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的社层分化与社会流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社会论文,社层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篇：中国社层大分化
改革对中国社会结构最深层的影响，莫过于在社会成员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基础上，出现了社层的全面分化。把握社层分化，有利于我们透视社会结构的组成，弄清改革的依靠力量和当前的主要矛盾。
一、社会分层的新视角
社层是指基于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同一性而形成的巨型社会集团，如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社会分层，是依据一定的同一性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过程。目前，分析社层的方法，主要有这么几种：
阶级分析法。这是一种以经济利益对立为基础的分析方法。革命导师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为依据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种方法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对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性质，分清敌我友，提高被剥削阶级的觉悟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在新的形势下，随着敌对阶级的消亡，党的工作中心由政治斗争转为经济建设，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本身的分化，这一方法的分辨力衰减，已不能正确反映社会成员利益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及其利益矛盾的性质和根源，涵盖不了现阶段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但其方法论仍有指导意义，如当前异质多元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生产中经营上的差异，仍决定着不同职业群体在生产中的地位，财富的分配方式和数量，仍是阶层利益差别的根本性因素。
阶层分析法。这是一种以多元因素为依据的分析方法。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收入、权力、声望、职业、教育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许多社会成员在某些因素上具有类似性或同一性。阶层分析法无法把握阶级对立的实质，但能较为具体地区分同一阶级内不同阶层的特殊利益，诸如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别。对制定改革的操作性政策有直接效用。
利益群体分析法。这是一种基于社会关系某一方面的同一性为依据的分析方法。通常以社会职业分工为主要标准，兼顾其它因素。这一理论认为，在消除了阶级的对抗性后，现阶段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来自于社会分工引起的差别和不平等，劳动分工关系（职业关系、行业关系）成为社会分层的决定性因素。从社会讲，社会分工决定了不同利益群体间劳动方式、分配方式、社会功能、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别；从个人讲，职业是社会成员获得利益的主要来源，职业分工往往决定一个人的经济收入、社会声望、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及各种社会关系，当前人们的各方面差别主要由职业差别所决定的。
身份分析法。这是一种以国家权力因素为依据对社会成员身份进行等级划分的方法。通常以国家政策和一系列相关制度为标准，如以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藉制度、粮食政策，将我国社会成员分为干部、工人、农民三大身份群体。还有诸如所有制身份、社区身份、单位身份、行政身份、阶级身份等。身份分析法不考虑社会自然分化和经济因素，却能揭示国家政治权力和行政力量对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分配和身份界定的特殊作用。
各种分层方法，各有其分辨解释力，可以综合运用，并不相互排斥。
二、改革以来的社会分层状况
改革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分层理论是“两阶级一阶层”阶级结构论，即工人、农民两大基本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这反映了三大社会活动主体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利益上的差别。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国家和社会成员更偏向认同干部（知识分子属技术干部）、工人和农民三个职业身份，并据此推行各项政策和实施行政管理。
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成分和产业结构开始向多元化发展，农民这一中国最庞大的阶级群体出现了分化：(2)农业劳动者，即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来源的纯农户；(2)乡镇企业工人，即亦工亦农者；(3)农民工，即在城市做工仍是农民身份的人；(4)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指自有生产资料或资金的劳动者和经营者；(5)雇工，受雇于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的农民；(6)乡镇企业管理者，指村、乡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厂长、经理、供销员等；(7)农村管理者，指乡村的脱产半脱产干部；(8)农民知识分子，指在农村从事教育、科技、医疗、文化的脑力劳动者。这八大阶层有其特殊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我国工人阶级的构成，按不同所有制划分，有全民企业工人、城镇集体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和个体工商户帮工、外资或混合型企业工人，失业、待业工人。按劳动方式，经济收入、社会声望等综合指标划分，工人阶级已分成管理者、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合同工、临时工、农民工等不同层次。
