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40％对于中国教育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中国教育论文,试论论文,意义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3－0005－06
一、问题的缘起
20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拉开了扩招的序幕。此后的短短十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不到10％增长到2009年的24.2％，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超过3000万，跃居世界第一。这无疑是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最为显著的现象之一。2010年，为使我国教育事业再上台阶，实现人才强国梦想，中央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制订了未来十年我国教育发展的目标与任务，它的颁布无疑将会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激励和指导作用。尤其是《纲要》所确立的高等教育的目标——毛入学率达到40％，在学总规模达到3550万——将会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点。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各阶段教育目标实现的终点和结果，也是决定我国能否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型为人力资源强国的最终标志。因此，对这一目标实现途径及其意义的科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40％：量的可能
不同领域的学者已经从数量规模上对202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进行了论证或预测。从人口学来看，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高峰期已经过去，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18－22周岁)数量在2008年达到顶峰后逐年下降，到2020年将在8900万人左右。这意味着，即使保持现在的高等教育规模，也能保证2020年毛入学率达到34％左右。因此，十年间通过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方式增长的部分仅为6％，即每年增长50万的规模便可实现40％的目标。
经济学主要从两个角度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预测。一个角度是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通常通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1]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探讨高等教育规模的变化，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会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如有学者通过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几项经济指标的相关分析发现，人均GDP/PPP每增长1000美元，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提高4.768个百分点。以此推算，我国到2018年将会达到43.6923％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水平。[2]另一个角度则是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引进包括经济指标在内的多种指标，通过建立模型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预测。如有学者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教育发展的数学模型，通过对教育发展的系统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20年达到40％是合理的，甚至为了促进各方面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规模应该更大。[3]
受近年来高校扩招形势的驱动，很多学者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历程来预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如李继怀以1990－2004年的年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样本，采用伯克斯－詹金斯时间序列分析法，根据模型p1*预测，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40％－50％，规模将达到3500－4000万。[4]张力提到，从规模增长看，我国于2002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02－2009年的7年间，宽口径规模年均增长率为9.28％；后期增幅已有放缓。按上述预期，2020年之前，每年只需增长1.6％即可完成既定目标。[5]这对于目前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实则不难。
从上述研究看，很多学者对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规模上实现40％的毛入学率目标持乐观态度，甚至有不少学者预测将会达到更高水平。但是，40％的目标实现不仅仅是一个数量规模的问题，它必然会对教育系统结构和社会结构产生相应的要求与影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这一目标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它的实现又意味着什么。换言之，40％对于教育系统结构内部及中国社会结构的意义分别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的探讨重点。
三、40％对教育系统内部的要求与影响
要理解40％对于中国教育系统内部结构的要求与影响，首先要知道40％是怎么来的。这要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概念入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某学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该年18－22岁人口数的比率。例如，200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4.2％是由当年高等教育在读生总数2979万与18－22岁人口规模1.23亿的比值测算出来的，2020年40％的毛入学率是由3550万/8900万推算出来的。其分母由中国的人口基数决定，比较容易确定，如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分母由1998－2002年出生的人口数决定；对于教育系统内部结构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分子的结构。①[6]下面以2009年数据为例进行分解，并以2020年的目标值进行比对：
从分解图可以看出，构成高等教育系统结构的主体是高等教育在校生群体，这一群体包括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两部分。未来十年，571万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量中有474万靠这两个群体的增长贡献(研究生增长的60万实际上主要由本科生的增量来支撑)。这一增量对于整个教育系统的结构意味着什么，需要再看24.2％和40％是如何通过教育各阶段的筛选得以实现的。我们先以2009年为例：
一般而言，一个人要成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分子，要经历6－3－3学制各教育阶段的层层筛选，最终通过高考成为大学生。因此，决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主要过程机制是各阶段的升学率(如表1所示)。具体到2009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主要由小学、初中和高中各教育阶段的升学率决定。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并不是上述三个百分比的简单相乘，还应该注意到中国教育系统内部结构的一些重要事实。其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在中等教育阶段，尤其在高中阶段，教育系统分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两部分。高中升学率是由普通高校招生数与普通高中毕业生数之比决定的，但实际上，高中阶段有近毕业生总数一半的高职生因不参加高考而不可能成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分子(如表2所示)。这一数据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②此外，还应考虑1997年的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7]和各阶段毕业生的保留率。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从动态过程来测算200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公式：
