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会要辑稿》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要论文,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会要辑稿》为近世辑佚巨著，全书综八百万言，编次近五百卷，已影印行世。辑稿所收宋代历朝会要，虽因千百年来辗转传抄，反复掇录，殊多残缺，唯所集当代政府档案诸原始资料甚多，为研究宋代社会史与有关的辽、夏、金、元史必加检索的要籍，夙为学术界所珍视。
一
中国古代史学，先有所谓六家，其后又有四体[①]。四体之中，会要居其一。会要历来与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并重，也与四体之外的帝王实录、起居注、日历、政典宪章、玉牒乃至私家著述的典、志、考、录、略、记相辅并行。所谓会要史体，系就编纂形式而言，其方法为摭拾一代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邦交、历象、舆地及诸朝章典制，叙其因革损益与夫相关史事，依据时次先后，分门别类荟萃于一书。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其性质就是一种史事类编或史料汇编。论编纂体裁，则条理分明，眉目清晰，寻检史事，颇为方便；言内容，又常载“正史”所不载，可与纪传及他种史籍参稽互证，共相发明，故自来为治史者所重视。
会要之学，本滥觞于唐代，而定型却在北宋。唐人苏冕、崔铉先后撰录武德以迄宣宗十五朝会要八十卷，迨北宋开国，王溥始综苏、崔两书，规仿唐人成法，增补晚唐史事，融合成书百卷，颜之曰《唐会要》；复辑五代十国史事别撰《五代会要》三十卷。会要断代成书，于兹始见，时在宋太祖建隆三年，即公元962年。嗣后宋人编定当朝会要，浸成风尚，中枢设有专司其事的“会要所”，隶属秘书省，与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诸机构互为唇齿。故宋人所修本朝会要，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富，各代无敢与之伦比。宋朝于本代会要之修纂，今可考而得见者，仍不下十余种，曰：《庆历国朝会要》（又称《三朝会要》）；《元丰增修五朝会要》（又称《国朝会要》或《六朝国朝会要》）；《政和重修会要》；《乾道四朝会要》（又称《续会要》）；《乾道中兴会要》；《淳熙会要》；《嘉泰孝宗会要》；《庆元光宗会要》；《嘉泰宁宗会要》（包括《续修会要》）；《嘉定国朝会要》（又称《国朝会要总类》或《十三朝会要》）。
上述宋修当代《会要》十种，一至第四种纪北宋，第五种以下纪南宋；第一、二、三种修于汴京（今开封），自第四种起皆成于南渡江左以后。其中有纪宋代数朝乃至十数朝史事者，如第一、第二、第四、第十诸种；有仅成某几类史事者，如第三种仅有帝系、后妃、吉礼三门；自余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种，则均为一朝史录。综合十书合达二千四百四十一卷[②]，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止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纪事时间共约二百六十五年。按南宋至嘉定之后，尚有理、度二宗、
、昰、昺三帝，为时尚约五十年。但自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李心传撰定十三朝会要[③]，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史臣上《宁宗续修会要》[④]以来，南宋三朝内政日趋窳败，外又蒙古强敌凭陵，偏安朝廷已入无可苟且偷安之势，上下惶惶然应付大局之不暇，故于本朝会要已恐无复有人认真辑掇，使嗣后五十年之会要乃付阙如[⑤]。
在中国历史上，宋人本以编纂图书与雕印典籍著称。国子监专藏经、史雕版，并许全国士子公开传印之例，即创始于宋代，此风一直绵延而至清朝中叶不替。且宋室南渡之后，各级官司、学府以至临安（今杭州）、闽、粤、蜀川私坊刻书，更开空前未有之盛况，所刻书种多而且精，夙为后世所钦重，唯独于本朝积多年功力苦心编撰之《会要》，亘有宋三百年，除李心传之《十三朝会要》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曾刊板于蜀中外，无有一种雕版印行。此种现象，乍视令人殊不可解，实亦不难解释。因《会要》多关时政得失，边事军机，在宋代明令不得雕印[⑥]。
宋修本朝会要，既无刊本，仅有史臣撰定之初的“奏御本”（进呈皇帝的原本）。“奏御本”皆工整墨书，惯例诏藏中秘，故又可称“阁本”。靖康之变（公元1127年），赵宋丢失半壁河山，汴京城里的玉帛、子女、文物，概被金兵洗掠一空，捆载北去；因是国史散逸，靡有孑遗。迨宋高宗南逃建康，北宋积存文物几已一无所有，前此所修之庆历、元丰、政和三会要阁本，亦皆亡佚。虽数有诏旨访求，迄五年后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始得唐开献《元丰会要》[⑦]，随之又就许中处抄录《政和会要》[⑧]。至于《庆历会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记有此书，下注云八十五卷（仅及原书一半）。按陈氏书目“著例”，有书始录，则所见之《庆历会要》已残散。姑不论《庆历会要》已否原璧重归，所幸《元丰会要》尚在，则《庆历会要》之存丧已无关紧要。因《元丰会要》系据《庆历会要》增补改编，益以仁宗庆历四年（按：《庆历会要》原修至庆历三年）至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44——1077年）三十四年间事，合六朝（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朝）一百一十八年（公元960——1077年）事于一书，已将《庆历会要》所记全部编入此书[⑨]。
