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传统、主观精神与语言现实主义——“民族形式”论争中胡风语言观的现实主义色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民族形式论文,语言论文,主观论文,色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29(2007)03-0037-06
一、“语言”与“现实主义”
要理解胡风的语言观，必须了解他的“五四观”，因为其语言理论的建构是和他对五四传统的体认紧密联系着的。胡风心目中的“五四传统”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充满着主体能动精神的现实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动的现实主义”。强调创作主体对反映对象的能动作用，突出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突入”、体验，是他理论的基点，也是他理解五四的切入口。以此为前提，他加入了“民族形式”论争，并在这次论争中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他的语言观。
首先，有必要绕开语言主题讨论一下胡风对“革命文学”与“文学革命”关系的认识。与一般左翼同仁不同，他并不认为“革命文学”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否定，恰恰相反，前者正是由于继承了后者的传统才得以发展。这是因为，“‘革命文学’运动并没有从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底民主主义的任务，为民族解放(反帝)，为民族地进步(反封建)这任务突变出去”[1] (P209)。为什么又是发展呢？“‘革命文学’运动使文艺在它所要反映的斗争生活里面找着了使民族力量底配合发生了变动的、新的动力，在对于生活的认识上获得了新的看法，因而在作为生活认识方法底一形式的文艺的表现方法上开始了可能的深入的方向。”[1] (P209)胡风指出，这种“动力”在五四时期就已经存在，但只有在当前它才获得了空前的力量，并进入文艺领域。“作为强的主动的物质力量，带着它底世界感和世界观走进了文艺领域，却是到了这时候的事情。”[1] (P209)因此，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获得了对于生活“新的看法”，“革命文学”将实现新的目标，“第一，得通过这新的世界感和世界观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第二，得使它本身成为劳动人民自己能够享有的，认识生活、批判生活的武器。这样，五四新文艺就由市民阶级把它底领导权交给它底继承者了”。[1] (P209)显然，“市民阶级”向无产大众移交的是领导权，并没有让大众丢掉“认识生活、批判生活”的武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大众化”口号被提了出来。
那么，“大众化”与五四传统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在胡风看来，大众化反映生活、批判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五四新文艺大众化的本质，成了二者之间最大的交集，他这样论述二者关系：“文艺大众化或大众文艺底这一个发展，汇合着五四以来的新的现实主义理论底发展(新现实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进步的创作活动所积累起来的艺术的认识方法底发展，这三方面底内的关联就形成了五四新文艺底传统，现实主义的传统。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大众化不能脱离五四传统，因为它始终要服从现实主义的反映生活、批判生活底要求，五四传统也不能抽去大众化，因为它本质上是趋向着和大众的结合。”[1] (P215-216)他认为五四传统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找到了很好的结合点，因为“‘民族革命战争’，它指示了文艺底战斗的任务(内容、主题)，‘大众文学’，它指示了文艺底战斗的道路(方法、形式)”[1] (P216)。在抗战情势下，文艺带着什么投入这场民族解放运动呢？胡风认为五四文艺传统就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利器，“没有了这，文艺运动对于战争的服务就弄到手无寸铁，文艺作家底被动员到战争里面，就成了不是被文艺的战斗要求所鼓动的、和文艺无关的、现实里并不存在的一般公民；没有了这文艺运动对于战争所提供的这新的情势就不能从自己底视角上认识，更不能从这新的情势里面求得自己发展底方向”[1] (P218)。他认为，这个传统的基本质素就是“以‘大众化’为基本内容之一的现实主义的传统”[1] (P218)，它的内容是大众表现情感、思维以及认识生活的方式，它的基本材料是大众口头上的语法语汇。
