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新民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辛亥革命前，特别是20世纪最初几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学家，以敏锐的洞察力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对比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深层结构进行反思，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时代课题。梁启超起初在《清议报》上发表《呵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过渡时代论》等文，抨击中国人奴性、旁观等“劣根性”，提出新时代新国民应有的“德性”。接着，从1902年开始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了他的10万余字专著《新民说》，全面剖析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国民性的种种弊端及其根源，阐述了“新民”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及理想模式和实现途径，形成了第一个系统的改造国民性理论——新民理论。因此，深入研究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梁氏的整个思想及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新民说》的缘起
早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就竭力指责洋务派“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为吾政教内俗，无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机械耳。吾但学此，西洋务之能事毕矣。”[（1）]这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梁启超认为光有“变事”不能变革现实社会，即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2）]关键要“变法”，从“体”上变革中国文化的结构，改革不合理的政治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管理体制。从这一思维逻辑从发，梁启超满怀信心地登上了维新变法的征途。但是这场政治改良运动由于缺乏坚固的社会基础而仅存103天便悲壮地失败了。这一历史悲剧说明，制度文化的变革，是文化结构中最敏感的部分，因为制度变革的实质是对社会现成秩序的否定，它必然要触犯一部分统治者的既得利益。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社会动员及良好机遇，它往往归于失败。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只身流亡日本，由于政治活动的暂时中断，使梁有充裕的时间发挥他的思想才华，并且在居住日本期间，可以自由地表达他的思想。同时，在日本梁启超很快学会阅读日文，开始接触日本出版的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有关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及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其范围之广是他在国内从事变法活动时所未见到的。先前他所接触到的西学，主要“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而日本“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并且“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3）]这使梁启超大开眼界，“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4）]西学知识结构的变化和丰富内容，使梁启超有可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去比照中西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如果说在戊戌变法时期，为了实现改良派改革社会的政治理想，梁启超还主要是从国家制度、政治思想方面来比较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之间的差距，那么此时的他则着重从文化的深层结构来探讨中国落后的原因。梁启超指出：“凡一国强弱兴废，全系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手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国民之习惯与所信仰。然则欲国家之独立，不可不谋增进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惯、所信仰者，为之除其旧而布其新”。[（5）]这里所谓“习惯”、“信仰”，就是文化的心理结构，是塑造“国民性”的重要因素。同时，梁启超把不断涌现的新观念、新思想以“新民”为题从1902年起接连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道德和政治思想，最后汇集成册，名曰《新民说》。
梁启超在20世纪初之所以能提出新民学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日本期间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和天赋人权理论。国家学说和天赋人权理论认为国家起源于人民的自由意愿，是为保护自己的“天赋权利”不受外力侵犯，共同缔结契约而组成的一个整体。在国家中，人民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政府是权利的执行人，是人民的仆从，必须借助人民的力量，按照人民的意志活动。这一国家学说思想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得到全面展开。梁启超避难日本后，一开始便接触到了这一名著，深深感到卢梭的国家学说是引导中国走向富强的“药方”，是“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6）]。为此，1901年他特撰《卢梭学案》一文，全面阐释了卢梭的国家起源论、主权在民说和平等、自由等内容的国家学说，认为中国积弱积贫固然是封建专制政体造成的，但与中国民众长期不觉悟、全然不知自己的权利、责任而甘愿受人奴役的国民性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人能觉悟过来，充分认识自己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那么中国的独立和强盛就为期不远了。