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教科书论文,近代论文,国语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2-0141-09
1.经学教育与修身教育：旧资源的新诠释
受甲午战争的刺激，中国掀起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清政府派出官方考察队伍东渡扶桑，全面的考察日本社会，对于教育的注意力尤大。访察日本教育的结果促使政界、教育界模仿日本教育体系，以经学教育为核心修正中国教育体制结构，改革中国教育。
光绪辛丑年(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清廷，即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在第一份奏折中他们就发表了很多对教育的看法，认为近邻日本“无论大小学堂，皆有讲国教一门”，“日本之教科，名曰伦理科，所讲皆人伦道德之事，其大义皆本五经四书。”所以他们拟定“改章大旨，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① 早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奏设大同译书局的时候，也非常谨慎地上奏清政府：“六经如日中天，字字皆实，凡在学生皆当全读，既无糟粕之可言，则全体精华何劳撮录”，所以他提出，“将经学一门提出不在编译之列”。②
二十世纪初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中，深刻体现了学习日本的结果和不废经书的宗旨。
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小学堂教授科目包括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文学等科。修身要求以古人之嘉言颐行培养儿童约束平和之规矩，摘讲朱子《小学》、刘忠介《人谱》和各种图说、诗歌。所读所讲之经则定为《孝经》、《四书》和《礼记》节本。高等小学堂修身要讲“四书”要义，读经讲经定为《诗经》、《书经》、《易经》和《仪礼》一篇。中学堂的修身摘讲陈宏谋五种遗规：《养正遗规》、《训俗遗规》、《教女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以及有益风化之古诗歌。读经讲经要讲读《春秋左转》和《周礼》。中国文字和文学主要是识字并讲解经史子集中的平易雅训之文。
可见晚清时期，读经与修身是官方规定的承担道德教育重任的两种科目，“前者所以严古尊圣，而后者所以达用适时”③。严复就曾建议过，将嘉言懿行另列修身课本中，与读经分为两事。修身科比之经书较为简单易懂，易被儿童吸收，所以渐渐承担起了道德引导的历史重任。有关读经的教本在道德教育方面开始向修身教育体例靠拢。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为它出版的一种高等小学经训教科书作广告，说：“我国道德之书，莫备于经。特陈义过高，幼年骤难领解。本书采取群经中合于日常须知之道德，分对己、对家、对群三大纲，讲经义各按德目依类列入；另撰教授法，纯用通行官话。教员按书讲授，兴趣横生。”④ 而商务印书馆为它出版的另外一种经训教科书和教授法做简介，该书为林万里等编，教科书和教授法各四册，介绍词说：“本书采取群经中合于日常须知之道德者，悉心编辑，内容分对己、对家、对群三大纲，而将经义各按德目依类列入”。⑤ 其中这“对己、对家、对群三大纲”，就是晚清修身教科书中最通行的内容体例。经学教育的内容只能在知识体系的规范转型过程中改变自身存在的形式。修身教科书实际上是以经书为本，讲授人伦道理。对修身教科书的选用，清政府是有相关规定的。1902年京师大学堂编书处成立时，对修身伦理课本的编纂，“拟分编修身为一书，伦理为一书，均略取朱子小学体例分类编纂。”⑥ 当然，此时在中国的一些学堂中，已经开始使用新式的修身教科书。1903年京师大学堂颁布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其中有教育改良会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修身教科书》；〔日〕元良勇次郎著、广智书局本《中等教育伦理学》；还有〔日〕井上哲次郎著、樊炳清译、江楚编译局本《伦理教科书》等。这些修身教科书显然不再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教本。可见在20世纪初，中国已经有学堂开始采用近代意义上的修身教科书。
“修身”科目的出现，为经学教育带来规范化、普及化的好处。但是，正是修身科这种道德教育和价值观念教育的新形式，多少使得“读经讲经”科面临了一丝尴尬。所以，在20世纪初，经学教育也开始为旧酒寻找新瓶子。最著名的例子要数刘师培所编《经学教科书》和《伦理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写于1905年前后，《经学教科书》是试图以教科书的形式进行读经教育。《伦理学教科书》则希望以教育造就“完全的个人”和“完全的社会”。在这些概念中，传统儒家修身观念的影响、“修齐治平”的理想仍然十分浓重；即使是理想社会的状态，也不脱“仁爱”影子。所以，已有论者认为刘师培的社会理想只是刚刚脱离传统儒家“天下观念”束缚的未定型状态，⑦ 确有道理。
