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与突破——20世纪先唐文学史论著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史论论文,世纪论文,唐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5X(2003)01-0057-12
20世纪初叶，当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建立伊始，先秦至隋代文学史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清代以来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学术的精华在先秦，检验一个学者的学术底蕴，主要就是看他在先秦典籍上下了多少功夫。文学史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譬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总共十六篇，其中十三篇论述唐前文学。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第一次把通俗文学提到非常重要的文学地位。这是当时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具有宣言性质的文章。其影响所及，不仅仅在文学创作界，在学术研究界，随着平民文学观念的兴起，唐代以后的文学，特别是戏曲、小说的研究一时成为研究的热点，顺理成章地抢占了文学史的相当篇幅。从此，文学史家逐渐走出厚古薄今的束缚，对于先秦至隋代文学史经历了三个有趣的变化。起初，它依然高高在上，扮演着中国文学史的重头戏。随后，它的崇高地位开始受到质疑，在文学史教科书中，它不再居高临下，而只能是与后代文学平分秋色而已。1949年以后，先秦文学至隋代文学的总体地位，在文学史家的眼里再次降级，最多占据中国文学史的三分之一的篇幅。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就其总体而言，被摆在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位置。新时期以来，这种状况开始得到改变，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研究重新获得了新生。而先秦至汉代文学史的研究，由于荒漠过久，一时无力回天，而今只能惨淡经营，徘徊难进，还看不出复苏的迹象。出现这种令人感到尴尬的局面，其中有许多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一、上篇 先秦、秦汉文学史研究
（一）通史类著作
作为断代史的先秦、秦汉文学研究史的撰著起步较晚，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游国恩《先秦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史上的第一部先秦文学断代史。从那以后，先秦、秦汉文学史研究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若按时代来分，以1949年为界线，可以鲜明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949年以前的先秦、秦汉文学史研究，基本上是以游国恩的《先秦文学》为蓝本而又有所发展和创新。游著共分十八章，首二章为概说，论及文学的范围及文学史，文学导源的两大要素。以下十六章，依次论述了未有文学时的初民文学、文学的开端、唐虞时代的文学、夏代文学、商代文明及文学、周初文治及文学、《诗》的来源及南风雅颂、《诗》的时代背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周代历史文学及晚周诸子、楚辞的起源、屈原、宋玉及其他作者、荀卿、先秦小说、西秦文学等。唐兰的《卜辞时代的文学和卜辞文学》（清华大学，1936）则对于游著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它从甲骨文、古文字学的角度来探讨卜辞职时代的社会、文化、文学，在文学史编写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柳存仁的《上古秦汉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48），重点在于探讨各种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书中引用了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容肇祖的许多观点，个人创获不是很多。
这一时期的断代文学史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试图突破原有的经史观念的束缚，从文学自身的特性来勾划先秦文学发展的线索。此外，这种按时代划分文学史的做法也为后来的文学史家所认同。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秦、秦汉文学史的研究也相应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研究者普遍地、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工作。这一时期的先秦文学史研究著作首推杨公骥的《中国文学》（第一册）。此书是1947年作者在东北师范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时编写的讲义，此后十年，七易其稿。其中第三稿于1951年写成，并很快就受到中央教育部的表扬。认为这部著作“广泛地掌握资料，有创见，并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处理中国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1957年，在第七稿的基础上写定誊清，交由吉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作者在出版说明中这样写到：“这部讲义的写作，开始于1947，到今天已整整十年。十年来，由于党的领导和教育，使我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治学方法上每年都有所提高。不断的提高，也就是不断的自我否定。”该书为建国后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研究中国先秦文学的著作，影响比较大。值得注意是“中国原始文学”和“殷商奴隶制社会的文学”两编，是当时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较少涉猎的内容。作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首先探讨诗（也即文学）的起源，由起源论本质，依据中国古文献，详述诗歌、音乐、舞蹈之所以形成及其特征之由来。由《诗经》四言诗的第二节拍和韵尾具有的特征，论证出古代劳动时的往复动作节奏和音响对诗歌的形成和样式的决定作用，其中又对中国的原始神话作了专章论述。著者使用钩沉索隐的辑佚方法，从先秦两汉的现存文献中选出有关古代神话的片言只语，然后将他们连缀成篇，加以翻译，并就其美学和思想价值作出评判，而这种评判的标准，就是后来为中国文学史学界广泛运用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这与当时的一般观念颇有不同。著者还十分重视宗教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在本编中又设专章“周族原始祭歌”，探讨原始宗教咒语祭歌的形成和特点，阐明其社会意义和作用，许多考证和论述，后来都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可。论及殷商奴隶制时代的文学，作者从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论及当时的工艺、宗教、神传说、音乐、舞蹈、祭歌、书诰散文以及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等等。这些内容也是一般文学史较少涉及的。由于近世学者认为商颂不是作于商代，是周代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而又无确切证据，著者为澄清这一问题，作《商颂考》附于书末，反复论证商颂是商代的诗歌。以下两编依次是：“西周和春秋时代的文学”、“战国时代的文学”。作者论述了周代及战国时代的历史情况、社会特征和周诗的结集、分类及四家诗说，然后结合《诗经》作品分析周诗中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阐述周代文学成就和历史价值。周诗的语言、表现手法和样式等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诗经》中的雅诗，自“五四”以来便被视为庙堂文学或剥削阶级文学而受到轻视。作者一反此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根据雅诗的本身特点和艺术价值，对其艺术成就和历史意义作了公允的评价。战国时代的文学精华，作者首先注意到公孙尼子的《乐记》，认为是我国最早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萌芽。而后，作者又设专章分别探讨先秦诸子著作和历史著作的文学性。书中摘选《论语》、《墨子》、《孟子》、《庄子》的某些段落作为古代抒情文来分析，将先秦哲学家或政论家的生活态度、真情实感及音容笑貌生动地呈现出来。同时从《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等史书中遴选出某些具有一定程度形像化人物、反映历史事件的篇章，作为文学叙事文和传说故事来分析，拓宽了文学史研究范围。关于古代寓言，以往的文学史大多把它当作论说文的比喻性例证或散文中的小故事来看待，作者则将他视为一种特殊样式的文学，设专章对寓言文学的起源、演变、文体特征、表现手法和语言形式进行论述，说明他和哲学、逻辑学、政论的关系及其社会功用。关于屈原的生平与创作的评介，书后附有专论《楚的神话、历史、社会性质和屈原生平》。多年来屈原作为反侵略、爱祖国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被颂扬，似已成为定论。作者一反成说，以为这种推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应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点来研究屈原。“在战国时代，民族尚未形成，所谓七国并峙只不过是我国内部一定历史阶段的封建诸侯割据状态而已。”
