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日益成为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共识。这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它的紧迫性表现为现实的强烈需求；它的艰巨性表现为面临严峻而复杂的挑战。近十年来，文学理论界许多人为此付出了顽强的探索和艰辛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同时，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需要继续深入探究和解决的问题。为了推动文艺理论界在现有基础上更扎实地前进，本文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对当前一这一重要文学理论实践活动的现状和成绩予以初步分析，以就教于关心和研究这一问题的同行和专家们。
一、简要历史回顾的启示
我想把新时期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活动的发轫期定在1984年，其基本标志是钱学森从这年起开始谈论这个问题。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建设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动，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和左翼理论家如瞿秋白、鲁迅、成仿吾、郭沫若、茅盾、冯乃超、蒋光慈、冯雪峰、胡风、周扬、巴人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特别是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结合，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到了四十年代，以《新民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形态。
不过，今天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其特定的含义，那就是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客观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创作和理论的活跃和驳杂，原有的理论形态亟须根据新的实践和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调整、充实、发展和更新。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既保持活力又能获得与世界文艺科学对话的权力，既能面向未来又能保持中华民族特有的理论气质，既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优秀经验又不丧失我们固有的立足点，这就成了每个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不能不面对和回答的课题。
而正是在这个时候，钱学森从1984年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于1986年第1 期《文艺研究》上登载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美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从此拉开了一场大讨论的序幕。钱老高层建瓴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有理有据地强调了科学的整体性，并认为“社会科学到马克思主义的桥梁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文艺理论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就是美学”。在他看来，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任何一门工作，都不是哪一门科学可以单独解决的，而需要运用各门学科有用的东西一起作用，才能奏效。他提出了通过各种渠道发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坚持认为方法是第二位的，根本的认识——立场和观点才是第一位的；还指出，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改变原来理论的正确与不正确。因此，“文艺理论要发展，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文艺理论观点上，同时为了研究的需要引用现代所有的有效方法。就是说，你的出发点必须是对的，即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先树立正确的理论观点，然后，在这个前提下，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如果没有正确的观点，只有教学符号、概念术语，那么你的所谓方法是空的”〔1〕。 他还就科学技术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技术美学、人工智能、文艺预测等问题，发表了意见。钱学森这一时期的论文和讲话，视野开阔，系统缜密，既坚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道”，又“不迷信书本上的东西”，对紧接下来的一场持续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讨论带有明显的导向和示范意义。
1986年11月，全国高校首届文艺学会在充满南国风情的海口市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争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如何判断当前文艺理论的“走向和趋势”，进而思考和探讨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体系和新形态。尽管与会者普遍感到我国现代文艺学走过了几十年曲曲折折的道路以后，开始一场变革和更新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但究竟如何在这场变动中找准自己的理论坐标，显然存在分歧。这次研讨会的成果，后来汇集成书出版〔2〕， 其中就有这样题目的文章：《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民族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命运》等，说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已经提到了某些高校教师的科研日程。
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研究呈现出多样亦多元的局面：有的向主体论发展，有的向形式论发展，有的向心理学方向发展，有的向读者接受理论发展，有的力图在批评方法和名词概念上翻新。古老而年轻的文艺学王国里，每一条路上都有人在迅跑，每一块土地都有人在耕耘。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有一批中青年美学、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3〕， 他们结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沙龙”，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发展面临种种困境的情况下，沉着应战，认真思索，力求探索走出困境的出路和办法，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发展作出了努力。他们于1987年7 月的《文论报》上发表了一组“创造性地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笔谈，其后又于1988年撰写一组“革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文章，刊登在1989年第1期的《天津社会科学》上。 尽管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但他们的敏感、自觉和热情，在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理论建设史上是应该写上一笔的。
