，必见一国终始而成之，乃为正史。而此则因一时闻见而为之，取舍议论，乌得正乎？见其议论，亦多不正之处，我国至诚事大，视如一家，若在家僭见则可也。当代史记，至于颁布百官，极为未安。”(32) 奇大升说：“《皇明通纪》多有好语，一代之事，人无不知，至于印颁，则似乎未安。而以史见之，取舍在我，则亦非大害也。然其是非去就之间，或多谬误之处。陈建之为人，不可知也。而大概成败利钝，皆归之天，而礼乐刑政无所用其道。至以太宗之革除，与凡胜败之迹，并归之天。此亦不正也。”(33) 尽管他们反对将此书翻印赐给大臣，主要是对于书中将成败利钝之事，皆归于天命，不予认同，但是这三位反对的大臣对于《皇明通纪》的内容都了如指掌，可见，他们都早已读过。最终宣祖可能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未行颁赐之事。
朝鲜肃宗（1674—1720）与英祖（1724—1776）国王时，经筵日讲中，就专门有《皇明通纪》一书。肃宗国王从二十五年（康熙三十八年，1699）开始讲《皇明通纪》。《朝鲜肃宗实录》载：“乙酉，召对玉堂官，始讲《皇明通纪》。”(34) 有证据显示此前，高丽又有活字印刷本，谢国祯《增订晚明史籍考》载，朝鲜《皇明通纪辑要》24卷，高丽活字本。明东莞陈建辑著，舜水孙矿原订，舜水马晋允增订。王国维《传书堂藏书志》云，按东莞之书，迄于正德，嘉隆至天启，则马氏因诸家之书，正以实录，以续陈书。具见凡例。此乃高丽活字本，前有手纪云：“康熙三十八年闰七月初九日，内赐承政院假注书尹志和《皇明通纪》一件，命除谢恩行，都承旨臣宋押，又有‘宣赐之记’方印。”(35) 康熙三十八年正是肃宗二十五年，而正是从这年开始，肃宗经筵讲中，开始讲《皇明通纪》，这样与肃宗国王赐书完全吻合。英祖国王登基不久，即开始讲此书，以后一直坚持下去。在朝鲜后期的国王中，肃宗与英祖是两位非常特别的国王，他们对明朝有着极度的怀念感恩之情。在明朝灭亡后六十年的肃宗三十年（1704），又是甲申年，肃宗极力说服群臣，在昌德宫后苑建造了崇祀明神宗的大报坛，英祖则将大报坛崇祀的对象扩展到明太祖、明崇祯帝，与明神宗三帝，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崇祯殉国之日，朝鲜一定会在大报坛行祭祀之举，一直坚持到朝鲜末年。(36) 他们经筵日讲《皇明通纪》，既从中学习明朝历史，追念明朝的恩德，更重要的是从中学习治国之策，因而他们日讲的内容重点是从《皇明通纪》中摘取一些治国史实加以讨论。
肃宗的经筵日讲官宋征殷（1652—1720）把每天所讲内容都写下来，编成《经筵讲义》，收入其文集中。例如肃宗二十六年（1700）正月十九日，召对《皇明通纪》，讨论第三卷的内容，内有太祖朱元璋的话“海内悉归版图，固可喜亦可惧云云”，讲官借机发挥曰：“夫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则时君世主易生骄溢之心。而太祖反以为惧，此大禹不自满暇之心也。其享国长久，垂裕后昆者，岂非以此欤！”肃宗也深表赞同。又有讨论君主纳言之事，“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顺己之言，必审其非”(37)。此乃讨论为君之道。还有借讲明永乐帝一日三朝，接见大臣，处理政事，进而批评朝鲜国王上朝之疏，其曰：“皇明旧制有早午晚三朝，引接臣僚，商榷政务。其勤于为治，概可见矣。我朝宾厅大臣以下，一月之内，三次晋接，比诸明朝古事，实为稀阔。而多因有故，亦不得每每为之矣。”(38) 这些都是得自《皇明通纪》的日讲内容。英祖国王经筵日讲《皇明通纪》，也基本上是关注这样的内容。例如英祖三年（1727）正月一日，检讨官徐宗伋曰：“高皇帝每以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等语，为治国之良规。此三事，人君之所当留意也。”英祖答曰：“高皇帝以康茂才为营田使，使修筑堤防。干戈抢攘之际，其轸念农事如此，况升平之时乎？堤堰灌溉，在于道臣别谕中。而为令者，不为著念，亦归文具，予实慨然。更为申敕也。”(39) 既对明太祖朱元璋使民以时，关心百姓疾苦表示感慨，又对下面官僚不执行太祖命令表示不满，由此看到自己国家的政事，政令不行，要求严加督促。又如英祖四年（1728）日讲《皇明通纪》，涉及明神宗年间之事，英祖国王说：“神宗末年百僚旷阙，光宗初年，起废用人，各寺盈坐，岂非美事？昨日儒臣所达，惟才是用云者，诚是矣。”(40) 肃宗与英祖年间日讲之《皇明通纪》，其内容涉及万历年间史实，因而一定是续编本，从后面的考证看，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孙矿原订、马晋允增定的《皇明通纪辑要》本。
