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时期英国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计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生产效率论文,时期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7-0143-10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是单个农业劳动者(或单个农户)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农产品的数量。罗伯特·C.埃伦，这位先后执教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经济史学者，以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意大利、西班牙为研究对象，计量了这些国家在1300—1800年的乡村农业人口、乡村非农业人口、城市人口的比重，以之为基础看待这几个国家经济结构(主要是城市人口比重增长)的转变，考察其经济的成功与否；同时，罗伯特又对该时段内这几个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指数加以量化，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增长的视角看待它们的经济是否成功；他最后得出结论：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是近代欧洲国家经济能否成功的第一要素，城市化则是第二要素①。在转型时期的这些欧洲主要国家，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和经济结构变动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内在关系?罗伯特则没有进一步研究。
这里，笔者拟选取工业化时期(1700—1880年)②的英国，对工业化前后两阶段常年下单个劳动力生产的粮食数量加以计量，并对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变化带来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进行量化分析，进一步阐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与经济结构转变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1700年前后英国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量化
首先，分析1700年前后英国乡村户均劳动力的数量。由于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只能从前人的统计或研究中推算户均劳动力的数据。这一时期，人们的结婚年龄相对较晚。皮特·拉斯莱特对坎特伯雷主教在1619—1660年公布的1007对初婚新人的年龄作以分析，其研究表明，新郎的平均年龄为26.75岁，新娘的平均年龄为24岁③。而且，这一时期人们的寿命较短。如表1，E.A.韦格雷以德文郡的克莱顿镇为标准，推算了人们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按照他的研究，1625—1699年，出生时预期寿命的中间数为36.9岁；按照格雷高利·金的统计，1690年代，在英格兰、威尔士地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32.0岁。韦格雷推算出的人们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比格雷高利·金统计的人们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长近5岁。即使以韦格雷的数据为准，一般情况下，一个男子27岁初婚，到他死亡之时，其长子(或长女)的年龄至多9岁；一个女子24岁初婚，到她临终之时，其长子(或长女)的年龄至多12岁。从这些数据，可以断定：一个人在一生中很难见到自己的孙子(或孙女)，结婚以后的子女和父母一起居住的现象极为少见。皮特·拉斯莱特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根据历史资料，把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已婚子女和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统计如下：在奇伏尔斯卡顿的176户居民中，3户如此；在宜陵的86户居民中，没有这样的例子；1776年或1688年，在克莱沃斯，没有这样的个案；在克根赫尔，1620年有一个例子，但1625年的记录则为零④。
在高死亡率的前提下，为了维持农业生产，再婚的现象较为普遍。根据皮特·拉斯莱特的研究，再婚现象占婚姻总数的1/4左右。1688年，在克雷沃斯村，有72位丈夫，其中不少于21位结婚的次数超过1次，13位结过2次婚，1人情况未详，3位结过3次婚，3位结过4次婚，1位结过5次婚；在72位妻子当中，9位原来结过婚；7个鳏夫中的一位、21位寡妇中的一位结婚的次数超过1次⑤。同时，根据格雷高利·金的统计，这一时期，英国乡村住户，户均4人⑥。以上材料表明：在工业化初期，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由4人构成，父母(或继父与母，或继母与父)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即户均2个劳动力。