在一些售卖新式教科书的书局中，也开始出现“经学教科书”这样的新事物。比如乐群书局就出售《孝经课本》、《节读分课经书》以及它的配套教本《节读分课经书教案》。文明书局出版《经训修身教科书》。可说是经学教育以修身为容身之地的典型。南洋官书局出版过《孝经便蒙课本》和《绘图四书便蒙课本》，这些都表明孝的教育是修身教科书刚出现时的重要教育内容。清末收藏于涵芬楼的经训教科书就有17种59册之多。而晚清各种发行新式教科书机构的书目中，“修身”类不仅包括以“修身教科书”、“修身教授书”命名的新教本，也包括一些传统经学教育的内容。例如中国图书公司的《大字四书》，南洋官书局的《节本礼记》，千倾堂出售的《绘图礼记节本》，以蒙学教育为主要出版方向的彪蒙书室，出版发行的教科书中包括《四书白话解》、《四书新体读本》和《绘图大学新体课本》、《绘图孝经新体课本》、《绘图中庸新体课本》、《绘图论语新体课本》、《绘图孟子新体课本》、《图画四书白话释》、《初级普通经学读本》等等，这种改良形式说明了经学教育主动投向“修身”教育的羽翼之下。而到1906年学部设立编译图书局之时，“编书课”下面按照奏定学堂章程设置了8个股，“经学修身”为一股。⑧
可见经学教育在晚清确实有了形式上的变化，试图以教科书这种新结构承载经学教育的知识体系，并已经表现出制度融合的趋势。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新教育改革更加凸现了经学教育所受到的价值观威胁。“浙东三杰”之一，宋恕在戊戌年的日记中这样认为：“日本学制以《诗》、《书》、《易》、《春秋》诸经及孟、荀、老、庄诸子列大学，而其中学校修身一课则用《孝经》、《论语》，小学校修身一课则用浅语编书以教孝弟忠信。今我神州学校之议渐兴，窃谓无论创开何种学校，皆宜师日本制，冠以修身一课，专置修身学教授，斯振儒学之要务也！”⑨ 表现出的是呼唤经学教育的态度。在文化教育机构中，也有公然表示蔑视官方经学态度的情况。1904年1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一次会议上，“编译所讨论清廷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布之《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该章程规定每周读经十二小时，中国文字四小时等。夏瑞芳欲从之，以此为标准编订教科书。而先生、高梦旦、蒋维乔与长尾、小谷均认为‘新定章程所定小学科全然谬戾，不合教育公理’，不愿遵办。”⑩ 这已经是从体制上反抗经学教育的姿态。
教育界人士诸如庄俞等人也表示反对，认为地方上没有必要都设存古学堂，小学堂里读经是十分有害的。(11)《教育杂志》顾实文章对小学堂读经做出指责。(12) 民国建立不久的1913年，地方上也有读经的争议发生，从而引起了教育部对于读经问题的重视。(13) 就是在清末，对于读经问题也进行过制度层面的争论。宣统三年(1911年)，学部开中央教育会，选派京外教育人员，讨论教育事项，其中的重大议案就包括“废止小学读经”一条。但是，“以旧派人员多数持反对态度，未能通过”，而在这新旧意见的相持中，“即可以见教育上促进之潮流也。”(14)
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经过政权的变易，确立了初等教育“废止读经”的法令。民国甫立，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新教育的意见，意图扭转旧文化对于国民的戕害，开创共和制度下的新教育格局。蔡元培以近代化的国家观念和哲学素养，把教育区别为隶属于政治者和超乎政治者，认为前者为专制时代的教育，共和时代应该有超然于政治的教育。在他为民国教育所设计的五大宗旨中，德育的任务主要落在了修身科上。(15)
具有开新意义的“共和国教科书”，随着新制度的建立很快编纂出版。它的“修身教科书”中，第一课就是“道德”，课文说：“人为万物之灵，非徒持智力之卓绝也，又必持道德为维系焉。世界日益进化，物质之文明益发达，则道德之关系益重大。故人生世界中，对于己、对于人、对于家、对于国、对于世界，对于万物，均有应尽之职务。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盖世界者，为道德所维系之世界也，为学者首宜注意于此。’”
教授书中提示教员，本科的教学目的是“启发学生道德思想，使于立身行事时，无论对内对外，常以道德为主旨。”教科书对于学生的道德要求，反映在课文的题目中，内容异常丰富。从私德方面来讲例如：求己、自助、不畏难、循序、专一、励志、自省、韬晦、戒贪、貯蓄、节用、节饮食、慎言、隐恶、守信、正直、不拾遗、惜阴、存诚、缜密、卫生、勤勉、储蓄、立志、习惯、规则、名誉、戒迁延、安贫、戒荒嬉、戒赌博、廉介、知足、进取、坚忍、决断、戒轻薄、戒吝、度量、宽容、义勇、行恕、仁厚、守信、谦逊、忠烈、果敢等。推及公德则大致包括了对他人乃至对国家等方面的内容，例如：孝道、友爱、爱敬、交际、念旧、高义、报德、扶弱、救恤、慈善、公益、自由、平和、爱众、人道、爱生物、孝道、侍疾、友爱、祖先、睦族邻、知人、择交、商业道德、博爱、济众、爱生物、义勇、公益、公德、合群、教育、纳税、守法、爱国、壮勇、报国、国民义务、人权、人格、国际道德、中华民国。(16)