总之，《皇明通纪》传入朝鲜，受到朝鲜君臣欢迎，后来诸续编本也相继传入，也受到了同等对待，宣祖、肃宗、英祖等国王经筵之时，皆专门讨论过此书，既感受明朝君主的恩德，学习明朝历史，更从中学习治国安邦之策。朝鲜儒林对此书大加肯定，把《皇明通纪》视作了解明史最为重要的著作，并把它与《史记》、《资治通鉴》等并列，可见，地位相当之高。但是进入英祖中后期，因为朝鲜十分关注清修《明史》之事，担心清朝沿袭明朝误书朝鲜史实的错误，这时《皇明通纪》及其续补本中，有关朝鲜史实的误书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和不满，《皇明通纪》及其续补本突然受到指责，甚至禁毁，但最终因为朝鲜无法消除此书的影响，英祖国王命编删节本，朝鲜最终刊刻一部删节的24卷本《皇明通纪辑要》。
三 《皇明通纪》及其续补本误书朝鲜史实与朝鲜删节本之刊刻
在明清中朝关系史上，朝鲜因为明清史书误书朝鲜王朝历史而派遣使臣前往辨诬之事，屡见不鲜。而朝鲜关注的主要事实错误有二：一是所谓宗系辨诬与李成桂立国之事，因为《皇明祖训》中记载朝鲜开国君主李成桂与高丽末权臣李仁任系父子，以后《大明会典》就依此记录，大多数的明朝史书也以此载录，使朝鲜君臣十分不满，成为朝鲜王朝与明朝辨诬的主要史实，一直到万历年间，《大明会典》三修之际，才修正过来，说明李成桂与李仁任没有关系。诸野史还是按照原来的错误记录这段史实，如《皇明从信录》曰：“高丽国相李仁人，囚禑，而立其子昌为王，遣使姜伯淮来贡，寻仁人子成桂废昌（小字：父子相反），而立定昌国院君王瑶，主国事。”(41) 《皇明从信录》尽管是《皇明通纪》的改编本之一，此处应是记录了《皇明通纪》的原始状况。因为这只有区区两行字，不太引起朝鲜的注意，故而以前并未认真对待。朝鲜后来在辨诬奏文中称：“明人陈建所撰《皇明通纪》，亦有小邦宗系罔极之言，而其书起洪武，而止正德，想是嘉靖间所编。而小邦之得见，乃在明朝昭晰之后，伊时小邦人咸谓《会典》之诬既正，则若此说者，将归于自起而自灭，故不复以辨明为事。”(42) 也就是说尽管陈建《皇明通纪》早已为朝鲜士人所熟知，但是有关朝鲜宗系误载之谬，觉得《明会典》已经改正了，《皇明通纪》的错误也就不足为意了。二是仁祖反正之事，乃是天启三年（1623），朝鲜李倧起兵推翻其叔光海君李珲王位，朝鲜认为明末诸野史记载失实，因而屡派使臣前往辨诬。康熙十二年（1673）以后，朝鲜获知清修《明史》开馆，担心清修《明史》继续误书史实，因而数度派遣使臣前往交涉，最终清朝采纳他们的意见，朝鲜总算如意了。(43) 但是此后，他们还是发现不少野史误书朝鲜史实，朝鲜曾几度派遣使臣前往清朝辨诬。英祖四十七年（1771），朱璘《明纪辑略》误书事件，最终把《皇明通纪》也牵扯进去。(44) 朝鲜后来奏文中说：“今以朱璘书见之，概是掇拾于《通纪》，则又安知此后必无袭磷而为之说者乎？”(45) 所以连同《皇明通纪》，一并要求禁毁。
最初，显宗（1659—1674年在位）十四年（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朝鲜福昌君李桢、福善君李柟上疏国王，提及他们出使清朝时，得见清之《缙绅便览》，知道清朝设明史纂修官，已经开馆修史。而他们发现陈建之《皇明通纪》、《十六朝广汇记》、《两朝从信录》等明朝野史中，“于仁祖大王癸亥反正事，传记爽实，受诬罔极”，他们“掩卷痛哭，未尝不悲［愤］欲死也”，认为“辨诬之举，此正其会，宜速发使价，据实辨白”(46)。这里所谓的“受诬罔极”，就是认为其毫无根据可言，乃是一派胡言。正如《十六朝广汇记》所载，“朝鲜国王李晖（应为李珲）为其侄李综（应为李倧）所篡”(47)。下面小字注曰：
按，李晖（珲），原以前王李盼次子。得立，素称仁柔。李综（倧）其亲侄也，走马试剑，谋勇著闻，眉竖耳垂，姿表伟异，常在李晖左右用事，掌管笔札之役。入春，因见李晖（珲）有疾，遂起谋逆，先令心腹陪臣游说将平山节度使李贵，教练兵马五百，调赴王京防御。又密约继祖母王太妃，于三月初九日，在于宫中举火为号。李综（倧）率李贵等指以救火为名，领兵入宫，绑缚李晖（珲），投烈焰中以死，并其世子宫眷及左右亲信之人，俱行杀戮。议政府有自尽者。本月十三日令王太究仗义执言，数李晖（珲）之不忠不孝，而暴其罪。是日李综（倧）遂即王位。(48)