杨公骥先后的《中国文学》第一册的问世，基本上划定了以后40年间先秦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其众多观点，也成为先秦文学史研究的基调。徐北文《先秦文学史》（齐鲁书社，1981）、张志岳《先秦文学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蔡守湘《先秦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聂石樵《先秦文学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方铭《战国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孙立、师飚《先秦两汉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等，大体上就是依据着杨著的规模和观念加以铺陈推新。
当然，在许多具体观点上，后业的著作也多有所突破。譬如徐著强调盲诗人对《诗经》形成过程的重要作用：“神话发展为史诗，以及抒情诗的发展与传播，盲诗人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又分史诗、叙事诗、农事诗、讽刺诗、礼俗诗、爱情诗等分类论述《诗经》，也颇能见出新意。在论及先秦散文发展时，将散文分为历史著作和理论著作两类。历史著作中对过去不为人们所重视的《穆天子传》、《逸周书》作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把隐语、寓言、故事（准小说）单独论述。高度评价了徘优侏儒瞽史在叙事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同时指出，传说和历史记载、隐语和寓言这两个源头汇合成准小说，导致小说的产生。这些论述都很有启发意义。张著特别强调“史识”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找出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线索，根据中国文学内容的线索和中国文学形式发展的线索，以此纲举目张。这些论点实际上就是80年代后期如火如荼的宏观文学史观念的滥觞。作者曾发表《关于中国封建时代的“讽喻文学”与“叛逆文学”两个优良传统的初步探讨》、《试论我国古代重要文学样式的发生、发展及其衰替与文学语言变化的关系》等论文。本书正是作者根据这两条线索对中国文学史进行探讨。作者认为，整个中国文学史基本是封建时代的文学史。这个时期的文学大致可以分为讽喻文学和叛逆文学两大类。他们是封建时代的必然产物，贯串于整个封建时期，讽喻文学的奠基人是孟子，而叛逆文学的奠基人是庄子。在讽喻文学体系中，屈原是发展者，杜甫则是集大成者。庄子文章具有抒情性，愤世嫉俗，干预现实是其主流，伴之而来的是玩世不恭。《逍遥游》和《齐物论》是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正因为他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反抗精神，故称之为叛逆文学的奠基人。嵇康、阮籍、陶渊明、李白、曹雪芹等无不如此。这两条线索并行而非对立，是包容并蓄，互为影响、密切交关的。他们在积极干预社会生活、意图改变所感受不合理的现像这一基本点上是相同的，在对现实政治上歧而为二：讽喻文学寄改革希望于现实统治者身上；叛逆则对现实政治表示反对而遥寄托希望于幻想。惟终原始，这两种文学因素在《诗经》中已经露出端倪。关于中国文学形式发展的线索，作者以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文学样式的发生、发展及其衰替，都与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贯穿始终。蔡著力图将先秦文学摆在整个先秦文化背景中作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划分先秦文学的发展为原始文化、巫卜文化、史官文化、士人文化四个阶段，从文化内含的思维模式、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审美意识等各方面，全面地探讨先秦各个阶段的文化对先秦各个时期文学的演变所发生的深刻影响，总结先秦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有比较成功的尝试。聂著按照不同的文学体裁分别探讨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秤，如对五言、七言诗产生之考察，对汉赋、骈文、律诗的形成及其演变的论述等，是作者从事多年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经验总结。
进入新时期以来，先秦、秦汉文学史的研究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一些研究者不满足于过去既定的研究方法，而是试图从新的角度重新考察中国文学史发展的渊源和流变。这其中，刘毓庆《古朴的文学》（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和《朦胧的文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是较早的尝试。作者将先秦文学和汉代文学各分为四个部分，每部分开头有一段题头语，概括该部分文学所表现的情绪、心理、精神和意识。作者认为，两汉是文化复古时代。“古是无意识的存在，而复古则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在文学的复古中，蕴含着追求理想模式的因素”和朦胧的文学意识，因此命名为朦胧的文学。按照作者的理想，书中注重文学的历史变化和所反映的民族心灵的运动。如在论述辞赋发展的过程中，提示汉代士大夫的心态变化；论述论理散文的发展，揭示了汉人的思考及其对于塑造民族性格的意义；论述诗歌的发展，揭示了其所反映的民族生活、心理、观念的变化。这些都表现了作者对于先秦、秦汉文学史的深入思考。
运用新的方法、新的视角研究先秦、秦汉文学史，赵明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和《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比较引人瞩目。所谓“大”，不在于这段历史之长，也不在于叙述之细，而是“将具有突出文化特征的先秦文学称为大文学，其特质主要表现在形态与内容两个方面，一则是具有文史哲融为一体的综合形态，二则更包含蓄积久远的文化内容。”（公木《新颖、丰富、广博——先秦大文学史读后印象》，《中国图书评论》，1993年5期）《先秦大文学史》凡五编二十一章，外加导论和结语，近八十万字，分为四大块：神话、诗歌、史传文学、诸子散文。《汉代大文学史》凡六编三十六章，分为六大块：赋体、诗歌、历史著作、小说戏剧、散文、文学思想等，总计九十多万字。著者力图站在文化的宏观角度来观照文学，把考察文学的发展放到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对先秦两汉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得出新的见解。譬如论及中国戏剧的发轫，从各种艺术门类中寻找中国戏剧产生的因素和萌芽，并论述其形式，归纳其特征，阐发其影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新时期的先秦文学史研究论著中，褚斌杰、谭家健主编《先秦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似乎与众不同。就研究方法而言，大体上还是属于传统一类的著述。全书五编，第一编为上古文学，论述文学艺术的起源与上古歌谣、神话传说及《山海经》、《穆天子传》。第二编《诗经》。第三编历史散文，包括殷商和西周的散文、《春秋》和《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均给予相当的篇幅，涉及到的著作至少有四十多部，为目前同类著作之最。另外，对于新近出土的文献也给予较大的关注。根据1972年发现于山东临沂西汉早期墓葬中的唐勒赋残简，结合传世文献，明确了宋玉为中国赋体的开创者。论述荀子《成相篇》，则以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为吏之道》为证，断定是“学习民间文艺而创作的。”又譬如传世《孙子兵法》，学术界或以为孙膑所著。本书利用1972年山东银雀山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种简书，论定二人各有兵书。又根据银雀山《六韬》残简，论证其是一部先秦古籍。这样的论述大大地拓宽了读者的视野，我个人认为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当然，就总体而言，其规模和格局还略显陈旧，有时给人的感觉就象阅读目录提要，缺少史的灵魂。有些观点也还值得推敲，譬如说《诗经·七月》是一首农奴之歌，就未必妥当。尽管还有这样一些枝节问题，就目前的研究水准来说，这是最好的一部。
