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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重大课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它，就能把人类历史向前推进一大步。从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特别是20世纪初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我们时代的总课题就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争取解放的伟大旗帜。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引下，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的经济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社会主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理想变为现实，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与此同时又发生了重大挫折，在坎坷和曲折中不断前进，开辟了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历史进程。
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经常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从理论上给以回答。回答正确，社会主义就会顺利发展；回答错误，社会主义就将招致挫折和失败，这就是说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破题。那么，社会主义怎样才能破题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继承者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线索，关键是做好三个“坚持”。
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反复告诫人们，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只是提出了一般的原理原则，它所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和让人们背诵的教义，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个《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 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早在1899年建党过程中所写的《我们的纲领》一文中指出：“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但是，“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2] 这段话结合俄国的实际，讲得更进了一步。1920年，列宁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在批判考茨基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按此行事。”[3] 上述几段引文，总的意思都是强调在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时，要结合本国实际，反对照抄照搬。
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是近代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拯救民族危亡，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曾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期间有三次大的斗争：第一次是历时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以后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第二次是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光绪皇帝支持下所实行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第三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连续不断地发动反对清王朝武装起义的基础上，于1911年所发生的辛亥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斗争，都试图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都没有成功。历史表明，无论是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孙中山“三民主义”，都不能救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郑重历史选择。有了这个选择，在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一大，即从党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初创和幼年时期，党的一些领导人还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遇事照抄照搬，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例如，右倾领导照抄俄国孟什维克理论，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左”倾领导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理论，主张中国也应首先攻打大城市，不懂得在中国应先农村后城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致使革命招致惨重损失。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既不是原来单一的封建主义统治，也没有步入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结下，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步骤和前途，认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完成后就可以及时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方式，认为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但是不能走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中在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的道路，而要坚持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经过长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政权。通过“结合”，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其指引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的独创性贡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发言中把这个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他认为在中国人民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前，中国革命不免招致失败；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不会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仍不免招致失败；而一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则无往而不胜，毛泽东就是这个“结合”的能手。
在社会主义时期，新中国初期的前七年各方面所以进展顺利，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最主要的是坚持了“结合”，如为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对我国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农业、手工业用合作化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用和平赎买方式，没用暴力剥夺，这些都体现了创造性的“结合”。从1957年以后的20年，所以在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同时又发生两个重大失误，其根本原因也在于由于指导思想过“左”，脱离实际，对形势的判断错误，离开了“结合”。“大跃进”，就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是对的，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也是好的，但是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和为此提出的高指标是脱离实际的，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失调，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最后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造成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有误，把过渡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不恰当地沿用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习惯性地把党内外的不同意见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中苏两党关系方面，顶住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和霸道作风是完全正确的，与此同时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在“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叶剑英语)的情况下，把这种意见分歧视为马克思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双方互不相让，给对方上纲越来越高，最关键的一步是把苏联上纲为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这就过了头，真理跨越了一步就变成谬误。为了防止这类事件在中国重演，很自然地把反修矛头从反外修转到反内修，为此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逻辑地发展为“文化大革命”，这就走偏了方向，离开了“结合”。而“文化大革命”无论对党、国家和民族都是一场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国所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主要是因为我们党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了“结合”。实现这个结合，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在坚持“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质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理论上做出重大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和19世纪以前的所有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的基础上，社会实行的是产品经济，商品和货币将从社会上消失。这个理论几乎被后来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所接受。列宁在认识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在1919年俄共(布)八大的党纲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仍把商品和货币看成是资本主义范畴，他还试图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取消商品和货币，但在实践中碰了壁，后来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强调要发展商品交换，提倡自由贸易，还没有来得及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质做出概括，就过世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实际上是按计划产品经济模式搞建设的，只是到了晚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有商品生产，而且这种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不同。这是一个重大进展，理论上突破了马克思的设想，但不够彻底，他把商品生产仅限于某些消费品领域，认为生产资料只具有商品外壳。以后，我国和前苏东一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进一步突破，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进行，这就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新的科学论断，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大贡献。这个理论的突破，使科学社会主义更深地植根于社会主义现实之中，而彻底摆脱了原来难以实现的某些理想化的成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纯粹的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从单一按劳分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映了我们党在“结合”的大道上大踏步前进了。江泽民同志于199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说道：“在七十年的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总之，只有坚持“结合”，社会主义才能不断破题。