从时间上看，1988年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探讨的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这一年间，发表的有关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且有一定质量和学术代表性的论文就有20多篇，内容涉及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辨析，艺术生产理论体系的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与新课题，以及这一理论的“中国特色”和“现代化”等问题〔4〕。 这其中，产生了较大反响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论纲》和《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形态”——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改革的思考》〔5〕两篇文章。 由于该作者首次在理论界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需要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改换自己理论形态模式问题，并初步论证了“当代形态”产生的历史根由和逻辑前提，对“当代形态”的面貌作了大胆的设想，因此，产生了一定的理论冲击力，引来了在《求是》、《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杂志上讨论和商榷的文字。〔6〕这场讨论是有意义的， 它一方面补充和纠正了“当代形态”命题中的弱点和缺点，另一方面对如何推进“当代形态”建设加深了理性认识。这场讨论，实质上完全是围绕着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思路进行的。从此，“当代形态”基本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概念，以较高的频率出现在其后的一些论著中。
1989年以后，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思考又深化了。这表现在论者大体脱离了在舆论上加以鼓与呼的阶段，逐渐进入到了对体系的整体建构的考察和多维透视，开始对新体系的背景、方法和框架加以描述，并对某些新体系构想的“独创与缺陷”提出商讨意见。〔7〕有的论者强调理论建设的“开放性”； 有的论者集中谈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历史、现状和前景；有的论者继续完善“当代形态”的设想。《文艺研究》还专门召开了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特色”的座谈会。在这之前或之后，《文学评论》、《学术月刊》和《理论与创作》也分别组织了面向新世纪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座谈会和笔会。笔者认为，90年代初，这几家刊物在推动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方面是做出了贡献的。而就学者个人著作而言，《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文学原理——发展论》以及《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8〕， 大致代表了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深度和水平。
近一两年，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讨又“热”了起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项目赫然列入这个课题〔9〕，是刺激因素之一。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说的提出，理论研究中一些矛盾和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也给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建立注入了新的动力。例如，文学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关系，艺术反映论与艺术生产论的关系，辩证思维方法与新体系的建设，新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当代形态”构制的深层指导原则，文化市场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属性和特征，主旋律与多样化、时代精神与民族风格的统一，所有这些问题再不认真回答，整个理论建设就有裹足不前的危险。目前，我们正处在这个理论运行的过程中，相信一些更富于眼光和理论穿透力的研究成果会不时地涌现出来。
二、独有会心和体验的成绩
无论怎么说，从1984年到今天短短十一年间，我国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可观的。这个成绩的取得，相当充分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强大生命力，同时也颇具说服力地表明了我国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所焕发的蓬勃朝气和活力。当我们回首往昔和展望未来的时候，对那些成功或较为成功的劳作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笔者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如钱学森所说：“文艺理论基本的东西，还是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10〕这个原则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推翻它。综观这十一年来的讨论，应该说绝大多数人遵循了这一准则。不仅遵循了，而且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效果。这不是说以往的研究没有唯物史观的支撑，而是说这一时期的研究对文艺学领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有了新的进展和开拓。许多论者更加注意了文艺学作为“历史科学”（或称“历史部门”的特质，从而突破了囿于认识论范围的研究局限，把文艺学放到了更加宽厚和稳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1〕。“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12〕在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也是一种“精神的历史”形态——的时候，人们发现了这一原理的特殊的价值。许多论者紧紧抓住了唯物史观，把它作为储量丰富的矿床，从中寻找和开掘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原命题，并且作了带有某种创造性的阐述和发挥，力求突破原有的理论模式和体系框架，这一努力本身就是应该首肯的。