此外还有一些分体或专题文学史论性质的著作，如白本松《先秦寓言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扬之水《先秦诗文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张峰屹《西汉文学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著。
（二）史料类著作
《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游国恩选编，吴小如执笔注释。两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和1959年出版。两书是配合文学史教学而编选的，所以在选录、注释先秦、秦汉文学名篇的同时，每一单元还附以精当的文献参考资料。这两部书问世后，获得国内外普遍的好评。许多文学爱好者就是通过这两本书学习和了解先秦、秦汉文学状况的。由于它在学术研究上的参考价值和教学方面的实用价值，这两部书连同《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在40多年间一版再版，具有广泛的读者群和崇高的声誉。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郭预衡主编。全书五卷，包括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金卷、元明清卷等，出版后，口碑颇佳。因此，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又第二次印刷。其中与本文有直接关系的先唐文学史两卷，先秦卷由熊宪光执笔，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由万光治执笔，对于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这种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它的体例上：两大部分组成，相得益彰。文学史纲要，简明洗炼，抓住重要的文学史问题，以供教者发挥，供教者思考。这种引而不发的文学史纲，避免了修史者过多的主观介入，读过之余，时时感到一种近于鲁迅文学史研究的大家风范，而纲要引据的材料，包括史实、作品和评述材料则多多益善，摘引原文，力求精当，遇有歧义，则兼收数说，以供选择。这种集文学史和资料汇编之长的撰著体例，近于宋代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三朝北盟会编》以及近人邓之诚《中华二千史》。就中国文学史著的撰写而言，它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又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新型文学史论著，很有实用价值。
二、中篇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著作概观
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通论、通史类著作、海内外出版了许多种。有的著作，笼统地称之曰中古文学史，所论及范围也并不一致，有的论及秦汉，有的下及隋唐。举其要者，如20年代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等；30年代有陈钟凡《汉魏六朝文学》等；40年代有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罗常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等；50年代有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前身《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等；60年代有文学研究所及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中《魏晋南北朝文学》部分。70年代是中国大陆的特殊时期，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成果可言。到了80年代，胡国瑞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拉开了这段文学史全面复兴的序幕。90年代，李开元、管芙蓉《北魏文学简史》、周建江《北朝文学史》相继问世。徐公持先生《魏晋文学史》和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南北朝文学史》则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论述的范围下及唐代，但是仅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其重点还是在汉魏六朝文学史。全书五编是：一、绪论，论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关系、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中国音乐与西域文化的关系、诗与散文的关系。以下四编依次为：平民文学、舞曲、贵族文学和唐代平民化文学。本书最重要的特点是把平民文学摆在突出的位置。作者认为：“六朝文学的正统不在一班文人学士，而在当时的一班平民和外国人。”论南方文学则远溯汉相和曲，分吴越文学和荆楚文学；吴越文学以吴声歌曲为主，以为其中的神的理想与希腊很类似，只是缺乏伟大的艺术和普遍的信仰，中国神秘思想多源于南方。荆楚文学以西曲歌为主，认为最有特色的伤口是描写商人的生活。胡适先生为此书作序，称赞这种研究是“一种开先路的书。”本书另一重要特点强调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因为所论大抵以民间歌曲为主，所以探讨了音乐与文学所共有的直观化和感觉类推（也就是钱钟书先生后来提出的著名的“通感”说），论及了乐器和音调及乐府诗在音乐上的特点，都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是建国以来第一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断代史，采用分文休论述的形式，凡十一章。前七章论述这一时期的诗歌，后四章论述赋、骈文、文学理论和小说。从前七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各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表率诗风的建安诗坛、魏末及晋代诗风的变化、陶渊明诗歌的卓越成就、南朝初期诗坛的新貌、南朝中后期诗坛的昏晓、北南文坛的异象、民歌艺坛的绚烂芳菲等。作者认为，西晋以后，文人继续建安时代文学形式趋向精美的风气，并有力量从事艺术形式的追求，以与前人争胜，故对艺术形式的加工不遗余力。他们在语言上追求声色之美，在句法上计求对偶整齐，形成了文学创作的骈骊之风。至齐明中，加之声律说的发明、运用，遂形成与魏晋古诗显然有别的新变体。针对学术界对这一时期文学的严酷批评，作者以“形式追求的功过”为小标题，专门论述了南朝诗人对诗歌题材的扩展，语言、对偶、声律等形式上的讲求，对于唐代格律计的重大意义以及齐梁宫体诗人在七言古体诗的形式过程中的作用。因此，魏晋南北朝诗人无论在创作精神、创作内容以及表现方法和手段，甚至对诗体的探索创造上，都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准备了优裕的条件。论及这一时期的赋及骈文的成就，作者从汉语文字的独音体特点，分析了骈文形式的客观性，并指出“文章的骈化，开始于东汉而成熟于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思想也是本书的一个重点，只可惜还没有充分注意到宗教对文学思想的影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魏晋南北朝断代文学史，本书的出版，“对于文学史的写作填补了一个惨痛的空白。”（朱东润评论语，见《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2期）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是中国社会科学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的一种，分为三编：第一编三国文学，第二编西晋文学，第三编东晋文学。在体例上较之以往的文学史没有太大的突破，但是在内容方面有所创新。譬如论嵇康，就从他的人格魅力写起，这是以前的文学史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论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指出这是杨修最早提出来的，曹丕只是作了发挥补充而已。另外，本书以“宽松夷旷”作为西晋社会文化环境的重要内容来谈，这对于研究西晋文学是有启发意义的。魏晋文学研究者不乏其人，成果也很多，但是依然留下许多空白点。从地域上说，吴蜀文学过去就较少涉及，本书则专辟章节。再从时段上说，曹魏后期文学、东晋文学，以往论述也较泛泛。本书不仅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了清理，还对各时段作家的交潜过渡的情况多所论列。至于大量的中、小作家，本书涉及之广，也是前此文学史所未曾有过的。它几乎涉及到《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及《隋书·经籍志》内凡有诗、文、赋创作的所有作家。许多重要作家被忽略的方面，如曹操、曹丕整理图书的贡献，也作精到的论述。再从大的方面来看，有关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也作了有意义的探索，譬如西晋文化中的佛教、道教的影响、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等，均要言不烦，线索清晰。
