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特点及反贫困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富差距论文,贫困论文,当前我国论文,战略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特点
我国贫富差距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到1985年。这期间我国贫富差距是逐渐缩小的。第二阶段是以1984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1985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拉开第二道帷幕为转折点到1994年，贫富差距逐渐拉大。1994年市场化改革模式确立以后，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表现出如下特点。
1.贫困人口呈相对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了1995年底的0.65亿人，使我国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重从70年代的1／4减少到现在的1／20，成就举巨瞩目。在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同时，城镇贫困人口却相对增加。按照民政部的界定，城市贫困人口是指：“企业破产后的失业人员、被解雇人员、亏损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①a]。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破产企业和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以及下岗人员，他们的收入低，生活困难。加上一些离退休人员和无业人员形成了城市居民中新的贫困人口。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95年第3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480.3万人，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为754万人[②a]。据劳动部统计，1996年第1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突破500万大关达到530万人，比1995年同期增长10.4%，城镇失业率为2.8%[③a]。同时，由于物价上涨，救济标准低，原有城市社会救济对象的生活更加困难。新旧贫困人口构成了为数不小的城市贫困群体。目前城镇有2000多万不容忽视的贫困人口存在，甚至还有上升的趋势。
2.财富拥有差距日益扩大。衡量一个人的经济地位最经常使用的两个尺度是收入和财富。其中财富差距才是可能导致两极分化的诱因。
财富是指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净存量。目前我国贫富差距中，财富拥有差距日渐突出。就有形资产而言，我国的富有家庭已经拥有了私人豪华别墅、私人小汽车以及其他耐用高档消费品，资产上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相反，贫困家庭特别是赤贫家庭，有的家产不足100元，有的家产不到30元[①b]。又拿无形资产中的金融资产来说，我国占居民家庭总数38%的贫困、温饱型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城镇居民全部金融资产的11.9%；而占居民家庭总数7%的富裕、富豪型家庭所占有的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却达30.2%[②b]。目前我国居民存款额达3.5万亿元，但分布也极为悬殊，富裕、富豪型家庭的存款数额是一般城镇居民存款额的20倍。财富拥有差距之大，让许多人为两极分化的出现担忧。据统计资料表明，占全美1%最富有的家庭也不过只占有全国40%的财富[③b]。因此，我们对财富拥有差距将产生的不良后果未能掉以轻心。
3.金融资产收入差距悬殊。90年代以来，我国个人财产收入的增长极为迅猛，1993年比1985年增长了12.2倍，平均每年增长52.3%[④b]。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目前占城镇人口38%的贫困和温饱阶层持有12%的金融资产，人均利息所得61元，而占城镇7%的富裕阶层却持有30%以上的资产，人均利息所得5700元[⑤b]。富裕阶层金融资产收入人均是贫困、温饱阶层金融资产收入的93.4倍。显然，金融资产收入分配分布极不均匀，明显倾斜集中于少数富裕阶层手中。又据估算，1995年我国居民持有的生息资产能够带来的利息收入至少达到3500亿元，其中有部分人基本上可依靠剪息票生活，食利阶层在我国已初步形成。
4.工资和薪水收入差距拉大。1994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工资和薪水收入差距也急剧拉大。人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职业差别，职业的差异造成了收入的差异。1994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社会服务行业，其年收入一般上万或数万，少数可达10万。不同行业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差别绝对数为3238元。特别是某些国有企业职工，由于国企改革市场化进程加快，企业亏损、效益下滑，正常性收入大幅度下跌，尤其是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几乎难以维持生计。据资料显示，南方某省1994年第3季度停工待业职工50.3万人，其中，20.73万人减发工资，18.64万人停发工资[⑥b]；某计划单列市1994年有近10万职工拿50～100元的生活费[⑦b]。目前全国由于企业“双停”发不出最低工资涉及的困难职工有1500多万，其中有880多万职工处于贫困线以下。另外，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收入差距也较大。据统计，1995年3季度末，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增长20.3%；集体企业为16.4%；合营、合资企业为68.2%。其中合营、合资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是国有企业的3倍多，是集体企业的4倍多[⑧b]。
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恶化。市场化改革以后，农民在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中明显处于竞争的劣势，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减慢，每年人均实际收入下降。80年代农民年均收入以8%的速度递增，每年增加37元，但到1991年至1994年每年平均递增4%，每年收入增加31元，与80年代相比每年实际减少6元[①c]。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1990年为1：2.2，1992年为1：2.33，1994年则扩大为1：2.6。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4年城镇20%的高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的差距为13倍[②c]。如果用西方经济学中衡量分配公正与否的基尼系数指标来测算，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43，比美国1989年的0.3992高出0.0451，超过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不平等程度[③c]。