二，卢卡契在《审美特征》中曾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学科形态的最大特点，在于人们“通过独立的研究必然可以掌握它甚至创造它”；如果它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加以搜集和系统排列……那就完全是无稽之谈了”〔13〕。体系是一个活的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和更新的有生命力的整体。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人们看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探讨中，根据对象本身，学者们发挥了空前能动的独立创造潜力：建立审美反映论体系的有之，建立艺术生产论体系的有之，建立人类学本体论体系的有之，建立自由生命美学体系的有之……总之，大家摆脱了以经典作家言论排列、语录汇编和板块组装的格局，在体系精神、构架形态和概念范围的描述上，展示了多视角多层次多维度“百花齐放”的局面。这种多样性的存在，无疑牵动着人们更逼近真理。而在这诸种揭示的争鸣中，笔者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体系还原为“经济学——哲学——文艺学”三一式结构之后，再集中以“艺术生产——艺术作品——艺术消费”的三一式流程结构组建的新模式，似乎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文艺形态的本来面貌。因为这不仅吻合于马克思的一贯思路，而且与当代世界美学、文艺学所形成的“作者——本文——读者”的移动模式具有历史性的对应关系和参照价值。当社会步入工业社会和准工业社会以后，这种理论框架所提供的范畴系统的推演逻辑，就具有了更为切实的现实意义和合理的确立根基。从这点上说，文艺理论界对“艺术生产”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还在由浅到深的探索，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这样讲，当然不是贬低和排斥其他视界和模式的探讨，例如，持“审美反映创造论”的观点，也取得了可喜的创获。作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的模式也不会是唯一的，事物将在比较和竞争中前进。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完整形态，各种体系样式的探讨应该而且可以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求得相对的统一。这是一个优势互补、切磋并进、逐步融汇的过程。至少，今天的状况为这个理想境界的实现提供了契机。
三，“当代形态”概念的出现，具有一新耳目、解放思想的功能。因为它超越了对“经典形态”和“传统形态”的规定，既具有鲜明的理论承传性和赓续性，又具有动态的与现代水准和现实接轨的衔接性和前瞻性。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需要找到在不同国度、不同时期、不同艺术实践领域与当代性的连接点和交叉点的。它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相应地改变自己理论形态的形式。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4〕。要想振兴和繁荣文学理论，开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局面，首先的一点就是要摸准时代的脉搏，把握时代性的基本课题，使从内容实质到表述方式都更符合时代的需求。我同意这样的意见：体系是运动的。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总是在不断更新和完善的。一旦自主独创的体系精神衰退，整个体系就会僵化，缺乏生命力，缺乏解释和描述理论对象的功能，就会面临体系消解的危险。“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确有其不同于一般的新意义和新任务，新就新在我们要建设一个具有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当代形态是今天建设的关键，是建设的新的目标。所谓当代形态，是相对于经典形态而言，含有发展的意思，但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标志着进入一个新时期的发展。”〔15〕建设“当代形态”，这是经历了20世纪发展经验和指向21世纪趋势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逻辑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有的学者清醒地意识到，建设当代形态，“这是一场激烈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因为没有当代形态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会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就无法对时代变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敏锐的反应和正确的解释。不能满足时代对文艺理论的需求，在当代激烈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就会被击败”〔16〕。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正是“当代形态”建设的主观动力。
当然，目前“当代形态”的建设还处在拓荒和草创期，许多问题的论述还不够成熟，“当代形态”的设想和构建还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共同标准。我们既要善于吸取外来观念的营养和长处，又要同这一理论始作俑者的诸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重新创造”思潮划清界限。在当代与传统的转移中，我们是历史主义者，而不是“割裂”、“背离”、“扭曲”、“颠覆”和“对抗”论的信徒，有的论者已经注意到“当代形态”建设中的“辩证思维”问题〔17〕；有的论者开始研究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18〕；有的论者主张民族性和开放性要协调；更有的论者指出，为了不迷失方向，不变形走样，“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形态与经典形态的关系”，强调在这种转折中，经济形态与当代形态只是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两种标志。〔19〕正如黑格尔所说，“不是某一他物到另一他物的流动”，而是事物自身的提高和发展，“前进运动每向前一步，每一个继续的规定，都是同没有规定的开端越离越远，但同时又是越来越近地向开端返回”〔20〕。应该说，“当代形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个有前景有魅力的提法。
四，在讨论中，关于“中国特色”一词的内涵和规定范围，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理论界普遍认识到，“当代形态”也好，“传统形态”也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果不能同中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不能取得一定的民族形式，也就是说，不能最终实现民族化，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那么这种理论一定是相当抽象空调、没有力量，也难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些年，有关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引人注目。“中国特色”，实际上是文艺学建设的深层文化结构和文化背景问题。任何一个民族的文艺科学都不能脱离本民族赖以生存的丰厚的文化土壤。“中国特色”的内涵基本上是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是与中国现时代的主流意识相一致；一是与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与审美精神相契合。“中国特色”亦即“中国化”。离开了民族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难以在本土文化中生根的，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都有各自的理论收获。
