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结构性通货膨胀及抑制措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通货膨胀论文,抑制论文,措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1993年以来的通货膨胀是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其特点是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同时并存。针对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应当采取结构性的反通货膨胀措施。
一、结构性通货膨胀
（一）非瓶颈部门的投资膨胀
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的资源主要由中央政府控制，投资也主要由中央政府进行。自1979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日益削弱，而地方政府和企业对资源的控制则大大增强。在这样的资源控制结构下，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推动了投资膨胀。由于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其内部资源所能支持的界限。于是企业向银行借款以支撑固定资产投资扩张，并弥补流动资金的不足。地方政府从本地区利益出发，要求银行贷款支持企业的投资扩张，从而以信贷膨胀的方式推动了投资膨胀。
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推动的投资扩张集中在那些价格已经放开、获利高、见效快的产业，由于大多数基础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合理，并且基础产业投资大、见效慢，致使这些产业的投资严重不足，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瓶颈制约。因此，体制转换时期的投资膨胀集中表现为非瓶颈部门的投资膨胀，它造成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并使这种失衡成为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产业结构基础。1978年至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79倍，而铁路营运里程和能源生产总量分别只增长了11%和71%。
（二）以瓶颈制约为基础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瓶颈制约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促进作用来自瓶颈部门的供给缺乏价格弹性（在极端情况下，某些产业的供给的价格弹性为零，我国的铁路运输就可以认为是这种情况）。当瓶颈部门面临着与非瓶颈部门相同的需求扩大时，瓶颈部门的价格上涨幅度就要远远大于非瓶颈部门的价格上涨幅度。因此瓶颈部门对整个通货膨胀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非瓶颈部门。如果瓶颈得以消除，瓶颈部门的供给弹性得以恢复，则在面临相同的需求扩大时，瓶颈部门与非瓶颈部门的价格都上涨，从而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通货膨胀率。
当对瓶颈部门的需求具有低的价格弹性时，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农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就属于这种情况，如1994 年1～10月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21.3%和23.7%，其中食品类价格分别上升了33.9%和30.7%。
由于我国的瓶颈部门大都是由基础产业构成，而国民经济依赖这些产业的中间投入较大，所以当国民经济扩张时，最终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将通过波及效果，增大对瓶颈部门的中间需求，加之瓶颈部门的低供给弹性，我国经济就必然出现以瓶颈制约为基础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三）收入攀比、消费膨胀和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的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迅速，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它们连同少数效益好的国有企业，构成我国经济中的先进部分。而大多数国有企事业单位则构成经济中的后进部分。先进部分参照本部分的劳动生产率确定工资，而后进部分也以先进部分的劳动生产率来确定本单位的工资。此即所谓“收入攀比”。收入攀比机制下，后进部分职工工资收入增长中超过本单位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那部分，主要从如下两个渠道得到补偿：
1.挪用固定资产折旧。通过银行贷款来弥补被挪用的折旧，以维持固定资产的正常更新。因此企业的固定资产重置和扩大投资都是靠信贷膨胀支持的。
2.提高产品价格，将工资成本的提高以产品价格提高的形式转嫁出去。
职工收入的增加必然导致消费需求的增加，而这种消费需求的增加又没有产品的相应增长为物质基础，因此，收入攀比导致了消费的膨胀。同时，通过成本转嫁，收入攀比又导致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四）结构性通货膨胀的两难困境
由于每一部门的产品都将成为其他部门的投入品，因此不论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还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都将推动其他部门投入品成本的上升。如果成本上升可以通过产品价格的提高转嫁出去，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将转化为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而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将得到自我维持，经济社会将最终面临着一轮又一轮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不幸的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一方面带来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产出和就业的减小（可能表现为隐蔽的失业增加，即劳动力在工作岗位上的闲置），其结果是价格上涨和生产下降并存——停滞膨胀。为了增加产出和就业，社会又不得不通过需求的扩张（主要是投资需求的扩张）来抵消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失业效应，其代价则是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因此，社会面临着这样的两难选择：要么陷入停滞膨胀，要么遭受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显然，我国经济更货币于选择后者。但是需求的进一步拉动和成本的再一次推动，将再次使经济面临同样的两难选择。这样，需求再一次扩张，通货膨胀再一次加剧，如此循环，这就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两难困境。
二、投资的是非论
我们已经看到了非瓶颈部门的投资膨胀和投资的产业结构失衡造成了以瓶颈制约为结构基础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并且在现有格局下，进一步的投资扩张只会带来进一步的通货膨胀。那么，投资本身是否必然带来通货膨胀？由投资增长推动的经济增长是否只能与通货膨胀相伴而生？是否有可能实现无通货膨胀或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考虑投资这一经济活动的特殊性。
