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价值与理想信念”（笔谈三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理想信念论文,人生价值论文,三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生与信仰
（一）
人的生命不是简单的一维现象，而是一个多向度延伸着、不断变动着的三维现象。正如现在已经公认的，人的年龄可以有三个：生理年龄、社会年龄、心理年龄一样，每一个人也都有三重性命：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
人有自然生命，也就是物质生理存在。人作为大自然的一种生灵，从生到死，饮食生息，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大概都有相同的情况，跟动物也差不太多。这是人的有形生命。
人有社会生命，也就是人的社会存在——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存在。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体现出来：每担当一个角色，就有一重社会生命。所以就有“政治生命”、“道德生命”、“职业生命”等等之说。
人有精神生命，也就是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存在。生理上总有生老病死，社会权力和责任可以予夺，角色总会变，但人的精神和思想却可以“超乎天地外，不在五行中”。无形的精神生命，却是人最有自主权的一条性命。
用各种养生办法和体育锻炼来加强自己体魄的人，是在珍惜和强化自己的自然生命；追求成就和奋斗，用业绩塑造自己形象的人，是在珍惜和强化自己的社会生命；而献身于真善美的思想和品德的人，则是在珍惜和强化自己的精神生命。
（二）
人生的信念、信仰和理想属于价值观念，是人的社会存在的思想表现，也是人的精神生命形式之一。人们总是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信念、信仰和理想去生活，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取向，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人生效果。
信念是指人对某种现实或观念抱有深刻信任感的精神状态。信息往往是具体的，可以表现为人对一时一事的现象持有某种观念和态度，也可以表现在对宇宙人生的一定总体性、普遍性的观念和态度，如：“开卷有益”、“善有善报”、“正义必胜”等。
信仰是人们关于普遍、最高（或极高）价值的观念。并不是任何信念都成为信仰，信仰是信念的一种特殊的、强化的、高级的形式。就象“仰”和“念”两个字的不同一样，信念只是一种意念，信仰则是一个整体性的精神姿态、一种综合的精神活动。信仰使人的整个精神活动以最高信念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导向，并调动各种精神因素为它服务。不论人们以什么为信仰对象，信仰这种精神形式都成为人生价值意识的中枢。信仰是人生的“主心骨”，是人的全部价值意识的定向形式。所以人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生命就等于没有灵魂。而信仰的偏差，则会造成人生道德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的错误。
理想是价值意识的最高形式，它是以一定信念和信仰为基础的价值目标体系，这种目标体系以关于个人或社会的未来形象为标志。也就是说，理想是信仰对象的未来形象，它在人的头脑中，为人生的价值追求提供着自觉的目标和典范。理想好比是人的生活形象的“底片”：对过去和现在，它是人生事业现实的“曝光”和“显影”；对今后和将来，它是人生目标和前途的“底本”和“样板”。
抱有正确的信念、科学的信仰、崇高的理想并执着以实践的人生，才是真正的、自觉的、有价值的人生。
（三）
从根本上说，信仰的确立，并不在于对某种抽象观念的追求，而在于对人类自身的本质力量和生存发展方向的把握。人们信仰什么，譬如神鬼、自然物、科学知识、金钱、权力和权威、道德和人情、命运或未来的美好社会等，归根到底反映了这种把握的程度。
因此，信仰有个自觉与不自觉、科学与不科学、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信仰很容易被混同于迷信。恩格斯说：“即使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尽管反映得很不完备，有些歪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7-648页）。有迷信的存在，说明人们确实需要信仰，但却不能够正确地把握自己的信仰，歪曲了自己的本性。
例如在欧洲中世纪，强烈的宗教信仰曾笼罩了一切，“但是人还是不了解，他在崇拜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本质神化，变成一种别的本质”；因此当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新时代到来时，由于原有的“信仰逐渐削弱了，宗教随着文化的日益发展而破产了，人处在这种不自觉而又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同上第651页）。这就是说，人们一切信仰的实质，是“崇拜”人自己的本质。无论神鬼、自然物、科学、知识、金钱、权力、权威、道德、人情、命运等任何事物，其实都是由人把它们造成“神”的，它们本身其实都是人的某一方面能力或需要的象征。懂得了这一点，就可以理智、清醒地看待一切信仰，用科学的精神去分析和对待自己掌握信仰的分寸，而不受各种江湖骗子的愚弄。
信仰是由人们的全部社会条件、经历、知识以及能力所决定的。要确立科学的先进的信仰，需要自觉地以先进的世界观方法论、以人类的全部科学和文明成果为基础。人类最好、最有效的信仰，只能来自科学，依靠科学。我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生的其他一切合理信念和信仰，也是只有依据科学才能获得最大的生命力。既然如此，那么就要高度重视在全社会倡导科学。“倡导科学”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普及科学知识”，它的更重要方面，是指“弘扬科学精神”。