在体例方面，本书的章节设计，详略得当，显示了著者的匠心。注文方面容量很大，每一条资料都能发掘出新意来，如对杨修、李密生卒年的考证，对于“二十四友”的有关史料的梳理，对戴良及其《失父零丁》诗的开掘，等等，翔实、稳妥、准确。全书的语言也富于学术个性，典雅、清新、明快。书中不但对古代作家有精彩的叙述和分析，而且字里行间透露着著者本人的风貌、他自己对于生活、人生的体验。如写到曹植，本是他最拿手的部分，写得确实精彩，而他在分析曹植性格时还顺手写到：“曹植正是这样一种人：在顺境中意气风发，志气高扬，不知有所检抑；在逆境下则沮丧颓废，志意摧折，难以保持自尊气骨。”这里显然已经跳出曹植研究，进而在作人性评论。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的一种，凡二十七章，依次叙述了南朝宋齐梁陈以及北方十六国文学、北魏北齐北周隋代文学的代表作家及重要作品。除了过去常常论及的重要作家如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江淹、谢朓、何逊、庾信等外，一些过去所忽略的作家作品在这部书中也专门见之于有关章节中，如王俭、虞炎、虞羲、张融、刘绘、沈炯、周弘正、张正见、姚察、苻朗等。从容量上说，1962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南北朝文学只有65页，这部《南北朝文学史》扩充到536页，是前者的近八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北朝文学部分，从作家生平事迹的考察到作品内容风格的评价，大都是前人和当代研究者极少触及的。因此说，这部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全面详尽地论述了南北朝文学发展的总体面貌及有关的政治、社会、学术文化的背景，填补了文学史分期研究和大量作家研究的空白。
从体例框架上说，它基本上采用了传统的文学史的写法，以时代先后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目，将二十七章大体划分为两大部分：南朝文学十七章，北朝及隋代文学十章，眉目清晰、严整、有序，是其显而易见的特点，也可以称之曰优点。但是以作家作品为线索又不免的“块块结构”的弱点，为此，这部书加强了概说章节，同时加强了对文风流变的研究。如第二章“晋宋之间的诗文风气的嬗变”，第七章“永明诗风的新变”，第十三章“从永明体到宫体”，第二十七章“南北文风的融合”等，从宏观上描述了南朝文学从元嘉体到永明体、再到宫体以及南北朝文学从隔绝走向融合的发展脉络，再配合大量的作家作品论，形成了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经纬相织的新面貌。使读者在作家作品的介绍之外，看到文学发展的线索，体现了史的特色。此外，评述每一个作家，在通常的介绍生平事迹和文学活动之外，特意标举文集的存佚、版本的流传等情况，不仅拓宽了文学史家眼光，而且大大提高了文学史的文献和实用价值。还应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每章后面的注释，不论是对作家生平的考证，还是对作品的辨析，或者是关于某一问题的异说的介绍，很见功力。可以使正文简明清晰，同时又可以补充正文叙述的不足，不枝不蔓。至于注解中为新说补充论据，为诸说并存俟考的例子尤其多得不胜枚举。如鲍照一章中，关于鲍照的注释，既有关于他的生年、郡望的种种推测、考释，也有关于《芜城赋》写作用意及写作时间的历代看法的介绍，为读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又如第二十四章介绍北朝民歌《木兰诗》，正文只是论述其产生的大致背景和语言艺术特色，关于这首诗的著录、流传的过程，产生的时代，地域的争论等情况，均在注解中加以考述。这一篇注释，实际就是一篇短小精悍的考据文章。
这部书在具体文学背景的阐释、对南北朝文学观念的辨析以及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等也有许多精彩之见。就文学发展背景的阐释而言，本书论文学创作在南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分量、南朝文人集团的作用、陈代诗歌中赋得体的流行、北朝文人尊儒务实的特点对其文学复古观念的影响、李谔的主张与北齐世家大族观念的关系、隋文帝与隋炀帝的不同文学观基于山东文化和南方文化的不同背景，等等，都使这段文学史中一些重要现象得到了深入一层的阐发；就文学观念的辨析而言，本书分析谢胱“圆美流转”说与沈约“三易”说的关系；指出刘勰和萧统在人事和思想上的必勤勤恳恳联系促使《文心雕龙》和《文选》在文本分类和基本观念方面的相互呼应；通过分析《文选》所录作品和不录作品的作家，论述其选编的标准；在详考《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目的和背景之后，与《文选》加以比较，指出这两种选集是萧统、萧纲两种不同文学观的体现，从而纠正了从刘肃《大唐新语》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传统看法。这些都是在文学批语方面的重要进展。再就作家作品的分析而言，本书指出颜延之是最早提出文笔对举的作家，他在性格上近于阮籍，而文风却典雅重拙，并分析其原因。江淹与鲍照代表着元嘉体向永明体过渡的诗风。沈约在文坛上的领导作用对永明体的影响。谢胱受谢灵运、曹植、鲍照影响的另一方面。孔稚圭《北山移文》的主旨不在讽刺而游戏嘲谑。吴均大力写作边塞诗是对鲍照的继承。宫体诗形成与萧纲入主东宫之前。绝句名称起源于宋齐之际等。这些论述，不仅使得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转化轨迹显得格外清晰，而且体现了著者并不刻意求新，却处处都能在辩证、求实的分析中自见新意的特色。所以，学术界评论其特点是“在平实中创新”。这是恰如其分的。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资料考订与排比
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过去侧重于总集的编撰、作品的选释，或按人而编，或以类而辑，虽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但缺少深入细致的考订整理。真正为这门学科奠定坚实的研究基础的当首推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这部书原是北京大学讲义，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出版。所谓“中古”，其论述的始于汉末曹氏当政，终于陈代。为便于教学，辑录排比了很多当时的文学评论。并有引论和案语。史传中的文论资料很多，虽然只言片语的占有不少，但集中起来，确实可以看出流行一时的文学观念，这可能比专门的一家之言更具有代表性。系统地把这些散见的材料搜集起来，这对于中古文学史的研究，确有极大的启发意义。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评价此书说：“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采。”全书五讲：一、概论；二、文学辨体；三、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四、魏晋文学之变迁；五、宋齐梁陈文学概论。五讲中，每子目下分门别类地辑录有关史料，系统而周详。更重要的是，每讲前的解题和辑录后的案语，议论不多却自成体系。如总论部分，论及“声律说之发明、文学之区分”，系统地辑出当时所能看到的绝大多数的原始材料，即：清峻、通脱、骋词、华靡。鲁迅先生本此而论曰：“汉末魏初的文章可以说是清峻、通脱、华丽、状大。”这一观点已成为当今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不无遗憾的是，此书还存在着明显的阙憾，即上不详东汉，下不论北朝及隋代，称之为中古文学史，当然是不完备的。