200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00％*1997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98.9％)*2003年小学毕业生保留率(92.1％)*2003年小学升学率(97.9％)*2003年普通初中招生比例(98.9％)*2006年普通初中毕业生保留率(93.9％)*2006年初中升学率(75.7％)*2006年普通高中招生比例(53.8％)*2009年普通高中毕业生保留率(94.5％)*2009年高中升学率(77.6％)＝24.7％②[7]
上述计算结果与通过2009年高等教育在学学生数/18－22岁人口总规模所得的24.2％很接近。通过还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形成的动态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教育系统结构内部决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推测，如果要在2020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的目标，关键方向在哪里。
从上文的测算可知，在教育系统结构内部，决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主要因素是各教育阶段的升学率与中等教育的结构事实。从发展趋势来看，这两大因素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贡献率将呈相反的发展方向。一方面，随着十余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各教育阶段的升学率均得到大幅提高。从表1可以看出，2006年以来，我国小学升学率已接近100％；2010年，初中和高中升学率也分别达到了87.5％和83.3％。今后的升学率一定会更高。这些数据表明，进一步通过规模扩张的方式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空间越来越有限。这种有限不仅是数量上的，更是质量上的。当教育各阶段升学率均达到90％以上时，教育的选拔功能无形中就会丧失，这将彻底挑战高等教育选拔精英人才的功能要求，从而影响整个教育系统的办学方向。另一方面，就中等教育结构来看，如表2所示，近些年来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并于近两年来超过普通高中的规模。换言之，从中等教育结构因素来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未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的增长点会落在拓宽中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升入高等教育的渠道上。我们也可以根据上文的测算公式大致推算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对于中国教育结构的要求：
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00％*2008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99.5％)*2014年普通初中招生比例(98.9％)*2017年九年义务教育保留率(93％)*2017年初中升学率(95％)*［2017年普通高中招生比例(50％)*2020年普通高中毕业生保留率(94.5％)*2020年高中升学率(85％)＋2017年职业高中招生比例(50％)*2020年职业高中毕业生保留率(94.5％)*2020年应届职业高中升学率(？)］＝40％③
由上述公式推算出2020年职业高中升学率约为13％，按2017年的职业高中在校生规模2300万测算，2020年大约有100万④大学生源来自职业高中毕业生，这将占该年招生数的13％左右。而从表3统计的近年来部分省(市)高考报考学生结构来看，“对口生”(即中职毕业生)所占报考人数的比例不足5％，经录取计算出的中职毕业生升学率应该更低。至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中职毕业生升入高等教育的比例和规模的大幅提升，应该是40％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对于未来十年中国教育系统内部结构的核心要求与影响。
四、40％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意义
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的目标对于中国教育系统结构内部的要求必然要以中国社会结构的相应调整为支撑才能有望顺利实现。换言之，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40％的目标必须要考虑城乡结构、阶层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配套问题。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我们不禁要追问：让更多的中职毕业生进入高等教育对于这一群体及其社会阶层而言意味着什么？从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来看，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自2005年以来逐年扩大，并于近两年超过普通高中的规模。然而，最近《中国青年报》发文披露，中等职业教育的实际规模很可能是虚高的，很多数据是各地学校为应付主管部门的指标任务、专门检查以及为获得办学资金而捏造出来的。文中还引用了相关学者的实际调查发现：尽管有国家政策扶持，但上中职成为农村初中生最不情愿的选择；影响学生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是个人学习成绩和家庭收入水平，而不是助学政策导向。[8]有一组数据可以大体推测出中职教育规模的水分有多大。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9]显示，2009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在1亿人左右。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可以推算出这一群体每年新增人数有700多万。⑤据国家统计局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最新调查，该群体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其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超过70％。[10]以此推算，2009年新增新生代农民工中约有500万人只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经历，但全国初中毕业即流入社会的仅有约267万人。⑥这意味着这500万人中至少有233万人主要由在读“中职生”补充。⑦从民情理解，农民家庭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初中毕业即加入农民工队伍，主要出于生计和教育成本的考虑。如果大多数学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都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要让这一群体(大多为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完成中职教育并进入高等教育，其前提是他们能够支付得起延长时间的教育成本和机会成本，否则拓宽中职教育升入高等教育的途径就会缺乏社会基础。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比值从1980年的2.50倍上升到2009年的3.33倍，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相形于城市的弱势地位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趋恶化。[11]这一趋势表明，农村家庭在教育长跑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诸多研究表明，“出身越差，上学就越差”越发成为不争的事实。在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均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12]一考定终身的考试制度已经从高考提前到中考，农村生源比例在北大、清华等众多精英本科院校下降的事实从过程上看主要源自于高中阶段的分流机制。[13]城市学生生源在普通高中、重点高中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学生，而农村孩子则多就读于普通高中里的非重点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14]总之，从现有的事实和研究看来，始于20世纪末的高等教育扩招并没有带来教育公平，反而使教育不公平更加显著。这是城乡结构和阶层结构与教育系统互动发展的产物。这种形势的继续恶化对于40％目标的真正实现无疑会是一种结构性的挑战。
