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结构论文,城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城乡差距大，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缩小中国城乡差距必须转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要有新的思路、新的方略。
一、中国城乡差距的现状分析
中国城乡差距有持续扩大的趋势。无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调查得出的数据还是国家统计部门发布的信息，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都在持续扩大。
改革开放前，国家没有发布过中国城乡差距方面的准确信息，推测在2.5∶1左右；改革开放后的30年，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状态可分为三个阶段(表1)：第一个阶段1978年到198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1缩小到1984年的1.71∶1。第二阶段1985年到2000年，相对稳定阶段。15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保持在2.86∶1之间。其中，1994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到2000年扩大到1994年的水平。第三个阶段2001年到2008年，城乡差距扩大阶段。8年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33∶1。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了3.33∶1，2008年下降了0.01，2009年又恢复到3.33∶1。从恩格尔系数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在持续下降，城镇居民家庭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8年的37.9％；农村居民家庭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8年的43.7％，但从2006年开始，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持续上升，城镇居民家庭从2006年的35.8％，上升到2008年的37.9％，3年上升了2.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从2006年的43.0％，上升到2008年的43.7％，3年上升了0.7个百分点。2009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所下降，可能“分别降低到37％和43％左右”。东西部地区城乡差距更大，从表2可看出，2008年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的城乡差距比全国的城乡差距大得多，只有4个省市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四川最低为3.06∶1，有4个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4∶1，最大的云南省达到4.27∶1，比全国大0.9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6个省只有河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3.97∶1，最低的是江西为2.73∶1；东部地区、东北地区13个省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最小，除广东以外都在2.9∶1以内，天津的城乡收入差距只有2∶1，达到合理的指标值，最大的广东达到3.08∶1，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经济学家林毅夫推测，到2020年“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达到4.9∶1。”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相差209.8元；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相差11020.2元。农村居民纯收入30年增长了35.63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45.95倍，相差10.32倍。发达国家也存在城乡收入差距，只是差距不大，在合理的区间之内，“国外普遍接受的城乡收入差距在1.5∶1，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为1.7∶1。”从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看，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控制在2.00∶1之内比较适宜。2008年西部12个省市区城乡收入差距，没有一个省在3.00∶1之内，可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任务极其艰巨。
二、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三个原因：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1994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对中国1978-1993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二元结构系数、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比重、城市居民隐性收入比重、农村居民非农产业收入比重和城乡人口比例等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二元结构系数解释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59.62％，说明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最根本的原因。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发展，逐渐形成城市和乡村二元经济。马克思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②在市场经济状态下，社会分工持续发展必然带来农业的繁荣和城市的扩展。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未能带来农村经济的繁荣，是因为国家为了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设计一系列制度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和优质劳动力。根据刘易斯“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学说，城乡收入差距大于30％，就会出现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1952年国家开始执行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比较明显，根据掌握的资料推测，国家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2∶1左右，城市的生活质量诱发农民涌向城市。国家为了保证重工业的持续发展，必须有一支高质量的工人队伍。只有符合条件的人才能进入工人队伍，城市企业劳动用工也只能由国家计划统一安排，未按国家计划而擅自进城的农民，从1956年开始就被称为“盲流”，流入城市和工矿企业的农民必须“遣返原籍”，并且“严禁他们乞讨”，防止“农民弃农经商”。1958年1月9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10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驻地户口登记机关中请办理迁出手续”，完成了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保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推行，国家配套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制度，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源源不断地向工业输送资金和合格的劳动力，推动中国工业高速发展。到197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5689.8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4231亿元，占74.36％；农业总产值1458.8亿元，占25.64％。
2.三次产业非协调演进。三次产业协调演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才可能缩小。三次产业的演进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说，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接近零，农业剩余劳动力对城市工业的供给价格低，且工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工资，工业发展就可以从农业中获得无限廉价劳动力供给，在劳动力供给价格与边际劳动力差额中获得巨额利润。又由于工业利润中的储蓄倾向高，使得城市工业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一步提高，由此产生一种累积性效应。这种累积作用的结果是，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工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下降，以至达到工、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相等。从人均收入水平与三次产业演进的比例关系看，中国产业结构不协调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1952年，我国经济结构处于以农业为主的阶段。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0％，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为20.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为28.2％。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为83.5％，第二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为7.4％，第三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为9.1％。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48.2亿元，第二产业达到1766.2亿元，占比为49.78％，第一产业占比为26.38％，第三产业只占比为23.84％。