按照这种体例而编撰的专著还有刘永济先生的《十四朝文学要略》，原为20年代著者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讲义，40年代初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版。全书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论，提出对文学和文学史的基本观点，并将其概括成四纲、经纬、三训、二义等五个方面。所谓“四纲”是指：名义、体类、断限、宗派。阐述文学的定义、作品的分类、文学的通变及文学流派等。所谓“经纬”是指能概括所有文学作品的基本表现方法的赋、比、兴三事。所谓“三准”指通过研究作者立意而达到以意逆志的理解、欣赏作品的原则。所谓“三训”是指承、志、材。是评价作家作品的三条标准。具体说，要看内容是否有关一切政教得失、要看作者之情思是否邪正，要看作品是否具有感化力。所谓“二义”是指阅读研究时的二条注意事项，即要以领悟作品的情感为主而不可对作者的写作本事作胡乱穿凿，要有多闻阙疑的精神，敢于存疑。正编由两卷组成：第一卷十个专题，叙述上古至秦文学的历史，探索文学的起源、认为文学起源于文字产生之前，先有讴歌吟呼之作，及文字产生之后，才有述志箴谏的诗人之诗。论战国晚期文风分为三段：一为齐风，以稷下诸子为代表，二为楚风，以屈、荀为代表，三为秦风，以商鞅、吕不韦为代表。第二卷十一个专题，叙述汉至隋代文学。汉代辞赋大盛，作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载抑游说之习，使纵横之士折入辞赋。”二是“帝王好尚之笃，故侍从之士皆长文学也。”汉代乐府有雅声、楚声、新声三乐。来自民间的新声乐启魏晋之新声，当古今歌诗之枢纽。为此，附以汉至后周铙歌曲目表。艺术成就很高，在汉代发展起来的五七言诗，就正是受了乐府新声的深刻影响。六朝乐府的精华在于南北风谣，指出梁鼓角横吹曲和吴歌西曲各为南北的代表。在音乐方面，隋郑译所立之七均十二律之调，是古今音乐转变的关键。
上述两书，并不是单纯的资料考订著作，但却以资料的丰富、翔实而为学术界所重视。对中古文学史料作全面系统考订的著作，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堪称代表。全书80余万字，容量较上述两书为多，上自公元前53年扬雄生，下迄公元351年卢谌卒，以年为纲，以人为目，详细考录了152位作家的生平事件、著作篇目及著作年代。征引史籍多达数百种，资料极为丰富。对于史书记载和旧说不确的地方，多有订正，解决了不少疑年问题。譬如左思《三都赋》，《晋书》、《世说新语》注记载分歧很大。《晋书》说《三都赋》成于皇甫谧卒前，曾由皇甫谧作序。《世说新语》注引《左思别传》则说皇甫谧死于《三都赋》作成之前，故未能作序。陆侃如据《晋书》提到左思作《三都赋》时曾向张载询问岷蜀之事，指出张载赴蜀省父在皇甫谧死后，《晋书》记载不免自相矛盾，因此，皇甫谧作序之说不可信。此赋当成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左右。但又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形，即《世说新语》注引《蜀都赋》，其中“鬼弹”二句为今本所无，文字也不同，因此认为“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止。”也不排斥《三都赋》初稿完成较早而后来又加改写的可能。这样的考订是有说服力的。但是，此书有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有些系年过于牵强。如桓谭生卒年在公元前23年生，卒于56年，曹道衡先生作《桓谭生卒年质疑》作了辨驳。又卷一建武二十年(44)“班固为王允所称”条，称“其时充本年二十八岁，较固长十五岁。”这里恐怕有误。《后汉书·王充传》未载其生年，但是《论衡自纪》称“建武三年充生。”至建武二十年，为十八岁，非二十八。类似这样的情形，还可以举出一些。第二，这是一部未完稿，只写到公元351年，即东晋永和七年。东晋还有69年未编，南北朝则未涉及。近来，陆侃如先生的研究生张可礼教授续补而成的《东晋文艺编年》，近60万字，把东晋（包括北方的十六国）时期有关文学、书法、绘画、雕塑和音乐等方面的史实，以时间为线索，分别系于各年。全书收录了170多位文学家、书法家、美术家、音乐家，对其生卒、行迹和著述等，详考证，同时对民间文艺也收录较全。此书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曹道衡、刘跃进编《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也已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分为前编、正编和后编三个部分。前编：南北分裂时期的十六国文学编年（公元279年—419年），正编：南北朝时期文学编年（公元420年—589年），后编：南北融合时期的隋代文学编年（公元590年—618年）。正编为全书骨干，由五卷组成：第一卷题为“晋宋文学的转变”。始于刘宋高祖刘裕初元年（420年），止于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考察晋宋之际重要作家的活动情况；第二卷题为“从‘元嘉体’到‘永明体’”。从永明重要作家沈约出生的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开始系年，至萧齐明帝建武元年，也就是北魏迁都洛阳的公元493年为止。这一时期，文学的重心无疑是在南方，经历了两次文学高潮，特别是永明文学的出现，更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第三卷题为“南朝文学的分化·北朝文学的复苏”。萧梁建国前后，永明文学潮流逐渐分化：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复古思潮得其“清”，而以萧纲、萧绎兄弟为核心的文学集团得其“丽”；但是这一时期，占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萧统一派，其重要成果就是编纂了一部影响极为久远的《文选》。而在北方，北魏拓跋氏政权入主中原地区，加速汉化进程，文学方面出现了复苏的迹象。第四卷题为“南北文学的分庭抗礼”。在南方，以萧纲、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成为文坛的主流，诗的内容无足称道，而在艺术形式方面颇有进展。随着南北文化交流的扩大，北方文学逐渐迎头赶上，与南朝文学已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第五卷题为“南衰北盛格局的形成”，主要考察陈及北齐、北周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况。随着庚信、王褒、颜之推的入北，以及北方重要作家的成熟，不论是文学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北朝后期的文学创作成熟，实际上已经超过南朝。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本书在编排上，较之以往的文学史试图有所突破，即不以朝代为断限，而是特别注意疏通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努力清晰地勾划出南北文学兴衰的轨迹。这是著者在编撰这部编年史时着重考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为了更有力地展现南北文学的嬗变轨迹，本书特别安排了前编和后编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十六国文学和隋代文学，以往的文学史通常一笔带过，历来较少涉及。曹道衡若干年前著有《十六国文学家考略》、《从〈切韵序〉推论隋代作家的几个问题》等，在此基础上又撰写了《南北朝文学史》中的北朝文学史，可以说对北朝文学用力较勤。凡与编年史有关的研究成果，都尽可能地吸收到本书当中。譬如王褒的生卒年、薛道衡重要作品的系年等，就有比较切实的考证。通过这些细致的考证和资料的排比，使人们对于北方文学从十六国荒原起步到隋代文学融合与繁荣的过程就有了比较全面系统而又深刻的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变化？其转变的契机在哪里？其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通过资料的系统排比和勘对，又向人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类似的问题，这就促使人们作进一步的思考。一部编年史的作用，在这里可以得到体现。
此外，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1985年出版）也是这类著作。全书由代序、建安文学编年史前、正、后三编及附录三部分组成。在题为“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系问题”的代序中，作者指出，通过文学编年的写作，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学创作高潮的来临，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一、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积累达到一定的高度；二、现实生活的矛盾对作者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三、最重要是作者主动关心现实，情不能禁地反映现实。根据这样三个前提条件，以往将建安文学的繁荣归功于曹父子的观念是错误的。建安文学前编就是追朔建安元年以前数十年间的文学现象，用以探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对建安文学所起的的“前因”作用。其中，《陌上桑》标志着乐府民歌中五言叙事抒情的成熟。辛延年的《羽林郎》可与媲美。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标志着五言诗脱离乐府而独立，其风格表现了汉末衰世的悲凉。张衡的《四愁诗》则标志着七言诗的问世，是骚体向七言过渡的开山之作。讽刺官吏贪暴的五言诗说明民间五言诗较为普遍地接近成熟。蔡邕的作品则影响沾溉了王粲等人。正编包括建安元年(196)至建安二十五年(220)的文学创作活动。后编则略述建安文学余风，以期全面展现建安文学的来龙去脉。附录有三篇文章，即：《重评郭沫若先生的〈替曹操翻案〉》、《从曹操诗文看他的政治思想》、《“建安风骨”新探》。另有“建安作家诗文全目”。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风尚的阐释概括