科学的信仰和信仰的积极作用，不是引导人们去做盲目的顶礼膜拜，乞求或等待来自天上的赐福，而是帮助人们从精神上自立，确立明确的人生目标和崇高的理想。
理想的培育、确立和追求，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最高层次。崇高人生理想的实现，是人的生命的最高自我价值；崇高社会理想的追求和实现，则是人的生命的最高社会价值。古往今来一切仁人志士，正是在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中成就了人生的伟业。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人类的解放，是当代中华儿女的崇高理想。
（四）
20世纪末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价值观念的反思、变革和冲突，正日益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时代性的突出问题。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也必然地包含和预示着价值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但是，由于思想准备、特别是有关理论准备的不足，导致了思想舆论的引导不到位，使人们不一定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总的形势，并以及时更新的观念来思想，而是感到困惑、茫然乃至失落。所谓“信仰危机”、迷信盛行、道德困惑等就与此有关。
常听到一种议论，认为现在人们不大讲信仰了，主要是指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动摇了、削弱了，等等。但很少有人说明：人们讲不讲信仰的标志是什么？是口头所说（特别是大家都一样说话时）的，还是内心深信的？是自觉明白的，还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是深刻、系统、一贯的，还是浅层、实用、表象的？等等。在信仰问题上，这些质和量的差别是很重要的。
一旦注意到这一点，那么事实上就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意味着我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有了新的高度，因此信仰也有了新的内容、新的角度，在理论上更成熟、更充实了，在实践中也日益开拓出新的道路。总的说来，我们主导的科学社会主义信念和信仰是前进了，是更深入、更具体、更全面了。这是目前形势的本质和主流。清醒地把握住它，才能创造出更好的局面。
同时，也不妨反问几个这样的问题：我们过去对信仰的问题解决得怎么样？科学不科学、完整不完整、准确不准确、切实不切实、与现实的群众生活结合得紧密不紧密？那么就不能不承认，过去有些确实如邓小平所说的“没有弄清楚”。比如在“贫穷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就曾没有弄透想清楚，原有的理解不仅同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有差距，同广大群众的愿望也有差距。在这种情况下要大家坚信的东西，就可能不很落实，而且在今天，它还同我们的改革开放有冲突。
真正值得注意、令人担心的社会现象，是信仰领域里的混乱情况——不是没有信仰，而是迷信泛滥。前面说过，人是需要有信仰的，而人们有什么的具体信仰，是离不开现实和实践的。心里想的和口头上说的，如果没有现实的东西不断地加以证实和强化，就不能保持坚定的信念和信仰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向兴旺，这是巩固信仰的最好条件。但是还有问题，还有困难和失误，特别是还有腐败现象，这些又是起抵消、离心作用的因素。
一些人不信科学，不信真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有所淡化或动摇，这是这些人自己的人生悲剧。要帮助这些人转变过来，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整个社会的责任，但它却不是可以短期内轻易做到的一件简单事情。信仰的发生和改变，因有其特殊的条件和规律，必须根据实践的发展，随时把握住人们实际体验和心理的变化等，依靠群众的共同努力，让事实说话，用情理感召，在实践中增强信心，才能不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科学信仰的阵地。
一方面我们应该了解，信仰本质上是自由的、主体性的，因此社会上信仰现象的多样化从来就是一个基本的现实，不要因它表现出来就惊惶失措，而要探索和发展面对多样化局面加以正面建设的新方法、新形式；另一方面也应该坚信，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和人类发展规律的，所以它必然在生活实践中成为主流。这也应该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信念和信仰。在党的长期教育下，我国人民群众中有强大的社会主义信仰资源，引导得好，它就会显示出无比的巨大力量。
从科学与文化的历史性矛盾看理想信念的确立