其次，推算1700年前后英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与家庭数量。19世纪60年代之前，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据，人们对人口与家庭数量的研究多采用估算的方法，数据不尽一致。比如，关于17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人口数量，人们的推断就不尽一致。根据里奇曼的1802年数据，人口数量为5475000；根据里奇曼的1841年数据，人口数量为6045000；根据费莱森的1831年数据，人口数量为5135000；根据法尔的1861年数据，人口数量为6122000；根据布朗利的1916年数据，人口数量为5826000；根据戈利法斯的1926年数据，人口数量为5835000⑦。格雷高利·金统计的1690年代的英国人口，其资料来源于政府征收炉灶税的数额，数据较为可信，根据他在1695年的统计，如表2，当时英国的人口总数为5500000⑧，家庭数量为1300000，户均人口4.23；其中在广大的村庄地区，人口数量为4100000，家庭数量为1000000，户均人口4.1。
根据以上推算出来的数据，1700年前后，英国农村居民户数为1000000，户均劳动力2人。可以据此进一步估算出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的数量为2000000人。
再次，探讨1700年前后英国每年生产谷物的数量。根据格雷高利·金在1695年的统计，由表3，这一时期英国主要农作物包括小麦、黑麦、大麦、燕麦、豌豆、蚕豆、野豌豆七类；七类作物的年产量为73000000蒲式耳，七类混合谷物折算的市场价格为每蒲式耳2先令3便士，市场总价值为8275000英镑。需要注意的是，格雷高利·金作此统计时曾说明：“这是排除了谷物种子后的净产量，种子占产量的1/4，有时为1/5，按照这个比重，种子的重量为17000000蒲式耳。因而，谷物的总产量为90000000蒲式耳；如果按照每蒲式耳2先令3便士的市场价格，谷物总价值为10000000英镑。”⑨由此看来，1700年前后，英国可耕地每年生产的混合谷物总产量为90000000蒲式耳。
末了，需要注意的是，1700年前后，畜牧业是英国食物生产不可忽略的环节。如表4，生产谷物的可耕地占英格兰土地总面积的比例还不到1/3；用于牧业的牧场、草地面积为10000000英亩，略少于可耕地面积。按照格雷高利·金的统计，表3所显示的“73000000蒲式耳谷物是11000000英亩可耕地中的10000000英亩生产出来的，剩下的1000000英亩可耕地生产大麻、亚麻、蓝靛、藏红花等”⑩；而且，人们还可以在公共土地、荒原上放牧。根据这些数据，可以推断：1700年前后英国用于畜牧业的土地面积要大于种植谷物的可耕地的面积，除了谷物，畜牧业提供的肉类是这一时期英国食物的另一大来源。如表5，根据格雷高利·金的统计，17世纪晚期英国人年消费牲畜7342000只(或头)，折合货币价值为3302000英镑；按照表3中格雷高利·金统计的这一时期混合谷物每蒲式耳2先令3便士的市场价格，可以计量出英格兰畜牧业每年提供的肉食总价值折合混合谷物29351111蒲式耳。
综上，工业化初期，英国农村劳动力的数量为2000000人，可耕地每年生产的混合谷物总量为90000000蒲式耳，每年消费的肉食总价值折合混合谷物29351111蒲式耳。根据这些数据，可以进一步估算出这一时期英国每年生产食物折合混合谷物的总量为90000000+29351111=119351111蒲式耳。这样，可以推算出工业化初期英国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食物折合的混合谷物，即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大致为119351111/2000000=60蒲式耳(1380公斤)(11)。
二、1880年前后英国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量化
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被称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12)。在不列颠岛上的英国，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三部分组成。由于统计数据选材的原因，这里选取的英国数据，以不列颠地区的资料为准。
首先，分析19世纪中后期英国每年生产谷物的总量。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出现了官方的经济统计数据。官方农业统计，如《不列颠历史统计摘要》、《一个世纪的农业统计》所载资料表明，英国可耕地上不同作物面积分类的官方统计始于1867年，农作物产出的官方数据始于1880年代(13)，这是英国最后完成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年代。不过，关于1800—1884年的农作物产出统计数据，还是限于估计。早在1851年，詹姆士·坎雅德在关于英国农业可耕地数量与产出的估计中，根据测量员考林先生(Mr Couling)1827年的测量和1845年每个教区地租的年度报表，认为英格兰可开垦性土地(包括草地、可耕作性牧场)面积为27000000英亩，然后又依据假设，得出英格兰(英国的一部分)可耕地面积为13667000英亩(14)。