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集会与城市公共空间——以追悼会为中心(1911-191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会为论文,时期论文,城市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纪念会、欢迎会、追悼会，欢呶不已；评议会、秘密会、茶话会，絮聒不休。终年昏昏沉沉，忙忙乱乱，跳跳搭搭，乌烟瘴气，不知所做何事。①
这是1912年前清名士恽毓鼎病中被强拉去社政会投票后发的一段牢骚，虽是牢骚倒也传神地描绘出辛亥革命时期各种名目的集会多至泛滥的情形。这些集会大部分都在城市的开放私园、同乡会馆、街头等公共空间举行，而一个集会的举行往往意味着一套复杂仪式/纪念过程的产生、开展和延续，这套仪式/纪念过程折射的是革命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本文即想以其中的追悼会为中心来探讨这一学界基本尚无讨论的问题。
一、英雄系谱再书写与追悼会的举办
沈松侨曾指出晚清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民族英雄”系谱，有两套泾渭相殊的论述。矢志排满，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相号召的汉族革命党人，都标举“种族的民族主义”，他们所大力发扬的“民族英雄”典型，便以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攘斥夷狄，抗御外族”的汉族英雄为圭臬。反之，改良派人士如梁启超等，大多强调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中国”的优位性。因而，他们所极力揄扬的“民族英雄”，往往以在历史上开疆拓土，扬威异域，增进国家光荣、促进国民进步者为依归。②
这两套英雄系谱的竞争终因1911年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在名义上和不少实际之处获得统治支配之权而暂时分出了胜负。不过获得胜利的革命党人并不打算就此为他们的民族英雄系谱书写画上句号，而是要继续接力，接力的主角正是那些为了建立中华民国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烈士。1906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五期卷首曾同时刊出明太祖、洪秀全与孙中山的肖像，并将三人并称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③。到了1912年2月1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谒明孝陵，以借助这一仪式彰显自己和其追随者的功成名就与合法地位④。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孙中山在《大总统谒陵文》中述说了一个与清末不尽相同的英雄系谱：
昔宋政不纲，辽元乘运扰乱中夏，神人共愤。惟有我太祖奋起朝野，攘除奸凶，光复旧物，十有二年，遂定大业。……后世子孙不肖，不能继厥武，委政小人，为犹不远，卵翼东胡，坐滋强大，因缘盗乱，入据神京，凭肆淫威，宰制赤县，山川被其瑕秽，人民供其刀砧。……然而张曾画策于私室，林清猋起于京畿，张李倡教于川陇，洪杨发迹于金田，虽义旗不免终蹶，亦足以见人心之所向矣。降及近世，真理昌明，民族民权，盎然人心。……于是俊杰之士飙发云起，东南厥始发难，吴樾震以一击，徐锡麟注弹丸于满酋之腹，熊成基举烽燧于大江之涘，以及萍乡之役，镇南关之役，最近北京暗杀之役，羊城起义之役。屡起屡踬，再接再厉，天下为之昭苏，虏廷为之色悸，蕴酿蝉蜕，以成兹盛。⑤
不难发现这套英雄系谱的书写充满着紧张，一方面其以“光复旧物”的历程来提纲挈领，“种族的民族主义”仍清晰可见。为了印证反清的正当性，凡前清造反中稍著名的人物几乎都得以跻身系谱。但另一方面，泛“民族英雄”的书写策略又已淡化，岳飞、文天祥在系谱中不见踪影⑥；而伴随“五大民族一体无猜”，追求汉、满、蒙、藏、回统一的局面，郑成功也被悄然地排除在外。