在我国，一提起科学，人们自然都会升起一股敬意，然而自本世纪初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对于科学所起的作用却早有微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当今的西方哲学中盛行着两股正相反对的思潮，一股被称作科学主义，另一股被称作人本主义。当然，科学主义仍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经济学、社会学、以至法学和政治学越来越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加以改造，数学和计算技术成了唯一有效的作用工具。在西方，随着对现代化的追求，一个高度技术化的时代到来了，现代化变成了高度技术化的代名词。可是，正当人们为科学的胜利而欢呼雀跃的时候，有人却惊呼人类已面临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文化危机，席卷而来的技术化浪潮将使人文精神遭受空前的劫难。由此便出现了人本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对抗。这两种思潮的对立反映了当今西方文化中的深刻矛盾，并且归根到底，是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矛盾的反映。
1923年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出版了一部哲学著作，名为《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本书是由他在1919-1922年写成的8篇文章汇集而成的，其中一篇长达200多页的论文“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可以说，在西方开了批判科学主义的先河。卢卡奇的这篇文章集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一个十分醒目的现象：商品拜物教。其表现就是人们把商品（包括货币和资本）当作神来崇拜，丑态百出，人格丧尽。这种拜物教现象反映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根本性的颠倒：人物化了，而物神化了，人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人的力量变成了物的力量，人的一切都可以变成技术处理的对象，甚至连法庭判案也可以运用计算程序来进行。由于人不仅被物化了，而且受到了物的统治，被物所驱使，所支配，以至拜倒在它的脚下，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人格被肢解，感情被伤害，心灵被扭曲，自由被牺牲，以至精神失落，理想幻灭，就都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商品这种看似普普通通的东西，何以能够产生出这种魔法般的效果？基本的缘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作了详尽了分析。在那里，马克思说，商品作为人们劳动的产物，有二重价值，一方面它供人使用，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它又可以用来交换别种商品，有交换价值，创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都是人的劳动，不过前者决定于劳动的性质即劳动类别，后者决定于劳动的数量即劳动时间。如果劳动不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进行的，人们彼此要用对方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就无须计算交换价值，甚至不通过交换。但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则只有根据价值量相等的原则通过交换才能实现。所以交换价值反映的只是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说到底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原本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交换价值，不仅取得了货币的形式，而且发展成为集社会权力于一身的资本。这样就完成了从人的世界向物的世界的彻底转化。这个根本性颠倒和变化，卢卡奇称之为物化和异化。和这种物化世界相适应的是，人们的意识也物化了，出现了物化意识，它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正是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自然主义、科学主义便成席卷之势，它从自然领域向社会生活领域全面渗透，构成了对人文价值的极大冲击。出路何在？卢卡奇的答案和马克思是一样的：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消灭私有制。
消灭私有制是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布的一句最响亮的口号：“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来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在现今的意义上，消灭私有制就是消灭资本。而消灭资本就是把原本属于社会的力量归还给社会。“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资本是集体的产物”，而且它“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动作起来”。只有消灭资本，作为纯粹个人的力量才能解放出来，得到真正自由的发展和发挥。资产阶级“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使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仆役”，它“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这一切当然曾促进了生产力的奇迹般的发展，然而它的历史作用毕竟是片面而有限的。
