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角度考察东巴文字符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字符论文,角度论文,东巴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巴文的深入研究需细致区分文献形成的时代，因为在研究东巴文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规律之前需要澄清东巴文字符的不同历史层次及演变序列。但目前东巴文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默认所有字符处于同一个共时平面。而从文字结构角度探讨东巴文发展演变的少数文章，也仅凭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推测性研究，缺乏文献材料上的先后时间举证。
科学考察文字演变的序列，关键要解决好文献材料的先后问题。近年来已有学者在东巴经及东巴文断代方面进行尝试，并提出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判定方法。本文拟在前人关于东巴文断代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文献角度出发，探求东巴文字符演变的序列。
一、关于东巴文断代已有的尝试性研究
李霖灿先生较早注意到东巴文的地域特征及抄写年代，提出“当以么些族的迁徙路线为纲，依其迁徙的顺序，可将么些经典版本的地理分布划作四区”。[1]（P110）他还曾整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东巴经，发现年号纪年经典61册，最早的为康熙七年。[2]（P138）依据不同地域划分经书版本，已经具有不同地域经书反映东巴文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他提出的纪年经典也为后来学者研究东巴经跋语和跋语中的纪年方式开辟了道路。
喻遂生先生提出可以从三方面进行东巴经的断代研究：第一，根据经书的内容、文字和字词关系来推断经书形成时间的相对早晚。词多字少，未逐词记录语言的经典一般较早，字词对应，逐词记录语言的经典一般较晚；第二，通过经书中有时代标记的字词来确定此字词和有此字词的抄本产生的上限，如东巴文有
向日葵，而向日葵原产于北美洲，明代晚期才传入中国，因此有此字的情节和抄本当不会早于明代晚期；第三，东巴经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于世，经书末尾有时有抄写人的跋语，有的跋语有纪年，可以帮助确定经典抄写的年代。[3]
喻先生提出的三种方法中，第一种是从文字制度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判定，但有时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并且运用文字的演变规律考察经书的先后与依据经书时代判断字符演变序列形成循环论证；第二种方法只能判断该经书书写时代的上限，且经书经过传抄之后，用字上的前后变化不能得到准确反映。第三种是最可靠的方法，通过跋语中明确的时间信息来判断各经书的抄写先后。
邓章应《东巴文用字相对先后的判定一法》通过东巴经跋语用字与正文用字的比较来判定其记录同一语言单位的相对先后顺序。[4]其判定依据是：经书正文通常是传抄，故其用字不同程度地受到前一书写者的影响，或直接保留前一书写者的字符写法，而跋语通常体现抄写者自己的用字习惯，故前后出现的异体差异可能反映用字的相对先后时间。但诚如邓先生自己所言，通过跋语研究东巴文用字的相对先后也有局限：（1）虽然跋语数量很大，但并不是每本东巴经都有跋语，没有跋语的经书则不能使用此方法。（2）每则跋语的篇幅短，字数少，可资用于与正文比较的字符数量少。（3）跋语程式化严重，作为应用性文献，更易出现一字一音节完全对应的现象，而正文具有保守性，两者文献类型不一致。
我们认为这种方法除以上局限性外，判定用字的先后顺序也不完全可靠，因为：（1）东巴在抄写经书的过程中用字既有继承，还可能有创新，不易辨别正文与跋语中的用字哪些是创新，哪些是继承。（2）即使是同一东巴在书写经书正文时，记录同一语言单位也可能会出现很多异体，其中有的异体可能也会在跋语中使用，所以在比较跋语与正文用字时，不能完全就此确定其先后。
张春凤《哈佛所藏东知东巴经书的分类与断代》一文以东知东巴所写经书为个案，从有明确纪年的经书归纳总结出该东巴不同年龄段的不同书写风格，以此去断定他所书写的没有明确纪年经书的大致书写年代。[5]是从东巴个人书写风格去判定经书年代，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在判定字符演变先后的方法当中，最直接的是依据有明确时间记录的文献。除此之外，还可以考察能够间接判断相对先后的条件：譬如东巴文分布的地域特征反映出纳西族迁徙过程中不同时期的东巴文状态；东巴文的书写者自身前后书写的变化以及有师承关系书写者所书写字符的变化。我们试从这两方面进行举例论述。
二、从有绝对时间的文献考察字符演变
一般说来，时代较早文献中出现的字形通常代表该字符早期的书写形式，故判定字符演变序列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运用有绝对年代记录的文献进行比较。
汉译：木来把东方的端鬼门关上，风来把南方的端鬼门关上，雪来把西方的端鬼门来关上，月来把北方的端鬼门来关上。（47卷《请神压端鬼·端鬼的来历》第45、46页）
