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等式:对美国民主的再思考*①
李东明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新乡453007）
摘要： 人们在对美国民主的认识上，常常陷入理论误区，似乎美国民主引领了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因而具有普世性。事实上，号称“代表民意”的美国民主并不等于美国人的全民民主，标榜“普世价值”的美国民主并不等于他国的“民众之福”。准确把握这两个“不等式”，在对民主的认识与探讨上进行范式革新，才能破除美国民主的“迷障”，构建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话语体系，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发展方向提供系统性的智力支持。
关键词： 两个不等式 美国民主 范式革新
长期以来，美国民主在世界政治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虽然在学术界争议不断，但仍收获不少拥趸。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理论界少数右翼知识分子，盲目推崇美国的自由民主理念，要求中国全盘移植和复制美国的民主制度。目前，仍有部分学者总是基于“美国民主”的视角来探讨中国政治，结果必然得出了“中国缺乏民主”“中国没有民主”“中国不是民主国家”等南辕北辙的结论。因此，极有必要转换研究范式对美国民主进行再探讨，既有利于破解美国民主的凌厉攻势，又有利于增强中国民主政治的话语权。
一、美国民主不等于美国人的全民民主
美国官方和理论界一贯标榜美国民主是全世界最好的民主。“竞争性选举”和“一人一票制”，“民意测验”和“民意调查”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看似举足轻重，似乎美国民主代表了“民意”，是美国人的全民民主。然而，选举仅仅是实现民主的一种途径或工具，难道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就等于实现了民主？声称代表“民意”的美国民主到底代表了哪家哪派的“民意”？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1.实行全民选举并不等于实现了美国人的民主。全民选举和民主的实现之间并不能直接划等号。顾名思义，民主是指人民主权，即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制度，民主的核心目的是要按照人民意愿更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但在美国理论家那里，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论硬是被擅改成“竞争性选举”和“一人一票制”。从历史的角度看，民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的政治实践，形式无外乎是讨论投票、抽签和轮换等，而选举则如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属于贵族政体（寡头政体）的政治制度。[1]（P1294b）西方在古希腊民主观念产生之后的很长时期里，君主制和贵族制一直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形式，精英之间的游戏规则就是选举。选举制作为精英贵族政体下的一种制度安排，并未实现真正的民主。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观念再次复活，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但不幸的是，民主被资产阶级理论家熊彼特偷换了概念，将民主与“竞争性选举”直接划上了等号，即民主就是政治精英竞争获取权力和人民选择政治领袖的过程，[2]（PP256～257）而政治家如何制定决策，决策是否惠民，似乎均不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美国的政治理论家亨廷顿更是直接采用了熊彼特关于民主的定义，认为民主就是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的政体，并将普选作为衡量民主的根本标准。[3]（PP4～7）但基本的常识是，选举只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重要途径或工具，它的作用范围也仅限于选举，而不能拓展至协商、立法、决策和执行的全部政治过程。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实行全民选举也并不等于实现了民主，因为民主的实现除了选举之外，还应包括讨论与批评自由、权力监督与制约、公平正义与法治等关乎民众利益的诸多变量。事实上，美国的普选民主存在诸多弊端，且不说历史上美国的“竞争性选举”罔顾黑人的民主权利，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式的清洗，单看2016年4月11日上千名美国民众在国会大厦前游行示威，要求国会采取行动结束政治腐败并保证选举的自由公正，便不难看出美国的“竞争性选举”“全民选举”根本无法实现美国人的民主。
2.美国民主说到底还是少数人的“精英民主”。美国政治理论家宣称美国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代表了多数民意。但事实上，美国在建国时按照共和政治理念设计了政权组织形式，基本上排斥民主制度，意将民众排斥在政体之外。对此，美国“宪法之父”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说得很清楚，制定美国宪法的目的就是“阻止民主的冒失表现”，[4]（P137）其核心原则是组建一个“使富裕的少数人得到保护，不受多数人的侵犯”的政府。[4]（P3）著名的民主理论家达尔也宣称美国宪法是具有很多的非民主成分。[5]（P15）有趣的是，美国民主宣称代表多数民意与美国保护少数人财产的私有制度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美国的精英们开始抨击民主和民意，认为“应该使少数阶级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的地位。他们可以阻止多数阶级的骚动”。[4]（P137）显然，美国口头上宣称实行多数人的民主，但实际上抹去了民主的实质，只留下了民主的空壳。鉴于此，美国的实用民主理论家杜威很痛心地指出了美国政治经济中的不平等以及精英团体的宰制性地位，而弱势的民众却在残酷的竞争中毫无地位可言，并与以李普曼为代表的精英主义展开了激烈辩论。当代美国，政治统治仍是由各个资本利益集团相互妥协而得以实现，政治过程被利益集团和金钱所操控，政治交易充满了腐败、丑闻，所谓的民众参与也往往演变成了强势集团政治博弈的棋子。这种情况下，民众的民主权利根本得不到有效行使，其政治诉求更是难以上升到决策层面，所谓的民主也仅仅是拿“主权在民”和“人民主权”当作遮羞布，喊喊口号而已。但口头上的漂亮，并不能掩盖现实中的尴尬。难怪乎连美国的前总统卡特都毫不避讳地称，美国政治并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属于少数人的“寡头政治”，和巨额资金支持的“金钱政治”，对美国的政治体系构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6]（P3）然而滑天下之大稽的是，连美国学者和政客都批判的美国民主，却被国内部分学者鼓吹为代表着“普罗大众”的普世民主，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革命的理想信念是长征精神最基本的思想内核”[2]，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3]47