朝鲜王朝对于这段记载可谓深恶痛绝，因为在他们看来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与事实完全不符。首先对于李倧的描述，所谓“走马试剑，谋勇著闻，眉竖耳垂，姿表伟异，常在李晖左右用事，掌管笔扎之役”，朝鲜认为全是污蔑之词。其次，对于政变经过，朝鲜亦认为不符事实。第三，对于李珲的处置也是完全错误的记载。因为李珲并没有被处死，而只是流放到济州岛，更不用说“投烈焰中以死，并其世子宫眷及左右亲信之人，俱行杀戮”了。朝鲜认为是当时光海君之死党逃到皮岛毛文龙部，诬告李倧起兵之事，毛文龙即以此上报朝廷，如此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因而引起朝鲜辨诬的决心。《皇明通纪集要》、《两朝从信录》对于此事的记载与《十六朝广汇记》几乎完全相同。这就是令朝鲜福昌君李桢等“悲愤欲死”的“诬史”，显宗国王遂与朝臣商议，但诸大臣认为野史只是一人之误说误传，与朝廷无关，清廷也无从更改，所以反对派遣辨诬使，此次未派使臣出使。而其所提之三种书皆与陈建有关，《十六朝广汇记》即题陈建与陈龙可撰，《两朝从信录》乃是沈国元续编《皇明从信录》的史书，也可以说是其续编，因而也与陈建有关。其关注的误书史实，乃是仁祖反正之事，认为所书不当。
显宗不久即崩，肃宗登基，李桢等重提辨诬之事，大臣们再次商讨，结果决定以福善君李柟为辨诬使，前往北京辨诬。这次朝鲜主要针对仁祖反正事进行辨诬。在肃宗国王辨诬奏文中，直陈其误，曰：
臣之曾祖父庄穆王臣某（即仁祖），素著勤勚，以藩屏于大朝，此大朝之所尝宠绥嘉奖，在小邦则实是更始人伦、拨乱反正之君也。而小邦于顷岁，得见明朝野史所谓《十六朝纪》者，其诋诬臣先祖，无所不至！以先祖之聪明仁孝，实德在躬，而谓之“走马试剑，谋勇著闻”；以先祖之骨肉遘祸，屏处忧慑，而谓之“常在废君，左右用事”；金墉十年，伦纪灭绝，天人愤怒，归于有德，而乃曰“密约祖妃，救火为名”；义举既正，私恩亦伸，保全赡养，以终天年，而乃曰“绑缚旧君，投之烈焰”。明伦之事而拟以逆节，光复之烈而比于篡代。至其媾倭等说，尤属虚捏诪张诬罔，诚有所不忍言者！(49)
清朝接到朝鲜辨诬奏文，但是并不买账。康熙十五年（1676）十一月，清礼部议覆：“查本朝纂修明史，是非本乎至公。该国癸亥年废立始末及庄穆王李倧实迹，自有定论，并无旁采野史诸书，以入正史，应无庸议。至外国使臣来京，禁买史书。今违禁购买，应遣官往朝鲜会同该王，严加详审议处。伊所进礼物，交来使带回。”(50) 不仅不接受朝鲜辨诬的意见，而且退回其进贡礼物，义正辞严，加以指责，认为明史撰修自会“出于至公”，亦无“旁采野史”之做法，反而要追查朝鲜何以买到明朝野史，因为“私买史记犯禁”，要派大臣前往追查。康熙皇帝将礼部之文，改为朝鲜自查，不派使臣前往追查。此后，朝鲜辨诬之事断断续续地进行，一直到乾隆四年（1739）《明史》编成，清朝将《明史·朝鲜传》颁行朝鲜，朝鲜见一切史实皆听从他们的意见改正过来，因而甚感满意。此前辨诬之时，尽管提及了陈建的《皇明通纪》，但并未引起朝鲜君臣过多的关注，也未影响肃宗经筵讲读此书，一直延续到英祖初年，还在讲读此书，尽管可能是补编本。最终国王经筵停止讲读《皇明通纪》，以致命令大臣改修删节，则是英祖四十七年（1771）发生的辨诬事件。
清修殿本《明史》刊行三十多年后，朝鲜又发现有清朝史书依然依从旧说。英祖四十七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朝鲜前持平朴弼淳详读使臣从清朝买回的各种书籍，发现清人朱璘编《明纪辑略》误记朝鲜太祖世系及朝鲜仁祖事迹。而且认为朱璘之书误记来自陈建的《皇明通纪》和《十六朝广汇记》，英祖马上派人前往清朝辨诬，但到了清朝，礼部以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回答，礼部议曰：
查朱璘《辑略》，于乾隆二十二年浙江巡抚杨廷璋奏请销毁。其陈建《通纪》，现遍访京城书肆，并无售者。是二书在中国久已不行，无事改削。该国王所称，诬蔑其国祖康献王旦世系及其四世祖庄穆王倧事迹二条，今恭阅钦定《明史·朝鲜列传》，载其始祖世系及国人废珲立倧之处，考据已极详明。乾隆三年，我皇上允该国王所请，刷印颁给，该国自当钦遵刊布，使其子孙臣庶知所信从。若陈建《通纪》、朱璘《辑略》二书，应令该国王于其中自行查禁焚毁，永杜疑窦。(51)