不过以上两点还只是重新改造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徐锡麟、熊成基等人在系谱中赫然出现，徐、熊等原是同盟会一系话语中的批评对象，在《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中就曾提到：
徐锡麟、温生才、熊承基辈，未入党者也，一死安庆、一死广州、一死东三省，非无切实之组织有以致之乎？而外此之朝秦暮楚，与夫轻举暴动，枉抛性命者，更不知凡几耳！⑦
这些“朝秦暮楚，轻举暴动，枉抛性命者”却在改造后的英雄系谱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庄严肃穆的《大总统谒陵文》相呼应，《申报·自由谈》的游戏文章也说：“熊成基安徽谋起兵，……温生财、徐锡龄枪毙孚琦并恩铭。”⑧虽然连温、徐的名字都还未写对，但英雄系谱的书写实是异曲同工。到了1912年9月汪家驹在《民立报》上更是明确提出：
吾敬徐锡麟，……敬其为失志英雄也。熊公成基亦失志英雄之一，牺牲性命为民族死，步徐公之后尘，启大汉之先声，继往开来，厥功甚伟。⑨
虽然汪氏的话语转换还并不彻底，称徐氏等为“失志英雄”，但“为民族死”、“启大汉之先声”等套语既能按在他们头上，新英雄的产生已是昭然若揭。
以上种种，标志着每一个逝者如果被重新拾起，都是作为一个符号被拾起。辛亥革命时期重拾逝者的符号有两方面情势的转化值得注意：第一，清统治即将消亡，英雄面临着被重新定义、建构、雕琢和铭刻的局面，那些安葬在陵寝中的宋帝、明皇；或侍奉在荒祠中的先贤、遗老已经不足以应付真正紧迫的人事和现实。新的符号必须填充进来，将他(她)们放大、淘洗、借用、压抑、展示，以使各种新的规训成为可能。第二，谒陵、祭祠等在清末形塑反清认同的常规仪式性活动在此时就难免招致自居王朝(时人语专制)时代遗民之诟病。加上谒陵、祭祠的整体气氛太过沉郁悲恸，缺少能振奋人心的有效动员机制，又有空间上的严格限制，参与范围比较狭窄，所以不少时人都对继续大规模举行类似活动持有异议。⑩
综合以上两点，清末不少“新人物”用以彰新排旧的追悼会就成为了新民国用以重拾逝者符号来打造民国英雄，生成革命烈士的理想选择(11)。1911年12月南北停战议和之际，沪军都督府率先在海上著名的公共空间——张园(后改在明伦堂)举办了武昌起事后第一场大规模的烈士追悼会。
二、追悼会的现实情境
上海张园(明伦堂)追悼会参加者近万人，包括绅、商、军、警、学及女子军、学、慈善各界人士，西门明伦堂左近“几无容足处”。会场围墙之上挂满祭幛、挽联，台阶下花圈堆积如山。会场正中设奠席，杨衢云、史坚如、郑承烈、秦力三、蔡蔚之、张沛如、秋瑾等烈士的照片摆放其上。两旁设有民政总长、财政总长、各军队官长、红十字携赞会、新闻记者、女界协济会、女子军事团、红十字女界携赞会的席位。午后两点开会，奏军乐，由纠察员呼立正。全体行三鞠躬礼。礼毕。沪军都督陈其美首先发言。其次都督府科员徐宗
阅读祭文。各机关，绅商学各团体，女界协赞会，女界军事团等朗诵祭文、诔词。不及诵读的祭文、诔词一律送交报馆刊发。之后武昌的代表马伯援，黄兴的代表耿伯昭、北伐军司令吴葆元、叶惠钧，民政长吴怀疚、黄郛等相继演说。(12)
上述流程意味着奠席上的烈士是追悼会的主角(13)，但忙碌于其间的生者同样也不遑多让。无论是仪式的举行，还是纪念空间的开创都与他们的各种行动密切相关。正是这些行动构建了追悼会的现实情境，大出丧就是追悼会现实情境的最初展示。
清末的达官贵人家中有逝者出殡一般为了炫耀富贵都会利用街头来“大大的阔一阔，臭摆其架子”(14)，上海此风尤甚。而这种街头的展示一般被统称为“大出丧”。像1903年盛宣怀的父亲去世，在报章上遍发讣告，接着从上海发船九十余艘送灵柩回江阴，去码头的路上张挂各种挽联、万民伞仪仗、“以幛联执事伞盖旗亭，循序铺设”，观者如蚁。两年后，上海大买办席正甫去世，动用上千人马送殡，绵延数里。(15)
到了举办追悼会时，虽然烈士并非达官贵人，但“大出丧”的仪式却延续了下来，张园追悼会在通告中就明确要“恭奉诸烈士之灵，循行各街衢”(16)。虽然这两种“大出丧”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是为了赢得赞誉，远播声名，后者是为了彰显烈士荣光，在看客心中留存由烈士符号所凸显的革命进程和成果。但两者对于在街头向看客“展示”逝者的形式却是相同的。像上海商团公会干事张沛如的出丧队伍从中国图书公司钟楼下出发，最前方是大炮一尊，炮车上放着张氏的灵柩，伴随灵柩的是绣有生死荣哀等字样的花球。出丧队伍中有商团公会、商业补习会的会友，南洋公学、商余学会、商业学堂、群学会的学生，大书“兴国男儿”的金字轴幛和写着“拯救同胞，见义勇为”的白布软匾额随风飘扬，“观者莫不称羡”。(17)