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毕竟有质的不同，它不能把自然科学那种研究物和物之间关系的方法简单地套用到社会历史现象上来。在历史科学中，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的活生生的历史活动，是由人的活动所创造并制约着人的活动的社会条件和关系，概括地说就是人的实践。这个根本性的观点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首先提出并加以阐发的。这篇区区只有一千多字的短文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最深刻的本质，第一次明确地否定了用传统自然科学的直观唯物主义方法来正确把握社会生活现象的可能性。他说：“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这个观点，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了充分的展开。他肯定费尔巴哈比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因为他把“人”也作为“感性的对象”来研究，但遗憾的是，他只是把人看作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即实践。关于这一点，最明确的表述还是在《资本论》中做出的。在那里，马克思说道：“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暴露出来了。”（《资本论》第一卷，第410页）
可见，当西方的一些哲学家鉴于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而提出用人文主义对抗科学主义的时候，我以为，他们所应当反对的不应是自然科学的进步，而应是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的僭越和滥用，这种滥用是对“物化现象”和资本权力的屈从。
在今天，技术至上主义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性思潮已深深地渗入大众意识之中，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浪潮，人们普遍地认为，借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技术、新经济必将迅速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面貌，从而一幅由高科技支撑的福利国家、消费社会的美妙图景似乎已隐约可见。在这种思潮的掩蔽下，阶级对抗、民族矛盾、经济剥削、政治霸权等等都成了往昔的天堂。这种技术至上主义的思潮表面看来是远离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实际上它所起的却正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利用它们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强大优势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人类进步的唯一选择，一切发展中国家只能走全盘西方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充当西方大国的附庸和配角，才能分享仿佛只能由它们发动的科技革命的成果和利益，进入现代化的行列。
马克思主义从不忽视科学对社会进步的意义，明确地认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只要科学技术还是资本的一个要素，作为资本的运作工具，它就永远要服从于资本的利益和目的，资本是使它动作起来的灵魂。除非资本不再以榨取剩余劳动和超额利益为目的，或者说，除非资本不再是资本，否则期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科学技术的更新和发展而为全世界人民创造普遍的福祉，这只能是意识形态的谎言。要消除普遍的贫困、奴役和剥削，必须普遍地消除资本主义。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经济技术的发展肯定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信念、忘记理想，成为技术至上主义实质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的理想永远是坚不可摧的！
人的价值在于创造价值
1、价值是在人与事物的多种关系中产生的，是事物中存在的对人具有意义的各种效用。对人来说，事物有其价值，因为当人按人的方式同事物发生关系，而事物也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事物就在许多方面可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要，即具有适合于人的需要的有用性，这就是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或价值。
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人不仅从其他事物中追求和获取价值，而且在多种关系中、多种意义上具有自身的价值，并且人有作为人的独特价值。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但是，人的价值主要地不在于人的肉体组织的物理、化学、生物属性及其功能（当然这些方面也有多种科学的和艺术的价值），人的价值主要来源于人按“人的方式”所从事的多种多样的活动。人以自己的活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实现着自己的价值。生命即意味着有限。人的个性的生命与物质世界的无限时空相比，更显出其存在的短暂性和有限性。然而人生的有限却激励着个人在有生之年，通过积极的活动，创造价值，丰富、充实和扩展着人的世界。