蔡元培在留学德国期间编著完善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也于民国元年(1912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在例言中说明该书的编写原则和宗旨：“本书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教科书上篇包括修己、家族、社会和国家四章，下篇设计了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和德论四章。(17) 引人注意的是，蔡元培的道德教育确实脱开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理念，加入了“社会”这个现代性元素，这正是传统时代道德教育所缺乏的，也是中国走向近代、进行国民教育所必须具备的意识。
废除经学教育的制度保障在民国元年1月教育部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结束了经学教育的制度化历程，这对于中国近代教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清末开始，经学教育已经表现出和修身教育的知识融合倾向。商务印书馆清末出版过一批销量很好的教科书，其中有两种：《高等小学经训教科书》和《经训教授法》，林万里等编，每种四册。在商务的教科书广告中这样介绍其内容：“本书采取群经中合于日常须知之道德者，悉心编辑，内容分对己、对家、对群三大纲，而将经义各按德目依类列入……”显然，这和同时期修身教科书相比，从编排方法到内容取材都比较接近。同一时期的新式书局中，也常常将销量较好的教科书和经学类教科书一同销售。商务印书馆的乐群书局，既售卖各种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等教科书、也有《节读分课经书》、《节读分课经书教案》和《孝经课本》。科学图书社也是既销售学部颁行的修身、国文、算术等教科书，也出售南洋官书局的《孝经便蒙课本》，尤其有文明书局出版的一种《经训修身教科书》，现在虽然看不到原书，但从书名可以推测出新旧两种知识系统的关联和转化。(18) 这种靠近，都似乎说明了经学教育在向新知识体系做出妥协，新旧道德教育正在转型、转化过程中。
民国建立之后，经学教育争论的再现，多伴随了政治复辟的沉渣泛起；经学教育在思想界、教育界的纠葛渐渐离开了价值判断域限，表现为经学教育与国语文教育的冲突。在这一点上，正如葛兆光所分析的，近代以来“不再把修养和道德作为教育中心，而把类似西洋的科学技术作为中心，开始效仿西洋知识教育的方式，这里直接带来的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后果之一，却是传统知识系统的最后崩溃和瓦解。”(19) 国文教育的改革正是在知识史的意义上完成了传统知识系统的崩溃和瓦解，加速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消解。
2.经学教育与国语文教育：新知识送走了旧观念
清末民初这个转折时代，经学教育之所以成为突出的公共问题，在文化层面的原因，概而言之是由于道德体系的转型。正如1922年梁启超写成《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一文，他指出，道德公准应该有三条：永久的、适用于古今的；周遍的、没有内部冲突的；对等的、不论长幼贵贱男女的。他以这三条为标准，批评传统时代的伦理观念，也批评民初修身教科书中的道德教育。(20) 事实上这正说明了带有传统道德教育意味的修身教育，已经不能够代表未来道德教育的发展方向。
民国之后，废除经学教育已经被社会发展潮流证明为大势所趋。1915年蔡元培受北京教育部委托，向在巴拿马举行的万国博览会提交论题：《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指出教育脱离宗教是教育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废科举而设学校，且学校之中，初有读经一科，而后乃废去，亦自千九百年以来积渐实行，亦教育界进步之一端也。”(21) 经学教育的废除，含有道德教育转型的作用和意义。而道德转型的实现，一定意义上说，是靠知识结构的转型实现的。在民国，最重要的知识转型就是前述经学教育的废除和国语教育的兴起。
(1)教科书的语言问题
如前所述，经学教育的没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发生。1902年严复在《外交报》上发表《论教育书》，已经认为“学生未进中学之前，旧学功课，十当处九，即都不事，亦无不可”，也就是说，小学生可以不必学习旧学功课；只是到了中学阶段，“能搦管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22) 也就是说，20世纪初的思想家已经认识到经学教育不适合儿童智力，应该改变这种教育状况。但是，经学教育的废除不可能一纸政令便一蹴而就，在没有消弭净尽的经学教育和国语文教育之间，存在着知识史的冲突。只有新的语言和知识体系才最终强有力地摧毁经学教育系统的堡垒。