坚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于1985年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4] 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主要是社会主义实践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道路问题。这两个问题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但不能把二者相混淆。邓小平的这段话，不仅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1993年，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的讲话中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他说：“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坚持社会主义，首先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两个“归根到底”说明了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说明了社会主义破题应从何着手和始终关注什么。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个逐步前进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一生著述甚丰，但是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理论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著作的大部分是论述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而对资本主义以后的未来社会始终慎之又慎，论述极少。只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特别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几本著作中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时，对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从宏观上进行了预测，其基本特征是(1)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2)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3)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4)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5)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6)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7)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8)每个人都将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社会主义实践，这些科学预测完全是通过逻辑推理、一环扣一环得出的，如从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得出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从分析社会化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得出要求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从坚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推论出社会主义其他方面的特征，总的说是科学的，但是需要实践检验和修正。总起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只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谈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有六年多的社会主义实践，虽然时间不长，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仅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而且更加实际。他的贡献，一是强调要以实践而不是书本作为认识社会主义的标准。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完全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十月革命后的初期也是按照它去做的，他发现这些认识有些并不符合俄国的实际。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讲了两句至理名言：“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5] 二是实现了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再认识。他在逝世前夕所写的《论合作化》一文中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6] 这种改变，从对合作社性质认识的变化，到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转变为和平组织经济文化建设，建设新社会。三是通过实践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文化越落后，过渡时期的时间就越长，在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向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只能迂回过渡。四是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着重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之后又提出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包括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开展文化革命、改革国家机关等。在列宁这里既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又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然后者只是初步的构想，还没有来得及实践，列宁就与世长辞了。列宁的探索时间虽然很短，但开了个好头，邓小平给以高度评价：“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模式僵化了。”[7]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领导苏联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中做出巨大贡献。一是发展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斯大林在同党内反对派的斗争中，坚持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并把一国建成和最终胜利区别开来。这个论断，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既坚定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又使人们对资本主义随时可能发动武装干涉保持警惕。二是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短短15年中苏联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三是在帝国主义包围和临战状态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和模式。四是领导人民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保卫了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成果。但是，斯大林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又发生几个重大失误，主要是：在肃反中严重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农业发展滞后，与工业发展不协调；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建立的以经济高度集中、政治过分集权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凝固化，并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广。这就阻碍和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斯大林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所发生的重大失误，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的首要基本理论问题既有清楚的方面，也有不清楚的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既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又发生重大失误和挫折。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最大贡献，一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础。二是提出了完整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崭新学说，精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批评了苏联学术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三是独立地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如农轻重的建设安排、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文化领域实行“双百”方针等。毛泽东一方面以战略家的眼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提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大课题。从后来所发生的苏东剧变，说明这种认识是极其深刻的，有远见的，也是别人达不到的。但是，另一方面又把问题看过了头，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继续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只能搞乱了自己，从而走偏了方向，这又表明不够清醒。毛泽东的独立探索尽管并不成功，但却十分必要和重要，它对后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成功和失误，都与理论指导有关，他的晚年实践说明他对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既有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也有不够清醒的地方。尽管他晚年发生重大失误，但仍不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开拓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