1.迷信“美国民主”的政治危害，必须高度警惕。依据“美国民主”的视角，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改革，追求所谓的“民主化”与“公开化”，拿出了一个又一个自我阉割的政治方案，主张所谓的“党争民主”和“竞选性民主”，结果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的自由民主理念大显神威，毫不费力地打赢了这场心理战。这种形势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理论界，面对美国自由民主的“和平演变”也是毫无招架之力。深受美国自由民主理论影响的国内知识分子，极力鼓吹和美化美国民主，主张全面移植和复制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一度在中国思想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引发了社会局部动荡与民众恐慌。
二、美国民主不等于他国的“民众之福”
农田水利工程实施规模化管理适应了农村经济社会深刻变革需求，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要求，是突破分散的小农经济与规模经济矛盾困境的重要探索和突破，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给予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试验结果表明，土壤水分特征曲线与生物炭的施加量存在非线性变化的规律，炭土比为6%时出现最大体积含水率，炭土比为8%时出现最小体积含水率。因此，可以推断在土壤水吸力一定时，存在着一个最优炭土比，其土壤体积含水率最大。因此，寻找最优炭土比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内容，深入探究适宜该地区的最优生物炭施加量，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和水资源高效利用提供基础数据。
目前，在对中国政治的认识上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在客观事实上我们无法否认中国民主政治的存在和有效，否则就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硬成就，但在观念上或心理上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不自信或缺乏底气，感觉美国的民主自由理论和民主政治实践好像更具有说服力，中国为何不能像美国那样也搞“竞争性选举”“一人一票制”？似乎中国只有移植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发展道路模式，才能踏进民主国家的序列。
2.破坏“国家性”的民主是失败的民主。民主作为一把“双刃剑”，曾对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过重要作用，但其释放出来的破坏性也有削弱民族国家基础的可能。历史上，民主化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相互作用，致使国家分裂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胡安·林茨曾通过“国家性”的构建来实现多民族国家的整合，他认为，民主巩固的前提条件，是该国家大多数居民都认同一个民族的精神理念以及有着较小的文化差异。倘若有诸多族群或民族寻求民族自决权，否认国家的事实上存在，或者认为自己应该另行成立国家，那么就会影响民主的巩固，所以，“关于国家性的共识，在逻辑上优于民主制度的创建。”[11]（P27）在他看来，如果民主化运动导致国家的动荡和分裂，那就意味着民主的失败。我们知道，美国对外输入的民主实际上是“党争民主”，即多党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在多族群或多民族国家，党争民主必然会演变成为以本民族为基础或依托的竞争选举，各民族党派为了赢得执政权，往往以民族自决作为动员本民族的工具。这也就意味着，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搞党争民主极其容易导致政局动荡和国家分裂。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期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要求绝对的民主化和公开化，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推崇美国式的党争民主，结果不仅使得苏共党内派别林立，而且催生了诸多政党、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这种情况下，反对党领导人叶利钦高举民主自由和民族主义两面大旗向苏联共产党展开猛烈进攻，致使苏联这个庞大社会主义国家顷刻间分崩离析。此外，在美国自由民主的“颜色革命”下，南斯拉夫分裂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其他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不出现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的现象。
1.美国民主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民情。民主与公民社会的民情有着很大关联。比如，美国早期的英裔移民大都是在本国遭受宗教迫害而流亡美国的清教徒，受其教义的影响，滋生了人人平等的观念。再比如，社会基层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源起，社会基层的乡镇自治、自由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平等、自治等民情的影响下，才有了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并构成了美国民主的理论基础。因此，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的时候，指出美国变得强大的特殊原因和决定性因素是民情和法制，“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9]（PP163～164）显然，并不是美国民主的制度设计得有多么好，而是美国的公民社会历来就有民主精神和民主传统。沿着托克维尔的思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帕特南对十一世纪的意大利进行了历史考察，发现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由于“民情”不同，产生的政治制度也截然不同，即北部公共精神强，人人遵守规则，社会治理较好，而南部公共精神弱，“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别人会破坏规则”，[10]（P128）因而有民主而无好的社会治理。显然，不同“民情”下的社会公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不尽一致，同样民主形态在不同公民社会中的运行也可能产生迥异的效果。但美国全然不顾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更是无视他国公民社会的基本“民情”，鼓吹自己的政治制度和道路模式放之四海皆准，将美式民主作为全球标配对外移植，问题是美式民主生于美国，强植于不同国家，势必会水土不服，“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导致输入国家虽然具有了高度民主但国家治理则乱象丛生。比如，西亚、北非、中东一些国家和地区不顾自身民情和发展条件，盲目移植美式民主，成功案例难数一二，失败例子倒是不少。美式民主未能给这些输入国家带来更多实惠，反而催生了极端恐怖主义，危及到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引发人们的精神空虚和思想恐慌。