徐锡麟、陶成章等光复会四烈士开完追悼会后，要将灵柩送回绍兴，于是第二天就从绍兴会馆的永锡堂出发，前引国旗，灵柩后有各路军队。混杂军乐队、挽联、花圈十幅、大花碑一座、遗像亭。陪同者有沪上各团体、同乡会、女子团体、英法两公廨等。绍兴同乡会各董事、议员均在灵柩前后。约数百人沿街照料，“沿途观者异常拥挤”(18)。而到了绍兴之后，烈士的出殡仪式比起上海的情形来，又是更盛数倍(19)。可见烈士追悼会“循行街衢”的排场并不在清末的达官贵人之下，而其特点也基本相似，朱文炳就用竹枝词概括为：
丧仪究竟胜他邦，开路先看印捕双。
漫诩新兵供借用，挽歌军乐不同腔。
申江毕竟斗豪奢，新鬼犹夸坐马车。
更喜四围花作壁，花圈花伞路三叉。(20)
烈士之灵“循行街衢”完毕，接下来的各种仪式将在开放私园、戏院、同乡会馆等公共空间粉墨登场。以下是一位笔名叫榴花轩主的《申报》投稿人眼中所见的一场革命烈士追悼会的林林总总：
某烈士灵榇归葬，……开追悼大会余亦往观。车水马龙，行人如织。鬓影衣香，肩摩踵接。极一时之盛也。至会门口巡士数十辈或持刀，或执鞭，扬眉怒目如鬼卒。来宾稍挤拥，虽细腰弱足之妇女则推之，
推之不已又挞之，如狱卒之待囚掳。立一时许，始得入，但见旗幡飘扬，挽联花圈以千数。整衣入祭棚就坐，鸣炮奏哀乐，起立正，脱帽三鞠躬，复坐。演说员登坛演述烈士之丰功伟绩，既止肃客出。予乃徘徊场内，纵目四览。则有瓜埃夫农疴痢缢死者，外宾之招待员也。戎装佩剑，星章灿胸，挺腰怒目，颐指气使者，军界之招待员也。襟缀鲜花，腰缠白带，得意扬扬，不可一世者，商界之招待员也。明妆靓服，白绫绕颈者，女界招待员也。复至一处则禁止行人，而卖淫妇反得出入自由，笑语轻薄不稍禁，追悼会之事务所也。予不能耐，遂出，则闻来宾訾议，相属于道，或曰二千余金之祭棚其实不值三百金也，或曰来娼僚狎客如鲫非若辈乎？不如是，则夜合资又焉从出也。(21)
这篇虽被名之为“小说”的文字却处处体现了作者的“临场之感”，从而使得追悼会的现实情境呼之欲出。比如门口巡士的威严和推搡以及严密的仪式操演程序都暗示着革命烈士追悼会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是被生者当作国家威权的象征，利用它来生产革命的正当性和新政权的合法性。而要完成这一任务有三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是纪念物，除了飘扬的旗幡和遍布全场的挽联、花圈这类常规的纪念物，最能唤起参与者临场感进而认同革命的正当性和新政权合法性的总是那些与烈士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事物。
北京共和纪念会陈列馆中就放有各种锦盒，都是革命之初及光复以后的图印、文札、刀矛、枪械、旗帜、及关防文件。烈士遗物如被难时之衣帽，某女士输送炸弹的特别背心，汪兆铭等在监禁时所系之铁链、镫铐，王天纵起义时的旗帜，还有起义诸烈士生前与死后之照片千余幅，其中以彭家珍被炸死与张振武被枪毙的照片最为惨烈。另有有关革命的绘图、题跋、诗词甚多。北京吴樾追悼会上则陈列烈士殉难时所穿的鞋帽马褂。(22)
上海的追悼会上同样也不缺少烈士的纪念物。像张沛如的追悼会上就有其攻打制造局牺牲时穿的血衣和鞋子(23)。秋瑾的衣物也会陪伴她在追悼会中出现，尤其是两件男子服装足以证明自改装后，女士即“摈满清礼服不御”，是其脱离满人羁勒，矢志革命的明证(24)。徐锡麟击杀恩铭的手枪亦是追悼会中的常客。皖浙案发难时此枪本藏于徐氏靴内，光复后在安徽省城库房中捡出。上海追悼会时其与剧台上徐锡麟、陶成章二人遗像及安庆起义三烈士就戮时的摄影在一起(25)。杭州追悼会时则与当日审讯时的供词墨迹共处(26)。而到了绍兴“徐公祠”中，待遇更高，设立专柜摆放，与之一起出现的还有徐氏手制的浑天仪，就义时的血衣、印章。(27)
其次是言论，从追悼会的通告到现场的演说再到追悼会后即时的报道，凡是言论网络所及之处，国家威权都会借此来传播革命正当性和新政权合法性。以通告论，中国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部发起的黄花岗流血纪念大会，其通告即云：
三月二十九日者，我革命诸先烈举义于广州，失败流血之纪念日也。以七十二烈士之赤血胚结今日自由之美花，凡我国民孰不当哀痛以追悼之，纪念之？……发扬共和民国开国之光彩。(28)在与通告相配合的《民立报》评论也以为：