此外，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角度看，我们需要追问：十年之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能否与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结构相匹配？如果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还主要是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产业工人，教育系统的结构升级就会始终遇到社会的阻力。很多研究表明，从目前的就业形势来看，我国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人口红利期已经过去，用工荒与技工荒悄然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困境。以北京为例，未来三年，技工缺口将达到60万。而据国家统计局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这些劳动力紧缺行业多为外出农民工从事的行业。[1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大学生就业难依旧是主要的民生问题之一。麦可思公司连续发布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蓝皮书》表明，自2007年起，我国每年应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均低于90％，高职生的就业率更低。[16]“一缺一剩”之间凸显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矛盾。这一形势如果得不到实质改善，考虑到高等教育的教育成本和毕业后的就业形势，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就会自然地认为，去高等学校深造还不如利用这三四年时间在社会上做学徒、学技术、攒经验来得有保障。这是导致目前中职学校招生难问题与“读书无用论”抬头的社会原因。因此，扩大中职教育通向高等教育的渠道，首先会遇到这种社会民情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通过教育部门下达指标就可以应对的。从产业结构来看，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在制造业、建筑业及低附加值的服务业。另一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从2006年的11.8％、48.7％和39.5％调整为2010年的10.2％、46.8％、43.0％。[17]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缓慢，第二产业的比重仍然很大。这些数据说明，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同步进行的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教育系统的结构升级有赖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如果教育改革按照《纲要》规划如期推进，但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到位，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高等教育规模的虚高与人才的相对过剩和贬值。柯林斯于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教育的研究就昭示了类似的“悲剧”。⑧[18][19]
五、简短的结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的目标定位是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提出的。很多研究分别从人口学、经济学和教育学角度对于这一目标在数量规模的可预期性上做出了充分的论证和乐观的估计。但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的实现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它必然对教育系统结构与社会结构产生相应的要求与影响。为此，本文首先从教育系统内部结构角度动态地还原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实现从2009年24.2％增长到2020年40％的目标，关键的途径在于拓宽中职教育通向高等教育的渠道。这些数字在社会结构上的意义首先表现在，作为中职教育社会阶层基础的农村低收入家庭要能支付得起相关的教育成本和机会成本。换句话说，如果这部分家庭的收入得不到实质的改善，40％的目标将失去社会基础。然而，从当前城乡结构和阶层结构在教育公平趋势上的体现来看，40％的目标必将遇到越来越严酷的民情挑战。另外，从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角度看，40％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在这方面，中国教育系统结构升级遇到的挑战也是严峻的。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用脚投票”导致中等职业学校规模虚高；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这些现象显然是教育系统结构与经济结构不相匹配的后果。中国能否成功地规避“柯林斯悲剧”，有待时间的检验。
收稿日期：2012－03－07
注释：
①分子主要包括七部分群体：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在学研究生人数；普通高等学校各种类型本、专科学生数；成人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数；军事院校本、专科学生数；学历文凭考试专科学生数；电大注册视听生人数×折算系数(通常小于1)；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人数×折算系数(通常大于1)。
②其中，2003年小学毕业生保留率(92.1％)＝2003年小学毕业生数(22678857)/1997年小学招生数(24620442)；2006年普通初中毕业生保留率(93.9％)＝2006年普通初中毕业生数(20715766)/2003年普通初中招生数(21953113)；2009年普通高中毕业生保留率＝2009年普通高中毕业生数(8237220)/2006年普通高中招生数(8712100)；2014年普通初中招生比例(98.9％)＝1－职业初中招生数(248172)/［普通初中招生数(21953113)＋职业初中招生数(248172)］。值得说明的是，有些数据是大致推算的。
③数据来源说明：2017年九年义务教育保留率(93％)由《纲要》中2015年在校生巩固率推算；2014年小学升学率(99.7％)由2008年小学升学率推算；2017年初中升学率(95％)、2017年普通高中招生比例(50％)、2020年高中升学率(85％)、2017年职业高中招生比例(50％)等由《纲要》中2020年普及高中教育的目标推算；其他数据假定与200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计算公式中的相同。
④计算方法为：(2300/3)*13％＝99.67(万人)。下文我们会论证，职业高中毕业生保留率目前看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⑤计算方法为：1亿/(2009－1995)＝714(万人)。
⑥计算方法为：2009年初中毕业生数(18528429)*(1－初中升学率85.6％)＝266.8(万人)。
⑦因此，目前职业高中毕业生的保留率一定是不高的，如果这一数据得不到改善，必然要求2020年职业高中的升学率达到更高的水平，否则将可能影响高等教育的招生质量。
⑧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初叶的教育大发展后，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遭遇文凭膨胀和学历贬值的过程。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美国，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急剧转变：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从普遍短缺转变为日益过剩。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现象被概括为“柯林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