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汉文学史纲要》以及计划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的有关章目，对魏晋南北朝文学风尚作了深入的阐释和准确的概括。他用“药、酒、女、佛”四字概括魏晋六朝文学现象。药与酒同文学的关系，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中作了精辟的阐释，而“女”与“佛”当然是指弥漫于齐梁的宫体诗和崇尚佛教翻译文学的流行。虽然鲁迅先生没有展开讨论，却为后来的研究者指点了方向。鲁迅先生注意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而用这四个字，是可以反映和概括魏晋六朝文学的历史特征的。
40年代，王瑶先生沿着鲁迅的方向，注意联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系统深入地广泛收罗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有关史料，并进行分类、归纳和整理，撰写了《中古文学史论》。此书大致包括“文学思想”、“文人生活”、“文学风貌”三个范围。十四篇文章论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乐府以外的几乎重要学术问题。其范围之广，几乎是将这段文学史中的重要文学现象全部囊括在内；其材料之实，差不多将凡能作为论据的史料皆搜罗无遗。此书虽然并未标明是文学史著，而其论述的规模实际上就是一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书中很多论点即使今天看来依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譬如九品中正制度和门阀制度造成的士庶之隔，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极为特殊的政治现象。倘若脱离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只是孤立地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许多问题便无法说透，也无法理解当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对东汉士族形成的背景、华庶之隔的渊源等作了溯本求源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每一种文学潮流，作风或表现内容的推移变化，都是起于名门贵胄们自己的改变，寒素出身的人是只能追随的。”因为这些贵族不仅享有政治的绝对特权，而且也操纵、控制着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脉搏。现在一些中青年学者已经比较注意前辈学者的开创之功，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领域，而是特别着意于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突出的宗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种种复杂现象，从宗族文化批评的角度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王瑶先生的论著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此外，《文人与药》、《文人与酒》、《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等，从整体上勾划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脉络，而《论希企陷逸之风》、《拟古与作伪》、《徐庾与骈体》等则就某一时期文学现象加以剖析，要言不烦，探微知著，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曹道衡先生《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虽然不是以史的面目出现，但是，就像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一样，几乎涉及到南北朝文学史方方面面，就其规模和气象而言，实际上是南北朝文学史论。研究古代文学的问题，其任务并不仅限于评价某些作品的优劣，而在于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出为什么这个时期出现了这一流派和作品；那一时期又出现了那一流派的作品；甚至在同一时期里会出现几种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家和作品。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在文学上也是一个文风发生变化，并为唐代文学的高度繁荣奠定基础的时代。这种重大变化的文化机缘在哪里？历史背景又是什么？近十年来，曹道衡先生一直思考着如何回答这些重要问题。《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思考的初步结果。全书十章，纵论南北朝文风形成的历史背景，探讨了汉魏学术思想的变迁，分别论述了南方与北方文化的传统及其形成的社会原因，涉及到秦汉以来的经学、史学、哲学等学科。作者游刃有余地统御着中古文学研究的两大关键：其一是通观汉魏文风的转变；其二是比较南北文风的异同。就其前者而言，作者指出：“在追溯到两汉和魏晋之间学风的变化时，笔者比较强调的是魏晋的学风和文学对两汉的继承关系，认为魏晋玄风的兴起是两汉以来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结果，崇尚老庄的风气，其起源几乎与今文经学的衰微及古文经学的兴起是同步的。”这样的结论，可以说是现今为止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渊源最为通达确切的见解。全书视野之开阔，论述了之清晰，材料之繁富，见解之新颖，确实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总体认识。
三、下篇 先唐文学史研究的新课题
（一）回归原典研究的先秦文学史
20世纪初叶，先秦文学史的研究逐渐由“杂”与“纯”。
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早期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深，在编写体例上往往处于摹仿阶段，或摹仿域外，或摹仿古代。譬如林传甲痛感当时日本学者已经编著了十几种中国文学史著作，日本大学还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程，而在中国还没有一部中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于是“将仿日本久保天随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例，家自为书。”又参照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有关作家、作品的评价综合而成。就体例上说，主要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记事本末体，以文体为主，所收范围较为庞杂，有文字、音韵、训诂、群经、诸子、史传、理学、词章等，甚至金石碑帖也多有论列。如其说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不如说是中国学术史，或曰中国著述学史，通观20世纪初期的先秦文学史研究，这种情形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比较普遍的。譬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如此。但是，3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传入，学术界开始认真地探讨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问题。于是产生了后来影响较广的狭义文学观念和广义的文学观念之争。所谓狭义文学就是指美的文学，内容上情感丰富，形式上富丽堂皇。至于广义文学观念就是指所有的著述。依据这种解说，于是就出现了不同含量的文学史。就先秦文学研究而言，那时并没有所谓的纯文学观念，那么，哪些该列入文学史的讨论，哪些属于学术史的范围，就有分歧。刘大白《中国文学史》（上海大江书铺，1933年）干脆就认为“只有诗篇、小说、戏剧，才可称为文学。”持这样观念的人很多，因此，先秦两汉文学只有诗经、楚辞和汉乐府才能进入这类文学史家视野。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勇于冲破传统的束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应当给予肯定。但是，吸取域外之长的同时，还不能脱离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毕竟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机械地照搬国外的文学理论牵强地套用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有削足适履之弊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从事先秦文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但是不能否认，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庸俗社会学也逐渐泛滥开来，有些研究与中国先秦文学史的实际相去甚远，留下许多教训。