中国民国之开国由血花中产出者也。血花者为革命牺牲之烈士所胚结也。革命之成虽肇基于八月十九武昌之血，而实造因于三月二十九广州之血。故广州流血之纪念日为足纪念。(29)
陈其美在张园(明伦堂)追悼会上的发言就指出：“诸先烈掬满腔热血，洗祖宗之耻辱。掷无限生命博同胞之幸福，……后人之能享有自由幸福，均诸先烈牺牲生命争来。”陈氏的发言马上也得到了《申报》的呼应，其记者在观看了追悼会后的感言就与其说法几如出一辙。(30)
最后是营造氛围，最突出的例子是1912年5月新新舞台举行的黄花岗流血纪念大会，新剧同志会在会场特别演出吴稚晖所编的新剧《黄花岗》(31)。吴氏亲自上台演唱薤歌三阕，全场为之泣下：
呜呼！论功邀赏客，未见颈刀摧。黄花落黄花开，花开花落年年在，人去不复回；呜呼！大名争自误，热血代购来，黄花落黄花开，花开花落年年在，人去不复回；呜呼！国存身永死，姓氏宇感哀，黄花落黄花开，花开花落年年在，人去不复回！(32)
吴氏演唱的三阕薤歌荡气回肠，但是动人心魄的歌声并不能掩盖民初国家威权对公共空间的暴力和控制，从而使得很多时候追悼会的整体氛围显得异常激进。像张园(明伦堂)追悼会进行到一半，与会的商团学生发现不少参加者竟然还未剪辫，就群起而攻之说今日是烈士追悼大会，你们却留有满奴记号。应该马上剪去。遂请来雉发匠强行剪辫数十条，当时颇有倔强不愿之人。(33)
不过如果把追悼会仅仅看作是一个国家威权无孔不入，参与者在其中接受规训的同质化场域，那就与民初的历史情境又拉开了一定距离。榴花轩主在国家威权之外还提到了学、军、商、女界等各种利益集团的成员，在其笔下他们并没有谁在追悼会的场域中显得特别弱势，呈现出相对平衡的态势，甚至于作者自己都秉承着《申报·自由谈》借游戏文章论政的风格，大胆地提到了神圣先烈的后台竟然充斥着卖淫妇的笑声，以及操办之人借机贪污以得花酒之资等追悼会的另一面(34)，这些都体现了烈士追悼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其同时也是一个各种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博弈场域，在博弈中追悼会经常会变成一个指向各种现实问题的舞台，生者在这个舞台上引导在场中人接受自己的理念、发泄自己的不满，逼近自己要达到的目标。而随着生者在此舞台上丰富多彩地表演，追悼会的现实情境亦显得变化无常。
这些博弈中既有决定政局走向、国家前途的博弈，比如张园(明伦堂)追悼会众人的演说就围绕着当时最紧迫的南北议和问题这一中心而展开、分别涉及了武昌和南京战事、对待袁世凯的态度、捐资助饷、北伐、体谅民军困难等诸多现实问题。当时正在上海办理议和事宜的廖宇春在观看了追悼会后就觉得“人心感动，势力为之一振”，南北议和之事因为上海的革命狂热很难取得成功。(35)
也有欲推行重要决策、获取民意支持的博弈，1912年5月起黄兴发起劝募国民捐运动，以抵制袁世凯政府抵借外债。但由于商民已深受年初劝募军饷之苦，各地反响并不怎么热烈。邵力子就注意到今日上海商民的心理与去年东南光复时稍有差异，对于国民捐事不如捐饷时踊跃，于是在新新舞台黄花岗烈士追悼会举行的同时，他特地在《民立报》上发表评论，呼吁大家要有一种黄花岗烈士般的牺牲精神(36)。在北京全皖会馆吴樾追悼会上，更有一名年方十四五岁的女孩叫胡永瑞上台提倡国民捐(37)。除了上述重大博弈，追悼会中还有许多因其他原因而起的博弈，其中有的出自党争(38)，有的源于私怨(39)，有的则植根于中央与地方之仟隔(40)，不一而足。
三、结语
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巨大符号，而其丰富的意蕴，多样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911-1912年间的城市公共空间来生成、填充、建构的，而追悼会正是辛亥革命与城市公共空间复杂互动的一个焦点。
就革命而言，追悼会给予了革命以合法理由，新国家的威权和革命荣光因此深深镌刻在诸多参加追悼会之人的心中。进而也控制了他们对革命想象的范围和接受的路径。这一切都成为了“革命记忆资源仓库”的重要组成部分(41)。这个仓库或许会因为政治大气候的不适宜而在某些时候受到压抑乃至封闭(42)。可一旦政治、社会条件允许，这个仓库将会重新启封，为后来的“革命者”提供源源不断可资取用的革命记忆资源。当然后来的“革命者”也会为仓库继续生成、填充、建构新的革命记忆资源；更换、剔除那些不再合于时宜的资源，但仓库的基本样式、格局却很大程度上是在1911-1912年间奠定的。以杭州西湖为例，1911年6月革命党人雷铁厓还在感叹：