当然，“语法语汇”并不仅仅是基本材料而已。语言在文艺上一般是形式的媒介，但在胡风那里却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在形式上的表现：“形式底形成得通过具体的媒介，材料，在文艺上就是语言。现实主义的方法所把握到的、民族现实底活的具体的形象，生活方式上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非通过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语言上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就不能在形式上取得表现。”[1] (P267)
胡风提出的“活的民族的语言”，是指能反映出民族生活现实的人民大众的语言。具体地讲，对这种语言的要求是“要能够反映人民(大众)生活底内容、底色泽、底韵律，也就是能够在人民(大众)底表现情感的方式、表现思维的方式、认识生活的方式上，或者说在具体的活的形象上反映民族的现实”[1] (P267)。其构成要素除了普通话这一基础部分之外，还包括民间文艺这一间接语言来源和大众口头语这一“本质”来源。他说：“现在的普通话(白话)，虽然是基础的部分，但并不能单靠它完成这一任务；民间文艺以至传统文艺里面可能采取的语汇和语法，虽然可以是一个补助的来源，但不能单靠它来完成这一任务。它本质上非得是人民(大众)底口头语言底记录、选炼、和提高不可。这就是大众语运动所提出而且在原则上解决了的问题。”[1] (P267)
然而，要想创造新的民族形式，单凭取法民间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种语言还是一种“自然状态”的东西。只有通过作家主观精神的取舍，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主义的语言。胡风认为，语言和现实主义发生关联，需要两个前提：一是要经过现实主义的组织，二是要通过现实主义的提炼。他说：“语言问题，基本上也是和现实主义有机地关联着的。一方面，新文艺底白话和民间文艺以至传统文艺里面可能采取的语汇和语法，只有在被现实主义允许的限度下面和人民(大众)底口头语言结合，或者说，它们只有经过现实主义底组织，能够在人民(大众)底口头语言里面保有生命或可能争取生命的场合才能够在文艺创作里面得到生存的权利。另一方面，人民(大众)底口头语言，非经过现实主义底选炼和提高，也不能在文艺创作里面获得高的艺术力量。”[1] (P268)因此，语言问题不单单是一个具体的媒材问题，而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原则问题。在胡风那里，现实主义通过语言来实现(只是一种途径)，语言经由现实主义而获得生命力，而这一往返过程必须依靠充满“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家的实践才能最后完成。
二、语言：能否反映“活的生活样相”
从语言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出发，胡风对五四白话文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及拉丁化进行了评价。他认为，白话文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创造了与民族斗争实践相适应的语文，它不仅能够反映民族活的现实，而且具有吸纳方言及大众口语的功能。它已经成了一个伟大的传统，一个具有生长性的传统。对于五四白话文的评价与改造，不能轻易抛弃五四新文艺的语言，因为“它不但创造了和二十多年来的民族斗争过程相应的‘民族形式’的作品，建立了一个伟大的传统，不但是千万的多少由文化生活的人民所共同享用的文字，而且，它底基本的语汇和语法也是大众口头语言底基础的部分。它应该能够反映活的生活样相；也应该不断地给方言以补充，输进方言底自然生长性所缺少地成分，给予提高的作用，使它(方言)来和自己汇合。……它是大众的统一的国语底雏型，也应该被拼音化，能够在和方言的交流里面争取发展”。[1] (P272)
至于大众语，胡风认为其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在于它经过语言运动把大众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化解放运动有机结合起来了，并在这个结合过程中，使大众使用“批判生活的武器”(语言)的能力得到了加强。“大众语运动，不但通过文艺用语问题把大众化底内容扩展到了整个创作领域上面，而且，通过人民的语文改造问题，使大众化内容在群众对于旧意识的斗争和对于新意识的争取里面和作为人民的、群众的政治解放运动底一翼的、人民的、群众的文化斗争在具体的过程上联结了起来。”[1] (P214)