依此启看，朱璘书既已禁毁，陈建之书亦无处售卖，故此清朝并不存在任何问题，问题之解决当在朝鲜本国。朝鲜使臣带回此咨文，朝鲜国王当即召见大臣，并令蔡济恭读此咨文，读毕，英祖国王感觉《明纪辑略》已被禁毁，《皇明通纪》亦无处购求，因而甚为满意，在朝鲜看来，此次交涉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朝鲜国内严惩相关人士，几如同清朝的文字狱，朝鲜有许多人因此书而被下狱，甚至被处以极刑。(52) 又掀起了一场禁毁《明纪辑略》与《皇明通纪》的事件。
事实上，清朝早就禁毁陈建《皇明通纪》及其相关的续补史书，此次交涉事件不久，清朝大臣发现《皇明实纪》一书，“内多悖逆字句，应营销毁。其书系东莞人陈建所著，已谕令该督等细查。所有刷印之本及刻板，一并奏缴。是书又名《皇明通纪》，恐刻板或有两副，应一并查明缴进。”(51) 所谓《皇明实纪》应是署名陈建、陈龙可汇辑、沈国元鉴定的《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补标题评断实纪》，简称《皇明实纪》。于是才禁毁，但与朝鲜的要求并没有关系。
朝鲜对于《明纪辑略》固然是全部洗草，而对于《皇明通纪》也是多方搜查，一旦发现此书，藏书者受到严惩，书也一并没收洗草。除惩处藏书者外，对于译官也予以惩罚。“上御建明门，拿入译官五十余人，各决棍十二度。”(52) 因为译官对于购入此书有直接的责任，故而严惩。有人供出宣川译学桂德海家有《皇明通纪》，英祖马上派人前往抓捕归案，英祖亲自审问。然后还与群臣一同审查从桂德海家搜来的《皇明通纪》，“领议政金致仁曰：“乡板《通纪》中四字阙落处，果是诬语矣。”英祖说：“初有朴弼淳又因高姓人《辑略》、《通纪》次第现发，得以辨雪，此亦乾道昭昭也。”仍命各处所藏之《皇明通纪》，一并洗草。(53) 所谓洗草，乃是将史投入汉江遮日岩处，用水将字迹漂除，而将纸张继续化作纸浆再用。
正如前面提到，宣祖国王时期曾翻刻过陈建原版的《皇明通纪》，一度还想颁赐给群臣。而肃宗、英祖国王经筵日讲之时，还曾讲过此书，英祖国王对于自己经筵之时讨论过《皇明通纪》应该记忆犹新，最终他还是改变了策略，将全部洗草改为命朝臣删节此书，编成一部朝鲜版的《皇明通纪辑要》，由领议政金致仁亲自主持。领议政金致仁将先朝与当朝所讲的《通纪》两秩，按照卷次，将诬语删去，重新刊印，英祖亲制小序。陈建原本《皇明通纪》止于正德十六年，笔者怀疑，此次删节本是以孙矿、马晋允补订的《皇明通纪》作为参考的底本。前面提过肃宗二十五年马晋允本有高丽活字印刷本，马晋允的书名为《皇明通纪辑要》，24卷，英祖命编删节本亦同此，不过其书中，有“王世贞曰”、“丘浚曰”、“朱国祯曰”、“董其昌曰”、“高汝栻曰”、“于慎行曰”等注明参考文献，说明当时参考了众多的书籍，其中包括后人所续修的多部《皇明通纪》，最终编成一部有24册24卷的《皇明通纪辑要》，(56) 作为以后朝鲜君臣习读明史的重要书籍。
综上所述，陈建《皇明通纪》刊行以后，就普遍受到欢迎，以后竟成为明朝士子科举应试必读之物，故而随后有多家续补、补订之作，但因其系私家之作，引起官方不满，明清两朝皆曾禁毁。此书刊刻不久就传入朝鲜，其续补著书也陆续传入，成为朝鲜了解明史最为重要的史书，被视为与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同等重要的史书，而且也被朝鲜宣祖、肃宗、英祖国王经筵日讲采用，既学习明朝历史，也从中找寻治国之策。但因为此书误载李成桂世系及其续补诸书误载仁祖反正之事，英祖四十七年（1771），因为朱璘《明纪辑略》事件的牵连，《皇明通纪》一度也被朝鲜禁毁，但朝鲜无法消除此书的影响，随后英祖国王命大臣删节此书，刊刻了一部24卷本的《皇明通纪辑要》，成为中朝文化交流史上一桩值得关注的事件。透过《皇明通纪》与续补诸书东传朝鲜及其影响之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把握中朝文化之密切，而且也探寻了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值得大力关注的领域，这就是中国史学对于周边以及世界的影响与贡献，(57) 这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领域，但愿能引起更多学人的关注。