宋修本朝会要除“阁本”外，当时尚别有抄本散出民间，尤以南宋以来为甚。陈振孙得见五种《会要》固可视为此一断说的根据，而宋人著书每见征引《会要》原文，更是力证。据清代学者俞正燮《癸巳类稿》十二《宋会要辑本跋》所记宋人引《会要》之著作竟不下十数种，如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王应麟《玉海》（较多），王象之《舆地纪胜》（无卷不引）[⑩]，罗愿《新安志》（卷二、四、五）(11)，董史《皇宋书录》（上、中篇）(12)，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二、三）(13)，岳珂《愧郯录》（卷一、四、五、六、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14)，宋人佚名《梦梁录》（卷十四），洪迈《翰苑遗事》（引会要十七条）(15)，程大昌《考古篇》（卷七），姚宽（西溪丛语》（卷下），王弥大《清溪弄兵录》(16)，等等。诸家宋人著作所引，或泛称《会要》、《国朝会要》（不知所指何种），或称《庆历会要》（即前揭第一种），《续会要》（即前揭第四种），又有《三朝会要》（即前揭第一种），《中兴会要》（即前揭第五种），更有称《仁宗会要》者（当即前揭第二种）。其中有的著作征引《会要》达四种之多，如岳珂《愧郯录》（四部丛刊续编收有此书影印本）。诸此征引宋修会要之著述，属北宋者仅有《武经总要》一种，自余十二种皆撰于偏安以后。而此十二种典籍，除曾公亮、丁度著书（《武经总要》）系奉敕编修，李心传尝改编历朝会要为《会要总类》，因而得见中秘所藏会要阁本或原稿，不足为所见系另据抄本之据外，其他十一人曾预馆阁者不多。既非馆阁之臣，又从不役史笔之任，然则此类著作所引《会要》文字，舍抄本则无法别求解释。
唯于此尚有一事应加辨白，即两宋会要抄本果何自而出？前北平图书馆《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云：因“政府许臣民自由传抄”。此说殊无坚实可信根据，且与史实不符。按宋有《会要》抄本固无问题，已论证如前述，唯抄本非出“自由传抄”。试覆按宋史，宋代于国史传抄有禁，下而家传书录，亦在史官搜索审查之列，即使“有裨于公议，亦留中禁存留，不许刊行，其余悉皆禁绝，违者坐之”(17)。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秋，有商人载书十二车渡淮，经盱眙军查出其中载有史事之《中兴小历》（熊克字子复著）以闻，从而引出一场全国规模之大检查，“遂命诸道帅宪司察郡邑书坊所鬻书，凡事于国体者，悉令毁弃”(18)，著名史学家李焘尝因纂史罹重罪。稍涉宋史者皆知(19)。观此，尚有何“许臣民自由传抄（国史）”之可言？宋确有许人传抄经史之例，我已抉出如前文，但此类允许传抄之经史并不包括本朝史录在内，仅历代史传而已。或谓高宗建炎间唐开献《会要》，又于许中处抄录《政和会要》，岂非宋可自由传抄之证？答曰：否。唐开所献者，故都（东京）沦落之日散佚之阁本原稿；许中处抄书者，盖“许中尝预崇宁修书，故存此本，以备中禁之采录”(20)，乃《会要》底本而非自由传抄所谓之抄本。然则，抄本之来源究竟如何？判断不外二途：出于从预修者自存之底本中抄出，此其一；馆阁权臣得窥中秘，借机自阁中摄录，此其二；初为私秘相授传抄，历久文字语言律弛，乃辗转写录而散漫。殆宋末朝政日衰，禁令若具文，于是晁公武敢录，陈直斋敢录，其他人士著述亦复敢录，不合法之国史传抄，乃一变而成半公开之形势。
至南宋末年，元朝牧马江南，德祐丙子（公元1276年）之役，宋室请降，临安（南宋首都，今杭州）不守，江山从此易帜，两宋所修《会要》阁本，于是皆入元人之手，共被掳的宋帝赵而并之大都（今北京），先“贮于元都国史院”(21)。宋代遗存史料最称繁富，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五云：“宋自太祖至宁宗，实录凡三千卷，国史凡六百卷，编年又千余卷，其他宗藩谱图、别集、小说，不知其几。”迄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元政府诏脱脱修宋、辽、金三史，除上述诸史料外，《宋会要》阁本亦元朝史官据以取材的重要蓝本之一。惜元修《宋史》时日匆促，草率疏舛，《宋会要》原文，于《宋史》中求其本来面目之轮廓而不可得。《宋会要》于元代必无刊本。此征诸元人著述中引用《宋会要》极少一事，亦可佐证。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虽引有一条(22)，恐系由宋代流传而来之民间抄本取得。