例如，有的学者排除了将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范畴和概念生硬地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术语加以比附和嫁接的简单化做法，深人探讨了民族审美心理、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和艺术样式的独具特征，申论要“以自己民族的眼睛观察事物并按下她的印记”〔21〕，主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观对这些本民族特有的东西加以填补和引伸，赋予新的含义。这对真正当代“中国特色”的确立是有好处的。“言必称希腊”不对，“言必称古文论”也不足取。“中国特色”是个历时态的概念，不同时候应添换不同的发展了的内容。有的学者认为不能把眼睛只盯在“五四”以前，尤其应从现代文学、现代文论特别是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的民族传统中寻求启迪，立足点要站在现代人的高度，眼光要更宏阔一些，学习鲁迅的榜样，俯视古今中外的文艺实践，“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22〕，这是很有道理的。
有的学者从文学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前提出发，阐述作为中国文学实践之概括的中国文学理论应有民族特色的缘由，并论列了这个特色中一些有相对稳定性的表征。〔23〕有的学者专门对我国文艺民族化心理系统的特点作了分析，着意弥补上文艺理论与创作民族特点产生的心理结构因素这个环节，并使选择论、认知心理学和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有的学者提出，“应当从文化体系和类型上，首先从哲学和美学思维方式的较深层次上，寻求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民族化的途径，找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交融、契合点，这样，才能超越浅表层次的比照，局部、零碎的拼接，而达到整体的、深层的熔合”。并进而从“整体辩证思想方式”、“两端中和思维方式”、“流动圆合思维方式”和“直觉妙悟思维方式”四个方面入手，做了细致的梳理和论述〔24〕。这对构制有中国特色、闪烁中国式智慧光芒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是有帮助的。从文艺思想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西方传统的扬弃，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提出消灭形式和质料、精神和物质、灵魂与肉体等抽象的二元分裂和对立。而这种新唯物主义艺术观与中国文艺美学思想传统能够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所有这些，无疑变成了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有益的思想财产。
五，这里还可以再谈一下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这是一个争论了许久的“热点”，也是一个“难点”。由于国内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的理论指向，且还是一个比较繁难和陌生的范畴，因此，界说的实际成果还不显著。但是，由于这些年不少学者的不懈探索，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些建树。起码，人们意识到，没有正确的逻辑起点的揭示，建构科学的学说体系就是一句空话。体系都是一个网络结构，要想找到准确的入口和出口，就要寻找和研究对象最基本、最微小、最简单亦蕴含最丰富、最终能展开事物本质矛盾运动的最原始的基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成功实践一直是人们钦慕的范例。
从文艺学的现状看，这门学科的逻辑起点一直比较模糊、朦胧和混乱。迄今为止，在探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逻辑起点的文章中，意见也有许多种，如“意识形态属性”起点论，“文学本质——审美反映”起点论，“人类的审美活动”起点论，“人的自由生命活动”起点论，“审美的主观形式”起点论，“感兴”或“意象”起点论，等等。这些都是展开某种逻辑体系的渠道和门径，都有各自的结构张力和推衍能力。但是笔者认为，相比较而言，确定“实践”（“生产”）为逻辑起点似乎更贴近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的体系精神，因为“实践”（专指人的最初的生产实践）是一个元范畴，它可以充当钱学森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艺学之间的桥梁、中介和纽带。马克思主义正是从生产实践出发来说明人与对象世界的审美关系的形成的：“这种生产是人们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们作品和他的现实。”〔25〕从“实践”概念和范围出发，文艺学就自然地以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这一对概念组合、裂变和演化起，产生出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一系列文艺学的范畴群，就可能组织起一个有机的、动态的、有无限延伸能力的理论系统。这样，“艺术生产”也就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最具有牵引力和凝聚力的中心概念，体系展开轨迹的包容性和动态性也就不难设想。如果操作得好，那么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艺术生产理论”就可能变成彻底更新现有文艺学体系模式的精神原子弹。
三、无须避讳的问题和任务
当我们检阅和论列成绩的时候，是不应忌讳和忽略探索道路上还存在许多缺点、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的。现有研究推进的尺度，离真正建立起堪称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还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从总体上看，从学科形态的角度分析，目前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设，还基本处于构想比较多，论证比较少；设计比较多，施工比较少；原则性意见比较多，周密性阐释比较少；方法上谈论比较多，观念上突破比较少；分支性研究比较多，综合性思考比较少的阶段。这“五多五少”的状况，决定了我们前面的任务还很艰巨，还很繁重，丝毫没有可以满足、可以解怠、可以停顿的理由。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说到底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同中国以至世界文学运动结合的过程中，实现它的“当代性”和“中国化”，换句话讲，应该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将这一学说的素质和命运放置在这样的背景上，它才会具有既影响现实运作又指向21世纪的功能。
在这个艰苦的理论跋涉中，许多重点和难关等待我们去攻坚。经验告诉我们，必然在它还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26〕。意志的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文学理论的“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27〕。理论界似乎有种意见，不承认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学科规律的客观性，特别是不愿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一规律的客观性质，认为这是“接近神学态度”的“理想化倾向”。应该说，这还是一种被盲目性支配了的认识。人们不能“创造”和“消灭”规律，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和概括那些隐藏在偶然性之中的必然性发现和认识规律，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把可能性变成现实。十几年来的文学理论探讨，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从学科建设的目标出发，为了使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形态更加完整，今后着重应该进行哪些研究工作呢？掇其要者，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项：