投资作为需求，与消费需求一样，其增长毫无疑问地要导致价格的上升，拉动通货膨胀。但是，投资能够通过增加供给抑制通货膨胀，在这一点上，投资是不能和消费一概而论的。消费只能作为需求拉动通货膨胀，而投资既能从需求方面拉动通货膨胀，又能从供给方面抑制通货膨胀。
由于投资同时在需求方面拉动通货膨胀和在供给方面抑制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能得出投资增长必然带来通货膨胀的结论，因此不能得出由投资增长推动的经济增长必然与通货膨胀相伴而生的结论。如果尽可能地发挥投资从供给方面抑制通货膨胀的效应，则无通货膨胀或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问题在于如何尽可能地发挥投资抑制通货膨胀的效应。这就需要：（1）提高投资效率， 增大投资的供给效应；（2）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 增加供给弹性小的瓶颈部门的投资比重。
正是由于我国过去投资效率的低下和投资结构的失衡，投资才未能充分发挥它从供给方面抑制通货膨胀的能力。对于那些由低投资造成低供给效应和低供给弹性的瓶颈产业来说，恰恰是投资不足使它们成为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基础。因此一概而论地认为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源是“投资膨胀”是缺乏分析的，最多只能说非瓶颈部门的投资膨胀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因此，为抑制通货膨胀，应增加对瓶颈部门的投资，同时压缩非瓶颈部门的投资，实现投资的产业结构转换。
三、结构性的反通货膨胀
既然我国的通货膨胀是结构性的通货膨胀，治理通货膨胀就不能采取单纯的总量调控措施，我国当前的反通货膨胀应当以结构性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措施为主。
（一）总量分析和总量调控的无效性
总量分析的方法起源于凯恩斯。针对大萧条时期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凯恩斯主张政府通过投资扩张增加产出和就业。总量分析方法运用到短缺型经济时就颠倒了过来。在短缺型经济中，政府总量调控的主要课题是抑制膨胀的投资需求。但是，我国经济已经从总量短缺型失衡经济转变为短缺和过剩并存的结构性失衡经济。在这种结构性失衡下，如果仍然一味强调压缩投资的反胀措施，则只能在纠正非瓶颈部门投资膨胀的同时，加剧瓶颈部门的投资不足问题，使投资资源的误配置得不到纠正，产业结构的失衡得不到扭转，从而当政府为使经济走出紧缩低谷而重新进行需求扩张时，由于瓶颈制约继续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仍然不可避免，而国民经济也只能作有限的增长。
紧缩的危险还在于它实际上是选择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两难困境中的前者——停滞膨胀。因此，正如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源不在于一概而论的“投资膨胀”，反通货膨胀的根本也不在于一概而论地压缩投资需求。在结构失衡条件下，必须采取结构性的反通货膨胀措施：抑制非瓶颈部门的投资膨胀，增加瓶颈部门的投资，转换投资的产业结构；纠正收入攀比，遏制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二）抑制非瓶颈部门投资膨胀和纠正收入攀比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深入地考察非瓶颈部门的投资膨胀以及后进部门对先进部门的收入攀比，我们发现，处于转换时期的经济体制是这两个结构性通货膨胀因素的深层根源。
在经济体制的转换时期，市场经济的一些组成要素被逐步引入，而传统体制的弊端仍未根除：企业仍不是真正的企业，银行仍不是真正的银行，政府的职能仍未根本转变。由于政企依然不分，地方政府支持着企业的投资扩张；由于政银依然不分，银行仍不能以获利性、安全性、流动性的原则发放贷款，不得不在地方政府要求下支持企业的投资扩张。
另外，在大多数产品价格逐步放开的同时，大部分基础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仍然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基础产业不能获得平均利润，一些行业面临全行业亏损。因此，市场和价格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难以发挥，扭曲的价格机制使得投资集中流向非瓶颈部门，从而投资的产业结构无法合理化。这样，扭曲的价格机制，加上由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推动的投资膨胀，造成了非瓶颈部门的投资膨胀。
体制转换时期还出现了明显的先进部门和后进部门的区分。由于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弱化，地方政府又不能形成对国有企业的有效约束，构成后进部门主要部分的国有企业，上至领导下至职工共同追求收入最大化。于是当先进部门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提高工资时，后进部门就进行收入攀比，于是有消费膨胀和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因此，抑制非瓶颈部门的投资膨胀和纠正收入攀比的根本措施在于深化改革，实现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彻底转换，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经理人员能代表所有者利益，遏制收入攀比，同时真正实现政企分离、政银分离。深化改革本身就是反通货膨胀。只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的经济结构基础。
（三）优化投资的产业结构
优化投资的产业结构，增加对瓶颈部门的投资，既可以消除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基础，又可以将积压的钢材、水泥和过剩的劳动力利用起来，推动经济发展。优化投资的产业结构，既要靠财政支持，又要纠正基础产业必须由财政投资的狭隘观念，致力于调动全社会资源，拓宽基础产业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化消费基金为长期建设资金，这样既可疏导消费膨胀压力，又可增加储蓄和投资；另一方面可以鼓励推行象BOT （建设—营运—转让）这样的带资承包方式，开展对外招商活动，吸引外资参与基础产业的投资与建设。
为了优化投资的产业结构，还应依靠市场力量和价格机制调节投资资源的配置。1994年进行的价格调整，提高了石油、煤炭、电力等基础产品的价格，但是还未能完全反映供求关系，甚至在这次价格调整中还出现了改革开倒车的现象。比如，这次价格调整恢复了原油和成品油的政府统一定价，这实际上是一种“一刀切”的做法。如果说那些存在自然垄断性的行业需要政府进行价格管制的话，那么，象成品油生产和销售这样并不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则完全可以实行市场定价制度，政府没有必要进行干预。事实上，许多同志指出政府定价的改进方向是应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市场供求关系自己去决定价格？如果扭曲的价格机制得不到改变，瓶颈部门不能获得平均利润，那么投资就无法被吸引到这些部门，产业结构的失衡就无法被扭转。
只有当投资的产业结构得以优化，非瓶颈部门的投资膨胀得以遏制，产业结构的失衡得以扭转，收入攀比得以纠正，我国通货膨胀的结构基础才能消除，结构性的通货膨胀才能得到根本治理。结构性的反通货膨胀，乃是实现国民经济的结构转换和良性发展，塑造有效的总量调控的经济结构基础的必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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