迨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底定大都，又收元人图借南迁金陵（今南京），此藏诸元廷中秘达九十年之《宋会要》阁本，于兹又归明室。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患世讥惭德，下诏搜求古今闳文巨籍，孤椠希珍，编修《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用弭朝野私议。当代名儒解缙、姚广孝、刘季箎先后监领(23)，参预修纂及司事者共二千一百六十九人，从传世之七、八千种古籍中，“分韵类聚经、史、子、集、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为一书”，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合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犹不与焉(24)。数百种今已亡佚之古籍以保存于世，此书厥功甚伟，《宋会要》因而散缀于《永乐大典》各韵中。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北京，原贮南京之文籍又择要（一百柜）北迁，宋元遗椠及中秘要籍概贮于北京左顺门北廊(25)，《永乐大典》则庋“文楼”（即清初之宏文阁）；前者（左顺门北廊）中有宋元所遗《宋会要》阁本，后者（文楼）则有《宋会要》缀文。至明英宗正统初（公元1436年），始有旨移左顺门北廊图籍于文渊阁，“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26)。惟文渊厨庋虽富，残缺却多，《宋会要》阁本，亦所不免，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华
殿大学士杨士奇编定《文渊阁书目》其卷六史附门宙字号第二厨书目云：“《宋会要》一部。二百三册，阙。”是见《宋会要》此时尚在，惟已残缺不全。
至明神宗万历己巳（公元1605年）孙能传、张萱重编《内阁藏书目录》，《宋会要》忽不被著录，证知中秘已亡其书，此有宋一代三百年史录珍品，于兹扫架无存，此后欲一窥宋修会要面目，唯有求诸辑入《永乐大典》中之零落精英。
然《宋会要》究在何时何故而损失？确是一桩尚待重加判决之公案。前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尝记会要之失云：“文渊阁藏书，明宣德间焚于火者大半，故万历重编阁目，已无（《宋会要》）其书，赵宋一代故实，遂扫地以尽。”
推按《缘起》原文，则已断《宋会要》焚于宣德之火。案文渊火灾，宝简琅函虽半归煨烬，而《宋会要》却幸免不焚。盖《宋会要》系自南京迁来，是时尚贮左顺门北廊，迁藏文渊东阁，事在文渊大火之后数年间，文渊之火发生于宣德，《文渊阁书目》编就于文渊大火后之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六月二十六日，其间尚系录《宋会要》残卷二百三册已揭如前文。火灾之后《宋会要》原书无恙，此可证《宋会要》不为丙丁所波及者。
然则，《宋会要》阁本之失，当在明正统六年迄万历三十年（公元1441——1605年）此一百六十五年间，观王肯堂《郁冈斋笔丛》，《宋会要》之流佚，似出典藏不善故。
二
《宋会要》原本既亡佚于明代，嗣后此书之传，则端赖《永乐大典》。明、清人著述所引《宋会要》，恐皆从《大典》以出。然《大典》之传流，亦几经艰折。按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诏修此书，越年而成初稿，六年（公元1408年）始臻定稿。虽谓公修，亦不过写本一份贮之南京中秘而已。我往年负笈北京，得见此五百五十年前所修之《大典》残本，其书颇为讲究，书高一尺六寸，广亦九寸五分，封、底皆黄绢硬面，正文宣纸，半叶八行，行大字十五，小字三十，朱笔句读，书名亦朱书。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北京，《永乐大典》写本亦迁庋北京大内文楼，其时《宋会要》阁本尚存。迨《宋会要》亡逸，《永乐大典》亦险遭不测。盖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四月皇宫三殿火灾，波及甚广，幸《永乐大典》得救无损，诚书林幸事。明世宗有鉴于《大典》孤本易遭不虞，因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选礼部儒臣程道南重录正、副两本，命张居正等校理其事，另配书手一百八名，绵历五年，至穆宗隆庆改元（公元1567年）竣功，乃以《大典》永乐原本仍送贮南京，嘉靖重录之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藏皇史貯。后南京贮本果尽毁无存，所幸重录之正副两本尚在。明亡，公元1644年清人入关接收此书。清顺至初，修《永乐大典》正本于乾清宫，移皇史宬副本于翰林院。康熙中，《永乐大典》搜罗之富，已引当代学者注目，徐乾学即首倡从《大典》中裒辑逸文秘典，惜议中辍。下及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全祖望寄居李绂京宅，借李之助，得假《大典》，日读二十卷，以所签分令四人抄之，“从中抄出王安石《周官新义》等书十数种”(27)。唯《大典》此时已短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且全谢山所辑不及《宋会要》。
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统治者为粉饰太平，牢笼士子，继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编成《古今图书集成》(28)之后，又诏开四库馆修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录典籍之来源有六，《永乐大典》即其最要者(29)。四库全书馆不仅赖《大典》校补他书，且从中辑出之书经著录者达三百八十余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存目者又一百二十七种，占《四库全书》所收百分之六（按《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装三万六千余册）。《四库全书》出自《大典》之书虽富，惜《宋会要》又不与焉！析其原因，不外数端：四库馆校办《大典》为期太促，因期促而草率疏忽不录(30)；校办诸臣之间对《大典》评价不一，有虽与其役而不乐其事者，乃至视之为散片、为鸡肋，因而不及细察其间富有菁华(31)，致使此一足资启镛后学，广益多闻，而实流传已少，尚可裒缀成编(32)之《宋会要》亦弃而不顾。《宋会要》卷帙浩繁，条目纷杂，又分隶于《大典》各韵，更难觅其端绪，荟萃编次，措功不易，故虽见其文，亦未敢率尔操觚。（四库馆臣除朱筠外，如于敏中大多数人皆不主从大典辑出《宋会要》；专治宋史之邵晋涵亦复如是，殊为可怪。）