经学教育与国语文教育的纷争，主要开始于国文教学中语言改革的问题上。换个说法，这个时期的经学教育争论隐隐地表现在了新文化的冲击中文言与白话之争当中。
对于中国语言和文字问题的思考，在晚清时期就不乏其人。劳乃宣、王照等晚清官员、学者都曾关注于此，编著注音字母；清政府对官话教学的重视也是有据可查。据当时教育界人士指出，清政府曾拟定将于宣统三年颁行官话课本，宣统五年时中小学堂皆学官话。(23) 当然这个预备立宪时期的法令是无法实现的，但至少说明晚清时期语言和文字的统一问题，就已经引起了教育界和中央政府的重视。
民元前后，音标文字运动演进成为读音注音运动，但胡适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纸上的读音统一运动”，所以当时“虽然有小学国文教科书改用国语的议论，但古文学的权威未倒，白话文学的价值未得一般文人的承认，他们的议论是和前一期的拼音文字运动同样的无力量的。”(24) 国语教科书的出现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而一旦政府令下，1920年，教育部规定了国民学校一二年级改用国语，按照旧制编辑的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供第一第二学年用的一律作废；供第三学年用的准用至1921年；到了1925年，高等小学的教科书也都改成了国语，胡适评论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25)
民初的临时教育会上就有人提议初等小学应该教国语，不应该教国文，因此首先要统一国语。此后语言改革的讨论一直在继续。直到1920年前后形成为国语运动。统一国语已经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而成为表现中国国民素质、影响民族前途和中国国运的问题。各界学者、民间团体和北洋政府都对国语问题给予充分重视。在白话文正式走入教科书之前，一些教育家已经先行在各省开始了白话文教学试验。1915年由俞子夷发起，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私下使用白话文自编教材，油印教低年级小学生；1917年，吴研因主办江苏省立一师附小的时候，实现了初小各科均使用白话，高小语文之外的各科也用白话教学。北洋政府教育部部长张一麐和黎锦熙等人都提倡国语，主张用白话文教小学生。在教育界人士的推动下，1917年黎锦熙牵头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教育联合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建议北洋教育部把小学“国文”改为“国语”。由于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国语教科书最终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正式承认。
教科书语言的重要性，正如1917年蔡元培发起国语研究会时，呈请教育部立案的呈文中指出的：“吾国今日欲图教育之普及，必自改良教科书始；欲改良教科书，必自改革今日教科书之文体，而专用寻常语言入文始”。(26) 对于国语教育方式的思考启动了整理传统教育、改造古文教育的闸门。
刚刚就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于1912年4月曾经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蔡总长：是否会保全吾国经史旧学，蔡元培回答：“旧学自应保全。惟经学不另立为一科，如《诗经》应归入文科，《尚书》、《左传》应归入史科也。”(27) 这种指导思想意味着经学的知识体系将被肢解，化入新的分科体系和知识结构中，由此，经学的意识形态作用必然会被淡化。
所以，民初中小学教育废除读经的法令，还有对经学教育的总宗旨，都说明一方面经学教育的意识形态作用在淡化中，同时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经学教育也在分解中，这样两种趋势使得经学教育越来越失去生存根基，一步步远离时代文化中心。文学和历史分担了经学教育的责任。而新文化对于文学的改革，推出了国语这样一个新教科，国语教学浪潮的迅猛之势极大冲击了对于旧意识形态有建构作用的旧知识体系，从而加速了经学教育在时代浪潮中退却。
(2)新文化与国语教科书
新文化运动为中国语言文学吹来一股革故鼎新之风。新文化的将领们用文学革命作为先遣，发动了一场改革意识形态和国民性的大工程。他们对于教科书改革当然抱有关注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只有文学革命才能帮助中国人树立科学意识，所以当务之急是言文一致，这是新文化者们思考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学校课本宜如何编纂、自修书籍宜如何厘定、此皆今日所急应研究者也。”(28)