游西湖者无人不谒武穆王祠墓，而见其墓地狭小，祠宇荒凉，每不满游人之愿。而其侧之左宗棠祠，则崇楼杰阁，画栋雕梁，其外如李鸿章等诸汉奸祠，无不煌煌杰构，占据名区。固不仅游人为不平，即山灵亦为含忿矣。(43)
到了1914年，追悼会已使西湖改变了模样，叶圣陶和顾颉刚到此，除了访岳王祠和谒革命时因“有惠于浙人”而免遭拆除的左宗棠祠外，另一个“新拜处”就是克复金陵阵亡将士墓(44)。又过五年，革命烈士的墓祠形塑集体历史记忆的影响愈加强烈。从杭州一师一个普通学生的日记看，他眼中西湖边值得一游的纪念性空间基本都和1911年革命有关：
先秋瑾女士，则象(像)凛凛欲生，手执小刃，身着旧装，诚非庸庸者可比，女英中罕得其人也欤。家教固善矣，而先发革命之思潮，诚有加于法之梅晓若等女英豪。……复到金陵(阵)亡诸烈士之墓前，前书“侠骨英魂”四字。此等烈士为国以殉死，倡革命之先声，今得脱满之绊羁，舍此烈士其谁欤？言至此，感烈士之意激焉。(45)
从城市公共空间看，追悼会令由清末开始的公共空间“政治化”程度愈来愈深，有时人在1912年国庆日游历天坛时就感叹：“昔日最崇高森严之地，今为游人凭吊之场。世界沧桑，此为最烈。”(46)追悼会使城市公共空间生产的是革命进程的再书写、英雄谱系的新名单、伟人将帅的神话、反清兴汉的传奇、前清官吏的丑史和新民国大员的权诈。从街头到会场，从会场到报章，再由报章到巷议，众多辛亥革命时期时髦的政治符号被匆匆传递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也就从此时时刻刻与政治有了脱不了的联系。
注释：
①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16页。
②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33期，第107页。
③图画，《民报》第5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20—622页。
④仪式具体进程可参见《祭明孝陵》，居正：《辛亥劄记·梅川日记》，“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6年，第101页。
⑤《大总统谒陵文》，《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载存萃学社编集，周康燮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辛亥革命资料汇编》第5册，台北：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第136页。
⑥其实像黄帝、岳飞等各式建构清末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其作为一套话语的辐射力究竟有多强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孙江通过研究清末历史教科书里的黄帝叙述质疑了民族主义化黄帝的文化霸权，也否思了其对民众的影响力度。参见氏著：《连续性与断裂——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载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黄帝如此，岳飞也是如此，1912年2月上海巡警就强占鄂王庙，将岳飞像迁出，导致该处“芜杂扰乱，已非旧观”。虽然《民立报》的评论说：“岳武穆为我民族中罕有之伟人……不毁于满虏之时，而毁于民国巡警之手，崇拜武穆者能不痛恨其两庑之手翰，尤涂没无余，噫嘻伤载。”但从此事却不难管窥清末革命党所建构的民族伟人——岳飞在民众心目中的实际地位。血儿：《巡警侮先哲》，《民立报》1912年3月1日。
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页。
⑧书痴：《瞎子改良新道情》，《申报》1912年1月31日。
⑨汪家驹：《熊烈士成基小传》，《民立报》1912年9月6日。