他提出，“英格兰可耕地为13667000英亩，分为4份，每份3416750英亩；其中一份种植小麦，一份种植大麦、燕麦、黑麦，一份种植三叶草等豆科作物，一份种植萝卜、甜菜、土豆、油菜或休耕”(15)。表6为《不列颠历史统计摘要》所显示的1867—1870年不列颠可耕地上各类作物种植面积的统计数据，该表说明，1867—1870年不列颠地区各类作物的种植面积没有大的变化，从情理上可以推断，1851年的状况与此相仿，然而，坎雅德的1851年估计与实际的统计之间差距较大。比如，坎雅德估计的英格兰小麦的种植面积为3416750英亩，而官方统计的不列颠小麦种植面积在3368000—3688000英亩间波动。为了可靠起见，笔者选择晚于坎雅德数据的官方作物产量统计数据。为了能够表现出常年状态下这一地区的谷物产量，笔者选择了1885—1889年5年的数据，进行加总、平均，求出接近于常年的谷物常量。
19世纪中后期，不列颠的主要谷物包括小麦、大麦、燕麦以及淀粉成分较高的土豆(16)。根据英国农渔食品部的统计，如表7，19世纪中后期，在常年状态下，不列颠的小麦、大麦、燕麦、土豆分别达到了1982.2千吨、1690千吨、1967.6千吨、3315.8千吨。和前三类谷物比较，土豆含热量较低，“每100克小麦和土豆提供的热量分别为340、83千卡”(17)，即在同等重量下，小麦提供的热量为土豆的4.1倍。3315.8千吨土豆可折合小麦808.732千吨。因而，根据上述数据，可以推算，19世纪中后期，在常年状态下，不列颠生产的粮食折合混合谷物的总量为1982.2+1690+1967.6+808.732=6448.532千吨。
其次，分析19世纪中期英格兰畜牧产品的数量。19世纪中后期，不列颠的畜牧业用地与种植业用地数量相当。计量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时，畜牧业产出不可或缺。英国农渔食品部对牲畜的数量进行统计时，对牛、羊数量以5年平均进行统计，而把马作为农业部门的力役数量登记(18)。这表明牛羊两种牲畜每年的屠宰量可能为其总量的1/5，马由于劳动效率高的缘故并没有成为人们食品的主要来源。17世纪90年代，格雷高利·金对英格兰年度肉食消费的数量进行估量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如表8，格雷高利·金把英格兰牲畜的“年消费数量”等同于“年哺育数量”，牛羊的“年消费比重”大致在总数的1/5左右。一般而言，能提供肉类的牲畜的数量与牲畜的总量的比例应当是固定的。因而，在牛羊作为食品消费方面，17世纪末期研究人员和19世纪官方统计人员的实地调查结果都蕴含着一个相同的规律：每年消费总量的1/5左右。
在对牲畜的消费方面，笔者选择了1885—1889年的数据，而后加总、平均到每一年，使年消费牲畜的数据尽可能接近于常年下的状态。如表9，1885—1889年，牛、绵羊、猪的年平均数量分别为6391千头、25781千头、2366千头。在1867—1889年，牛、绵羊、猪的年数量分别在4993—6647千头、24320—29538千头、1930—2967千头(或千只)间波动(19)。以上材料说明，表9中“年平均合计”一栏中的数据，牛的数量处于常年下的高水平，而羊和猪的数量则处于常年下的低水准。总体来说，表9中“年平均合计”一栏中的数据可以大致反映19世纪中后期常年下英国牲畜生产数量的一般状况。根据上文，每年消费牛羊的比重占其总数的1/5，可得出每年消费牛、绵羊的数量分别为6391/5=1278.2千头、25781/5=5156.2千只。关于猪的消费，表9中给出了常年状态下的总数2366千只，其中包括幼猪，因而这个数量不可能被人们全部消费，表8中得出的17世纪90年代的消费比重1/1.5在19世纪中后期同样适用，按照这个比重，每年被消费的成猪占总数的2/3，这样，每年被消费的猪的数量为2366×2/3=1577千头。
一般而言，在一定的时期内，肉类价格和谷物价格的比例是相对固定的。由于资料缺乏的缘故，笔者按照1690年混合谷物每蒲式耳2先令3便士的价格，牛、绵羊、猪分别每头(或每只)2英镑、8先令、16先令的价格(20)，将19世纪中后期每年消费的牛、绵羊、猪的数量折合为谷物的数量。根据上文，19世纪中后期，常年下英国消费牛1278.2千头、羊5156.2千只、猪1577千头。如表10，根据以上数据，可以推算，19世纪中后期，英国常年下消费牛、绵羊、猪的价值总共折合混合谷物52270933蒲式耳(1202.231千吨)。
综合以上对常年下种植业和畜牧生产的估算，可以得出19世纪中后期英国每年生产的主要食物折合混合谷物6448.532+1202.231=7650.763千吨。
再次，分析19世纪中后期英国农业劳动力的数量。根据B.R.米切尔在《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中的统计，在英国“主要产业部门经济活动人口”一栏，1881年不列颠“农业、林业、渔业”领域包括男性劳动力1575千人、女性劳动力119千人(21)，合计1694千人；B.R.米切尔在《不列颠历史统计摘要》所作的“劳动力”统计中，1881年不列颠“农业、园艺业、林业”领域中的劳动力为1517千人(22)。这两组统计资料包含了农业劳动力的数据，但并不能反映专门的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数量，因为在第一组劳动力数据1694千人中，既包括了农业又包含了林业、渔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同样，在第二组劳动力数据1517千人中，除了农业劳动力数量，又包含了园艺业和林业劳动力人数。因而，从上述B.R.米切尔的统计资料中，并不能得到19世纪中后期常年状态下较为确切的英国农业劳动力人数。在《1833—1874年英国历史文件》有关19世纪中后期不列颠“职业人数”的统计中，“农业劳动力、农场雇工、牧羊人”与“农场主”两项与农业性职业，1861年分别为1188798、249745人，1871年分别为980178、249907人(23)。将这两组数据加总、求出中间值1334314，可视为19世纪中后期常年下英国的农业劳动力数量。