站在语言与现实生活联系的角度上，胡风认为大众语和白话文是一脉相承的，他严厉批评了大众语运动中否定五四白话文传统的观点：“有人对于五四新文艺以及它底‘白话文’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承续了大众文艺用语问题论争里面的，断定白话是‘欧化的新文言’的意见。这一理论甚至会把大众语文运动弄到落空，使它变成否定过去的成绩的、两脚不着地的、有害的革命空谈。”[1] (P215)他还引用鲁迅《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中的话说：“说白话文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东西，这显然是一个不正确的估计。白话文固然有和买办资产阶级相通的一面，但也有和大众相通的一面。在形式上，白话文底基本词汇和语法，也是劳苦大众可以底基础部分；在内容上，白话文现在创造了不少的进步的作品，是理论翻译底唯一工具。我们不能把和大众的生活需要结合着的白话文抛掉。”[1] (P215)可以看出，生活需要产生语言的观点，是他立论的基石，他从鲁迅那里借鉴的也正是这一点。
从这一基点出发，胡风对拉丁化运动的实质进行了总结，认为它不仅是大众文艺的用语问题的进一步发展，是对于“文言复兴”逆流的反动，也是数十年文字革命运动的最高发展阶段，因为“当大众语运动发展到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问题底性质就早已从文艺用语这界限突破了出去，成了也要通过文化活动去争取解放的人民的群众运动底一环。这一运动，不但以鲁迅为首在理论上说明了：文字要能够是人民口头语言底记录、选炼、和提高。能够反映人民生活底内容、底色泽、底韵律，因而能够被人民自己用作反映生活、批判生活的武器；这就是从高度的多元的发展(方言文化，方言文艺运动)去争取有如人民生活本身那么丰富的内容的一元的统一(未来的民族统一语文和人民文艺)……而且，青年语学家们还在实践上开始了坚实的活动：北方话字母方案”。[1] (P214)
三、语言与民族形式：能否反映“活的民族现实”
以语言能否反映“活的民族现实”为标准，胡风对白话、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的关系进行了一番考量。在对“形式”概念的认识上，他不认为形式就是服从于内容的附庸，恰恰相反，形式不仅是内容的本质要素，而且是认识现实、“突入内容”的通道，民族形式，“它本质上是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的情势下面主动地争取发展的道路。一方面使主导的基本点争取前进，一方面使这主导的基本点受到妨碍的弱处或不足争取克服：是这一争取发展的道路”[1] (P219-220)。
从这个意义上讲，白话就是民族形式。因为白话不仅具有吸纳活的语言成分的能力，而且流通性强，组织严密，具有表现民族活的生活的条件，并已为相当范围的大众所接受。“这样的白话，只要能够不断地吸收活的语言的成分，就比到现在为止更能够反映民族的现实，使文艺作品在文字形式上也更能够形象地表现出民族的活的生活样相，也就成了民族的形式。”[1] (P272-273)因此，它是大众化文学的前驱，是不能被排除在民族形式之外的。它接受了中外革命文艺的实践经验，融会了民间方言文艺的精华，已经成了认识和“批判”生活的武器，理应成为民间形式的领导。“它是大众的人民文艺底先驱，强有力地把五四革命文艺和国际革命文艺底经验接受过来而且消化在创作实践里面，作为在创作过程上认识生活的武器，也作为大众化的文艺或方言文艺底领导。不过，在这一方面，由于主观、客观的条件和读者底修养习惯，全部拼音化大概一时难得实现，但夹进不能用方块字写出的新的或活的语汇底拼音字，却是绝对必要的。”[1] (P273)
胡风认为，这种反映新民主主义内容的民族形式的语言，“非得是人民(大众)底口头语言底记录、选炼、和提高不可，那意思不外是，在被选炼和被提高的要求之下，人民(大众)底口头的活的语言才是我们底文艺语言底基本的来源”[1] (P270)。既然白话是反映民族生活内容的民族形式，而现实生活又是不断发展的，那么这种民族形式也是不断发展的。他说：“我们所要求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五四革命传统主动地争取发展的文艺，替民族革命战争服务的文艺，为了反映‘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民族形式’的文艺，它底内容要随着现实斗争底发展而发展，它底形式也要随着现实斗争底发展也就是内容底发展而发展。‘民族形式’，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上面。”[1] (P275)在这个意义上，他承认白话也是不断发展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能容忍白话这个民族形式被否决。
那么，白话与方言的关系怎样处理呢？胡风认为二者既是“对立”的，又是“相辅发展”的。他认为方言文艺从其反映大众生活的程度和范围来看，主要的还是一种“小形式”，但随着它接受现实主义程度和范围的加深，是可能接近“大形式”(白话文艺)的。不过“小形式”必须服从“大形式”的引导，直到它逐步丰富、改造、完善自己，最后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前者(方言文艺)得从当前的大众底斗争需要和文化水准出发，主要地是小的形式，但也要尽可能地接受现实主义，随着政治经济底发展，随着大众底文化意识底发展，将逐渐地接近后者，成为后者底前阶段的(方言已被扬弃的场合)或同质异形的(方言未被扬弃的场合)存在。后者底艺术方法不断地领导前者，使前者向更高的艺术形态前进，同时也要从前者吸取营养，内容上的和文字形式上的营养，逐渐丰富自己、改造自己，随着政治经济底发展，随着大众底文化意识底发展，逐渐地达到完全被大众喜闻乐见，被大众享有的结果。”