⑩如汉阳陷落前后汪笑侬等在天津火车站连日演出前明亡国诸剧，如《受禅台》、《哭庙》、《桃花扇》等，虽然“道白切合时事，观者莫不拍掌”。但也有观者以为：“此等戏沉郁悲恸，实与时势不合，盖不免唐突民军之嫌也。至福王亡国，则观念适成反比例。若于清军入关之淫暴加意，庶足鼓动人心，然而难矣。”愚：《京津游记》，《民立报》1912年10月10日。
林纾借小说中人语也表达了一番对谒明孝陵举动的不以为然和对英雄系谱取舍上的不满：“孙中山逊位于项城。……率文武吏大祭明太祖于孝陵。……读谒陵文，声调慨慷。一时盛事，传遍江南。秋光笑曰：‘仲英汝以为如何者？’仲英曰：‘明祖专制之君也。今中山主共和之政体，祭之何为？且徐达以克复江南，至前清时尚与曾国藩庙食于钟山。今克复金陵者谁耶！林述卿屏迹乡园矣。天下不平之事，至此已极。想孝陵之鬼知之，亦当齿冷。’”氏著：《金陵秋》，吴组湘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七》，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458页。
(11)参见钟心青：《新茶花》，第十一回，申江小说社，1907年。
(12)《诸烈士追悼大会记》、《再记追悼会详情》，《申报》1911年12月18、19日。
(13)进入了追悼会的“逝者”们不能多样异质，必须被统一整合到“烈士”这一集体符号之下，才能在会上供人们瞻仰悼念。这就需要淘洗他(她)们在革命成功之前所呈现的种种繁复多姿却不能被纳入革命话语体系的生活和身后面相，关于此笔者将另有专文讨论。
(14)陆士谔：《新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2页。
(15)参见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16)《举行革命烈士追悼会启事》，《民立报》1911年12月8日。
(17)《张沛如虽死犹生》，《申报》1911年11月8日。
(18)《烈士归榇祖》，《民立报》1912年1月23日；《浙人恭迎四烈士灵榇》，《申报》1912年1月24日。
(19)“当日八时由事务所出发，右转至开元寺前排队至大坊口，右转过尘路桥直至长延街，右转至舍子桥，右转直至大街，至江桥脚进大路，北直至海桥，过光香桥右转入祠。队伍次序：一先导旗两张，文曰恭送三烈士入祠、二警察、三大号一对，如杭军乐队来绍，改用军乐队、四挽联花圈、五第一营兵队、六天球亭、七图书亭、八手枪亭、九供词亭、十血衣亭、十一徐公影亭、十二徐公主亭、十三徐公家属、十四第二营兵队、十五陈公影亭、十六陈公主亭、十七陈公家属、十八第三营兵队、十九马公影亭、二十马公主亭、二十一马公家属、二十二第四营兵队烈士、二十三附祠竺程二烈士主亭、二十四民团、二十五附祠各义士主亭、二十六大通陆军校、二十七法政专门学校、二十八第五中校、二十九师范学校、三十大通女子工艺学校、三十一女子师范学校、三十二成章女学校、三十三县立高等小学校、三十四两等小学校以报到先后为序、三十五初等小学校、三十六各署：一府二县三警、三十七各署所：一盐局二统捐局三禁烟局四酒捐局、三十八各团体：一县议会二商会三城镇乡自治会四各党会以报到先后为序、三十九普通来宾前一日先向本事务所题名由本事务所送给纸花以整秩序、四十本事务所各职员。”《欢送三烈士入祠》，《民立报》1912年6月18日。
(20)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232—233页。
(21)榴花轩主：《追悼会》，《申报》1912年6月3日。
(22)《国庆日之北京》(二)，《民立报》1912年10月16日；《北京国庆纪念会纪盛》，《大公报》1912年10月12日；《京师革命纪念会筹备纪事》，《申报》1912年10月2日；《胡女士之国民捐》，《申报》1912年6月1日。
(23)《张沛如虽死犹生》，《申报》1911年11月8日。
(24)吴芝瑛致徐自华函，7月17日，载周永珍整理：《吴芝瑛夫妇致徐自华的12封信》，《近代史资料》第9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77页。亦见《新建秋侠祠琐记》，《民立报》1912年7月22日。
(25)《永锡堂追悼大会》，《民立报》1912年1月22日。
(26)《浙人追悼先烈》，《申报》1912年1月30日。
(27)《徐锡麟年谱》，载徐乃常编：《徐锡麟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01页。
(28)广告，《民立报》1912年5月12日。