基于上述考量，不管美国民主在理论上建构得多么巧妙，多么无懈可击，不管美国民主在口头上怎样标榜自己的普世性或普适性，但在实践中并不等于他国的“民众之福”，反而会给别国带来动乱和祸害。美国官方和理论家，利用“美式民主”隐蔽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利用其将政治对手妖魔化和扭曲化的理论特质，硬是将其打造成了图谋全球霸权主宰人类世界的工具。二战以后尤其是东欧剧变以来，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美国罔顾他国的国家稳定和民众安全，总是妄图按照自己的民主模式改造其他国家，结果往往使得这些国家陷入了治理困境。“美式民主”作为美国图谋世界霸权的战略工具，成为了美国颠覆、掠夺、屠杀其他主权国家政府、财富和民众的利器，大到派兵直接动武，小到“和平演变”煽动别国内乱，恣意分裂、祸乱别国及其民众。如轰炸南斯拉夫、推动科索沃战争、出兵伊拉克，策动前苏东地区、叙利亚等地的颜色革命，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以及向中东、北非和中国的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兜售民主政治等。吊诡的是，美国在向外输出“美式民主”的时候，只有贩卖民主的“使命感”却无做好售后服务的“责任感”，产品质量出了问题捅了娄子之后，则溜之大吉不管不顾，其推销民主政治所造成的恶果则徒留别国及其民众自己承担。
美国的民主并不是世界上什么都最完美的民主，只是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被美国理论界建构得比较成功而已，实现了理论自洽，掌握了话语权。因此，美国标榜自己的民主具有普世性，无视当下世界多元价值并存的事实，将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他国之上，在全球范围内强行输出其“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但问题是，美国民主的“理论之幸”，难道就等于他国的“民众之福”吗？
三、亟待重构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话语体系
天然无句是推敲，诗到江门品绝高。几处风花真有此，古来周邵本人豪。冥心水月谁堪会，盥手山泉我自抄。读到乌啼春在处，江山垂老觉神交。
苏东剧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挫，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及其命运的大讨论。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普遍陶醉在“民主胜利”的乐观主义氛围之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作出了极为美好的预测与憧憬，但对社会主义下了“病危”通知书。比如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更是抛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发展史，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是“人类思想意识演变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2]（P1）并就此不断地进行理论阐述。福山的“历史终结”虽说争议不断，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的“座上宾”，并多次被邀请来中国作讲座和学术交流。可以说，福山本人及其“历史终结论”在中国有着较大的影响，即便是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今天，仍有部分学者过于低调和谦虚，秉持着落后于人的自我认知，抱着学习美国的虔诚态度，邯郸学步、亦步亦趋。当然，问题并不在于该不该向美国学习，而是在于很多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毫无质疑意识形态的狭隘性，就将美国民主作为参照系，动辄拿“民主”和“自由”说事，无视中国民主政治不断进步的事实，将发展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没有美国式的好民主。这种认识和做法无疑是十分危险的，极其容易被敌对势力所利用。
3.美国民主无法有效回应“民意”。回应民意是衡量民主好坏的重要标准。好的民主有必要“对公众舆论作出回应和负责的统治”，[7]（P103）不能回应民意的民主注定沦为无效的民主。何为“回应民意”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准确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和服务。虽然美国的自由民主理论并不乏“回应民意”的研究，但美国政治参与主体诸如普通民众、社会团体、资本集团之间的力量不均衡，导致了政治过程基本上是由强势团体所主导，民众作为弱势团体要么处在政治边缘要么就是被排斥在外，这样，民众的政治利益诉求自然是难以得到有效回应。因此，一方面，美国民主要么就是不回应民意。比如，美国枪支泛滥危害到了美国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超半数的美国人强烈支持政府控枪举措，但多数民众的意愿至今仍未实现。其中缘由诸多，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军火公司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政府的决策。另一方面，美国民主即便是回应民意也大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众所周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当矛盾升级并危及到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时候，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相应举措，被动地回应民意。比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新政通过大力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与调节，要求限制资本垄断和根本改善广大工农群众与中小资产阶级的处境，被动回应了民众改善经济生活状况的利益诉求。此外，美国民主最多的还是回应强势集团的民意。对此，美国学者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中指出，政府总是与实业家持合作态度，最大限度满足他们的要求并给予他们特权地位。[8]（P23）那么不禁要问，美国民主所谓的回应“民意”，到底是回应哪家哪派的“民意”，回应少数人的“民意”难道还是回应“民意”吗？