根据前述的计量数据，可以推算出19世纪中后期常年下英国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为7650763000/1334314=5734公斤。
三、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对英国经济结构影响的分析
上述计量表明，在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单个农业劳动力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折合的混合谷物从工业化初期每年的1380公斤上升到工业化晚期的5734公斤，后者为前者的4倍还有余。当然，在计量的某些过程中，含有推算的成分，误差在所难免。不过，在总体上还是能够得出工业化时期英国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的结论。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对英国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工业化时期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促动了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分工与经济结构的转变。马克思在其产业分工的有关理论中，精辟地论证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核心作用，他写道：“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工人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性，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24)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表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意味着一个农业人口生产的粮食能够养活更多的非农人口，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能够脱离农业、进入非农产业。Agr=1/(1+R)和Nagr=1-1/(1+R)模型是一对表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和农业、非农产业分工的函数表达式；Agr、Nagr、R分别表示农业人口比重、非农业人口比重、平均每个农业人口生产的粮食除自身消费外可供应的非农人口的数量(25)。在一篇题名为《农民生产能力的增长与社会转型：工业化时期英国与近代长三角的比较》的研究报告中，笔者根据工业化前后两阶段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以及英国人均消费谷物的数量，通过Agr和Nagr模型计量出：工业化初期，英国农业人口的比重为44.1％，非农人口的比重为55.9％；工业化晚期，农业人口比重降低到3.7％，非农人口的比重上升到96.3％。在同一研究报告中，笔者发现，在工业化前后两阶段，英国农业和非农产业人口实际比重的两组数据分别为53.7％和46.3％、7.3％和92.7％(26)。根据Agr和Nagr表达式量化出来的工业化时期前后两阶段农业和非农产业人口比重的模型数据与实际数据并没有完全吻合，但考虑到在量化的过程中误差难免；如果忽略误差，就会发现，利用模型量化出来的工业化前后两阶段英国的农业和非农产业的人口比重大致反映了这一时期农业和非农产业人口比重的实际状况。以上关于工业化时期英国农业和非农产业人口的模型数据与实际数据的计量与比较分析说明：在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非农经济为主的社会的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是推动英国经济结构转变的最基本的原因。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推动了英国农业规模经营的步伐。马考莱把工业化初期英国的土地状况白描如下：“如果1685年的英格兰魔术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么，我们能够识别出的地形还不到1％，能够了解的建筑物不会超过1‰，农村的绅士分辨不出自己的土地。现在，以千平方英里为计量单位的土地被绿色的栅栏隔开，点缀着村庄和乡村别墅、长满谷物和牧草的原野，在那个时代只不过是覆盖着荆棘的荒原和游动着野鸭的沼泽。3/5的土地仍然处于敞田状态。在尹菲尔德这个面积为100平方英里的地区，仅有三处房舍，还没有出现围田。”(27)敞田是中世纪英国田制的主要特征，其特征是一个农场由众多狭小而分散的地块构成。马考莱的陈述表明，工业化初期的英国，还是以小农业为主的传统农业社会。