6.经营性收入与一般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经营性收入是指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以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承包者的经营和承包收入。他们的收入普遍悬殊于一般居民的收入。私营企业主年收入一般可达3～5万元，部分人可达10万以上。部分个体工商户年收入一般可达2万元以上，少数在6～10万元之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承包者由于包承时普遍存在包盈不包亏及大大压低承包基数的现象，因而承包者一般都能获得可观的收入。他们的消费水平比一般居民消费水平高2～3倍。
7.“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为贫富差距雪上加霜。“黑色”收入是指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毒、贩黄等非法经营收入。“灰色”收入是指偷税漏税、权钱交易和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侵蚀国有资产所形成的收入。这两类收入都属非正常性收入。当前许多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毒贩黄的不法分子十分猖獗，从非法经营中牟取暴利。权钱交易、贪污、侵蚀国有资产的数额节节攀高。偷税漏税金额日趋上升。据报载，目前仅偷税漏税一项全国每年税款流失高大1000亿元，相当于政府几年内欠下的全部内债，偷税漏税面达50%。这些“黑色”和“灰色”收入大量流入少数人的腰包，为个人收入“锦上添花”，但使我国因正常性收入差距所形成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二、吸取西方国家贫富差距的经验教训
贫富差距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尽管我国的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范围同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就经济上而言，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1.市场没有特殊的才能去解决分配公正性问题。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认为：“我们所学的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最早成果之一是，它是有效率的，但是它对公正或平等却是盲目的”[④c]。他还认为，看不见的手的一个重要的潜在的缺陷——现代贫困。这些结论是他对美国社会的市场与不平等关系深入研究得出的。当然，美国社会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社会制度，是由私有制性质所决定的。但是显而易见，市场的平等竞争只为竞争者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竞争的结果往往是不平等的。市场竞争机制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它能充分调动人们生产和劳动的激情，特别是能突出地解决资源配置中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但它并没有特殊的才能去寻求解决资源配置中的为谁生产的问题的最好答案。它反而会加强和巩固不平等的社会基础。即使在像美国这样市场经济极为发达、市场法规及行为准则极其完备的国家，竞争的市场也未能解决分配的公正性问题。早在1936年，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之前，他的最后一个行动是计划一场“反贫穷的战争”。反贫穷计划的首任负责人预言，到1976年即美国建国200周年时，贫困在美国将被消除掉。但事实上，那种“幸福”的时代在1976年并没有到来。直到90年代的今天，市场经济特别发达和繁荣的美国的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贫富差距特别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相当严重。有资料表明，美国1980年至1992年间，上层家庭收入增长15.9%，而下层家庭却下降了6.8%；1982、1990、1994年美国20%的富有家庭分别占有全国总收入的42.7%、44.6%和46%，而同期美国20%的最贫穷家庭分别占有总收入的4.7%、4.6%和4.4%。在市场经济下财富的分配也是非常不平等的。在美国，1%的人口占有大约全部财富的19%，同时人口中最富有的0.5%的人完全占有全国财富的14%。由此可见，市场不但不能解决分配的公正性，反而会加剧分配的不公正。因此，我国贫富差距的缩小不能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健全。
2.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合理的关系。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实现收入分配的合理化。经济增长仅仅意味着它们造出的社会“蛋糕”越来越大，而一个国家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把这块“蛋糕”合理地分割，取决于这个国家政府对分配的重视程度以及分配机制的健全与否。具有最大收入不平等的那些国家是那些中等收入的国家，这些国家为了尽快摆脱贫富和落后，只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忽视了收入分配问题。在这些国家中，相当普遍的是最低收入的20%的人口仅仅得到全部收入的2%，而最高收入的10%的人口却得到全部收入的40%，甚至50%。这些国家为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60年代以来的巴西、墨西哥就是这样的代表。他们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1983年，巴西贫富差距达26.1倍；墨西哥贫富差距为19.9倍。由于收入和财富大量集中于少数富有阶层，造成了这些国家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不安。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相反，如像瑞典这样的福利国家，为了分配的公平却失去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国家福利制度处于频临崩溃的边缘。这也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但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特别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如韩国、新加坡、我国的台湾基本上实现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公正统一。其中有我们应仿效的经验。我们的国家就是要寻求一种既能保证明显的经济增长效率，而又能减少分配不合理的有效的发展途径。
三、反贫困对策研究
到2000年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党和政府近期的首要目标之一。为了在时间短，任务重的形势下，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应采取以下对策。