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人的价值属于人的本质方面，只有在社会关系中，在社会的生产（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交往、交换活动中体现出来，人的价值必然具有社会性。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他从事实践的和观念的活动所需的材料、手段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他的，而他的实践活动、观念活动所生产和创造的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也是他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这样，人就以自己积极的社会性活动，不仅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而且他的活动所生产和创造的产品也超越了特殊的个性而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性。这就是人通过创造具有社会性的价值从而也使自己具有了社会性的价值。人的价值是在人的社会活动中产生和形成的。人的交往和交换关系使人与人之间互为主客体，他们以不同的活动方式创造价值，又互相交换价值，不仅使每个人创造的不同价值得以充分利用，而且也使每个人的价值得到了确证。马克思在引述亚当·斯密的有关思想时写道：“动物不能从事交换，所以同类而不同品种的动物所具有的不同特性，不能给任何动物个体带来任何好处。动物不能把同类的不同特性汇集起来；它们不能为同类的共同利益和方便做出任何贡献。人则不同，各种各样的才能和活动方式可以相互利用，因为人能够把各种不同的产品汇集成一个共同的资源，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购买所需要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7页）人以其活动的社会性形式，既可以超越动物的局限性，又可以超越人的个体的局限性，从而展现人的普遍性的价值。
人按人的方式从事的活动，是生产和创造的活动。人通过生产和创造的活动以不同的方式加工改造对象，改变事物的自在形式，赋予它们以适合人的需要的形式。生产和创造活动的结果就是价值的生成，而这种价值是为社会而生产和创造的，并且可以汇集到社会的共同价值中去。人通过自己的积极的活动，生产和创造价值，为社会提供和增加新的价值，正是人自己的价值及其实现。人生产和创造价值，实现自己的价值，是人按照主体性原则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创造属人的对象世界的活动的本质内容。
2、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实践的一个根本特性是创新。创新塑造了一个不断膨胀的属人的对象世界，同时也给出了一个不断增殖与不断多样化的价值世界。人创造价值的本性和人本身的价值，就存在于实践的创新本性之中，人创造价值的价值是实践赋予人的价值。
大家知道，人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把自己的意志、激情、智力、体力、知识、经验以及所拥有的手段等本质力量凝结于对象之中，转化为价值对象。马克思指出：“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形式，由运动形式转为物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14页）这种转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就是价值的创造，也是人的价值的实现。人面对的是既成的自然界，但人能够实现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新的属性，不断开发自然资源的新的有用性，从而不断扩大生产要素的领域。同时，人还能对自然资源进行新的分解和组合，创造出自然界按人所需要的形式自然地生成的对象。为满足人的不同的和不断新产生的需要，人在生产实践中“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这就必然生成和发展出了一个不断扩大、不断丰富和多样化的价值体系。
人在生产活动中加工改造自然物，生产出新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工具的发明。工具本身具有价值，是被创造的价值，它同时又作为创造价值的手段，成为生产价值的转换器。人身的自然力是有限的，在很多方面还比不上动物，显得脆弱。但人制造的工具的能力却远远超过了人与动物的自然生理极限，使人赖以生活的世界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自然生物能力的局限性、狭隘性，使人可以越来越普遍地生产与占有价值对象。工具的进步不断扩大着人创造价值的广泛性、多样性，也不断提高着人创造价值的效率。
人追求和创造价值，不仅依赖于有形的物质手段，而且依赖于无形的知识力量。知识具有真理性的科学价值，也具有功利性、工具性的应用价值，包含着生产的、实践的、经济的价值。知识是人的价值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也是人创造价值的越来越重要的资源。人的意识、思维获得了关于事物的知识，观念地掌握了事物的规律，这就为人有效地利用事物及其规律来为人的需要服务提供了客观的根据。这样，人就能够在适合于人的需要的理想形式上控制和改变事物以及它们的内外关系，使之产生人所期望的变化，实现其潜在价值，人也就因此而创造出了符合于自己的价值追求的对象。知识力量经过技术性物化并在实际应用中，变成了人的实践力量和创造价值的现实力量。凭借这种力量，人可以创造更加理想、更具价值的对象和对象世界，人也因此而使自己表现出更高的价值。这表明，在衡量人的价值时，知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砝码。