同时，根据卢梭的“天赋人权”理论，梁启超指出，既然人是生来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权利，那么当人民的自由为强力所剥夺时，人民便有革命的权利。这就是说：“保持己之自由权，是人生的一大责任也，凡号称为人，则不可不尽此责任。”[（7）]但中国自秦汉以来的数千年中，人民并不知自己应有的权利，相反受压于君主官吏，长期处于无权、不自由的奴隶地位，这就造成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受治服从、麻木不仁的奴隶性，这种奴隶性使人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自由之心，只有依赖、盲从、谄媚的性情，结果在国人中形成一种安于现状被压迫受屈辱地位的顺民性格和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消极惰性，没有权利、义务观念，亦无社会责任感。因此，梁启超认为“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8）]。正是受“人民为国家主体”和“天赋人权”理论为核心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启迪，梁启超开始撰述和宣传他的新民理论。
同时，严复所介绍的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也构成了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这种学说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不只是生物界的规律，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社会从一开始便处于种与种争，群与群争的状态之中，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竞争的智者强者得以生存和发展，因此民族要生存，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再者，如同生物有机体的性质、强弱取决于细胞的属性一样，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弱盛衰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素质的高下优劣。依据这一理论，梁启超断言，中国人全体之“腐败恶劣”乃是中“积弱之最大根源”，是中国“病源之源”。[（9）]他论证说：“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10）]因此，中国在近代的落伍和受欺凌，从根本上讲是国民素质低下造成的，而不是清政府统治所致，中国人民不应“科罪于当局”，而应自责、自省、自觉作一个新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11）]这样看来，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撰写《新民说》，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造新民，强民智，培育新国民。这是从世界各民族竞争的大趋势而想出的救国良策。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梁启超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封建专制制度是造成中华民族陷入苦难、危亡的深渊和国民素质低下的根源没有清醒的认识，却把国民的诸种弱点缺陷看作是因，而把专制制度、专制政府及其罪恶看作是果。由于因果倒置，梁启超一再要求人民把矛头指向自身，把人民的自新看作是改造国民性的重要途径，这势必削弱人民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革命的精神，客观上无疑起了保护清政府反动统治的作用。但梁启超依据学来的理论，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的现代化，这对推动历史前进产生了积极影响。
另外，从梁启超论述有关新民思想的大量文献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注重从道德修养来塑造国民精神面貌是梁启超设计理想人格的目标模式之一，而这一目标模式与藉道德人心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思维模式是一脉相承的。这意味着梁启超在启发国民通过反省进行自我改造时运用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义作为其新民学说的理论依据。如他所说的“新民”一词，即直接取自于儒家经典《大学》中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一思想，认为要从国民精神面貌的塑造，从个人道德修炼上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后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办报宗旨中，更明确地表白其受《大学》的影响：“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2）]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在致力新民的过程中，实际上充当了封建制度乃至封建文化叛逆者的角色，因此，其新民思想本质上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整肃人心，但他吸收了前人在塑造理想人格上的合理成分，以塑造出近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国民、新国魂。
二、新民的目标模式
既要“新民”，就要确立一个理想的目标模式。这既是改造国民性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的方向性问题，又是决定“新民”成败的关键问题。对此，梁启超十分明确。他说，所谓“新民”就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13）]前者的意思就是对那些能够体现民族风貌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进行更新、改造，赋予其新的内容，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和应付外来文化的挑战；后者的意思就是以西方文化做为参照系，找出中国传统国民性中的缺陷、薄弱之处，然后一一勘之、鉴之、改之、补之。根据这一思路，梁启超一方面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国民资格为标准，对缺乏国家思想、社会公德、权利观念、自由思想和自治能力等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在中国国民心灵深处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鞭挞，另一方面又以深沉的爱国责任感努力造就一代具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风貌和理想人格的新国民。