(29)血儿：《血纪念》，《民立报》1912年5月5日。
(30)其文云：“起义诸烈士类皆肝脑涂地，血泪涨江，抱一腔之忠愤，竭群贤之精力，掷千百人性命以求一日之幸福而不可得，何其难也！即或不然，而口舌希效，文字乞灵，众疑众侮，斩戮拘囚，蹈百死而不悔，屡仆屡起以求最后之胜利者。又何其志之坚而遇之酷也。继自武汉起兵，四方响应，甫及两月而五色之旗且招展于一十六省。虏廷丧胆，遣使求和。此虽诸将士喋血之功，然亦非诸先烈之倡言革命，再接再厉，果为足以致此。”《沪上开会追悼诸烈士感言》，《申报》1911年12月18日。
(31)《昨日新新舞台之薤歌声》，《民立报》1912年5月16日。
(32)《今日新新舞台之悲剧》，《民立报》1912年5月15日。
(33)《再记追悼会详情》，《申报》1911年12月19日。
(34)参见陈建华：《〈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批评功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4年2月号。
(35)邱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9页。
(36)力子：《牺牲的精神》，《民立报》1912年5月15日。
(37)《胡女士之国民捐热》，《申报》1912年6月1日。
(38)如南京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章太炎送来一幅挽联，写道：“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同盟会中人看了，不但很觉扫兴，而且感到愤慨。吴玉章就在日后的回忆中说章太炎一贯闹派别纠纷，专门和孙中山先生作对。《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94、95页。
(39)如上海永锡堂陶成章追悼会，不少人尤其是陶氏的绍兴同乡都借此机会欲为其报仇伸冤，相继登台演说，“词意激烈悲壮，闻者鼓掌”，矛头直指有重大嫌疑，但却不得不参加陶氏追悼会的陈其美。沈剑侯就说：“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织竖，吾同胞当必代为雪仇。”孙铁舟则说：“陶君之死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又挟私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说完突然将手枪扔在了演说台上，现场气氛顿时非常紧张。《永锡堂追悼大会》，《民立报》1912年1月22日。
(40)如四川彭家珍追悼会上就有人为其不鸣不平，指出彭烈士乃是炸野蛮虏贼，并非自残同胞，理应隆重嘉奖。接着又有人痛责四川两都督用人、行政不当，进而指责北京各部院办理四川之事宜不公，赴京代表大受其辱。《追悼烈士之痛言》，《民立报》1912年4月5日。
(41)这一概念启发于潘光哲提出的“知识仓库”概念，参见氏著：《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新史学》(台湾)第16卷第3期。
(42)如秋祠的争夺就是一例，1912年秋祠系借中兴名臣刘典之祠而建立，后在北洋政府支持下，刘典后人又将祠夺回，直至1927年“国民革命军底定东南”，徐寄尘等上书国民政府方又成为秋祠。秋宗章：《记徐寄尘女士》，《近代史资料》第52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6—27页。
(43)唐文权编：《雷铁厓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16页。
(44)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61—162页；《改定祠祀议决案》，《浙江公报》第10册，1912年2月7日。
(45)[日]坂井洋史整理：《陈范予日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69—70页。
(46)王锡彤：《抑斋自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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