清代康、雍、乾三朝虽官私均无与于《宋会要》之辑掇，然至嘉庆初，却有俞正燮发此闳愿，且已着手进行。俞代辑此书之动机，乃因其“曰辑太一十神事，以纪传不祥，思得会要，苦不见其书；初疑此书元时早亡，乃锐意自前人引文中类辑。及见明人引用尤多，又疑此书明时尚在；后见徐乾学《读礼通考》书目中有《宋会要》及《五礼通考》选引《宋会要》；又见全祖望《九经字样跋》亦引《宋会要》之文，不知时人所引何所出，更疑当日或仍有全书，疑信之间，时辑时辍”，故起甲子以迄庚辰（公元1804——1820年），费时十七年，所得《宋会要》辑本不过五卷。殆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就此书五卷厘定成编，方始发觉徐松早已辑得“无虑五六百卷矣”，十七年苦心，则已全功尽废。盖俞氏虽博极群书，睥睨一代，但终生不第，无缘得窥中秘，不知《宋会要》即存缀于《永乐大典》中，以致徒劳多年功力。俞氏故败，其所辑仍不失为《宋会要》之第一个辑逸本，因其始辑之日，尚早徐松六年。
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乾清宫大火，《永乐大典》嘉靖重录正本又扫数灰烬，《宋会要》文字之保存，至此已全赖残阙十一之《大典》副本。及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清仁宗诏继曹寅编录《全唐文》成例，命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领事董诰总裁重编《全唐文》事，设全唐文馆于北京文颖馆旧址，移内府旧藏全唐文及《四库全书》、《文苑英华》、《古文苑》、《永乐大典》诸书于文颖，以供编校之臣“搜罗采取，普行甄录”(33)，越六年成《全唐文》千卷进奏(34)，湮没数百年之《宋会要》，亦因修《全唐文》而并出，此即今本《宋会要辑稿》之来历。
然有应加申述者，此一代要籍，又非真由全唐文馆诸臣辑出，乃因预此馆总纂工作之青年学者徐松之功力及其费尽苦心而得。清儒俞正燮引徐松之言曰：“《宋会要》世无传者，余于《永乐大典》中（按即残阙副本）辑出，无虑五六百卷。”(35)
徐松，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侨居顺天府大兴，遂为大兴（今属北京市郊县）人，每见徐松自著序跋，末皆自署“北平徐松”。星伯为清代嘉、道间之渊博学者，三十岁前即淹雅为时推重。唯生前经历坎坷，仕宦极其蹭蹬，身后又无传铭以传其行状，试检清代三十三种碑传集，求徐松之名而不可得。《畿辅通志》采徐松事迹，而亦抵牾不免。幸缪筱珊（荃荪）参稽徐氏所著诸序录记跋，尝编《徐星伯先生事辑》(36)，于是徐氏生平，乃得略窥一二。星伯生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弱冠（二十岁）中恩科举人（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二十四岁（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会试中进士，殿试二甲第一，朝考一等第一，改庶吉士（指进庶常馆肄业），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散馆（指结业）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南书房，备皇帝咨询顾问，时年二十七岁(37)。其京宅在北京城内顺治门大街，居曰“荫绿轩”，治学之所称“治朴学斋”。徐松少年得志，良非偶然，因星伯非仅博贯经史，即文字、音韵、目录、金石、版本、舆地亦无所不通，而于唐文研求，尤为精邃，此读其三十卷《唐登科记考》（书在《南菁书院丛书》内）可证，每发前人所不发，揭杜佑、马端临所不清者而澄清，钩深抉隐，反复论证，有识之士，无不为其赅博所惊服，此与其同时之空疏措大，轻浅浮躁流辈较，相去岂止以万千道里计！膺选甄录唐文，固其宜也。先生入全唐文馆，据自著《唐两京城坊考序》，在己巳之岁（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据缪著《事辑》，时年二十九，据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闰二月《进全唐文表》所附编校诸臣职名，先生冠衔“提调兼总纂官”，且列名首席。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充文颖馆（唐文馆）总纂，同年出简湖南学政（又称提督学政，各省一人，主管全省学务及科举考试秀才、童生。清制从翰林官及进士出身之部院官中选派，三年一任）。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三十二岁，以科场案为御史赵慎畛所纠，获谴流放新疆，出嘉峪关，过镇西府，手拓《裴岑纪功碑》（海内仅此一本），明年（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抵伊犁，停寓城南宣闿门第三舍老芙蓉庵戍馆，一称“亦园”。