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商业道德的思想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渊源论文,思想论文,商业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反对贪婪纵欲，重视精神世界
雅典执政官梭伦堪称是古希腊伦理思想的奠基人。他认为，人生是否幸福，衡量的标志主要是道德的好坏而非财富的多少。古希腊思想家赫拉克里特虽出身于王室贵族，却淡泊名利，甚至放弃王位继承权去神庙做隐士。他认为人生目的当然是追求理想的幸福生活，但人更应注重精神的快乐，精神的快乐要比肉体的快乐层次更高。他很看重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精神生活，他说：“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末就应当说，（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以下引文同此）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他特别强调人性的尊严，蔑视极度贪求物欲的行为。
德谟克里特是被马克思称之为“第一个博学多才的希腊人”。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而这种幸福当然包括物质生活的享受和精神快乐。但他反对贪得无厌：“如果对财富的欲望没有厌足的限度，这就变得比极端的贫穷还难堪。”他非常强调精神上的愉快和幸福：“动物只要求它必需的东西，反之，人则要求超过这个”。他还说：“人们通过享乐上的有节制和生活的宁静淡泊，才得到愉快”；“保持尊严地忍受贫穷，是贤智之士所固有的特性”。
亚里斯多德有鉴于当时人们德性扫地，崇富争奢，提出一整套现实主义和幸福论伦理体系。他强调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道德和意志支配下主动选择生活。他认为理性地生活就是幸福，因为这意味着讲道德，意味着超越了一般动物求饮食、求生殖的低级本能。正因为如此，他强调人的自爱，并谴责违背自爱原则的自私自利。他认为，“善人”和“完人”就是既达到了做一个好公民的标准，又具备“至善”的品德。具体地说，这类人把各类德行都推向伟大的境界：恢宏大度；不避危险和困难，且不伤害他人；必要时肯于舍弃生命；重视自身荣誉，但为了事业又可置荣誉于不顾；蔑视财富和权势；愿意施惠于人，却不愿受人之惠，并加倍报答他人之惠；无所索取却随时准备帮助他人；对高位者不卑，对低位者不亢；爱憎分明，坦率诚实；宁要美好而无利可图的东西而不要有利可图的东西。毫无疑问，亚里斯多德以此种理想人格，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那些迷惘失措的人们树立起新的生活坐标。
以上唯物主义思想家基本一致地肯定个人拥有物质利益的权利，肯定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快乐和幸福，这是无可指责的。同时，他们又强调人生不能仅以物欲和感官需要为满足，因为那不是快乐和幸福的全部和主体，而应讲求精神享受和心理的宁静，要有美德和理想人格。应当指出，这种幸福观更符合人文精神，较正确地体现了人类发展的方向。
柏拉图认为，快乐与幸福是两个概念，人生的目的是达到至善，至善才是幸福，快乐不是幸福。为了达到幸福，必须不断克制情绪，以便达到至善。他认为，感官享受是不真实的，物质生活快乐也不具备道德意义。他认为，人的灵魂包括情欲、意志和理性。理性最高，意志第二，情欲最低。人生的目的在于达到至善，就是用理性控制自身，从肉体的情欲束缚中解脱出来。他把人类的品德分为四类，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他还按职业把人类分为三类，即国家统治者，包括立法者和监护者；第二类是国家保卫者或辅助者，即军人；第三类是农民、手工业者及商人。他认为第一类人是神用金子制做的，第二类人是用银子制做的，第三类人是用铜铁制做的，属于社会最下层。神既然用不同材料做人，自然也就赋予他们不同档次的灵魂：“金人”有最高理性，故可管理国家；“银人”意志果敢，故适于充军杀敌，保家卫国；“铜铁”之躯卑而贱，惟有无尽的情欲，故只适于出力干活。四类品德自然也对号入座：智慧属“金人”，勇敢归“银人”，没出息地贪图财物的“铜铁人”，只能用节制的品德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正义则指各类人摆正位置，各尽其职之后的社会和谐。
柏拉图的道德分类当然是不科学和主观随意性的。视人类独有的理性尊严，提倡人文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也必然会对后世人的行为规范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二、强调责任和义务
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必然要与其他社会成员发生各种社会联系。有美德的人，真正幸福的人，就应该考虑他人的存在，尽到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梭伦在与吕底亚的国王克洛伊索斯进行什么是幸福的对话时，直截了当地否认财富标准的合理性。他认为，完美幸福的人生意义，既要有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还应包括对孩子进步成长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包括保卫祖国、勇敢杀敌、乃至毅然捐躯的义务。
德谟克里特关于人和社会责任和义务，强调以下原则：第一，尊重人（他说：“尊重的表示，对那些富于高尚思想和有荣誉感的人有很大的力量”，“嫉妒的人常自寻烦恼，这是他自己的敌人”。第二，同情人。他说：“我们既然是人，对人的不幸就不应该嘲笑而应该悲叹”；“很小的恩惠而施得及时，对受惠的人就有很大的价值”；“不爱任何人的人，据我看来是不可能为任何人所爱的”；“因自己的同类遭受不幸而喜欢的人，……他们也是没有真正的欢乐的”。第三，诚实。他说：“说真话是一种义务”；“坦白是精神独立不倚的特征”。第四，不损害他人利益地赚钱。他说：“靠可耻的职业获得的财富，显然带着不名誉的烙印”；“不正当的获利给道德带来损害”。第五，做一个公正、有觉悟的好公民。他说：“不作不公正的事还不是善良的标志，应该甚至连不公正的意向都没有”；“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而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