[1] (P273)既然如此，民间形式就既不能看成是民族形式的起点，也不能是大众化形式的替身。胡风认为，民间形式这种“小形式”，倒是可以批判的利用、或者作为实验的运用的；但他也强调这种尝试必须以现实内容需要为限，不能“为形式而形式”。他说：“旧形式或民间形式，不但不是民族形式底‘起点’，而且也不能是大众化形式底替身。当然，在小形式的方言文艺里面，流行在当地的某种民间文艺底形式，可以被批判地利用，甚至初期是在绝对的优势上被利用，但那不过是‘探求新形式’的一个途径，不得不能否定多样的大众化的新形式的创造，而且这利用本身要坚决地站在‘变革’(鲁迅)的立场上面，使内容‘争取支配的地位’，把那形式打碎，使它得到‘蜕变’的结果。”[1] (P273-274)
四、民间形式(语言)：“封建意识体化在生活样相里面”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胡风对于民间形式和民间语言是持相当程度的警惕与批判态度的。这种态度的形成，跟他对民间形式的认识有关。在他眼里，民间形式尽管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族生活底样相”，也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从大体上说，民间语言还是“封建意识体化在生活样相里面”的语言，封建“毒素”随着语言随时可能进入大众脆弱的机体，与其本身的“精神奴役创伤”相汇合，因此，他反对对谚语、格言、山歌、小调等等民间语言形式的迷恋。“因为它不仅是反映了认识生活的封建观点，而且虽然是通过封建意识的世界感和世界观，但依然在某一限度上反映了民族底生活样相。或者是民族底、大众底过去的生活(故事、乡土戏等)，或者是大众底经验上的智慧(谚语、歇后语、格言、譬喻、寓言等)，或者是大众底抒情表现(山歌、民谣、小调等)，或者是关于宗教或迷信的神话(传说、乡土戏等)。这些，本质上是用充满了毒素的封建意识来吸引大众，但同时也是用闪烁着大众自己底智慧光芒的、艺术表现的鳞片的生活样相来吸引大众；正因为封建意识是体化在生活样相里面，所以，一方面即使意识上对于封建意识本身抱有反感，但依然能够透过它底曲折线多多少少地看到民族底生活样相，而不能不感到某种‘亲切’。一切对于民间形式的幻想，都是由于不理解这一理论而来的。”[1] (P245-246)
如何对待民间形式、民间语言？胡风从现实主义反映生活的需要出发，认为创作家应采取批判的眼光，以一定的思想观念为指导，对民间语言加以解剖、甄别、吸收、转化，使之成为符合现实主义内容的语言材料。“现实主义的作家虽然应该深彻地研究民间文艺，但并不是要运用它底形式，而是为了要从它得到帮助，好理解大众生活底样相，解剖大众底观念形态，吸收大众底文艺词汇。前二者溶化到现实生活里面，得接受作家底一定观点(创作方法)底组织，成为创造新内容的题材，后者溶化到大众底口头语言里面，也得接受作家底一定观点(创作方法)底组织，成为创造和那新内容相应的新形式的材料。”[1] (P246)他反对单纯地运用民间语言，也反对不加区别地接受内容，而主张在“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部分采用民间形式。“(民间形式采用)不是为了运用形式，也不是为了接受内容，而是为了得到帮助，对于‘现实生活’和‘口头语言’的知识更加丰富，更加能够理解大众底表现情感的方式，表现思维的方式，认识生活的方式，就是所谓‘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1] (P246)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能使人民大众对现实生活和口头语言认识更加丰富和深入的民间语言，才算得上“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为此，胡风批评了对民间语言形式的几种“误解”。
第一种误解是“把民间文艺以及传统旧文艺里面的旧的修辞法当作民族形式的基本语言”[1] (P268)。他批评光未然“一方面根本地把人民(大众)底活的口头语言丢掉不要，一方面把叠字格、重句格、双关语看成了至宝”，他认为，双关语和重句格完全是文字游戏，这样的语言“正是封建生活情调底反映”，是“单音的方块字被封建意识摆布得淋漓尽致的最典型的例子”，它的“民族性”，只是封建生活情趣底借尸还魂，并不是在战争炮火下面的民族现实底活的反映”。[1] (P268)他还以鲁迅先生改造旧形式的有关论断(“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2] (P17-18)为依据，反对对多少带有“封建生活情趣”的民间语言的顶礼膜拜。当然，他也没有一味对民间语言形式横加排斥。他认为，为了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为了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的宣传需要，采用人民所熟悉的旧形式，不仅迫切而且必要。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被战争底任务所激动，被投身到那里面的民众要求所激动，作家们不能不用民众所熟悉的或能够接受的语言来创造能够教育民众、发动民众的作品。我们有了各种小型的‘新’形式读物，我们有了鼓词、相声、唱本、甚至旧剧等等所谓‘旧瓶装新酒’的旧形式作品。”[1] (P77)