本文属于本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中朝学术文化交流史研究”（批号：04CZS008）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08年5月20日
注释：
① 对于陈建与《皇明通纪》系统研究的论文不少，主要有向燕南的《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此文对于陈建的生平与著述、《通纪》的撰述、内容、史论特点及其影响，皆有系统的论述。钱茂伟写了一系列论文，如：《陈建及其〈皇明启运录〉》（《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通纪〉：一部富有时代色彩的史著》（《浙江学刊》1994年第1期）、《陈建社会改革思想述略》（《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陈建〈通纪〉及其续补诸家略考》（《文献》1993年第3期）、《天一阁藏〈通纪〉研究》（《天一阁文丛》第4辑，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年）、《〈通纪〉历史叙事的特点与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6期）等，涉及陈建与《皇明通纪》的方方面面。这些论文又集中反映在其《明代史学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章《当代史编纂的勃兴》，专立一节讨论陈建的《皇明通纪》，又在第14章《晚明当代史编纂的繁荣》中，用一节讨论续补《皇明通纪》的相关著作。杨艳秋在其《明代史学探研》（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也讨论了《皇明通纪》及其续作的问题。对于明朝为何有那么多的续补《皇明通纪》之作，两人皆进行了探讨。钱茂伟归纳为三个原因：完善原作、借光发展、借机赚钱。杨艳秋则看到《皇明通纪》中的经世致用的作用，他们二人的书中对于续补诸书的体裁与内容亦有概况性的说明。
② 民国《东莞县志》卷五八《人物略》五，转引杨师翼骧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册，第309页。
③ 参见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3册，第309—310页。
④ 参见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25—126页。
⑤ ［明］吴朴：《龙飞纪略》之林希元《龙飞纪略序》，第412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
⑥ ［明］陈建著，沈国元订补：《皇明从信录》之《皇明通纪前编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页。
⑦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泰泉集》，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03页。
⑧ ［明］陈建著，沈国元订补：《皇明从信录》之《皇明通纪前编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册，第2页。
⑨ 对于陈建所编《皇明通纪》的原始卷数，有不同的说法。向燕南认为是34卷，钱茂伟认为是42卷，因为《皇明启运录》8卷，后编的34卷，故一共是42卷。他又引《北京大学善本书目》中载录有高丽活字42卷本《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和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载录42卷本，认为这两个本子是最接近原始的本子，尤其是台湾本注明为嘉靖三十四年东莞陈氏刊本。不过，在民国《东莞县志》中，说“裒辑洪武以来，迄于正德，为《皇明通纪》三十四卷”，这里实际上是包括了《皇明启运录》8卷，可见是34卷。而《明史·艺文志》则载录《皇明通纪》27卷、《续通纪》10卷；《千顷堂书目》则载录为40卷。以后补订的诸家《通纪》，洪武到正德间史实，以岳元声、沈国元订补的《皇明资治通纪》为例，则只是30卷，高汝栻订补的《皇明通纪法传录》则只有28卷。此处暂采用42卷的说法。
