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效应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效应论文,区域论文,我国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08)04-0001-05
一、“收敛”理论在我国经济中的应用
“收敛”是考察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经济学概念，其实质是验证在一些结构相似、初始收入水平相同的国家或地区在经过一段长时期的发展之后，其人均收入是否会相互趋同。从时间上来看，经济学家们对收敛的研究首先是从研究国家间的收敛开始的，此后，一些学者对一个国家内部的收敛产生了兴趣，对国家内部的研究主要基于内部区域间的三个特征：首先，尽管地区间存在技术、偏好、制度方面的差异，但相对于国家间的差异，国家内部地区间的差异显然要弱得多；其次，要素在区域间要比在国家间更具有流动性，而这可以加快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第三，各个地区都面对同一个政府，政府的行为和政策对区域间收入差异的变动会产生境况迥异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恰恰就是研究者感兴趣之处。
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学者成功地将收敛理论应用到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中，他们认为，1978-1990年期间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存在条件收敛特征，并且以每年约2％的速度收敛[1-3]，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缩小，但自1990年以后，中国的地区差距日益明显，经济增长以约1％的速度发散，相应的，地区差距日渐扩大。据此，国内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不仅存在着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而且存在着“条件收敛”的特征。更进一步，蔡昉和都阳还注意到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内部也都存在收敛现象，但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却在扩大，由此他们认为：各地区间也存在“条件收敛”的现象[4]。
二、有关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收敛产生影响的争论
国内外在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趋同)影响问题的研究上争论较多。缪尔达尔和赫尔西曼就非常怀疑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会导致趋同[5]。巴罗(R.Barro)对跨国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并不对经济增长产生收敛性的结果，但对美国1800-1990年间的州际数据研究后发现，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绝对收敛的特征。此外，巴罗和马丁(X.Sala-i-Martin)在利用美国1900-1990年的数据，日本1955-1990年的数据以及英国1960-1980年的数据作进一步研究时却发现：人口流动不能作为这些国家地区收敛的解释变量[6-7]。尽管后来巴罗通过技术手段在他的模型中排除了人口流动的内生性，但他仍然没有发现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的有效作用。但是经验研究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区域间劳动力的选择性流动[8]，而恰恰因为地区差距本身往往会对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产生引导性的作用，从而才会导致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直接后果[9]。因此一部分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相信，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肯定存在，之所以没有发现这种影响的原因可能恰恰表现在技术手法上。泰勒(Alan M.Taylor)和威廉姆森(Jeffery G.Williamsori)引进了一个技术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打破了常理，在提出“如果没有劳动力流动，收敛情况会怎样”的问题后，他们研究了1870-1910年发生了大量移民的17个国家的收敛情况，发现大规模的移民对这些国家的人均GDP的贡献达到50％[10]，这就说明：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有决定性的作用。
针对巴罗的研究，姚枝仲认为美国州际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没有成本，而跨国人口流动却存在严重的制度障碍，这种人口流动程度的不同是造成巴罗结论有偏的根本原因[11]。他利用泰勒的技术手段研究指出：劳动力流动对于消除地区之间要素禀赋差异的作用明显，因而可以有效地消除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从而实现“条件收敛”。王德利用同样的技术手法，研究了1985-2000年间我国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认为人口流动在1990年前后使十几个省区的GDP值平均增加了1.5％，并使这些省市的基尼系数分别降低1.6％～7.5％[12]。但是，林毅夫却发现，1985-1990年期间，劳动力地区间的转移与地区发展差距之间不存在太大的联系[13]，他认为，由于我国对劳动力区际转移的限制因素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劳动力地区间迁移对地区间增长收敛的影响作用是不充分的。
三、我国人口流动对地区收敛效应的影响
我们用模型(1)来检验我国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效应的影响及其程度：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计算所涉及的数据及计算方法请参阅参考文献[14]，这里不再详述。此外，由于我们无法获得1988-1995年间我国分地区的人口流动数据，因此，在下面的计算中，我们将研究时期分为1978-1987年和1996-2003年两个时期。
通过对上面模型的回归分析，我们可以验证绝对收敛或条件收敛的存在，并测算出收敛速度。最初我们发现，流动人口的增长并不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长产生促进性的推动作用[14]，但是，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发现，人口流动虽然不对整体经济的增长产生推动作用，但却对分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贡献作用，研究显示，回归结果支持1978-1987年期间全国经济增长收敛的结论：在此期间，全国水平的收敛速度大概为3％左右，而东部、中部、西部的收敛速度分别为2％、7.5％、4％左右，这说明，在此期间地区差距在缩小，但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出现了分化现象，人口流动对全国、中部、西部的经济增长是负效应的，这种负效应对中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西部，再次是全国，但是，人口流动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却是正效应的，这说明，在1978-1987年期间，东部地区是我国人口流动的最终受益者。而1996-2003期间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发散的，这说明，不管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都在扩大，扩大的速度都在2％左右。而人口流动的情况与1978-1987年期间类似，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为本地区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这说明此期间东部地区也是人口流动的最大受益者。