我们按纯经济收入划分，会发现出现了巨人和侏儒：(2)富裕阶层，年收入在3-5万元，92年全国有430万户，以每户4人计算，约占总人口1.43%。(2)中等阶层，以工薪阶层与广大农民为主，1993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233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21元。(3)贫困阶层，我国人均年收入在300元这一贫困线以下的仍有8000万人，占人口的6.8%。按不同标准和方法，还可有各种分法。
三、社层分化趋势预测
当前的社层分化，还仅仅是开始。如果在改革开放政策不变，没有战争等重大突发因素的前提条件下，下列因素将继续有力地推动社层分化：生产力快速发展，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加大，各种生产资料份额的比例进一步调整，商品经济引发的人员流动加速，职业分工深化，价值取向及思想观念变化。社层分化会出现以下几个趋势：
(2)某些阶层或利益群体将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壮大。适宜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个体工商、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将以其生产效率的优势而充满活力，与之相关的职业阶层也将壮大。这些阶层随着经济实力增长，社会地位也有所上升，在政治上会追求一席之地。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此外，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家阶层也会有较大增长，随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知识分子阶层得到快速补充，自发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农民工进一步增多，随着富裕阶层人数的增多，以食利为主的有闲阶层也会增加。
(2)不同阶层、利益群体间的社会差异将有所扩大。异质多元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生产经营上的差别，使稳定了三十年的两大基本阶级重新分化，原来在经济利益、社会地位方面同质性较强的社会成员，将自发地向经济收入较高的职业群体流动，重新分化组合为不同利益群体。职业群体之间，将因所有制差别、行业差别而拉开利益分配距离。清晰的两个阶级的界限日益模糊，原来较为稳定，简明的社会关系因利益群体的多元而变得更加丰富、复杂。同时将引发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意识形态的整合难度加大。
(3)某些群体间的摩擦、压力将加大。社会成员之间虽然不具有阶级利益的冲突，但非阶级性利益差别日益突出。在利益分化的新格局中，各个利益群体都有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冲动和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求，利益群体之间，利益群体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前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如个体、私营阶层在改革中依靠政策倾斜或利用政策模糊获利最大，在收入与消费上迅速超前，对中、低收入阶层不断传递着经济压力与社会心理压力，使中低收入阶层的不满对立情绪开始滋长，并有转化为政治压力的苗头。先富群体在发挥示范激励功能同时，诱发的贫富两极分化、越轨型致富也成为突出的社会主导型问题。
(4)最终将达到普遍富裕。社会的分化归根结底源于经济利益的分化。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曾提出著名的分配差别“倒U假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别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不少国家的情况证明，在人均国民收入300-500美元阶段，是恶化阶段，然后随着中产阶级的增长，差距开始缩小。我国收入分配正处于这一阵痛期，难以人为跃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阶层经济收入将普遍增加，各阶层、利益群体最终将携手迈上共同富裕之路。
如何协调各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及矛盾，既保护它们的正当权益，地位，又抑制它们的不合理冲动，是当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政府需要研究这些问题，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和法律，调动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积极性，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国家。
下篇：中国社会大流动