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松筠再次出任伊犁将军，闻星伯赅博之名，乃延请重修《伊犁总统事略》（后更名《新疆识略》，南开大学历史系新编《中国古代史》下册误为松筠撰）(38)，于是徐松得遍游天山南北，“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山川道里，下马录之，每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经年风土备悉” (39)。先生从此兼治西北史地，为张穆（公元1805——1849年），李文田（公元1834——1895年），何秋涛（公元1824——1862年）诸家究心西北与朔漠历史地理之先导(40)，亦开近代东方学之先河。嘉庆二十四年在戍六年期满，释放回籍，行前手拓散见新、甘之汉唐残碑八种偕归，上所著《新疆识略》十卷。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诏命武英殿为此书锓版行世，并赏赐内阁中书。然徐松时已年近四十，而《全唐文》千卷亦已进呈六年。
徐松在伊犁时，先后撰有《新疆赋》（分南路、北路二篇），又撰《西域水道记》五卷，龙万育尝为之《序》（述作者心得与纂述体例），徐氏此书乃学术界至今推重之名著，其卷二最早揭出库车（今新疆龟兹县）赫色勒河畔有丁谷山佛教石窟寺与佛教壁画。而此类佛教石窟及其艺术创作流派，恰是敦煌艺术及其后麦积岩（甘肃天水）、云冈（山西大同）、龙门（河南洛阳）石窟艺术的源头与嚆矢。徐松在新疆又以亲身经历所得，撰《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以补唐人颜师古注之疏舛。星伯有关西北地理之作，又有《新斠注地理志集释》十六卷，《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长春真人西游记跋》。自从徐氏东归，首倡究心西北地理，一时蔚为风气，名家辈出，硕果累累，而星伯乃成为嘉道间此一新起学科之中心人物，时居京师，与最负时名之西北史地学者张穆、沈垚(41)深相契合。张穆尝记云：“子敦（（沈垚号）留京师，居内城，间旬出相访，则星伯先生为烹牛炊饼，召余共食，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落帆楼文稿序》）
顾徐松供职全唐文馆，起于嘉庆十四年，止于嘉庆十七年（公元1809——1812年），为时共约三年。从《永乐大典》（重抄副本）中辑出《宋会要》即在此时。夫以区区三年之功，竟从《大典》二万余卷之巨帙中，就《宋会要》散缀诸篇之断圭残璧辑出“无虑五六百卷”，其神速，其勤笃，其精敏，今日视之，尤不禁
然汗下，读二十六史儒林、文苑、艺术传，几亦未有窬乎此者，非徐松学海渊富，安敢有望及此。
不仅此也，先生所著《唐两京城坊考序》云：“余嗜读《旧唐书》及唐人小说，每于宫苑曲折，里巷歧错，取《长安志》记之，往往得其舛误，而东都阙如也。己巳之岁，奉诏纂辑唐文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图》，爱同球璧，……因作两京城坊考云。”《艺风堂文集续集》卷四《永乐大典考》云：“而修全唐文时，大兴徐星伯先生松，曾抄出宋会要五百卷，中兴礼书一百五十卷，元修河南志三卷，秘书省续到阙书二卷。”此见徐松是役自《大典》中辑出之逸书共有四种，合六百六十卷。《河南志》已有江阴缪氏刻本，书见《藕香拾零》；《唐两京城坊考》另由山西平遥杨氏刻入《连筠簃丛书》，今日我国考古学者正发掘西安汉唐宫城遗址，《城坊考》仍为富有价值之参考文献。
徐松辑《宋会要》非由朝命，乃出个人珍视古典史籍之热忱，与夫孜孜不倦之笃学精神，故其辑逸过程，非仅无条件，无支持，无赞助，小而誊录书吏，亦不得假唐文馆之书手而为之，今见《宋会要辑稿》其所以版心及页首第一行多书“全唐文”而内容则概为宋会要出此故耳。
徐松辑出《宋会要》后，即不幸有伊犁之戍。放还以来，虽就辑稿笺疏排比，而徐松治学严谨，不欲草率撰次成编，“每一卷思之再四而不得编排主脑” (42)，又苦于难觅博学之助手以襄其事（徐氏自语），此从当时之知名学者致徐松书札与赠别诗文，尤可见出此种情状。诸家对《宋会要》一书固推重备至，于徐氏之编次成帙，且寄望殷殷。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李氏五种》纂者李兆洛与徐松书云：“（宋）会要一书，自当钩稽异同，拾遗补坠，使本末灿陈，为故宋一代考证渊薮，若草草属录，复何与于存亡之数，执事敏于识而练于古，壹此不懈者数年，自当纲目详备，宏富绝特，卓冠流略，为宇宙留此奇籍，幸无复以欲速致悔也”（见《养一斋文集》十八）。又同时之严可均与徐松书云：“足下在全唐文馆，从大典写出宋会要，此天壤间绝无仅有者。及今闲暇，依玉海所载宋会要体例，理而董之，存宋四百年典章，四力期年，粗可竣事。而来书言苦无助我为力者，助得附名，非有议叙，废时悬望，难必其人，异日或蒙大用，无暇及此矣，时哉不可失，盍早图之”（见《铁桥漫镐》三）。
李、严主张各有不同，而切望此书得成完帙则一。龚自珍赠别徐松诗犹勉云：“笥河寂寂覃溪死，此席今时定属公”（见《龚定庵全集》）。笥河、覃溪（朱筠、翁方纲）乃清代籍隶北方学术名家，龚自珍以徐松为唯一后继者相赞许。
未几，徐氏迁补御史，又出知榆林府，东西南北播迁，乃至经历数十寒暑，终不及将《宋会要》纂成定本。而天丧斯文，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三月一日，此一代文星，竟不克遂其初志而含憾殒落，终年六十八岁。