1.树立国民远大理想、培养国民顽强毅力。梁启超认为，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完成都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必须有赖于远大的理想和信念。而理想确定之后，毅力则是成功与否的关键。他说：“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者足恃。”[（14）]而且理想越大，事业越大，其成功越难，阻力越大，费时越长，毅力越重要。人们的才气差别往往不是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有无毅力则带有根本意义。从一个民族讲，有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者，其气盛，其雄姿勃发，反之则假日愉乐、萎靡不振。因此，梁启超把培养毅力作为改造国民性和重振民族精神的重要一环。
2.克服惰性，养成国民积极进取的精神。梁启超认为冒险进取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文明的保证。“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15）]欧美之所以在近代突飞猛进，中国之所以在明清之后一天天落伍，其根源在有无冒险进取精神。欧美的哥伦布、麦哲伦、华盛顿、拿破仑、克伦威尔、林肯、富兰克林，都是敢于冒险，执意进取，才取得了事业的成功。进取冒险精神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呢？原因是，一曰生于希望；二曰生于热诚；三曰生于智慧；四曰生于胆力。四者交相辉映，相互促进，遂产生无穷之动力，助事业之成功。然而，在梁氏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从来就不具有进取冒险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导致国民不仅失去并以鄙视的目光来看待这种精神（对进取冒险，“不曰好大喜功，则曰忘身及亲”），一是受了老子“无为而治”的“谰言”影响，二是因“诵法孔子者”，往往“遗其大体，摭其偏言”[（16）]所致，即抛弃孔子“狂”、“为”、“乾”的一面，而取其“狷”、“勿”、“坤”的一面。因此，按照“淬厉其所本有”的原则，梁启超大声疾呼，要求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那些原有的进取冒险精神，以更新国民的精神风貌。
3.克服重文轻武之习，弘扬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中国自古就有“见义不为谓之无勇，战阵无勇斥为非孝”的“尚气任侠”的尚武精神，但因久居大一统局面，国民“则习为礼乐揖让”而养成一种重文轻武之见。[（17）]因此，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列强欺压的惨状以及世界上流行的“强权政治”、“铁血主义”，梁启超大力提倡国民弘扬尚武精神，主张国民要强心力、壮胆力、增体魄，重振雄风。他急切指出：“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狞猛枭鸷之异族遇，是犹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吾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18）]这里，梁启超把尚武与增强国民体质结合在一起，以铸炼刚健奋进的国民精神，这种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远见的。
4.根除“奴隶性”，培养国民具有独立自由思想。在“新民”说中，梁启超认为中国要成为新型的近代国家，必须培养具有独立自由人格的新型国民。然而，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人们麻木不仁，养成了一种“奴隶性”，甘心受奴役、受束缚箝制，他说：“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19）]因此，要真正革新中国社会，避免亡国的厄运，首先必须根治国民的“奴隶性”，用独立自由之思想启蒙教育国民，从而培养新型的理想人格。
当然，梁启超所谓的独立自由，从哲学范畴来说，归结为人的自我精神的自由。他说：“一身自由云者，我之自由也。虽然，人莫不有两我焉：其一，与众生对待之我，昂昂七尺立于人间者是也；其二，则与七尺对待之我，莹莹一点存于灵台者是也。”[（20）]就是说：“我之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与客观世界相对待的“我”的自由；二是与自身的肉体相对待的自我精神的“我”的自由。关于前者，梁启超主要强调了我与人、己与群的关系；关于后者，梁启超主要是从认识论角度提出了“除心奴”的思想。
梁启超认为“奴隶性”可分为“身奴”和“心奴”两种。[（21）]所谓“身奴”，指的是人之奴隶于我，也就是被迫屈从于外在压力；所谓“心奴”，指的是我奴隶于我，亦即盲目依赖、服从外在权威。两相比较，梁启超指出：“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为末矣。”[（22）]为此，他列举了种种“心之奴隶”：诵法孔子，“为古人之奴隶”；俯仰随人，“为世俗之奴隶”；所任命道，“为境遇之奴隶”；心为形役，“为情欲之奴隶”。如此种种“心之奴隶”是“我”获得自由的大敌，所以“若有欲求真正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23）]。梁启超深信，只要破除“心奴”，让理性自由活动，真理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出来，一切有价值的文化学术才能获得自由发展。
同时，梁启超还用西方人具有的权利观念来观照中国国民的奴性，认为人的权利思想与人格的自主独立、人的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有了权利思想，人们才会自觉地追求自由，捍卫自己应得之权利；没有权利思想，自然也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和人的自由。因此，人失去了治国事、定国法等等之权利，也就沦为奴隶。所以，梁启超期盼用科学和理性之光扫除以往数千年奴性之营垒，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自由意识以及独立的人格，使国民具备一国民之资格，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