⑩ 对于《皇明通纪》的体裁，向燕南、钱茂伟都以为是纲目体，杨艳秋认为是一种改进了的纲目体。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和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皆作编年体。确实《皇明通纪》在书眉上有纲，正文则完全按照编年体的形式排列，但更为重要的是并非正文中的每一项内容书眉上都有纲，只是列出主要内容的纲。在《明史·艺文志》中，陈建《皇明通纪》是列入正史类，其余的目录书多将其列入编年类。尽管纲目体也是属于编年体的一种变例，鉴于《皇明通纪》此书的特点，笔者认为称编年体可能更为准确些。
(11)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禁通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38页；《明隆庆实录》（卷六一，隆庆五年九月）亦有相关记载。
(12) 关于明清补遗、续修陈建《皇明通纪》之书，钱茂伟有文《陈建〈通纪〉及续补诸家略考》（《文献》1993年第3期），根据续补时间的断限，分别介绍了续补至嘉隆两朝、至隆庆朝、至万历朝的各种著作20余种。在其《明代史学的历程》一书中，进一步概括综合，列出两个表，一个是万历时代的订合表，列出12种史书，认为主要是将陈建《通纪》与卜大有《续纪》和卜世昌的《述遗》订合。又有一表是续补《通纪》，列出13种史书，两个表皆有4项内容：书名、作者、卷帙和刊刻年代（参见其书第314—315页）。不过，其将书名有“通纪”二字，但事实上与陈建《通纪》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书，如王汝南的《通纪会纂》和张嘉和的《通纪直解》，也列入表中，确有商榷之处。本表只录入作者标有陈建名字的书，没有标出陈建名字的则不录。张嘉和《通纪直解》，崇祯刻本，是书始于明太祖，迄于崇祯甲申。卷一至一四为正编，至天启止，事实按年编载。“其题‘直解’者，盖编年与列传各有正文，亦各有注解也。”（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137页），尽管其自序中提及过《通纪》，但并不能将此书视作《通纪》的续补之作。
(13) 孟森：《书明史钞略》，《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2—143页。
(14) ［明］陈建著，沈国元订补：《皇明从信录》之《皇明通纪前编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册，第1—2页。对于《皇明通纪》中经世致用思想，向燕南在其论文中有详细讨论，参见其《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
(15) ［明］陈建著，沈国元订补：《皇明从信录》之《从信录总例》，第6页。
(16) ［明］陈建著，岳元声订：《皇明资治通纪》之《皇明资治通纪凡例》，《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2册，第3页。
(17) ［明］陈建著，高汝栻校：《皇明通纪法传全录》之《嘉隆两朝小引》，《续修四库全书》第35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999年，第503页。
(18) ［明］陈建辑，江旭奇补订：《皇明通纪集要》之《皇明通纪集要凡例》，《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4册，第7页。