徐松虽殁，其保存两宋重要史籍之功则永不可殁。星伯之名，将于艺林并《宋会要辑稿》而千古不泯。盖当徐松自仅存之《永乐大典》副本中辑《宋会要》后五十一年，即遭咸丰庚申（公元1860年）之难，是役也，英法侵略联军攻入北京，毁我圆明园文源阁之《四库全书》，毁我翰林院之《永乐大典》副本。嗣后《大典》继续流散，殆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检点，仅存《大典》五千册（当原书十分之四）；光绪庚子（公元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英、美、法、日、意、俄、德、奥）联军再度攻占京津，对我翰林院之存书又横加抢掠，仅由海船盗运《四库全书》底本及《永乐大典》副本（原本、正本早已散亡）至意大利托尔埠者，即达三万五千余册，据任松如云：“其书后又运藏英国” (43)。庚子巨劫后，《永乐大典》余存仅有三百册，下及辛亥革命（公元1912年）民国政府接收清廷图书，孑遗《大典》只六十册，仅及原书二百分之一，几等于无(44)。此见《宋会要》辑稿始出不久，其据以辑录之孤本——《永乐大典》副本即已陆续散亡。设无徐松辑稿，后世承学之士岂有所谓《宋会要》可读可用乎？是日徐松抢救古文献之功彪炳日月。
徐松除《宋会要辑稿》外，另撰有《宋会要沿革》一册。据《艺风堂文集续集》卷六《宋太宗实录跋》云：徐松尝向粤中吴石华（兰修）求《宋太宗实录》八卷残抄本，吴氏则索星伯所撰《宋会要沿革》相报。唯徐著《宋会要沿革》，不论手稿，抄本，我曾多年寻求，迄不之见。
三
当《永乐大典》渐次散亡的同时，从中辑出之《宋会要稿》亦陷流落。盖徐松青壮之年顿遭利禄之徒暗算，晚景尤其凄凉，有子延祖先殁，家亦中衰，其藏书万卷，生前斥卖已大半，身后家人出于生计，又变卖其余，于是徐松毕生搜藏之图籍及所撰手稿，乃扫架以罄(45)，《宋会要》稿本亦不复为徐氏所有，辗转落入北京琉璃厂旧书肆（翰文斋）书估韩心源之手(46)。缪荃荪游京师，此稿又归缪氏。荃荪字筱珊，晚号艺风，江阴申港镇人，光绪丙子（二年，公元1876年）进士，尝任翰林院编修，博综文史，毕生从事于文化教育事业，为近代较有成就之金石、目录、版本学名家，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之奠立丕基，缪荃荪皆与有力。此公又雅嗜缥缃，亦江南有名之藏书家，与湖南之王先谦、叶德辉，湖北杨守敬诸人私交甚笃。尝自云：“四十余年暇辄与书估为缘。”(47)其与琉璃厂书肆关系尤密，故能先得徐松手稿。此稿缪氏得自何年？经披检艺风文集、年谱、行状概无记录，然仍不难从旁考见。按风行一时之张之洞《书目答问》一书（四卷），缪荃荪曾参与协撰，主要是为《书目》作小注及版本考订工作。据《艺风堂文集续集》卷五所收《半岩厂所见书目》（即邵懿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序），其时间在同治十三年甲戌（公元1874年），时缪荃荪正馆于川督吴棠署，适张之洞督学四川；据《艺风老人自订年谱》，则助撰《书目答问》在光绪元年乙亥（公元1875年）八月，时荃荪执贽张之洞门下称弟子。总之，助撰《书目》不外在同治十三年到光绪元年即公元1874年——1875年间。《书目答问》政书第十一“宋朝事实”条下有缪氏小注云：“徐松辑宋会要囗百卷，未刊。”此见缪荃荪此时已得徐松辑稿。查《艺风年谱》，缪氏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之前，曾三次自四川去京会试，即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缪得徐松原稿，当在此时。质言之，最晚不迟于公元1870年（同治九年）。
《宋会要辑稿》自归缪氏，十余年来虽间有校笺，但未彻加整理，仅自其间抄出《宁宗会要》一卷，收在《艺风抄书》第十二册。抄本现藏北京图书馆，我任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时，尝向北图借见此一抄本，原件单边缘线带耳，版心无记，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全本二十七叶，有缪氏朱笔校改，一字笔划参差，都经校正。
缪氏以博学为张之洞所倚重，数十年来虽各处一方，然张每遇文史典籍诸事，必以函札或约见就商于荃荪。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张之洞督粤，创办广雅书局于羊城机械厂旧址，敦促荃荪南下，时缪氏供职京师。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缪荃荪携《徐松宋会要辑稿》游粤，并以此稿让归广雅书局，且推荐当日声华借甚之青年学者屠寄担任此书校勘，不二月即离粤北还，本人未尝参加广雅书局整理宋会要辑稿工作。北图《缘起》谓荃荪与屠寄同为广雅稿本之校订者云云，校诸缪氏自订《年谱》，殊有不合(48)。
《宋会要》稿本归广雅书局后，专同勘校整理之任者为屠寄。寄字静山，江苏武进人，工诗文，尤专元史，撰有《蒙兀儿史记》。屠寄任职广雅为时约一年，《宋会要》经厘订而得者唯“职官”一门。随之张之洞调督两湖（光绪十五年十月），屠氏亦于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离粤去鄂。正在整理且筹划锓版行世之《宋会要》，于是又告夭折。张之洞、屠寄他调后，《宋会要》徐松原稿并屠寄整理就绪之稿本，概为广雅书局提调王秉恩（四川华阳人）乘机吞匿。迄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王秉恩流寓上海，无以度日，乃以此吞匿之稿本售与当代江南最著名之藏书家嘉业堂主人刘承斡（翰怡），索得售价银圆二千九百元。王秉恩尝共缪荃荪同在成都受业于阳湖汤成彦门下，《艺风年谱》中两见此人。但此君人品卑下可憎，窃匿《宋会要》稿本固其丑恶之一，而售书嘉业堂之日，复采不正当之市侩手段以欺诈勒人金钱，如此物类，竟跻身艺林，混迹学界，徒使天下士子羞。