5.新民德，重建现代伦理价值。改造国民的旧道德观念，造就一代具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风貌和理想人格的新人，也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创办《新民丛报》时就明确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24）]后来在《新民说》中，他又专门写了《论公德》和《论私德》两节，从伦理学上讨论了“我”与人，己与群的关系，鼓励人们无所畏惧地向旧道德宣战，进行道德革命，以建立新国民新道德。
梁启超把道德区分为公德与私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25）]他认为，公德即合群之德，中国旧伦理偏于讲私德，而忽视了私人对群体（社会、国家）的伦理关系，或者是“束身寡过之义”，不关心国家兴亡，或者是把个人对于国家应尽的道德责任看作是君臣间“私人感恩效力之事。”[（26）]因此，梁启超认为要树立国家、群体观念。但是，他同时又认为：“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27）]只有各个人独立、自由，才有群体的独立、自由，因而不能把独立与合理、自由与社会制裁（法律、道德规范）截然对立起来。他说：“欲求国之自尊，必先自国民人人自尊始。”[（28）]认为人民缺乏自尊心，就不可能有强盛独立的国家。
那么如何更新国民的公私道德观念呢？梁启超认为必须调和利群与利己关系。在他看来，“利己者人之性也”[（29）]，但人又有社会属性，不能离开群体而孤立存在，“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进焉。……故能真爱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爱国，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爱国人，于是乎爱他之义生焉。凡所以爱他者，亦为我而己。”[（30）]梁启超从“利己”出发，推导出“利他”、“利群”，又以“爱己之心”引出“爱他之义”，这种以“利己”为内核的伦理价值观，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旧道德的彻底否定，因而具有个性解放的特殊意义。然而，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梁启超又特别注重利群利国，并把利群利国看作是道德的根本精神和评判新民的重要标志，严厉遣责了“独善其身主义”，大力提倡公德，认为“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31）]总之，梁启超在倡导建立一种新民的道德观念时，自觉地以西方近代伦理价值为参照系统，重新审视传统道德观念，用以击破以尊卑、等级、顺从为基本特征的传统伦理结构，确立以自由、平等、独立、利群为主要价值内容的伦理结构，因而又具有“伦理革命”的意义。
三、新民的逻辑起点和途径
提出具体的目标还只是“新民”的前提，困难和重要得多的是用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些目标。它的逻辑起点在哪儿？实现途径又是什么？对此，梁启超通过对西方近代社会变革的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因此，中国的革新“必自学始”[（32）]。这就是说，要新民新国首先必须开展一场意在解放思想的“文化革命”。基于此，梁启超最早提出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道德革命”、“史界革命”的口号，并积极参与了哲学变革、教育改革和批儒批孔的斗争。同时，他又认为：“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误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而欲达此目，恒须借他社会之事物理论，输入而调和之。如南北极之寒热流，相剂而成新海潮，如雪界之冷气与地平之热气，相摩而成新空气。故交换智识，实惟人生第一要件。”也即必须借助他山之石，引进、借鉴西方文化，达到建设新文化、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梁启超不仅根据自己对中西文化比照理解，提出了改造国民性、塑新民新国魂的切入点，而且他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了一套自视为重要并为之竭诚尽力的新民途径和方法。一是用教育培养新民。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或社会是“积民而成”[（33）]，其好坏取决于民；政府的优劣也一样，有良好的国民才能有良好的政府。因此，只有先用宣传教育，以新的教育精神培养出“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34）]的现代国民，才能出现好的国家和政府。当然，梁启超在宣传“新民”的过程中，只强调国民素质对国家、社会和政府的制约，而否认问题的另一面，即社会经济对新民的制约。因此，在封建、半封建经济基础上，以宣传教育来塑造民族新的国民性是难以做到的。二是用报刊启蒙新民。梁启超指出：“报馆者，国家之耳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35）]因此，在改造国民性的呼声中，梁启超非常重视报刊宣传的作用。他认为报刊除了“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外，还能“对于国民而为其响导者。”[（36）]即一方面可以通过报刊宣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以唤醒国人；另一方面也可以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统治和愚民政策，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荡涤安分、柔顺、服从等奴隶习性，重铸新国民；同时也可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人权理论，为从封建迷雾中解脱出来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价值标准。总之，梁启超以报刊新民的宣传方式从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向民众发起了近代政治思想意识的宣传启蒙。三是变革旧史学，创立“新史学”新民。梁启超十分重视历史学，认为在世界所有的学问当中，只有史学“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只有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37）]因此，民众要增强爱国心、民族要增强凝聚力，必须大力发展和普及史学。但中国传统史学，陈陈相因，缺少生机，存在“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四大问题，[（38）]不少史书难懂、难选择、无启发、少感情，不能起到开启民智，教育国民，服务国家的功用。