一则，继续深入研究意识形态理论与文艺学的关系。
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问题。在这方面，应该说学术理论界是关心并有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拓展和深化。除个别观点外，绝大多数意见都认同并坚持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根本属性说，承认文艺在人类社会结构模式中属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范畴。就连严肃的西方学者也看到，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名言，“在一般意义上是对历史变化中所发生的所有现象的最有启发性和最有价值的概括”〔28〕。意识形态理论，实质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本体论，这是不容怀疑的。现在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一）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有没有“更为复杂的关系”〔29〕？（二）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其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又是怎样有机组合的？“审美”是不是意识形态？（三）现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新的成份并面临“转型”的变化？
有些文章已经开始探讨“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问题，有的已提出文学是“意识形态与某种非意识形态因素集合体”的判断。最近发表的胡乔木一篇生前回忆文章，也提出“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说文学是意识形态，只是就一个方面，就文学艺术观点而言，不能说整个文学是意识形态。这里有很多复杂的问题”〔30〕。按照某些国外学者的看法，“艺术作品明显地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活动，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31〕。因此，研究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更为复杂的关系”显然还有不少需要开拓的理论空间。
有的学者基于列宁“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论断，对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规定做了相当有说服力的阐述，大大推动了人们对文学本质属性的认识，并把“文学是特殊意识形态”的规定进一步个性化、具体化了。〔32〕这对文学的能动反映论原则起到了明显的丰富作用。但是，细究起来，“审美”是什么？“审美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文学的意识形态特性是不是仅用“审美”来规定？“审美”与感情和认识是什么关系？“审美”本身是不是意识形态？……这其中确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上述两点暂且打住，这里着重谈谈意识形态“转型”问题。市场经济的崛起，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与潮流的袭来，迫使我们对文艺意识形态视角的考察需要提出某些新的课题。意识形态并未消失，但许多文化现象似乎从表面上消解了从某一特定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阶层关系中寻求单纯适应性的分析模式。卢卡契较早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意识形态至少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传统上的理解，即由某种状况决定的意识；一是“在某种对现实作了变形反应的意义上来理解”〔33〕。在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的全民消费倾向时，他预言“社会生活中的这种区别的逐渐消失迟早会导致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化”〔34〕。他极力张扬“总体性”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的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学科的基础”〔35〕。他认为：当资本主义的体系本身不断地在越来越高的经济水平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物化的结构逐步地、越来越深入地、更加致命地、更加明确地沉浸到人的意识当中。〔36〕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阿多诺曾说：商品已经成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37〕这句话的含义是指出意识形态的变化。阿尔都塞甚至绝对地认为“意识形态根本不是意识的一种形式，而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客体，是人类世界本身”〔38〕。这样一来，意识形态变得越发不安分和不稳定，它渐次地向着政治上层建筑和其他非上层建筑的结构渗透，时至今日，就连科学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经济基础乃至物质性的东西也都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美国知名学者费·杰姆逊在针对“后工业社会”文化做意识形态分析时，也坚持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现在出现的是一系列行为、实践，而不是一套信仰，也许旧式的意识形态正是信仰。”〔39〕按说，杰姆逊是承认“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40〕的。面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他们意识形态考察视角也在发生移动。霍克海姆、阿多诺认为“艺术的要求，始终也是意识形态的要求”〔41〕，但同时也认为，在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42〕。阿多诺还明确说，今天“科学和技术不仅成为生产力，而且成为意识形态”〔43〕。
马尔库塞在研究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时，不赞成意识形态被现实同化就意味着“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他认为“恰恰相反，在一种特定意义上，由于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在生产过程中，所以发达工业社会比起它的前辈来更是意识形态的”〔44〕。因为他断定“发达社会使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一种统治工具”〔45〕。哈贝马斯独具慧眼地指出，“消磨业余时间的人的支离破碎的日常意识阻碍阶级性质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这种支离破碎的日常意识本身已经成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形式”〔46〕。他还指出，“技术理性这一概念，或许正是意识形态的”〔47〕……