在该册经书的末尾附有跋语：“这本经书是大干里属铁的鼠年六月十五日属狗的这天写的。”喻遂生先生根据纪年干支和纪日生肖合证，考证该册经书为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或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写本。[7]该经书表示东、南、西、北的符号分别为：
2.1866年经书
汉译：在东方，找到了迎请沃神和祭祀恒神的本领；在南方，找到了祭署龙、除秽、退送景鬼瓦鬼的本领。在西方，找到了退送云鬼和风鬼、毒鬼和仄鬼、铎鬼和垛鬼的本领；在北方，找到了退送吊死鬼和情死鬼、口舌鬼和是非鬼的本领，找到了超度死者亡灵的本领。（62卷《超度嘎瓦劳端工匠用的经书》第319、320页）
该册经书末尾有跋语：“同治皇帝在位第五年，干支属火的虎年春节初四，属木的鼠日写的经书呀！”经书书写于1866年，表示东、南、西、北的符号分别为：
3.1887年经书
汉译：从东方奔向西方，从北方奔向南方。（17卷《祭风·白色娆鬼、毒鬼、仄鬼出世》第5页）
该册经书末尾有跋语：“这本经书写于皇历光绪十三年，这一年属猪，于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完成。写在我二十七岁之时。”经书书写于光绪十三年（1887），表示东、西、北、南的符号分别为：
4.1911年经书
汉译：请东方的格衬称补，南方的胜日明恭，西方的纳生初卢，北方的古生抠巴东巴。（11卷《延寿仪式·献牲·献圣灵药·求福泽》第99页）
该册经书末尾有跋语：“由富饶之地阿什仲托鲁村、阿什白雪山务汝盘那儿的东巴梭补余登东仔写的。是五十二岁那年写。”根据和世俊东巴的出生年月可推测经书书写的时间，和世俊生于1860年，在他52岁（虚岁）那年所写，经书书写时间即为1911年。表示东、南、西、北，分别用符号：
表示。
但仅依据绝对年代来判定字符演变也不完全可靠，其原因有二：一是表达同一概念的字符所出现的异体可能在时代较早的文献和时代较晚的文献中都同时存在。这时，我们就要利用统计学的方法，统计出该篇经书中哪种用法使用次数相对较多，占绝对优势的书写形式一般能代表当时或当地表达此概念的主流书写形式；二是东巴文使用的各地域之间相对较为封闭，字符变化不大，而各地域的东巴文正好能反映纳西族迁徙的各个时期文字发展的状态。按照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有可能宝山地区晚期东巴文较之鲁甸地区早期东巴文呈现出更为原始的特征。所以在考虑绝对时代的同时，最好能兼顾东巴文所属地域书写特点的原则。
三、从有相对先后的文献考察字符演变
（一）从东巴文文献的地域分布角度看
语言学家在探寻语言演化的过程时，经常采用一种方言地理学的方法，即从语言的空间分布来考察语言的分化演变过程。方言地理学家认为，方言差异反映语言演化过程的不同层次。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认为：“语言之所以随着地理的推移而变化是因为历史上人民的扩散和迁徙，扩散的人群由于地理的隔绝，或者其他原因而与原居地人民绝少接触，久而久之，他们的语言就会独立演变成与原居地不一样的新方言，甚至分化成新的语言……语言发展的不均衡性对深入了解语言发展过程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语言的地域差异代表语言发展的产同阶段，反映语言在时间上的发展顺序。”[9]（P50-51）文字的演化也遵循同样的规律。
据李霖灿先生调查，东巴文的分布区域正好与历史上纳西族的迁徙路线相吻合，东巴文是纳西族沿川滇民族走廊向南迁徙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的，迁徙路线沿途东巴文的地域差异，实则是其历时演变的反映。[10]我们对《全集》中有明显地域信息的经书加以整理，发现经书涉及的迁徙路线沿途地域，从用字上看，可将其分作四大区域：一是丽江北部宝山乡、鸣音乡一带；二是丽江大东乡一带；三是丽江大研镇周围一带，包括下束河、金山乡、黄山乡、太安乡；四是丽江西北部鲁甸、维西县一带。
因地理阻隔和交通不便，各地域之间相互影响并不大，各区域相对封闭，故各地域间区域性特征很明显，这为研究东巴文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资操作的视角。我们以《全集》中有地域信息的经书为例，考察表示“西方”字符的演变轨迹。
1.宝山经书汉
译：西方，黑色的仄鬼骑黑马。（81卷《大祭风·超度凶死者·为死者招魂·迎请朗久神》第106页）
表示“西方”用符号
，太阳中间加黑点以示太阳落下时无光的情景。
2.大东乡经书
汉译：在南方立起的绿松石柱子，在西方立起的黑宝石柱子。（24卷《禳垛鬼仪式·人类起源和迁徙的来历》第136页）
表示“西方”用符号
，太阳中间的小黑点变作小圆圈，与“太阳”
发生类化关系。
3.丽江大研镇经书
汉译：在西方，被铁器砍死的麻巴斥补呆鬼，会抓住祖先的灵魂。（85卷《大祭风·悬狗镇压呆鬼·招魂·狗的出处来历》第10页）
这是大研镇下束河多里东巴所写经书。表示“西方”用符号
，太阳中间无任何附加符号。
4.鲁甸经书
汉译：请东方的格衬称补，南方的胜日明恭，西方的纳生初卢。（11卷《延寿仪式·献胜·献圣灵药·求福泽》第99页）
表示“西方”用符号
，写法与丽江大研镇相同。
综上，宝山乡、大东乡、大研镇、鲁甸乡这四个地区表示“西方”字符的演变轨迹就很清晰：
。
（二）从东巴文文献的书写者角度看