因此，为达到新民之目的，梁启超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并执切希望通过“革命”后的“新史学”能够适应近代社会发展变革的需求，加快人的现代化的进程。四是以“新小说”塑造新民。早在戊戌变法前著《变法通议》时，梁启超已很看重小说的教育作用。《论幼学》一篇，就把“说部书”与“识字书”、“文法书”等并列，作为蒙学教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梁启超看来，小说“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官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39）]因此，在倡导新民的过程中，梁启超自然选择了小说这一适合广大群众欣赏水平和欣赏习惯的文学体裁，借以向民众灌输新思想。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40）]这充分表明梁启超对于新小说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重视。为使小说真正发挥新民作用，梁启超亲自创办《新小说》杂志，并撰写《新中国未来记》小说，拉开了“小说界革命”的帷幕。
四、结论
梁启超的新民学说是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的第一排涌浪，它代表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经历社会变革阵痛后，深感全民素质低下而向往一种变臣民为国民、变传统的依附人格为现代的独立自由人格，改造千百年来人文历史积淀而成的奴性，造就一代具有崭新人生理想、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国民的宏伟理想，体现了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激情与沉思、以及中国社会思潮变迁的动向和思维焦点的转换，从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奠定了它应有的地位，深深影响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一代启蒙学者。《新民说》的社会思想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学术价值，即使在走出近代，迈向现代化的今天，它所提出的某些思考仍不无借鉴价值。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经济的制约，梁启超在论述新民思想的过程中，对于中国国民性的优劣缺乏全面、辩证的认识，存在着注重揭露劣根性而忽略优良面的偏向。虽然他倡导“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但对何谓“本所有”者，论述显得粗略、泛泛而谈，不具体深入，这反过来又制约了对国民劣根的全面理解。同时，梁启超在强调新民的重要性时，往往把国民性中存在的弱点都归结于封建的纲常伦理、家族制度以及政府政策、历代宣传等，忽视了各个时代社会经济对国民性的决定性影响，因而也就不能真正找到新民的正确道路。事实上，国民素质的提高取决于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水平。从根本上讲，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变革其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根本改变人的状况，从而自觉地推动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
注释：
（1）梁启超：《李鸿章》（1902年新民丛报社印本）。
（2）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有本原之害》（1896年），《时务报》第3册。
（3）（4）（19）（2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188、235、272页。
（5）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1899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
（6）梁启超：《自由书·破坏主义》（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7）梁启超：《卢梭学案》（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8）梁启超：《致康有为书》（1900年4月29日）。
（9）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
（10）（11）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
（12）《新民丛报》第1号《本报告白》（1902年）。
（13）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主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
（14）梁启超：《新民说·论毅力》。（同上）
（15）（16）梁启超：《新民说·论进取冒险》。（同上）
（17）（18）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同上）
（20）（21）（22）（23）（27）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同上）
（25）（31）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同上）
（26）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同上）
（28）梁启超：《新民说·论自尊》。（同上）
（29）梁启超：《论立法权·论立法权之所属》（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30）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
（32）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
（33）梁启超：《新民说·叙论》。
（34）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
（35）（36）梁启超：《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37）（38）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39）梁启超：《论幼学》（1897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40）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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