(19) ［朝鲜王朝］李滉：《退溪先生文集》卷四一《心经后论》，《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0册，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1992年，第410页。
(20) ［朝鲜王朝］李光靖：《小山先生文集》卷七《杂著·札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32册，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1999年，第147页。
(21) ［朝鲜王朝］李睟光：《芝峰类说》卷二《诸国部·道路》，首尔，乙酉文化社，1994年，第519—520页。
(22) 李睟光：《芝峰类说》卷一九《宫室部·陵墓》条，“《皇明通纪》曰：自太祖以来，皆以妃嫔殉葬，至英宗遗诏始革云。按皇明陵墓，皆葬于天寿山，我国高丽时诸王陵，亦用于一处，故号为陵洞，其虑远矣。”第616页。
(23) 《朝鲜光海君实录》卷一三二，光海君十年九月己丑，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年，第33册，第159页。
(24) ［朝鲜王朝］成浑：《牛溪先生续集》卷四《与郑士朝宗溟》，《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43册，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1992年，第211页。
(25) ［朝鲜王朝］朴世采：《南溪集》卷六八《跋理学通录补集》，《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40册，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1998年，第385页。
(26) ［朝鲜王朝］朴世采：《南溪集》卷五三《经传要目》，第97页。文中括号内的字原文皆是小字。
(27) ［朝鲜王朝］赵翼：《浦渚先生集》卷二○《致知》，《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85册，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1992年，第354页。
(28) ［朝鲜王朝］李宜显：《陶谷集》卷二八《陶峡丛说》，《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81册，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1999年，第438页。
(29) 《朝鲜宣祖改修实录》卷一，宣祖即位年十月丙戌，第25册，第406页。
(30) ［朝鲜王朝］宋时烈：《宋子大全》卷二○六《白麓辛公行状》，《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15册，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1997年，第10页。
(31) 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载：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前编8卷、后编34卷，17册，系高丽活字本。笔者疑此书即出自本年翻印的版本。
(32) 《朝鲜宣祖实录》卷三，宣祖二年六月壬辰，第21册，第213页。
(33) 《朝鲜宣祖实录》卷三，宣祖二年六月壬辰，第21册，第213页。
(34) 《朝鲜肃宗实录》卷三三，肃宗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第39册，第547页。
(35)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9页。