我们已经征引了许多材料，无非是想说明，不管这些外国学者的见解中有多少值得斟酌的地方，但意识形态正在发生“转型”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意识形态分析原则已不再局限于指出某种思想、观念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存在，主要变成了从人们的表面行为、实践中揭示其背后的、隐藏的支配力量。譬如“物化”这种意识形态模式，就不是在人们的观念或谬误、世界观或思想概念体系中去寻找的东西，它要到另一个进程中去寻找，“这一进程就是指合理化、商品化、工具化等完全是准规划性的程序所有层次上（人体和感官、精神状态、时间、空间、工作过程和闲暇时间）对日常生活重新进行全面有系统的组织”〔48〕。当人们身临其境地处于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随着文化模式的改变，意识形态模式相应转型也许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意识形态的“转型”理论，有特定的时代规定性，其论述也不乏某种偏颇。但它在对意识形态泛化的理解中，对我们依据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延展和充实意识形态学说的某些原理，认识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规律，回答一些反常的文化艺术现象——所谓“善恶无界”、“抛弃信仰”、“消弥深度”、“削平价值”、“零度写作”、“消费至上”、“感官刺激”以及“艺术即商品”等，是有启示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市场和文艺创作可能出现一些新的规则和规律，社会变革和体制转化过程中也可能发生意识形态重构。我们研究意识形态“转型”与文艺的关系，对建设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显然是必要和及时的。我们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再则，继续深入研究能动反映论与文艺学的关系。
反映论问题虽说不新鲜，但它依然是建设新形态文学理论的一个生长点。学术界有种意见，认为只有“推倒反映论”才能重建新体系文艺学，这未必妥当。我们所坚持的反映论，不是旧唯物主义直观认识学说的反映论，不是牛顿力学思想和霍布斯的人是一架按力学性质运动的机器思想影响下的庸俗唯物论的反映论。科学的反映论应是建立在人的实践活动的机制上，它的“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49〕。由此，它对作家主体性的研究，对艺术创作中整合、变形、虚拟、想象、直觉、顿悟、无意识的研究，对创作主体认识结构选择与同化的研究，对个体意识与群体、社会意识关系的研究，对“需要的主体与对他有意义的客体的关系”——价值论的研究，就应该有新的动力源和切入点。应该承认，由于历史原因，能动反映论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还只是作为一个认识原则提出而未曾得到充分的展开和论述，甚至象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等人的认识学说中以唯心主义形式出现的对于主体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那些虽有片面性但却十分深刻的思想，也未来得及加以批判地吸收。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在涉及创作认识论时，很少从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角度解释创作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内在状况，反映论中的心理机制面貌一直处于模模糊糊、或明或暗的状态，现代科学和现代心理学的进步，“图式”理论、“定势”见解、“结构”学说以及系统科学，为人们揭破这个谜底提供了不少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能动反映论在主客体间双向逆反运动说明上的一些中介和弱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不能不在破解主体认知结构和创作心理机制上下些功夫的。
在这个领域，这些年有些劳绩，但从建构完整学科形态的要求看，显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牵扯到反映论与主体论的关系，反映论与生产论、审美论的关系，牵扯到它与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关系，牵扯到反映、表现、创造、欣赏、接受与价值评判的关系。把“反映论”当成一条“死狗”扔掉的态度是不对的，不把反映论描述成它的当代形态也是不对的。我们不赞成对文学本质揭示的多元哲学基础，事物只可能有一个而不可有两个或多个本原。因此，上述问题的解决就是新形态文艺理论建设者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了。
三则，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文学特征及其规律的研究。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都是至关重要的。文学原理有普遍性的一面，也有时代、国别、民族的特殊性一面。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它们的美学属性、风格特点，它们在创作方法上的追求，在流通消费领域新供求关系的机制，以及它们已经建立和应该建立的一套范畴、概念，始终没有十分清晰地表述出来。我们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这个“中国特色”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学的诸种规定。离开了社会主义文学特征的研究，也就在本质上离开了理论的“中国特色”，因为今天中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正是以高扬社会主义的旗帜为其标志的。离开了对社会主义文学规律的探讨，那么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也就失去了特有的对象和现实的依托。文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包含着比“民族化”更为深广的内涵。现阶段，文学理论要把“中国特色”呈现出来，重要的甚或可以说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能体现和回答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人民应有和可能有的艺术风尚和价值准则。无视和淡化这一层，所谓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就改变了味道，黯然失色。我之所以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不时地感到，在有些研究者的论述中，有关社会主义（当然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特征和规律的揭示存在着某种母庸讳言的鄙弃和省略。
从严格的学科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社会主义文艺学，后者应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要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必须总结和概括正反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理论财富。历史总是前进的。反映人类良知和崇高理想的东西总是长青不朽的。现实的曲折不过是实在过程的表现形式，一种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高的文明必将赢得世界。如果我们高瞻远瞩，能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运行规律和发展前景展示出来，那么，这对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主义文艺学说的建设，对整个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是一个功在千秋的事业。