他们对于国语改革和国语教科书的编纂都提出了不少意见，对于文体过度、知识结构转型和意识形态改造作出了了不起的实绩。
早期有学者对于“古文”提出新看法，1917年，《新青年》三卷五号发表了沈藻墀写给钱玄同的文章，指出“古文”这个词不通，认为可仿西文分法，分为论文、描写、记述、辩论等类。还有学者撰长文批判国文教科书之无用，“其所哓哓焉经日喋喋于儿童之前者，仅一国文耳”，然而儿童从国文教材中不过学到一些经义策论和古奥的说明文之类。改革的办法，“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再求普及。从学校教育方面着想，“进行的方法，在于一律用国语编纂中小学校的教科书。”“编纂国语教科书，并不是把现有的教科书翻成国语就可完事的。第一件要事在于选用教科的材料。……小学教材应该多取小说中的材料。”“先提倡白话文学，究竟是根本的进行方法。没有新文学，连教科书都不容易编纂！”(29) 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对于教科书编纂的影响。
胡适针对黄觉僧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文学革新意，认为“现在中国人是否该用白话作文学，这是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学堂里是否该用国语作教科书，这又是一个问题。如果用了国语作教科书，古文的文学应该占一个什么地位，这又是一个问题……”胡适对于这些“问题”，明确提出了自己的7条主张，其中涉及学校教育与教科书的有如下几点：
1.现在的一切教科书，自国民学校到大学，都该用国语编成。
2.国民学校全习国语，不用“古文”。(“古文”指说不出、听不懂的死文字)
3.高等小学除国语读本之外，另加一两点钟的“古文”。
4.中学堂“古文”与“国语”平等，但除“古文”一科外，别的教科书都用国语的。(30)
可以说，北洋政府对于国语教科书的肯定，是新文化同仁推动的结果。国语教科书无疑带有了新文化的印痕，是新文化吹拂下生长起来的新芽。正如文学革命末期成仿吾所认识到的：“我们的新文学，至少应当有以下的三种使命：一，对于时代的使命，二，对于国语的使命；三，文学本身的使命”。(31) 同样在1920年代《教育杂志》上大号字刊登出蔡元培的语录，回答“为什么要学国语”的问题：“蔡孑民先生说：‘国语的应用有三：求智识、谋职业和服务社会。’”(32) 这三个使命、三种应用，恰说明了国语革命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意义。
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国语教科书是庄适编纂、黎锦熙等校订，商务印书馆1919年8月出版的《新体国语教科书》。1920年，教育部通令国民学校全用国语教授，高小国文和国语相参和，商务印书馆又很快编新了“新法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就是国语运动大潮推动的结果。(33)“新法教科书”有高梦旦、庄俞、吴研因、傅运森、庄适、凌昌焕和骆师曾等人参加编校，包括国文、国语、修身、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英文法、体操及师范类教科书若干种。这一系列教科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在语言使用上突破了文言窠臼，以明白易懂的白话文入教本。这套教科书也是第一套国文和国语同时出版、用于教学的教科书。
早期的国文课文和国语课文是混编的，教科书以“国文”为名，其中收录课文以文言文为主，兼有语体文。比如20世纪20年代初的一种《新法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共38课，第1课至第34课均为文言文，后4课目录中特意注明：〔语体文〕。(34) 这种情况到三、四十年代时还存在。如1938年出版的一种《初中国文》，该教科书“所选材料，语体与文言之比例，第一年为语七文三；第二年为语六文四；第三年则语文各半。”(35) 所选课文自然有文言文、也有白话文。同样是在1920年代初，当国语教学走向制度化之时，商务印书馆立刻配合教学，出版了“新学制教科书”。在其中一种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中，编辑者们声明，该教科书按照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学程起草委员会所定国语课程纲要编辑，“本书第一二册文言文占十分之三；第三四册文言文占十分之五；第五六册文言文占十分之七。这样配置，要是与小学及高级中学相衔接”；“本书第一二册酌采语文对译方法以便语文过渡。”(36)