3、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马克思）。这个对象世界是属人的世界，它以不同形式为满足人的需要提供各种效用，因而它也是一个现实的价值的世界。人创造的价值世界与人的需要体系有着同样丰富、同样多样化的形式和领域。各种产品的问世，各种设施的建设，各种制度的建立，各种行为规范的确立，都是以不同形式和方式满足人和社会的多种需要，因而也都是人所创造的不同的价值形式。
物化的产品和设施是供人消费与使用的物品，提供满足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需要的资料。这些资料与装备是人根据自身的价值需求与物的有用性生产和创造出来的，是人的价值尺度与物的价值属性的统一。人对自然物的人工生产，如种植、驯养、繁殖自然物，一方面根据自然物的属性和规律，把握和突出其有用性，另一方面又按照人的价值需求，加入了人的经验、知识、技能和劳动。这样就使这些人工生产的自然物，既增加了产量，又改良了品种，也就创造了新的经济价值。人对自然物进行加工改造，根据自然物的客观尺度和人的价值需求尺度，使自然物在结构和功能方面发生变化。经过加工改造的自然物成了人工创造物，这种人工创造物，只保留了物的要素，而新增的价值都是由人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赋予的。
人创造与享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以社会为中介，即在社会的联系和关系中实现的。社会是人创造价值的基础，它本身也是由人创造的具有极其丰富多样性价值的价值体。人的实践不仅生产和创造物质产品，而且生产和创造整个社会。社会的物质生产和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交往与交换关系，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政治、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都是由人的社会实践，通过经济与政治的变革建立的。制度化的关系是保证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有序和有效运行的人工秩序，是社会的价值体现。制度本身就是一套价值规范，它规定着不同主体在社会中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提供主体活动的激励与约束。制度创新所建立的新的关系具有更高的价值，因为新的关系更适应环境条件的变化，更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更有利于关系实体的积极存在与发展，更具有技术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
人的价值创造活动，也以人自身为对象，不断造就人的新的需要、新的能力、新的素质和新的行为与活动方式，也就是造就人自身的新的价值。以人自身为对象的价值创造，实际上是价值创造的对象化向主体化的转化，而这种转化也就是对人自身的重新塑造。经过重新塑造的人具有新的价值，因而也就能够创造更多的新价值。人创造对象的价值与创造自身的价值，可以说是主体对象化和对象主体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整体性的同一过程。人创造对象价值的对象性活动，是人自身价值的实现和表现，即自身价值的对象化；但在这同时，人也丰富了自己的经验、知识，锻炼了自己的能力，从而也使自身的价值得到提高。这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创造对象价值的对象性活动中对自身价值的自我创造。
4、创造价值是人的活动的精华。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创造价值，可以有不同的实现方式。比如，人的活动可以有不同的主体形式，个人可以作为创造价值的主体，群体也可以作为创造价值的主体。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和手工业是主要产业，自给自足的经济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与交往关系，个体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创造价值的主体。个体作为创造价值的主体，是自然经济时代创造价值的主要主体形式。个体的创造能力在相对独立的生产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个人创造的价值及其自身的价值可以直接在其活动所产生的产品中得到显示。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取代了个体农民与手工业者而成为创造价值的主体，组织、群体成为新的生产单位，成为新的价值创造主体形式。机器大工业建立了以发达的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合理的劳动组织，消灭了劳动产品的任何个人性质，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个人的创造能力及活动，融合于群体的创造能力及活动之中，个人的价值要通过群体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及价值间接呈现。当然，在群体作为创造主体形式中，个体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同样也是主体，个体的价值同样重要，只不过个体的活动和他的价值的表现与实现方式不同于独立的、单独的个体主体形式。