根据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推算，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78％时，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最少占40％。到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670亿元，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3％，第二产业产值占比为48.6％，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为40.1％。三次产业的非协调发展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3.城市发展滞后。现代经济是城市经济。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城市建设的规模和水平。从标准结构来看，2008年中国已进入发达经济高级期，人均GDP达到25252元，约3694美元。从产业结构来看，2008年进入工业化成熟期，中国第一产业占11.3％，第二产业占48.6％，第三产业占40.1％；从就业结构来看(见表3)，2008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39.6％，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为27.2％，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为33.2％。从整体上看，农业就业人口多，第三产业滞后，工业化率高，城市化率低，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1978年中国的工业化率已达到47.9％，2008年仍然高达48.6％。
194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0.6％，1978年城镇化率才达到17.92％，29年增加了7.3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25个百分点。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城镇化率开始加快，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8年的45.68％，增长了27.7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93个百分点。尽管这样，中国的城市化率远低于工业化率。西方国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时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远落后于工业化，导致大量农业人口滞留在农村，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阻止了农民向城市的转移。
三、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方略
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在完全的市场经济状态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缩小。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在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几乎同步发展，农业从工业发展中得到平均利润。“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产品的价值同工业品相比会有相对的增长”。③西方国家也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差距并不大，一般都在1.5∶1以内。中国在开始工业化的时候，移植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工业，设计了一套特别稳固的城乡二元体制，阻止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改革开放30年来，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破除，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但城乡二元体制却没有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不破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需要有创新精神、探索勇气，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辛。
1.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长期不动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一块坚固的基石，支撑了社会主义经济高速的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在中国成功实践的经验表明，尤其在维护社会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上发挥的边际效用特别巨大。农村土地不只是生产粮食，还承担着农村居民的生活保障功能，必须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世界罕见，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将来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仍然离不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块坚固的基石。
2.赋予公民自由迁徙权。公民迁徙自由是现代社会的普世人权。1954年《宪法》第90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国家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增加“居住、迁移”，或在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后增加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拆除农民通往城镇的藩篱，实现城乡互动，共生共荣。
3.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中国是工业大国，2008年工业增加值为129112亿元，但第三产业相对滞后，2008年增加值比重只占40.1％。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只能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国工业化以来，第三产业发展极其缓慢，就业人口的比重也很低。自2004年以来，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增长太慢，4年只增长了2.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6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增长了4.7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18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必须在大力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更加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增加800万人的就业，如果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达到45％，可增加1亿人口的就业。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达到40％，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下降到15％，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演进为15.0∶40.0∶45.0，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缩小到1.5∶1之内。只有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才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4.构建新型城镇体系。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必须减少农业人口，构建新型城镇体系。2009年2月2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802万人，其中城镇人口60667万，占45.7％。如果中国农业人口保持在全国人口的30％，约4亿，还需转移3.2亿农业人口到城市。只有大力发展城市，构建新型城镇体系，才能容纳农村转移出来的农业人口。中国的城镇体系，可由大城市、中心城市、小城镇构成。
5.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大量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必然占用大量的耕地，且城市集聚的地方都是平原，都是优质良田。在保持耕地面积不减少的前提下建设城市，国家必须调整土地政策。对于不适宜城市化的法律法规要及时废弃，实现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对接。如果72135万农村人口的50％转移到城市，农村可空出6000万亩宅基地，可以复耕，增加粮食产量。国家可将城乡建设用地都确定为国有土地，实现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相互贯通。
6.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很大，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药卫生落后城市至少20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既要依赖农民的集资和投工投劳，更要有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投入，助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任务十分艰巨，只有多管齐下，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注重发展第三产业，才能带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注释：
①曾国安、胡晶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变趋势及原因研究述评》，《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第2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
③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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