工业化时期，由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及其带来的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分工，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向非农产业，以此为前提，英国出现了多种土地流动的方式，诸如圈地运动、土地市场、份田运动等(28)，到19世纪中后期，形成了地块集中的大农场。据统计，到19世纪中期，85％的农场都是50英亩(合300亩)以上的大农场(29)。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促进了现代工业的诞生。工业化之初，英国处于原工业化阶段，农民以家庭小作坊的方式，利用农闲，加工生产。手工业隶属于农业，与农业密切结合，属于家庭副业的范畴。比如，在棉织行业，“家庭成员都参与到了织棉的工序，小孩子清洗原棉、辅助织布，妇女纺纱，男子织布。这些家庭以农为主，把织棉当作农闲时辅助的职业。除了曼彻斯特，其他地区的职工，绝大多数是农民”(30)。原工业化发达的区域包括乌尔斯特、西瑞丁、克次沃尔德、东盎格利亚等地区；1700年，西瑞丁生产的毛料布匹占英国布匹产量的1/5(31)。以原工业化为基础，英国的工业领域出现了新的突破，根据菲力斯·迪恩等学者的研究，“在18世纪的前75年时间里，棉纺织业是附属于农业的一个较小的行业。1770年代和1780年代，一系列新的发明，使棉纺织业摆脱了家庭手工业的附属地位，使纺织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纺纱开始集中于工厂(Factory)；织工们可以使用不间断的面纱，专业地从事纺织，他们的数量在激增，并开始集中于城镇。漂白、染色的工序逐步改善，蒸汽动力使工厂可以建在没有水力的地方”(32)。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的诞生，内在的原因纷繁复杂，但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能够逐渐脱离农业，最终进入非农产业。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推动了英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工业化时期，由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英国出现了大量的富裕农民。他们的消费拉动了内需，刺激了现代产业的发展。以棉布的生产为例，1760年代，英格兰每年生产的棉布价值600000英镑，其中价值少于200000英镑的棉布出口(33)，绝大部分被国内消费。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把这一时期农民的消费描述得淋漓尽致。他写道：“英国农场主是‘地道的体面人’。……一名法国人已把英国农场主描写为‘享有人生一切舒适’的农民；他的帮工‘动身去耕地前先要喝茶’，又说‘这个乡下人冬天穿礼服’，他的妻女穿戴俏丽，简直可被当作‘我们传奇故事中的牧羊女’。”(34)同样地，农民的生产性投资也刺激着现代工业的诞生和发展。比如，在冶铁行业，根据齐波拉的估计，“1720—1760年，蒸汽机的出现对造船业的影响，使该行业对铁的消费达到1500吨，但还不到当时铁消费总量的1‰”。“在农业领域，人们广泛使用马匹作畜力，作畜力的马需要用马蹄铁，从农业领域用作马匹的数量和钉马蹄铁平均使用的铁计算，可以估算出，1760年，英国马蹄铁的消费占铁总消费量的15％……农业对铁的需求量非常大，除却农民的家用消费，农业领域对铁的需求为总需求量的30％-50％。”(35)农业用铁刺激了冶铁业的发展。可见，以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为基础的农民消费和农业生产投资，最初推功了英国的工业化。
以上研究表明，在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农业生产包括种植业和畜牧业两部分，常年下单个劳动力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所折合的混合谷物，由工业化初期的1380公斤上升到工业化晚期的5734公斤，提高了3倍有余。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从家庭手工业中解放出来，促进了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分工，推动了非农产业由原工业化阶段到工业化阶段的递进。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刺激了农民的内需消费，并引发了他们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农民的“消费”和“投资”，成为工业生产增长的最初推动力。一句话，工业化时期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是英国由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非农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的最基本的原因。
注释：
①See Robert C.Allen,“Economic Structur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1300-1800”,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Vol.3,2000,pp.1-25.