20世纪末叶，先秦文学史的研究又逐渐由“纯”到“泛”。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文学史研究界从历史上的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不再固守着纯而又纯的所谓“文学”观念去过滤先秦文学，而是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疏理中国文学演近的线索，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注意将先秦文学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加以论述。如前面论列的《先秦大文学史》就是一例。从微观的角度，则注意各种文体的产生、发展、演变的线索。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就几乎涉及到现存所有的著述，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先秦部分就几乎涉及到现存所有的文章体裁。从这些论著来看，世纪末的先秦散文史的研究又由过去的“纯”文学回归到“泛”文学的观念上来。表面上看，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但是，其内存涵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冲破所谓“纯文学”的僵化概念，就必须回归原典，根据中国先秦文学史的实际，作综合性的考察。《昭明文选》分为三十八类，收录先秦至梁代一百多篇传世之作。可是在过去，我们所关注的不过是其中一二类作品的而已。又譬如《玉台新咏》，流传了一千多年，而今，它的价值，除了辑佚之外，似乎别无可取。这些问题再一次提醒我们，汉魏六朝文学史研究还有多少领域有待开拓，还有多少问题有待解决。因此，这里所说的“综合性的考察”就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论的大视角，而是对各种文体、各门学科作通盘的研究。特别是对于考古资料必须给予高度重视。这方面，《楚辞》研究取得了较引人注目的成绩。汤炳正先生学术专著《屈赋新探》、《楚辞类稿》特别注意吸收新近发掘的出土文献，因而他的楚辞学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他近期的论文《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文学遗产》1994年2期）根据1987年出土的大量楚简对于楚国每事比卜的风尚以及卜筮的程序、用具及方法作了详尽的考察，不仅订正了历人《楚辞》研究在卜筮方面存在的问题，还以严密的论证，对于学术界有人断言屈原为“巫官”的说法作了辨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充分体现了老一代学者严谨求实的学风。阅读这些文章，耳边总是响起60多年前陈寅恪先生说过的话：“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乃是古史研究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史专业分得越来越细，将活生生的历史强制性地划分成条条块块。条块分割的结果，隔行如隔山。文学研究界对于考古学界的成果，相对来讲，就显得比较隔膜，人为地限制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新时期以来，随着综合研究日益得到重视，这种状况开始得到初步的改变。北京广播学院语言文学部整理出版了《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充分阐述了出土文献对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当然，多数文章似乎还缺乏创造性的研究。相比较而言，《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发表的对李学勤、裘锡圭访谈录《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就比较深入、比较具体、比较有说服力。这些研究成果如果吸收到文学史中，势必对目前的文学史徘徊局面有所突破。
如何将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充分吸收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中来，当然要牵涉到许多方面的问题。这里只就人们所忽略的资料检索现代化问题略抒己见。
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科学化的时代，可惜我们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事实上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大部分还处在手工操作阶段。我们的许多著作，尤其是一些文献考订类著作，都未备有检索，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至于大量的宋元方志，由于没有索引，读者每每望“书”兴叹。学术研究要拓宽视野，没有科学化的检索工作，那只能是纸上谈兵。在这方面，我国的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做过成功的尝试。譬如台湾“中央研究院”早在1984年就率先设立研究小组，先后创立多种文献资料库：《二十五史》全文资料库、简帛金石资料库、《十三经注疏》资料库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建立《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全文资料库》，收录一百零三部典籍，共约八百万字。他们又快马加鞭，编制《魏晋南北朝一切传世文献全文资料库》，现已经出版多种。这些资料，国外学者及时充分地加以利用，事半功倍，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当然，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1987年也陆续建立起全文检索资料库，整理了《全唐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词》等资料，可惜这些资料大多养在深闺，零星出版的一小部分也不成系统，且价格昂贵，无法进入寻常百姓之家，自然也不会得到广大研究工作者的重视，更不要说有效地利用了。这个问题，以前还觉得距离我们很遥远，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非常近迫的问题了。倘若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又要失去一次与国际学术界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展开竞争的机会。
（二）汉魏六朝文学史研究的新课题
汉魏六朝文学史的研究要想打开新局面，必须突破固有的文学史的僵化模式。拓宽研究领域，打破时代的限制。从文学风尚的变迁方面来讲，魏晋文学紧承东汉。就地域而言，东汉迁都洛阳，文化中心随之而东移。与西汉文化相比，东汉文化由过去儒家一统变为儒释道三分天下的局面。传统的儒家思想已不再为士人视为万古不变的真理，神圣的光环失去了色泽，文学才有可能从传经布道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而走向独立。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用了大量的材料疏理了汉魏风尚变化，揭示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魏晋风度多源于东汉，其文学风尚是以中原洛阳为中心而向全国辐射的。我们知道，学术文化本身是一个流动的历史，自有其分合的标准。当某种文化教育形态占据当时文化界的中心，并形成一股时代潮流，这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时代。它可能受政权变化的影响，但两者的发展并非总是同步。因此，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研究，至少应当上溯到东汉。倘若如此，这段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了。从东汉开始的中国文化思想界，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文化变革；儒学的衰微，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形成了三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一是外来文化（如佛教）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二是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如道教）的冲突与融合；第三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古文学实际就是在这三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不断地得到发展，不断得到繁荣的。尽管这种发展与繁荣还很不平衡，但是它却遥遥预示了灿烂的唐代文化的到来。从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重新来审视中古文学的发展，就有许多使人感到振奋的新课题有待进一步思考。