1.宏观政策调整。我们的全局目标是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非均衡优惠政策，实行了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龙头”。这一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只能是共同贫穷。目前这一局部目标已经实现，富起来的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已经具备了十分厚实的自我发展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及早对宏观政策作出调整，转向如何使另一部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富裕起来，如何尽快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上来。（1）国家投资政策调整。1978年至1994年，东部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同期投资总额的60.5%，中部占24.7%，西部占14.8%。国家投资政策明显倾斜于东部地区。目前国家应继续加大对中西部的投资，特别是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产出水平，增加农民收入。（2）利用外资政策调整。1993年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中，东部占87.9%，中部占8.7%、西部仅占3.4%。因此，当前国家应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推动外商到中西部贫困地区投资。（3）金融政策调整。国家应在信贷规模、利率、贷款期限等方面给予中西部贫困地区特别的优惠。（4）税收政策调整。国家应对所有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户，按照农业税条例的有关规定，减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对于贫困人口的致富、缩小贫富差距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2.产业结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中西部地区农业份额仍然较大、非农产业比重低，生产要素投入以农业为主，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民收入低下。因此，农村贫困地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植业和以当地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并以此作为脱贫的重要支撑点。另外，城市“双停”企业也应挤出资金或争取政府优惠贷款发展第三产业，实行困难职工的产业大转移，增加困难职工收入。
3.加大人力资源投资。贫困地区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和特征，就是科技教育滞后，劳动者素质低。据1994年的统计资料，我国农村劳动力中中小学、文盲、半文盲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71.9%。贫困地区（以试验区为例）中小学、文盲、半文盲占70%。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①d]。他还认为：“通过打破今天的不良教育、高失业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我们将提高穷人的技能和人力资本，从而提高他们明天的效率。因此，打破贫穷循环的方案是对人力的投资”[②d]。目前我们的扶贫工作最重要的是加大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源投资。（1）免费举办层次不同的扫盲班、适用技术培训班，提高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2）由地方政府出资，选拔一批有志于农村发展的农村青年到农业大学学习，使他们成为农村发展的科技带头人。（3）继续加强普及初等教育。改善贫困地区教师生活条件，杜绝教师大量流失现象。积极推进贫困地区教育改革，保证贫困家庭子女就读，不能因家庭贫困而失学，杜绝新文盲的产生。
4.赋税实现公正。既然市场没有特殊的才能解决分配的公正性问题，那么只能依靠政府的介入，通过赋税实现分配公正。（1）健全个人收入调节税制度，减少偷税漏税面。（2）建立财富税收制度，缩小财富拥有差距。（3）建立资产利息所得税制，避免因利息收入分配而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4）建立耐用高档消费品税收制度。应该指出的是，政府的赋税既要保证分配公正，又要保证实现市场效率。
5.加强法制，取缔不正当收入。富要依靠诚实劳动，富要富得合理、合法、合政策。对非法暴富者必须运用法律武器予以严厉打击。（1）加强税法执行，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2）加强《反腐败法》的贯彻执行，严厉打击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3）严格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排除各种不正当竞争因素，特别是官商勾结行为。（4）制定《国有资产保护法》，对侵蚀国有资产者加以严惩。（5）加强实施《经营法》，严厉打击非法经营行为。动用法律武器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对缓解贫富差距有着重要作用。
6.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促进富裕地区和富裕人口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帮扶。富裕地区和富裕人口帮扶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是其道德责任和义务。东西互助是促进东西部优势互补、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为了使“先富”帮“后富”的理论在实践中便于操作，应建立健全精神的和物质的激励机制，调动富裕地区和富裕人口帮扶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积极性，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关心和帮助贫困人口。
注释：
[①a] 《中国剪报》1996年3月27日第1版。
[②a][③a]张建勤：《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初探》，载《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第13、14页。
[①b][⑥b][⑦b] 童兴：《我国贫富差距表现种种》，载《真理的追求》，1996年第2期，第22、23页。
[②b][⑤b] 巴曙松：《在储蓄存款大幅度增长的背后》，载《管理现代化》1996年第6期，第57页。
[③b] 董全瑞：《不宜再扩大个人收入差距》，载《财经科学》1996年第3期，第8页。
[④b] 靳共元：《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的新进展》，载《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8期，第27页。
[⑧b] 张建勤：《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初探》，载《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第13、14页。
[①c] 张建勤：《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初探》，载《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第13、14页。
[②c][③c] 童兴：《我国贫富差距表现种种》，载《真理的追求》1996年第2期，第22、23页。
[④c] [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中国发展出版社，第12版，第1173、1253、1260页。
[①d][②d] [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中国发展出版社，第12版，第1173、1253、1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