人追求和创造价值的本性，表现在人为了满足各种社会性需要而展开的活动之中。人创造价值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创造价值”是一种理论的概括。许多生产劳动者一生都在创造价值，为社会及其成员提供了多方面的、无数的积极效用，但并没有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创造价值”。人在具体的生产实践和其他各种具体活动中，依据各自具体的目的，运用自身的体力、智力与其他可支配的资源，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实际上这也就是创造了价值，并使人的自我价值得到了发掘和实现，尽管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自觉地意识到。当人们形成了价值概念，懂得了价值的意义，并且把人的价值同创造价值联系起来时，人就能够自觉地创造价值，力求创造更多更大的价值，自觉地通过创造对象的价值来创造人生的价值，通过促进对象世界的增值来提高人生的价值。在自觉创造价值以实现人的价值的过程中，人的价值创造活动的境界，也不断由物质层次进入到精神层次。人追求和创造价值不仅仅是谋生的需要，不只是为了满足肉体感官的欲望，人把创造价值作为自己的“人的”生命表现，是人生意义的积极表现与实现。马克思指出：“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因此，人应该把创造价值作为积极人生的一种价值追求。
5、价值必然包含着判断、评价，要作出价值的判断、评价，必有一定的标准。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确定价值标准。从整体上看，价值具有全面性，是一个体系，是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体系。因此，价值标准需要在多种关系中达到一种和谐与均衡。
人创造价值当然要满足自我的各种需要（这大多是通过交换实现的）。人的自我需要的满足程度在正常情况下应是自我价值的一个尺度。人创造价值的同时也要满足他人的各种需要，为他人提供各种价值对象，而这正是人的价值的一种对象性表现。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应该以不伤害他人的价值为前提。即使是在竞争的关系中，人以何种手段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也应该有一个通行的合理准则，人获得自我价值的同时所产生的“外部性”，也应有一个公正的合理界限。自我价值与他人价值应该相互参照、相互协调。
人创造价值往往是为了当下的需要，有着直接的、迫切的功利目的，追求眼前的价值往往成为人们创造价值的主要动力。然而，人是类的延续，实际上每个人都享用着前人创造的价值，并承受着前人创造价值的种种效应；每个人又生产着后人可以享用的价值，制造着后人不得不承受的种种效应。眼前的价值与长远的价值、前人的价值与后人的价值，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不一致的方面。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前人也可能不愿为后人栽树，也可能毁树使后人遭殃。因此，追求眼前的价值不应以损害长远的价值为代价，前人追求价值的成本不应由后人来支付。一个时代的人在满足当下的现实需要的时候，也要虑及和关照到后代的需要，为建造一个有利于人作为一个类而可持续地生存和发展的价值世界而贡献力量，这正是人的一种崇高的价值。
价值也具有两重性。同一个事物既会有正面价值，也会有负面价值，既会产生积极效应，也会产生消极效应。人们在追求某一事物的价值时，不能忽视其在某些方面的负面价值；人们承认某一事物的副作用，同样也不能因噎废食，用理想、完美的要求处理价值的复杂性与多面性。要全面权衡利与害、得与失、益与损，力争将正面价值利用至最大，将负面价值限制至最小。
6、在正常状态下，就整体而言，人创造的价值与他自身的价值是相对应的，人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身的价值也就越大。在异化的状态下，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工人“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表现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92页）马克思分析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创造的价值不是完全属于自己，而是被资本所剥夺，创造价值的人却没有价值。这种分离、颠倒与对立，是人的价值的历史异化，反映了价值关系所依存的社会关系的不合理性。马克思认为，这种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历史现象将会消灭，同时这个历史阶段又会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将会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与价值关系，这就是创造价值的人拥有自己创造的价值，人的价值与他创造的价值成正比。
造就新的、公正的价值分配关系，并不仅仅是人道的、伦理的要求，也是经济的、政治的要求。价值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并且是在相应的激励机制下发生的。人的价值与其创造的价值相背离，必将压抑创造主体的积极性，降低创造主体的活动效率。人的价值与其创造的价值相一致，就将激励主体努力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既有利于创造者自身，也有益于社会。当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源都被引导到创造价值的活动中，人尽其用，各尽所能，这个社会就兴旺发达，繁荣富强。人创造价值的潜能能否充分开发出来，人的价值能否得到充分实现，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是否努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社会环境，即社会能否为人的创造性的开发提供足够的激励，为人的价值的实现开辟广阔的空间。这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建设与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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