第一，宗教与中古文学的关系。季羡林先生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作序时写到：“中印文化交流关系头绪万端。过去中外学者对此已有很多论述。但是，现在看来，还远远未能周详，还有很多空白点有待于填补。特别是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中印文化交流之频繁、之密切、之深入、之广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古时期中印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表现，当然就是佛教的传入及对中古知识界的巨大影响。研究中古文学，西域文明、印度佛教的影响研究无法绕开。我在《别求新声于异帮——介绍近年永明声病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举出了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使人高兴的是，已经有不少中青年研究者作了很好的尝试。道教问题，更需要给予充分的注意。近年我只是粗略地阅读了几部《道藏》中的名著，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这几乎还是一座未开垦的富矿。当然，这部大书自身存在的问题殊多，线索繁乱，许多材料令人将信将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课题似乎深不见底。首要的任务就是摸底、溯源，在对有关史料进行必要的辨析基础上，清理出大体可以信据的发展线索。至于有关专题，比如道教在江南的流传及对士人的影响等，更有待于来日。这方面，中国大陆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奋起直追，是可以拉小差距的。这就需要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水涨船高，从整体上提高研究水平。
第二，东汉文学研究有待加强。这里不仅仅是指对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包括对这一时期文体、文风、文人集团的研究，还包括对这一时期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东汉的文化重心开始由官方下移到民间。比如汉魏时期许多野史在民间的流传，就反映了这种情形。这些野史笔记不像是某些文人的胡编乱造，有许多内容并非面壁虚构。似乎可以作这样的推测，某些贵族因败落而流落民间，许多宫闱秘事就这样在世间流传开来。这有点像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天宝遗事”纷纷在世间流传一样。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统治者在很多方面已经失控，从而给各类野史乘机而出提供了机会。其影响所及，遍及民间。这就使得东汉文化具有明显的平民化与世俗化的特点。平民文学对学术文化产生的怎样的影响，就需要我们给予解答。
第三，与上述问题相关联，传统的研究课题，并未因为时代久远、研究基础雄厚而失去它特有的魅力。比如经学问题，东汉以后迅速分化，郑玄治古文经学，但并不一概排斥今文经学，同时，对于道教的东西也多所吸收（参见饶宗颐先生《〈太平经〉与〈说文解字〉》，反映了士人文化与平民文化的通融。这些对于文学风尚的变化起到何种程度的影响，都还是问题。又比如传统的小学研究，过去偏重于经史上的材料。近代学术界对于俗字俗语研究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故蒋礼鸿先生、郭在贻先生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对我们的研究极富启发意义。最近读到《汉语俗字丛考》、《六朝别字记新编》、《中古汉语研究》等书，又促致动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下层文化的兴起，必然在当时的作品中得到反映，其中之一就是大量的方言土语，还有别字俗字进入书面文字中，当时人就已经感到颇难识别，所以有《方言》、《释名》、《通俗文》之类的书纷纷问世。这些书面文字，历代传钞，许多别字被误认，代代相承，特别是有了刻版印刷之后，就几乎约定俗成，没有人再怀疑它的正确性了。事实上，根据后来发现的大量汉魏六朝碑贴，许多俗字是很容易产生岐议的。中古文学研究应当充分借鉴这些研究成果，重新对我们的阅读文本进行必要的审理。
第四，加强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基础性工作含义很多，范围也广。就大的方面来说，包括总集类、别集类、小说文论类、资料类。除此之外，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必然还要涉及到一些相关的重要文献。像“正史”中的前四史、南朝五史、北朝四史及《晋书》等，编年体如《资治通鉴》，类书如《初学记》、《艺文类聚》，典章制度如《通典》等，这些文献资料不仅是作家生平研究的渊薮，也是作品背景考察的重要依据，藉此还可以考察汉魏政治文化风尚变迁的轨迹。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宽。从目前的研究趋势来看，汉魏六朝文学史基础性研究工作应更加侧重资料的系统化。总集的重新的整理，诗集方面已经有了逯钦立的辑校本，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却始终没有人作系统的整理，其漏辑、失考、误编、重出以及失校等问题，触目皆是，不下一番清理的功夫，使用起来甚感不便。别集的研究可视不同情况而定，从系统的角度来考虑，不妨依照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体例，辑校先唐诸家文集，每集应尽可能完备地汇集各类资料，如著录、版本、集评、年谱等。这样一编在手，资料皆备。另外，还可以有选择地对一些重要作家的集子详加笺注。现在看到的汉魏六朝文学别集，很多是明清人的旧注，问题较多，应当吸收当今的研究成果，重新笺注。文献考订类的著作应大力加强。《汉魏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至今仍有不可或替的价值。近年又出版了《中古文学系年》、《东晋文艺系年》及《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目前，《先秦文学编年史》和《秦汉文学编年史》也正在积极撰著之中，相信这些论著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这段文学史研究进展。
在对若干专题作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希望能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疏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嬗变轨迹，重新评价其所特有的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我们寄希望于新一代文学史巨著的早日问世。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描述。要想较为深刻的阐释这种变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机缘，仅靠朝夕之功，或凭一、二部著作，是很难奏效的；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通过对若干专题的考察，试图回答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童年、青年时期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些工作需要学术界的同仁共同努力，在此基础上，登高望远，必将翻开21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崭新一页。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收稿日期］2002-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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