1.同一地域不同时代书写者用字的差异
通常在较为固定而封闭的空间环境内，由于相互交流借鉴，该环境内大多数书写者用字习惯会趋于一致，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有地域特色的用字特点。即使有的书写者之间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由于相互影响，或多或少会存在用字的一致性。如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同一地域不同时代书写者用字的变化，从而发现某些字符发展的历史层次。
如鸣音地区不同时代的两位东巴恩垛华与和积贵所抄经书中用字存在差异。和积贵东巴是《全集》经书中鸣音地区最为晚近的书写者之一，恩垛华东巴比和积贵东巴所处时代更早。另外和积贵东巴曾接受过汉文教育，“12岁时，他进鸣音国民小学读书，读了五年，算是小学毕业，之后，又赴附设初中班就读二年。初中毕业，考上丽江省立中学，但因当时家境贫寒，未能赴读。在学习汉文这段时间中，白天到学校读书，晚上仍与外公学习东巴经典。”后来他还受邀到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参加东巴经卷的释读整理，或多或少受到其他地区东巴经书写的影响。[11]（P170-171）所以，和积贵东巴所写东巴文不仅受到汉字一字一音节记录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丽江大研镇、鲁甸等地区东巴文的影响，他所写东巴经异体众多，即为其体现。
可以看出，表示“高原”一词，和积贵东巴的经书中异体较多，而恩垛华东巴的经书则较少。这是因为和积贵所写经书的异体是字符历史演变的积淀，反映字符演变的轨迹，不同历史层次的字符体现于各种异体的交错出现，但即使众多异体混用，总有一种异体为主流书写形式。所以，同一地域不同时代东巴经书中用字的差异同样也能反映某些字符的发展演变序列。
2.同一书写者不同年龄段用字的变化
一个东巴一生要书写大量的经书，这些经书中东巴文的使用并非一成不变，受其阅历、源抄本或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书写风格或书写习惯会发生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细微的，渐变的。将同一个东巴一生所书写的经书排比起来，也可以发现东巴文历时演变的痕迹。
汉译：（要认真负责地去做）是我的嘱咐。祝愿东巴长寿。（75卷《超度什罗仪式·规程》第218页）
此册经书有跋语：“光绪七年，于支属铁蛇属相，阴历三月初九，羊日所写。住在长满冷杉林和铁杉树的革尼瓦山脚下写成。这时我已年满二十二岁。”表明此册经书是和世俊东巴22岁，1881年时所写。
汉译：祝胜利者和东巴延年益寿，祝后代们有福又有禄。（69卷《超度胜利者·董的伊世补佐东巴，点着火把寻找失踪了的胜利者》第224页）
3.有传承关系书写者之间用字的变化
将有师承关系的东巴书写的经书加以比较，也可发现某些字符的演变轨迹。具体做法是通过对东巴经中有书写者信息的整理，将同一地域内有直接或间接传承关系的东巴书写的经书进行比较。如鲁甸的东巴中，和文质为和世俊的徒弟，东其为和文质的徒弟，故东其为和世俊的再传弟子。下面以和世俊东巴和东其东巴书写的经书中表示“西方”一词的书写变化为例进行分析：
汉译：请东方的格衬称补，南方的胜日明恭，西方的纳生初卢，北方的古生抠巴东巴。（11卷《延寿仪式·献牲·献圣灵药·求福泽》第99页）
汉译：还迎请那东方的属木大神，南方的属水大神，西方的属铁大神，北方的属水大神。（2卷《迎素神·素米故》第340页）
四、考察东巴文字符演变需要注意文献类型
文字的书写有时会因文献类型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字形，所以在考察字符演变序列时，在具备绝对时间或相对时间先后条件的前提下，最好采用同一类型文献来做比较分析。[12]
东巴文文献材料分为宗教文献东巴经和应用性文献，二者的用字情况有显著区别。与东巴经相比，应用性文献有如下优势：（1）书写具有原创性，没有如抄写东巴经的参照范本，在书写时不会受到别人书写风格的影响，所用字符应为当时当地所普遍流行的书写形式。（2）文献书写格式大多呈线性排列，字际关系清晰，便于区分书写单位，记录音节较为完整。鉴于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以上优势，故可将其作为分析东巴文演变规律的重要材料。
与前面白地文献中表示“文书”字符比较，宝山的字符与白地所用字符相同，宝山乃迁徙路线中白地的下一途经地域，在书写上有延续白地书写的痕迹。而到丽江鲁甸，其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不完全标音的意音组合变成完全使用两个假借符号分别表示两个音节的纯表音方式，但保留了原来意音组合中的音补来充当独立的音符。这表明东巴文字符的演变不是突变的，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除常用的文字发展演变规律推测的方法外，从文献的绝对时间先后或相对时间先后去判定东巴文字符的演变序列，更具有可操作性，也更客观科学。
①喻遂生：《东巴文光绪三十年卖格罗地契约译释》，中国语言学发展之路——继承、开拓、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北京，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