如果将没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与存在人口流动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全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会发生有趣的变化，我们将这一结果放在表1中。
数据来源：1.人口流动的1978-1987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1996-1998年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1999-2003年数据来源于http://www.bjinfobank.com/；2.其他变量1978-1998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2003年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显然，不管有无人口流动，1978-1987年期间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收敛的，这说明各地区内部的差距都在进一步缩小。所不同的是，如果没有人口流动，全国水平的经济增长应该以2.1％的速度收敛，但是发生了人口流动以后，收敛速度降低了，只有2.05％的水平。这客观上说明：人口流动对全国的经济增长影响程度达到-2.44％，只不过这种影响对一部分地区来说是促进作用，但对另外一部分地区来说却是抑制作用，从而最终降低了全国和各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速度，反过来说，就是加大了全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异”速度，从而扩大了地区差距。
1978-1987年期间，人口流动对东部和西部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与全国的趋势相同，流动人口对这两个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程度分别为-4.02％和-23.3％，这说明，人口流动也扩大了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差距，从而使这两个地区内部出现了发展不均衡。但是，我们注意到，对中部地区来说，有无流动人口的发生对经济增长收敛速度的影响差别很大，没有流动人口时收敛速度为4.77％，有流动人口时收敛速度为7.78％，有无流动人口的影响程度高达63.1％，显然，人口流动显著地促进了中部地区内部差距缩小的趋势。
1996-2003年期间全国各地区的收敛速度也同样受到了人口流动的影响，此期间，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无论有没有人口流动都是发散的(见表2)，即全国的地区差距在扩大，三大地带内部的差距也在扩大。在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全国和各地区的收敛速度分别为-1.77％、-1.34％(东)、-1.58％(中)、-3.83％(西)，这说明，各地区的差距都在扩大，而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更明显。而在无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全国和各地区的收敛速度分别为-1.63％、-1.60％(东)、-0.57％(中)、-3.16％(西)，显然，中部差距扩大得较慢，而西部差距扩大得最快。
总体来看，在1996-2003年期间，尽管人口流动对中部的经济增长是负效应，但是因为流动人口的存在使得中部的内部差距缩小了；尽管东部的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东部的差距扩大趋势加速了；人口流动对全国和西部的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而且也加速了全国和西部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
我们注意到，东部的发散速度在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减缓了，这说明，尽管在此期间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在逐渐扩大，但是因为有了流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贡献，本地区内部差距的扩大趋势在逐渐缩小，且这种缩小的速度是19.4％。但是，对全国、中部、西部来说，情况显然没有这么乐观。数据显示，不仅全国、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在扩大，而且因为人口流动的影响，这种扩大的趋势在加速。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后的前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条件收敛特征，并且以每年约2％的速度收敛，这段时间从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逐渐缩小，但是，自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日益明显，这段时间经济增长以约1％的速度发散，相应的，地区差距日渐扩大。三大地带间的地区差距与总体差距的趋势基本相同，在1978-1987年期间，东、中、西部内部经济增长也呈现出明显的收敛特征，但是，1996-2003年期间，中国三大地带内部的经济增长却出现了差距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与中国整体经济增长趋于发散的格局几乎一致。这说明：经过26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地区差距、地带差距都在逐渐扩大，国家必须尽早制定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减缓这种扩大的趋势。
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收敛的影响的确存在，事实上，从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分布的差异变化以及对三大地带经济增长时间趋势上的变化，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流动人口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只是这种贡献的趋势是逐渐递减的。我们在对消除异方差后的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贡献效应，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其实对我国的地区收敛影响很大，尽管影响程度和方向不同，但是它为我国地区差距和各地区的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同时，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即吸引更多高层次的人才参与西部建设将有力地促进西部的发展，同时缩小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距。
消除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制度障碍、降低人口迁移的制度成本将极大地增强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贡献程度，当然，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最有效的方法肯定与完善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有关，利用政策导向引导流动人口向“后发地区”流动，将逐渐消除地区差异。因此，尽管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中国的地区差距主要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加快城市化是解决地区差距的最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