刘嘉业堂得《宋会要》辑本原稿后，乃先后延请刘富曾、费有容为之整理。尤以刘富曾用力至勤，专注此书者十年（从公元1915年至1924年），日夕钻研，细绎条理，于卷数厘订、门目分合，史事归属，字句勘正，逐一整比钩稽，因是而成清本（嘉业堂整理本）四百六十卷，分别类列自帝系以迄蕃夷一十七门。
嘉业堂虽费十年之功理出清本，然终不见以授剞劂，除少数中外人士外，学人徒闻而未见者，比比皆是。专家有鉴于应飨读者，乃亟力建议前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四千银圆从嘉业堂购出徐松原稿，时在1931年（民国二十年）。于是此一辗转流徙一百余年之孤珍，至此始转入国家图书馆之手。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北平图书馆向嘉业堂借出刘氏整理之清本，比勘徐松原稿，始知清稿曾由刘氏“参引《宋志》、《通考》、《玉海》改益旧文，增添新事”；且认清本“总类子目，离合无端，杂引他书，不注所本，有窃改兰台漆书之嫌，只能供读原稿者比勘之用，不足据为典要” (49)。乃舍刘氏清本，决定影印徐松原稿，延请陈垣（援庵）、傅增湘诸名家为编印委员，推援庵老前辈主持其事。绵历三载，至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交印，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0月出版，线装二百册，当年每部售价银元一百四十元。
《宋会要辑稿》付印固幸事，然其间又有不如人意之痛史堪人回顾。国民党执政多年，文化教育事业衰败凋零，非仅于我祖宗数千百年来遗存之文物菁萃无存养、无扶持、无保护，且任凭诸帝国主义窃盗抢购，私家藏书为海舶捆载以去者，所在皆是。即以《宋会要辑稿》而言，当年亦在日本人垂涎觊觎之列，日本名史学家藤田丰八尝有为此来华之行，所幸而不失者，皆学人奔走呼吁、挣扎苦守之力。当徐松辑稿处于如此危殆之际，专家始有购出印行之议，以免后学诸生欲读祖宗故籍，又需远渡重洋。但当年影印此书需费一万银元，而当时北图岁费有限，财力远所不及，许是乃有美国在华机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 ching Institute）资助印费二千五百美元（当日合五千银元）之事以生。今日青年学子恐已多不知此一故实，故特附置一言，以明哈佛资助之来由。
注释：
① 古史六家之说，始自唐人刘知几《史通》。所谓六家，指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而言。刘知几又归六家为编年、纪传二体。时尚无四体之分，因会要、纪事本末二体晚出，综此四者，是谓四体。
② 前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误作二千二百余卷。
③ 据《宋史》李心传本传。
④ 据王应麟《玉海》。
⑤ 宋末理、度二朝，似仍在续纂会要或汇进前朝会要，唯不见传流，现录有关史文留供参考。《宋史》卷四三《理宗纪》云：淳祐十一年二月乙未，左丞相郑清之等上玉牒、日历、会要。又同上卷四四，宝祐二年八月癸巳，谢方叔等上玉牒、日历、会要。《宋史》卷四六《度宗纪》云：咸淳四年八月壬寅，奉安宁宗实录、御集、日历、会要。《宋史》卷一○二《礼志·吉礼》：淳祐五年，进光宗、宁宗两朝宝训……会要。咸淳四年，奉安宁宗、理宗实录、御集、会要、武经要略。
⑥ 见《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三八。
⑦ 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神宗、哲宗新实录条。
⑧ (20)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
⑨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经籍》二十八。
⑩ 《舆地纪胜》几乎无卷不引会要，尤以卷一所引为多。“府州沿革入宋”多引会要原文；引文称国朝会要、中兴会要或续会要。
(11) 罗愿，字端良，尚书罗汝楫第五子，淳熙二年成《新安志》十卷；十年知鄂州，十一年卒。原书卷二引会要二条，卷四、卷五名引一条。
(12) 董史，字更良，咸淳间成《皇宋书录》四卷，四引会要：上篇太宗条引国朝会要，仁宗条引仁宗会要，徽宗条及下篇王珦条引会要。
(13) 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引《皇朝会要》，卷二引《三朝会要》、《续会要》，卷三引《中兴会要》。
(14) 岳珂：《愧郯录》卷一、卷九、卷一○、卷一四引会要原文，卷五、六、一三、一四引《国朝会要》，卷四、卷五引《续会要》，卷五、六、八、一二引《中兴会要》。
(15) 洪迈：《翰苑遗事》引《国朝会要》十一条，《续会要》六条。
(16) 王弥大：《清溪弄兵录》（记方腊起义事）引《续会要》二五三卷中一千三百余字。
(17) (18) 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集卷六嘉泰禁私史条。
(19) 李焘弄史获罪事，见《宋史》本传。焘为宋代卓有成就之史家，传世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凡五百二十卷，为研究北宋历史之重要典籍。
(21) 参《元史》董文炳传。
(22) 参翻元兴文署本《通鉴》卷二九四周显德六年二月条胡注。