我们党通过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继续进行新的探索，在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命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本质做了最好的回答。四项基本原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理论概括，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文化制度；社会主义道路的含义较广，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邓小平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比社会主义特征更高层次的概念。以后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科学地揭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点，即(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坚持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3)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胡锦涛同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概括为：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建设布局，是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和新概括。我们党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概括和创新，如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发展观及其统领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表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不仅很清醒而且更加深化了。
坚持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共产主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自身和处理好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破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些通病。
首先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自身。马克思认为，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将经历两个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后来列宁把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以往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带有普遍性的失误有两个，一个是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看得很短暂，既然很短就不去划分阶段，后来认识提高了，又对本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估计偏高。如，苏联193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三年后就提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以后又提出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计划用20年时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来认识到不实际，就逐步降温，定位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我国1956年结束过渡时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可是两年后就提出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并大刮“共产风”。这样，既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又混淆了社会主义较低阶段与较高阶段的界限，从而做出许多超越阶段的事情，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正确地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一百年。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了这个认识，我们的各项工作就一顺百顺了。至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时间要更长，邓小平认为要经历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另一个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估计过高。应当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总体上比资本主义优越，并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不然先辈们就不会选择社会主义。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原来比较落后的国家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还不很及格，因而优越性的发挥要有一个过程。过去，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认识不清醒，盲目乐观，宣传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既然“不可比拟”，就必然一方面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另一方面看不到他国的长处，不去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最后导致落后。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弊端”说过了头，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什么都是西方的好，从盲目乐观走向悲观失望。人们自然会问：如果社会主义确实不如资本主义优越，那为什么还要坚持社会主义呢？
其次是怎样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过去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资本主义在它发生发展的几百年间，确实暴露出许多社会弊病，经历了无数次经济危机，对外推行殖民主义，发动战争尤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但是，我们对它的生命力估计不足，宣传上有片面性，只讲“两个必然”，不讲“两个决不会”，误认为资本主义已陷入经济政治的“总危机”，现在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二战后，资本主义经过调整改革，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显现出很强的生命力，不会在近期内死亡，进入“博物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宣传工作不仅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产生不小的负面效应。二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对地对立起来。受思维方式影响，过去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简单看成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模式，因而资本主义是这样，社会主义就得那样，甚至不仅鼓吹和资本主义“对着干”，对“文革”前的十七年也要“对着干”。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很片面的，是一种极端，不可取。其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既有相互对立和斗争的一面，又有相互联系和协作的一面，是两面而不是一面。就相互对立和斗争这面来说，这是客观事实，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要严加防范，但也不能不停地斗。就相互联系和协作这一面来说，这也是客观事实，两种社会制度共同生活在一个星球上，不能相互隔绝，只能相互联系和协作，而且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这点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现实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原来设想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经过变革建立起来的在各方面都高于资本主义的那种社会主义，而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通过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它在很多方面还落后于资本主义，在这样的国家里要使社会主义快速发展，就必须汲取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改革开放以后，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观念已不多见了，但是在一部分人中又出现另一个极端，即认为什么都是资本主义的好，月亮也是西方的圆，要求一切都与世界(即西方)接轨，从言必称苏联，变为言必称美国。对这种错误倾向也值得警惕。
再次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封建主义。20世纪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发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成果较少，封建主义余毒很深。就我国来说，有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经过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主义经济制度，但在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领域并没有开展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致使封建主义余毒对各方面的影响还很大很深，甚至渗透到体制和风气中。例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特权制和特殊化，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人身依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打倒，株连九族”等等，均带有封建主义色彩。这些都严重影响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需要在今后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中逐步解决。邓小平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批判和肃清封建主义余毒，划清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界限，既不允许一些人用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也不允许借反对封建主义来反社会主义。
最后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共产主义。如前所述，共产主义是新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只有社会主义得到高度发展，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过去，我们把社会主义看短了，把共产主义看近了。在苏联和我国，都曾经发生过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急性病，结果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反而影响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它要经过充分和高度发展以后，才能迈向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我们必须坚持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纲领的统一。
总括上述，社会主义是我们时代的总课题，要想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并不断向前推进，就必须以实践为基础，认真研究新情况，通过总结经验和理论创新，回答和解决新问题，也就是不断破解难题，做好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社会主义如何破题，涉及的方面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如前所述的“三个坚持”。参与破题的不是区区几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也都有份，而且能够有所作为，但是做出最大贡献的只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中央。它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既是政治权威又是理论权威。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赴北京时，曾形象地将其比喻为“进京赶考”。考题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考卷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长期的，破题也不是一次合格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长期不间断的过程。应试者，主要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部分学术理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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