这种认识是极其危险的，倘若我们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没有相应的理论建构，没有认识论上的裂变式革新，那么就只能基于“美国民主”视角来关照中国的政治实践，势必会得出“美国政治优于中国政治”“中国缺乏民主”等不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进而会丧失心理优势和话语权。须知，未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不是彼时的短兵相接和战火硝烟，更主要是文化与文化、心理与心理之间的对抗，缺乏理论建构和心理优势的国家往往会不战自败。比如，美国不遗余力地构建自由民主话语体系，加强概念生产，巩固话语霸权，对原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竟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
2.基于“美国民主”观照中国政治，必然得出错误结论。基于“美国民主”探讨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实际上就是站在美国的政治立场来讨论中国政治，以美国的眼光打量中国，中国永远都是错的。需要知道，世界虽然是物质的，但物质的外在印象却是由观念构建的，比如说体制的优劣、民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说出来的，说多了也就有人信了。很大程度上，美国民主之所以具有迷惑性，并不在于其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其理论建构的巧妙，掌握了话语权。应该指出，西方优越论在西方理论界甚为流行，即认为西方远比东方文明与进步；或者认为西方是人类全部历史的逻辑起点；或者认为西方的理论、道路、制度和发展模式具有普世性，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往往以西方文明的正统继承者自居，美国民主成为了西方民主的杰出代表，其民主实践自然也就具有普世性。在这种“西优东劣”的思维定势下，美国时常以自己的自由民主价值、制度和实践作为评判他国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凡是与自己一致的便是民主国家，凡是与自己相左的便是专制国家。
长期以来，中国缺乏自己的民主理论构建，大都是基于“异域”的理论来关照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所谓“异域”的理论，是指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理论。改革开放以来，达尔、熊彼特、亨廷顿等成为了国内政治学界口中“座上宾”，其理论作品更是被顶礼膜拜。虽说他们的理论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内的民主理论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素材，其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主张与呼吁也有利于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但问题是我们完全依据他们的观念和理论来裁量中国的政治，势必会陷入他们提前设置的理论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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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破除“美国民主”迷思，构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话语体系。必须承认，我们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缺乏相应的概念解释、理论阐述和方法论构建，理论落后于实践，造成了我们实践中做的还不错但在观念上或心理上缺乏底气，丧失了“话语权”，不得不被美国的民主话语牵着鼻子走。事实上，与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欣欣向荣相比，美式民主却陷入了重重困境，美国国内贿选、政治交易与腐败等丑恶现象频出，移植美国民主的国家呈现出了诸多不适症状，致使西方社会的普通民众开始对美国民主产生了普遍性的质疑。面对这样的现实，作为坚定民主主义者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认自由民主制度的运转失灵，感叹道：“我真的认为民主陷入了困境，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在很多地方，民主的政府并不能为普罗大众提供基本的社会安全、教育、公共卫生，尤其在对抗腐败上很多民主政府无能为力。”[13]（P4）并多次从现代国家治理的视角肯定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落实民生政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据此，我们当然应该自信，跳出“美国民主”的泥淖，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认识和探讨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建构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话语体系，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发展方向提供系统性的智力支持。因为“中国立场”民主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的主体基础，从来都不应该是来自中国历史与现实之外的美国民主理念，指导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学理依据，更不应该是美国民主话语系统和理论体系。对于这个问题，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4]（P4）因此，我们亟待革新观念和研究范式，增强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话语体系，增强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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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50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3-4641.2019.03.09
[收稿日期]： 2019-02-12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生活思想研究”（2018CKS028）、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重点项目“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研究”（17JDSZK021）。
[作者简介] ：李东明（1985-），男，河南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责任编辑 洪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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