(23) 参《明史》卷一四五、卷一四七。
(24) 参《艺风堂文集续集》卷四《永乐大典考》。
(25) 参杨士奇《文渊阁书目》请旨题本。
(26) 《明史》卷九六艺文志一。
(27) 参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页七八。
(28) 清雍正《古今图书集成》系仅次于明《永乐大典》之一部大类书。全书分六篇（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共一万卷，集经、史、诸子百家以成书。
(29) 四库馆所收书，除永乐大典外，尚有敕撰本、内府本、督抚学政采进本、私人献进本。
(30) (31) 《于文襄公（敏中）论四库全书手札》第三十一函。
(32) 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所录谕旨。
(33) 参《全唐文》总目卷首御制序。
(34) 《全唐文》在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十月诏修，十九年（公元1814年）二月成书，共一千卷。收录唐、五代文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撰文者三千四十二人。诗序已见《全唐诗》者不录，有伤风化者不录，有关巫惑者不录，此其编录宗旨。唯仍录有关释道文字四十余卷。今常见版本有三，以写楷体内府本最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一部。
(35)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二。道光求日益斋刻本。
(36) 《艺风堂文集》卷一。光绪庚子刻本。
(37) 科举始自隋唐，封建朝廷以此取士，经历一千余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始废此制。明清科举分院试、乡试、会试、殿试。院试即童考，由各省学政主持，录取者称秀才（或相公）。乡试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在南京、北京及各省城举行，试期在秋八月，故称秋闱，应试者须秀才或监生、贡生，录取者称举人或孝廉，第一名称解元。会试在北京，三年一次，逢丑、未、辰、戌年举行，由朝廷礼部主持，应试者须是举人，考期在春三月，故又称春闱，录取者称贡士、第一名叫会元。殿试在北京皇宫太和殿举行，由皇帝主持，经殿试录取之贡士始称进士。殿试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二甲、三甲各若干名，称进士出身及同进士出身。新进士经朝考选取入庶常馆肄业，称庶吉士，散馆（结业）留馆者授翰林院编修、检讨，不留馆者改称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主事或外放知县（县长）。因朝廷大典、大庆或皇帝特许于规定之年以外增举考试者叫恩科，如嘉庆五年岁次庚申，不在乡试的子、午、卯、酉年之例，徐松于是年中举，故称恩科举人。
(38) 嘉庆七年将军松筠初次莅任伊犁之日，尝命郎中祁韵士（鹤皋）以知县汪廷楷所集资料编纂地方志，名曰《伊犁总统事略》，凡十二卷。嘉庆十九年松筠第二次出任，以徐松精于地理之学，更托徐氏重修，书成凡十卷，徐松通过实地考察，援古证今，备述新疆山川道里曲折，于建置控扼钱粮兵籍，言之尤详，后经松筠进奏其书，清仁宗改题《新疆识略》，并付刊行。
(39) 见《徐星伯先生事辑》。
(40) 张穆，字石洲，山西平定人，善属文，道光中优贡生，代表作有《蒙古游牧记》十六卷，为研究蒙古史地必读之要籍。卒年四十五。何秋涛，字愿船，福建光泽人，博览经史，留心舆地，代表作有《北侥汇编》八十一卷（咸丰中更名《朔方备乘》），卒年三十九。李文田，字若农，广东顺德人，己未探花，官至礼部侍郎，生平关于元吏及西北地理著述最多，内容精富，卒年六十二。
(41) 沈垚（公元1789—1840年），字子敦，浙江乌程人，道光优贡生，精西北地理及金元史学，代表作均收入刘嘉业堂刊印之《落帆楼文集》（二十五卷），卒年四十三。
(42) 参《宋会要稿》食货门纲运令夹签。
(43) 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
(44) 现存北京图书馆之《永乐大典》写本，经民元以来及解放后之收集，已有一百四十余册；《四库全书》现有三万六千三百多册。
(45) 参《烟画东堂小品》第七册《星伯先生小集》附记。
(46) (47) 见《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所收《琉璃厂书肆后记》及绪言。
(48) 缪荃荪将宋会要稿本让归广雅后，本人未预校订，其年谱可证：“光绪十四年戊子，年四十五岁，先供职京师。十二月，张文襄（即之洞）召游粤东，住广雅书局校书堂，轩宇宏敞，……布置雅称，与陶心云（浚宣）、屠静山（寄）、章颐卿同寓。王雪橙、王子展为（广雅）提调。光绪十五年己丑，年四十六岁。在广雅书局，二月游香山，三月返江阴。是年十月张文襄调两湖，自粤来沪，荃荪迎沪上，同游焦山。光绪十六年庚寅，年四十七岁。二月辞馆到湖北谒张文襄师，交《湖北通志》稿，五月入都。”是见缪氏游粤客居广雅书局仅两月，未尝参与校勘会要。北行当是张之洞召其商办书局事，并送去《宋会要》稿本。今见影印本中之荃荪按语，当是缪氏未让稿本之前所作，不宜与广雅校订混为一谈。
(49) 前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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