在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1920年代前半期，国语教科书也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影响。或者说，国语教育的改革和新文化运动所探索的主旨，有着相交叉的问题域。比如1920年代初，研究国文教学的教育专家吴研因，他参与编写了多种国文和国语教科书，撰写过很多种教学法著作。在一篇《小学国语教学法概要》的文章中，他专门列出两个国语教科书在教学内容方面的问题：注音字母要先教与否的问题和教材是否可用神话的问题。(37) 显然，这两个问题都不是特属国语教育方面的，一个是新文学运动过程中近代汉字改革所涉及到的问题；另一个涉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转向：民俗歌谣神话研究等问题。所以说，国语教科书在选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乃着各种细节问题上，都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
笔者在翻阅北京师范大学馆藏近代教科书的过程中，在一种教科书里发现夹有一页课程表，学生笔迹，用铅笔写在半张日历后，日历时间是1930年10月19日。大致可以说，所列课程是1930年以后不远几年内的学校课程安排。从科目来看，应该是某地普通中学的课程。课表从星期一到星期日都排有课程，每天七节课，上午三节、下午四节。课表抄录如下：
星期一 英文 公民 国文 算术 地理 卫生 三民
星期二 算术 国语 作文 理科 商业 历史 国文
星期三 大字 地理 商业 英文 算术 卫生 三民
星期四 历史 理科 国语 公民 作文 国文 国语
星期五 地理 美术 三民 英文 作文 算术 卫生
星期六 算术国文商业 英文
星期日国文 国语 英文
从这个课程表中可以看出，国文和国语是并列的两个科目，一周内国文课有5节，国语课有4节。国文课的课时量和算术、英文一样，是最多的科目之一，另外还有3节作文，1节大字。可见这一时期国语教育的重要性。
一方面是语体的变化，同时也有编选内容的变化，促成了知识体系的转变，现代意识也由此灌输入儿童脑中。我们来看大致同一时期国文和国语教科书的选文特点。国文教科书以1933年出版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为例，该书全6册，第一册共40课，现将前20课课文题目和作者列下：
1.《画家》，周作人；2.《秋夜》，鲁迅；3.《笑》，冰心；4.《自然的微笑》，大白；5.《秃的梧桐》，绿漪；6.《梧桐》，李渔；7.《红叶》，M D；8.《菊海》，张岱；9.《红海上的一幕》，孙福熙；10.《小洋》，王思任；11.《蓬莱岛》，镜花缘；12.《李龙眠画罗汉记》，黄淳耀；13.《核工记》，宋起凤；14.《记游》，朱自清；15.《欧游心影录楔子》，梁启超；16.《小石潭记》，柳宗元；17.《大明湖》，老残游记；18.《慰冰湖畔》，冰心；19.《没有秋虫的地方》，叶绍钧；20.《满井游记》，袁宏道。(38)
国语教科书以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初小国语教科书》为例，该书第七册也是一共40课，现将前20课的题目列下：
1.《小侦探》；2.《四种甚么东西》；3.《书里的蠹鱼》；4.《惊人的新闻》；5.《你莫忘记九一八》；6.《光饼的由来》；7.《月饼的由来》；8.《月亮的四副面孔》；9.《月宫游记》；10.《十月十日》；11.《伦敦难》(一)；12.《伦敦难》(二)；13.《伦敦难》(三)；14.《伦敦难》(四)；15.《一双手》；16.《谁的帽子有价值》；17.《谁的衣服最美丽》；18.《谁的发明有利益》；19.《我的名字叫甚么》；20.《勇敢的陈英士》。(39)
比较国文和国语教科书的目录，可以得出直观的感受，国文教科书所选的课文是古今作家的美文，有文言文有白话；国语教科书则是完全以白话文的形式包容叙述、论说等文体，语言风格显然不同于前者。30年代以后的语文教育又增加了作文、说话等课目，例如有《复兴说话教本》等教科书。这些都说明国语教育和国文教育在更细致的层面上齐头并进，语文教育更加丰富，白话文在教科书中有了一席之地。有关孙中山伦敦蒙难、发明、革命英雄的话题，这是旧体文章所不能容纳的思想内容。所以，语体的变化不仅仅是形式转化，更是文化和意识的近代化。可以想象，当教科书中选入郑振铎译高尔基的《海燕》，选入郭沫若、徐志摩、俞平伯等人的新诗，选入周作人介绍日本新村的文章时，学生从中领会到的必然就不会是文言经典作品中传达出的意识。
3.结论
由上可以看出，学术转型和现代学术体系建立所形成的分科系统，造成了知识体系的重组。对于文化传承影响极大的语文教科书在知识体系上越来越远离经学教育体系；换句话说，经学体系在强大的知识重组过程中，一方面其价值意义被淡化消解，另一方面其部分内容作为新知识建构的一种成分继续传承。这一部分就是转折时代经学教育的生长空间。同时，作为旧价值经学教育也不可能轻易退却，所以，关于价值观的纠葛从晚清到整个民国期间都在进行，也就是对于经学教育的争论。
葛兆光曾从思想史的脉络中发现经学的“出位之思”，说明经典解释的知识资源边界开放对整个中国思想界带来的巨变(40)。这里想要说明的是，或许经学的边缘化与“出位”，都正是知识与价值在近代时期分离的结果和表现。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必然是过渡时期的意识与文化形态特征。