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面临的任务还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变革。新世纪的曙光已出现在历史隧道的尽头。一个铸造新的民族魂的历史时空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必将在时代的风雨中诞生。我们并不是象有的人估计的那样，“面临着传统文艺理论的终结”，“范式的转换”正意味着真理的再生。诚如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形态都是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一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只经历了烈火考验的“不死鸟”——必将在中国大地上矫健地飞翔起来。
注释：
〔1〕〔10 〕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载《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
〔2〕《当代文艺学：探索与思考》，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3〕参加该“沙龙”的有：王仲、王宏建、王安国、王庆璠、毛崇杰、许明、邓福星、朱辉军、陈晋、严昭柱、钱竟、曾镇南、董学文等人。
〔4〕参见栾昌大：《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说辨析》， 载《文艺争鸣》1988年第1期；何国瑞：《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体系》， 载《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李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与新课题》，载《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5期；叶易、 刘亚东：《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全国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年理论讨论会入选论文。
〔5〕前者发表在《文艺研究》1988年第2期，后者发表在《求是》1988年第2期，作者董学文。
〔6〕指严昭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的重点》， 载《文艺研究》1988年第5期；《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思考——〈从“经 典形态”到“当代形态”〉一文读后》，载《求是》1988年第10期；毛崇杰：《也谈意识形态》，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88年第6期； 潘必新：《意识形态与艺术特性——兼与栾昌大、董学文同志商榷》，载《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
〔7〕参见叶纪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建设的思考》， 载《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2—3合刊；王元骧：《就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问题谈三点意见》，载《理论与创作》1989年第4期；朱辉军：《艺术生产论的独创与缺陷——兼与何国瑞先生商榷》，载《理论与创作》1990年第1期，等。
〔8〕分别是王元骧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钱中文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朱立元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9〕该课题目前由董学文、冯宪光、马龙潜、刘谦、 黄力之等人承担。
〔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第270页。
〔13〕卢卡契：《审美特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
〔15〕〔16〕〔19〕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载《高校理论战线》1992年第6期。
〔17〕参见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载《上海文论》1992年第1期。
〔18〕参见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载《学术月刊》1992年第1期。
〔20〕转引自《高校理论战线》1992年第6期，第46页。
〔21〕《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77页。
〔22〕《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2页。
〔23〕参见杨星映：《民族化与开放性；改造现有文艺学体系的突破口》，载《当代文艺学：探索与思考》一书。
〔24〕朱立元：《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载《学术月刊》1990年第8期。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26〕〔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第55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页。
〔28〕〔31〕珍尼特·沃尔芙：《艺术的社会生产》，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第71页。
〔29〕伊恪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3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之二）《大地》月刊1994 年第2期。
〔32〕参见钱中文：《文学原理——发展论》第四章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书。
〔33〕〔34〕《卢卡契谈话录》，湖南文艺出版社，第32页，第80页。
〔35〕〔36〕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第104页。
〔37〕〔39〕〔40〕〔48〕引自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第23页，第23页，第198页，第218页。
〔38〕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3页。
〔41〕〔42〕霍克海姆、阿多诺：《启蒙辩证法》， 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第10页。
〔43〕阿多诺：《否定辩证法》，转引自《法兰克福学派述评》，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35页。
〔44〕〔45〕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第11页，第15页。
〔46〕哈贝马斯：《生产力与交往——答H.P.克鲁格》，见《哲学译丛》1992年第6期。
〔47〕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英文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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