改革使中国僵硬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迅速变化。在短短的几年、十几年时间内，满身泥土的农民成了大企业家，无所事事的社会闲散人员变为腰缠万贯的大款，普普通通的小干部成了风度翩翩的总经理……。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各个阶层、各个年龄层次、各个职业群体的人，都在念叨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树挪死，人挪活”这类千年古训，考虑着如何寻觅一个新的职业，以获取更高的收入和地位。流动，已成为与竞争、效率同等的观念，被日益增多的人们所接受；流动，已成为社会生活的新潮。
一、社会流动的理论内涵
社会流动是指个人社会位置的变化或个人社会属性的变化。通常指个人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一种社会集团移向另一种社会集团，或从社会集团内部一个层次移到另一个层次的现象。因为社会关系的空间结构与地理空间关系是紧密联系的，如果地理空间的流动能引起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时，也具有社会流动的意义。而职业地位是个人地位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职业地位改变成为社会流动的标志。
社会流动的功能在于：(2)引起社会性资源的再分配。流动意味着个人社会位置的改变，其目的是改变自己所处位置上的社会性资源的质和量的分布状况，争取自己所期望或应得到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力、职业声望等社会性资源。社会流动从性质上讲是社会成员自发地改变自己社会位置的一种努力与尝试。(2)缓解社会差别的消极影响。社会分层现象是社会分工条件下产生的人们在社会经济利益上的差别的制度化形式。这些差别形成社会层次之间的界限，当这种分层界限相对凝固化，会强化分层的集团意识，社会集团之间的不平等成为社会持续紧张的一个矛盾源。处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在比较利益面前，会产生，积累不满情绪，引发社会隔阂、摩擦，乃至社会冲突。社会流动是个人与社会位置之间的联系非固定化，打破了社层之间的壁垒，使各层次的人员处于不断更新变换的过程中，因而可以减弱分层集团意识，增加改变地位的机会，缓解地位差别造成的冲突，释放社会不公平累积的社会张力。在社会流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地位差别才能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成为对有能力有贡献的人的一种奖赏。
二、受到抑制的社会流动
建国后新的分层秩序是国家通过使用政治和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对消除阶级的不平等、调动劳动人民积极性起了重大作用。在这种分层结构中，政治地位成为影响社会地位的决定性要素，在不断制度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对社会成员获取资源与地位变动的限制。无论是阶级身份还是其它身份都是封闭的。例如，政治成份被冻结了30年，并具有先赋性和难以改变性，子女必须承袭父辈的成份，它对就业、招生、入党、提干、参军、通婚等每一个人生的关键处都发挥着决定性影响。社区身份（农民、居民），所有制身份（全民、集体、个体），人事身份（工人、干部），单位身份（事业、企业），行政身份（厅级、处级），被户籍制度、人事制度、福利制度等一系列国家的政治制度与行政管理手段所阻隔，个人的社会位置往往是国家直接分配的，而不是个人选择的，个人流动的机会极小，难度很大。即使有，也是强制性的政策性流动，如干部下放、工人回乡、知青下乡等，这种社会流动终因非自愿性而夭折。社会流动政治性与封闭性特征，产生的负功能是：(2)价值导向扭曲。由于影响社会地位的其它因素弱化，政治权力上升为决定性因素，客观上诱导人们把主要精力投向政治，将追求权力作为地位升迁的主要动力，刺激有才华的社会成员纷纷投入政治活动，把走“红路”作为阳关大道。而从事经济和知识创新活动的积极性逐步降低。(2)公平竞争受抑。在社会分层结构刚性而无弹力的状况下，社会差别往往是由许多先赋因素或非自身因素造成的。出身于农民阶层的青年人，既无法改变农村人的身份，也无法改变家庭贫瘠的社会性资源状况，在还没有施展才能参与社会竞争之前就处于劣势地位。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被先赋性因素与外在强制性力量冻结住，最终窒息了许多社会成员向上的活力，社会损失了许多人才。(3)社会压力加大。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生存的机会具有“马太效应”。越是处于社会上层的阶层成员，生活的选择机会越多，生活质量越高，生活得越轻松。反之，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成员，不仅物质生活匮乏，生活发展机会也较少，并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各种类型的压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这就埋下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社会流动闸门开启
社会流动紧闭的闸门，是依次被突破的，社会流动浪潮的第一波是从禁锢最深的农村开始的。实行土地承包制后的农民，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利和离开土地的自由。在人多地少，农本上升，效益下降的压力下，在城市比较利益的吸收下，纷纷离乡背井，涌入城市寻求更美好的生活。第二波是从城市的底层阶层开始的。没有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出于谋生的需要，在商品经济大潮裹挟下，纷纷加入个体、私营行业，借政策倾斜迅速致富。第三波是从公有制内部涌动的。一些不愿吃大锅饭，不甘于平庸生活，又有一定能力和胆量的“公家人”，纷纷作“孔雀东南飞”（指到深圳、海南），或跃入商品经济大海。三波过后，流动者成功的示范效应扩散，更多的人受到启示，开始对人生重新定位，希望通过变换新的职业或找第二职业带来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变化。随之，社会流动渠道加宽，流量加大，流速加快。这一切是在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以往禁锢流动的制度与政策调整了，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劳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农民进城政策，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等等，都作了有利于流动的调整，政策性因素是促进我国社会流动的决定因素。