而对于这个问题，19世纪30年代傅斯年已经有了思考。他分析“教育崩溃的主要原因”，首要在于“学校教育仍不脱士大夫教育的意味”。他说，“我不知道今之主张读经者，为的是充实国文或是充实道德力量？如欲以读经充实国文，是最费力气不讨好的；如欲以之充实道德力量，还要先有个时代哲学在。不过据六经造这时代哲学，在现在又是办不到的事了。”(41) 经学教育在近代的纷争真实地反映了知识与价值分离的历史变迁。一方面，经学的知识内涵被纳入到诸如历史、国文等学科为主的近代知识体系当中；它的价值意义则以消解、变形的状态存在。或许这也是近代知识体系建立时期的特点和尴尬。
事实上，民国时人已经从知识变迁历程中看出了近似的规律。
1930年代末，有语文研究者总结清末至民国时期语文教育的特点，描述了30多年间语文教科书的发展，从中可见经学影响与国语文教育的变迁历程。他说，30年来“国文科教材之选取标准已历有不同。大抵当学校首创之时，中等学校之国文读物，仍不脱经义策论之流；部章仍以读经为主，而教章兼采《古文观止》及《东莱博议》等。坊间所出学校适用之教科书如《中学国文读本》(林纾编)及《中学国文教科书》(吴曾祺编)等，其选文标准，亦不脱《古文辞类纂》之范围。……民元以后，部章废止读经，学校课本复见新出，《中学国文教科书》(刘法曾姚汉章编)及《国文评注读本》(许国英编)其最流行者也。虽由姚选标准进而采曾选标准，然究其内容，毕竟不出唐宋八大家之旧观念也。”(42) 这种状况就在民国6、7年间文学革命运动兴起而改变，西洋文学、新文艺、白话文成为潮流，兼有“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风”，所以，经学教育不得不在“国故”意义上被纳入新知识体系中。
无论如何，近代教育体系就是靠着这样的支撑建立起来了，课程与教学的变化，真切地反映出传统文化传播体系的崩溃和新教育模式的形成。修身科目与经学教育的并立，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经学教育的独尊地位；而国语文教育的浪潮又在知识系统内部分解了经学教育的知识结构。近代教育就这样告别了传统，走出了传统经学教育所支撑的知识体系，展现出新的发展路径。
注释：
①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8辑，47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②《梁启超奏译书局事务折》，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湖北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30页。
③严复：《与熊纯如书》第十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15页。
④姚祖义编纂、金为校订，《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4年初版，1910年第22版，卷一封三广告。
⑤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74页。
⑥《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章程》(1902年)，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3年，第207页。
⑦张灏：《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时代》，陈弱水、王汎森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思想与学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10页。
⑧杨维新：《清末学部编译图书局略考》，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湖北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23页。
⑨胡珠生主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942页。
⑩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8页，1904年1月30日条。“先生”即指张元济，“长尾”、“小谷”指20世纪初商务与日本合资时期日方专家长尾桢太郎和小谷重。
(11)庄俞：《论各省可不设存古学堂》，何劲：《说两等小学读经讲经科之害》，《教育杂志》，1911年5月8日。
(12)例如顾实：《论小学堂读经之谬》，《教育杂志》1909年5月、6月。
(13)《粤教育界争存读经》，《教育部对于小学读经之批文》，《教育杂志》1913年6月、10月。
(14)袁希涛：《五十年来中国之初等教育》，史量才编：《最近之五十年》，商务印书馆，1922年。
(15)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页。