第二种误解是盲目模仿迁就文盲大众的口头语言，误以为民族化就是照单全收地接受大众语言。“以为既然要的是活的口头语言，那就完全模仿文盲大众底口头语言好了，这样一来，就自然地民族化也大众化了。这是对于语言的落后性——自然生长性的投降理论。”[1] (P268)他还引用鲁迅的话来证实大众语改造的必要性，反对不加分析地迎合大众。为什么不能迎合而要改进呢？因为“要大众懂是一回事，‘迎合’口语又是一回事。迎合口语只会照原地写下一些大众底话，而要大众懂的目的却是向他们传达一种生活的真实，这需要在口语里面选择最确实的表现才可以做到”[1] (P269)。他还引用高尔基的话“从活的语言底自然力的奔流里选择出最正确、妥当的、最有意义的言语”，认为文学语言不能像大众随口说的那样简单、芜杂，而必须明确、丰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经过作家的选择和组织。他说，要生动地反映民族的现实，对口头语言进行“选炼和提高”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口头文学虽然也是大众化的形式之一，但如果用它来解决民族形式问题，只能招致文艺的倒退。显然，民间形式在被转化为民族形式过程中，作家的主观精神的积极作用被胡风提到了守门人的地位。
第三种误解是过度迷恋旧文艺产生的结果，其极端形式就是排斥一切外来形式，包括“欧化”。本来“欧化”是中国文化在与世界文化接触过程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五四以来在理论上早就解决好了的问题。除了极端生吞活剥的照搬西欧的做法遭人们批判嘲笑以外，一般借鉴与吸收外来有用因素的“欧化”已为人们广泛理解和接受。但是，不可否认，20世纪40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中，也涌现出一股完全否认世界进步文艺影响的思潮。因此，胡风对此风的蔓延持有超常的警惕：“由于迷恋旧的文艺用语，也由于迎合口头语言，于是就不能不产生了所谓反对欧化的理解。欧化，如果是不顾客观可能性的、纯主观的强迫输入，自然应该反对，但如果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里已经存在的或正在萌芽的东西，能够被容纳到语言底有机统一里面，那就不但不能反对，反而是应该加强推进的了。”[1] (P269)他还是从民族现实斗争生活的需要出发，指出欧化正是民族语言发展的需要；他相信，经过民族主体的批判性选择，欧化也将成为民族形式(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创造民族形式底活的语言底性格之一。[1] (P270)
纵观胡风在“民族形式”论争中的理路，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语言理论有两个基本立足点：一是语言只有与反映现实的需求相适应时，才具有成为民族形式语言的资格；二是任何语言要想成为民族形式的语言，必须经过具有“主观战斗精神”的作家的批判性选择。这两个原则是胡风对待民间形式、外来形式的尺度，也是他批评其他左翼同仁，显示“另类”特色的所在。
自从向林冰提出“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3] 观点之后，左翼文艺界掀起了“民族形式”的大论战。如果把论者阵线进行排队，会发现三个明显的队形，即完全反对派、完全肯定派和辩证分析派。实际上，大部分论者是属于第三种，也就是既不赞成把民间形式抬到独尊的地位，也不完全否认民间形式的作用。此外，这部分论者对如何采用外来形式、如何对待五四白话文也采取了辩证的态度。然而，胡风一上场就以和左中右各派论家迥然不同的姿态，手持一贯秉持的两把尺子对他们各打五十大板。对向林冰“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自然毫不留情，就是对周扬“五四的否定传统旧形式，正是肯定民间旧形式”[4] 的为五四辩护也加以批判。在他看来，林、周在理论上是一路货色，其共同的错误就是把“白话小说”、“白话形式”等纯属自然材料的语言当成民族形式了。旧形式只有在经过五四民主、科学精神“点石成金”式的灌注之后，才能成为新形式。他说：“没有任何理论内容的空洞说法：因为，所谓‘白话’，不过是构成文艺形式的基本材料，当没有通过创作者底一定的观点、看法以前，只能是自然状态的言语，一旦和创作者底一定的观点、看法，五四精神底民主的科学的立场结合了以后，就必然成为了一种新的形式了。”[1] (P232)
胡风相信，语言形式只有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成为反映生活的有力手段，才能成为民族新形式。这个观点和郭沫若的观点十分接近，郭沫若说：“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毫无可议的，是现实生活。”[5] (P182)但这个观点也遭到了胡风的质疑，质疑的潜在理由，恐怕是此“现实生活”不是经过作家主观精神作用的彼“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