②关于英国工业化时期的时间界定，参见拙文《工业化时期英国地产代理制度透视——兼与中世纪庄官组织相比较》，《世界历史》2011年第3期。
③Peter Laslett,The World We Have Lo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p.85-86.
④Peter Laslett,The World We Have Lo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95.
⑤Peter Laslett,The World We Have Lo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p.103-104.
⑥Joan Thirsk and J.P.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771.
⑦B.R.Mitchell,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y Stat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5.
⑧在一份格雷高利·金的有关统计中，1688年英格兰总人口为5500520。Gregory King's“Scheme of the Income and Expense of the Several Families of England for 1688”Compared with Joseph Massie's“Estimate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Income 1759-1760”，in Roy Porter，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enguin Books，1982，pp.386-387.
⑨Joan Thirsk and J.P.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782.
⑩Joan Thirsk and J.P.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782.
(11)根据侯建新先生的计量，13—14世纪英国农户劳动生产效率为103蒲式耳(或2269公斤)，15—16世纪达到了240蒲式耳(或5520公斤)。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7页。按照侯先生的数据，可以推算，1蒲式耳谷物合23公斤。
(12)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成立于1801年，终结于1922年。
(13)Ministry of Agriculture,Fisheries and Food,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for Scotland,A Century of Agricultural Statistics:Great Britain 1866-1966,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68; B.R.Mitchell,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y Stat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p.76-77,pp.78-86.
(14)James Caird,English Agriculture in 1850-1851,London:Longman,1852,pp.520-523.
(15)David C.Dougla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XII(1),1833-1874,London:Eyre & Spottiswoode,1956,p.218; James Caird,English Agriculture in 1850-1851,London:Longman,1852,p.522.
(16)B.R.Mitchell,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y Stat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86; David C.Dougla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XII(1),1833-1874,London:Eyre & Spottiswoode,1956,p.218; James Caird,English Agriculture in 1850-1851,London:Longman,1852,p.522; B.W.Clapp,H.E.S.Fisher and A.R.J.Jurica,Document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London:G.Bell & Sons Ltd.,1976,pp.71-77.
(17)Mark Overton,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02.
(18)Ministry of Agriculture,Fisheries and Food,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for Scotland,A Century of Agricultural Statistics:Great Britain 1866-1966,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68,pp.123-126.
(19)B.R.Mitchell,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y Stat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82.
(20)Joan Thirsk and J.P.Cooper(eds.),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782-783.
(21)[英]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年)，贺力平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B.R.Mitchell，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1750-1970，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5，p.163.
(22)B.R.Mitchell,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y Stat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p.59-60.
(23)David C.Dougla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XII(1),1833-1874,London:Eyre & Spottiswoode,1956,pp.207-215.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1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
(25)参见庞卓恒《唯物史观和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26)参见拙文“The Growth of Rural Households' Production Ability and Social Changes：A Comparative Research between England in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Delta of Yantze River in Modern Time”，http：//www2.lse.ac.uk/anthropology/research/CCPN/pdf/Producing Ability_ruralHouseldTransformation.doc.(2010年12月递交给伦敦经济学院比较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
(27)W.H.R.Curtler,The Enclosure and Redistribution of Our Land,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20,p.138.
(28)参见拙文《转型时期英格兰、长三角土地市场发育程度的比较》，《中国农史》2007年第4期；《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份田运动缘由及绩效的考察》，《世界历史》2008年第4期；《工业化时期英国资本与土地流转的市场考察》，《烟台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土地市场与前市场的辩驳》，《现代化研究》第4辑；《英国圈地运动的模式及其对土地分配的影响》，《现代化研究》第5辑。
(29)Agricultural Returns of Great Britain,with Abstract Returns for the United Kingdom,British Possessions,and Foreign Countries,London:George E.Eyre and William Spottiswoode,1875,p.27.
(30)Phyllis Deane,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88.
(31)L.A.Clarkson,Proto-industrialization:The First Phase of Industrialization?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s Ltd.,1985,pp.16-17.
(32)Phyllis Deane and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pp.182-183.
(33)Phyllis Deane,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88.
(3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施康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51—652页。
(35)Carlo M.Cipolla,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London & Glasgow:Collins Clear-Tape Press,1973,pp.489-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