(36) 参见孙卫国《朝鲜大报坛创设之本末及其象征意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学报》2002年新第11期；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7），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37) ［朝鲜王朝］宋征殷：《约轩集》卷六《经筵讲义·庚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63册，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1995年，第529页。
(38) ［朝鲜王朝］宋征殷：《约轩集》卷六《经筵讲义·庚辰》，第529页。
(39) 《朝鲜英祖实录》卷一一，英祖三年正月癸卯，第41册。第616页。
(40) 《朝鲜英祖实录》卷一五，英祖四年二月庚子，第42册，第11页。
(41) 《皇明从信录》卷九，第150页。
(42) 《朝鲜王朝英祖实录》卷一一六，英祖四十七年五月丁卯，第384页。
(43) 有关辨诬之事，参见黄元九《清代七种书所载朝鲜记事之辨正》（《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3）；孙卫国《清修〈明史〉与朝鲜之反应》，《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
(44) 有关朱璘《明纪辑略》误书之事以及朝鲜与清朝之交涉，参见王崇武《明纪辑略与朝鲜辨诬》，《东方杂志》40卷第4期（1944），第45—49页；孙卫国《〈明纪辑略〉之东传朝鲜及其引发之事件》，台湾《书目季刊》第30卷第1期（1997年6月），第60—65页。
(45) 《朝鲜王朝英祖实录》卷一一六，英祖四十七年五月丁卯，第384页。
(46) 《朝鲜王朝显宗实录》卷二一，显宗十四年年二月辛亥，第37册，第31页。
(47) ［明］陈建辑，陈龙可订：《皇明十六朝广汇记》卷二三《天启纪》，《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2册，第559页。
(48) ［明］陈建辑，陈龙可订：《皇明十六朝广汇记》卷二三《天启纪》，《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2册，第559—560页。
(49) ［朝鲜王朝］金锡胄：《息庵先生遗稿》卷一九《请改癸亥被诬事奏·丁巳》，《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145册，首尔，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第461页。
(50) 《清圣祖实录》卷六四，康熙十五年十一月己卯，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19—820页。
(51) 《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一，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丙戌，第943页。
(52) 《朝鲜英祖实录》卷一一七，英祖四十七年九月辛酉，第44册，第396页。
(53) 《清高宗实录》卷九九五，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下，第293页。
(54) 《朝鲜英祖实录》卷一一六，英祖四十七年六月甲戌，第44册，第385页。
(55) 《朝鲜英祖实录》卷一一六，英祖四十七年六月庚寅，第44册，第387页。
(56) 此书现在大多数韩国的大学图书馆都有收藏，《藏书阁图书韩国版目录》载：24卷24册，四周双边，半郭25×17cm，半页10行18字，注双行，内向二叶花纹鱼尾，乃朝鲜活字印刷本。表题：御制序皇明通纪，版心题：皇明通纪。
(57) 此领域成果，如朱云影的《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其中有专章讨论史学的影响；论文如乔治忠《〈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南开学报》2001年第1期）等，但还只是零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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