柏拉图认为，只有社会各个职业集团的人们兢兢业业，安分守己，整个社会才会和谐。安分守己、兢兢业业，正是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柏拉图说：国家的统治者、军人及农民、商人等三个阶级若互相干扰和职能替代，“对于国家来说是有很大害处的，因此可以很正确地把它称为最坏的事情……就应当叫做不公正”。尽管柏拉图歧视农、工、商，颇多微词，以为下贱，但他所说的各尽职守，摆正位置，又有普遍意义。
基督教的教义实际就是一部伦理教科书，其中关于人的责任、义务和论述堪称详尽。基督教教义的基本伦理精神当然是对上帝的热爱，对上帝的话无比的信奉，以及坚决把上帝的话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类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爱自己的儿女，上帝指明了人类赎洗与生俱来的原罪的方向。既然是这样，人类就应无条件地对上帝爱、信、从。人类都是上帝的儿女，故一切人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如家庭、邻里、君臣、主权、敌我等，都是上帝儿女之间的关系。用什么原则处理呢？就是无条件的爱人：“爱人知己”，“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自己就怎样对待别人”，爱人是由爱上帝所决定的。
在生活中，具体怎样做才算爱上帝呢？《旧约》对此做了较具体的规定，即行为正直、作事公义、说话诚实、不恶待朋友、不诽谤他人、坚守誓言、永远行善。这些美德，实际正是人对社会和他人所应具备的正确责任和义务。耶稣告诉一位请求指点迷津的人：“你如果愿意成为完善的人，应当去变卖你的产业，给予穷人”。这是对仗义疏财的提倡。《圣经》告诉人们，只有良心战胜了情欲，人才能获得美德，才可以赎洗原罪，才算对上帝做到了爱、信、从。撇开基督教教义禁欲主义性质和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的实质，其对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义务感、仁爱精神，是应充分肯定的。
培根从事社会活动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越来越意识到整体阶级利益的重要性。基于此，培根提出了“全体福利说”，他强调“利人”、“有利于人类”，认为这就是善，因为它与公共的、整体的福利相联系，并体现了个人对他人和社会应有的良心。为强调公共之善，他让人们记住历史上著名的罗马十二铜表法的结束语：“人民的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培根也不否认社会上客观存在着个人谋利益、取功名、猎权力的现象，认为此类行为是利己和自爱，与公共福利既有一致之处，也有冲突之时，故应以自我利益服从整体、社会的利益，人们应时刻以利人和仁爱来自律。为达上述要求，他深刻阐释了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职责和义务，个人对其职业、地位的特殊职责和义务。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特殊职责即职业道德给了较多的思考和注意。
伏尔泰这位启蒙运动的“思想泰斗”，认为人类生活应以爱为原则，包括自爱和博爱，二者应结合起来。人们之间相互需要和相互有所贡献，是人类爱的基础。他承认人们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同时又应以宗教、法律和道德的力量加以合理控制。在他设计的社会秩序的重要原则中，除了自爱和博爱外，还有公正、平等和自由。这种伦理主张实际也是在强调人们生活中对他人、对社会应尽义务和职责。
费尔巴哈既强调个人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又强调良心和义务。他认为，良心“标示灵魂、心、对他人的情感、怜悯、同情、博爱、人道等等。”义务是对他人追求幸福意向的尊重，也是对自身欲望的限制。唯有权利、良心、义务兼顾，社会才能相对美好和合理。
上述培根、伏尔泰、费尔巴哈的主张，符合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对社会的和谐、有序具有重要意义。既强调法律，又强调道德；既重视宗教，又重视良心和义务，可以说抓住了所处社会行为规范建设的关键。
三、利己主义
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就是一个严肃的利己主义者。他主张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快乐，反映出利己主义性质。当然，他本人反对纵欲，生活节俭、严肃，也强调爱人、互助，他追求的快乐是“身体上无痛苦和灵魂上无纷扰”。
孟德威尔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的行为也是利己动机驱动的。他承认人们有怜悯同情心，但又否认它的道德性质，认为它只是“一种自然的冲动”。他举例子说，救助落水婴儿的行为，无功德可言，仅仅是因为见死不救会引起自身痛苦，或者因为救人会换得自豪和快乐。孟氏认为自私并不可怕，人们越是努力为实现自己发财、尊严、自豪、荣誉等名种私心恶念而忘我地工作，整个社会的分工就越合理，社会这架大机器就运作得和谐和高效，社会财富就越丰富，每个人的私欲就会最大限度地得到实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和社会，则人人、他人及社会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自私促进了公利，公利满足了私欲，何乐而不为呢？
孟氏的学说的不科学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古今中外，每当世风日下，必然是社会矛盾激化，社会难以持续繁荣和进步，许多人财富非但不增，反而日趋囊中羞涩。显然，社会的有序、和谐与繁荣，离开道德的力量是不行的，孟氏主张的合理之处在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分工体系，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利润最大化的确是商品生产者、经营者所遵循的原则，人们以价格信号和供求变化来决定投资的方向，资源配置相对合理，从而带来社会繁荣和发展。
综上所述，利已主义传统是今天西方商业伦理道德的基石。同时，反对贪婪纵欲，提倡责任义务的思想又成为现代西方商业伦理道德的重要支柱。商业道德为商品经济服务，商品经济发展又推动着商业道德的建设。西方商业道德的思想渊源也在新的条件下继续深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