当前，社会流动的特点是：(2)经济因素上升为流动的主要因素。社会分层由权力分层转向市场分层，出现了政治评价体系与利益评价体系并存的双重格局，人们衡量社会位置的价值标准开始由权本位这一端向钱本位另一端移动，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成为强有力的双重因素激励人们奋斗。社会精英流向出现多样化，由单一流向政治领域到分流到经济领域和其它领域。(2)出现了地位不一致现象。即用不同指标指示出的社会位置产生错位。我国原来同一身份群体的诸因素相对吻合，在占有权力、收入、声望等社会性资源方面，干部群体最多，工人群体次之，农民群体最少。现在这一格局被打破，新崛起的利益群体，象个体、私营、乡镇企业管理者、三资企业雇员，乃至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行业的一般成员，经济收入已大大超过干部群体，职业声望也不断上升。权力与收入、权力与声望，收入与声望出现了不一致甚至相悖。这使原来较优越的干部群体产生失落感并出现分化，有的人脱离这一群体，从官场流向市场。人们对所有制身份，社区身份、单位身份、行政身份等身份等级开始淡化，出现了从体制内向体制外，从农村向城市，从内地到沿海，从国内到国外的流动趋向。(3)流动中出现无序与越轨。现在的流动以自发为主，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农村剩余劳力自发地涌向大城市，形成一年一度的民工潮，给交通带来压力，给城市带来困难。国有企业花巨大成本培养的科技、管理人才，被非国有企业以极低代价挖走，科技秘密随之流失，削弱国有企业竞争力。尤其是相当部分的社会成员，为获取更多财富和改变自身地位，采取了各种越轨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越轨性流动。
四、社会流动的因素与机制
从宏观角度看，一个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这一大背景下，社会分工创造出大量职业，给社会流动提供了结构性位置。中国社会流动的结构性因素有：(2)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使社会成员向个体、私营、外资、乡镇企业这些阶层流动的机会相对增加。(2)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第三产业快速增长，促进了与之有关的行业发展。(3)教育结构变化，高等院校、中专技校大量增加，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受到高等、中等教育训练，提高了他们流动的能力与机会，增加了流动的普遍性与均等性。从微观角度看决定个人流动的主要因素有：(2)个人受教育状况。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受到知识、技能训练的程度，是用人单位选择人才的主要依据，文凭成为个人谋取较好职业，进入较高社会层次的通行证。(2)家庭背景。在个人发展中，父母的经济、社会地位起着重要作用。父母除了传给子女身份之外，还通过潜移默化的社会化形式，铸成孩子的报负和成就动机，在子女步入社会时，持续地提供金钱、物资、机会、关系等社会性资源，这一因素在我国尤为突出，青年人竞争变相成了父母之间的竞争和家庭资源的相互较量。(3)个人素质、能力。现代社会中的任何组织，要想在事业上发展，必需要吸纳真正的人才。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在公平竞争条件下是决定性因素。(4)个人主观选择。个人的志向抱负大小，成就动机高低，直接影响流动的愿望，是社会流动的主观性因素。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与开放度加大，社会为个人发展创造的空间越来越大，社会流动频率会加快，整个社会将充满活力。但我们的社会中阶层差别、社会差别还无法消失，一个完全依靠竞争机制筛选人才的环境还未形成，社会中还存在制度的、观念的扭曲力量，社会急待建立这样的社会流动机制，保证社会流动有序进行。(2)教育筛选机制。教育系统可以创造机会均等的条件，让各阶层子女都能得到与他们才能、志向相宜的训练，使他们能在公平的基础上竞争，让受过系统教育者承担重要的工作与获得相应待遇。(2)人事筛选机制。这是一种不以身份论英雄，而以能力选人才的机制。它打破所有制界限、身份界限、单位界限、社区界限，父母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在这里既不起助力作用，也不起阻力作用，选择人才是依据个人自身的品质、知识、技能、兴趣、成就。(3)市场筛选机制。这种机制使任何社会位置所提供的流动机会向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开放，而不是只向其中一部分人开放，使竞争规则变得公平合理，它按照人们固有的才能和付出的努力进行归类分层，把对社会有贡献者推向社会上层，使之获得相应的权力、财富或声望。(4)政策筛选机制。这是一种宏观调控机制，它可以调控竞争成功者的报酬和失败者的代价，以免两极过度分化；它可以抑制、惩罚越轨性社会流动使越轨者难以取得成功；提倡、奖励在符合社会规范的前提下的合理流动；它可以对社会流动的趋向进行引导，如老少边远地区需要大量人才，有大量空缺位置，它可以倡导理想、信念、奉献、牺牲等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因素，激励社会优秀分子在实现自身价值时为社会作贡献。
最后，我愿以一位社会学家的话作为结束语：一个社会要想进步，就必须具有某种途径，使出身低微而才智过人者能够替换那些出身高贵而才疏学浅者。①
注释：
①（美）戴维·波普洛《社会学》（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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