(16)庄庆祥编，庄俞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教授法》(高等小学校)，第一册第一课，商务印书馆，1913年。
(17)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18)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74、379、588页。
(1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05页。
(20)梁启超：《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饮冰室合集》5，文集之39，第32页，中华书局，1989年。
(21)蔡元培：《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405页。
(22)严复：《论教育书》，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77年，第113页。
(23)沈颐：《论缩短立宪与教育之关系》，李桂林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50页。
(24)胡适：《导言》，赵家璧主编、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上海良友公司1935年版，第24页。
(25)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赵家璧主编、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上海良友公司1935年版，第258页。
(26)《国语研究会立案呈》，《申报》1917年3月27日。
(27)《在北京任教育总长与记者谈话》，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159页。
(28)张护兰：《与陈独秀书》，赵家璧主编、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上海良友公司1935年版，第14页。
(29)盛兆熊：《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赵家璧主编、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上海良友公司1935年版，第43页。
(30)胡适：《答黄觉僧君折中的文学革新论》，赵家璧主编、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上海良友公司1935年版，第71页。
(31)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赵家璧主编、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上海良友公司1935年版，第176页。
(32)《教育杂志》第16卷第1号，小学各科教学法号(上)，商务印书馆，1924年1月，《小学教学法上的新趋势》末页。
(33)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1981年，附录。
(34)周服等编纂，唐昌言等校订：《新法国文教授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21年初版，目次。
(35)教育部编审会著：《初中国文》，新民印书馆发行，1938年，编辑大意。
(36)范祥善、吴研因、周予同编辑，胡适、王岫庐、朱经农校订：《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编辑大意。
(37)吴研因：《小学国语教学法概要》，《教育杂志》第16卷第1号，小学各科教学法号(上)，1924年1月。
(38)傅东华编著：《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商务印书馆，1933年初版，第一册目录。
(39)魏冰心编辑：《初小国语教学法》，世界书局，1933年初版，第七册目录。
(4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11页。
(41)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论学校读经》，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45页。
(42)王恩华：《国难后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黎锦熙、王恩华撰：《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出版发行，1937年，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