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相互依赖的结构——理论分析的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框架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相互依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改日期：2007-01-22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7)02-0052-57
进入21世纪后，中美关系被视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时也是双方都不得不认真处理的最“复杂”的双边关系。〔1〕 近年来，通过首脑会晤、热线、经济战略对话、高层战略对话以及各个层次的对话和沟通机制，两国政府实现了密切的互动。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合作使其“远远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2〕 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美国“需要期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方进一步主张中美“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3〕 在对话、合作的同时，中美关系中的矛盾、摩擦、冲突和猜忌还依然存在，如中国的军力建设和透明度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与盗版问题，美国的“扩展民主”战略、北约全球化问题、日美同盟的转型与提升等等。在双边关系最敏感、最危险的台湾问题上，依然存在隐忧。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敏感性不仅需要从政策的角度加以重视，更需要从理论的角度加以解读。在充满矛盾与悖论的现实面前，理论的创新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来自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学者的创造，源自西方和美国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的需要，其中蕴涵着我们可以汲取的有益的思想素材，但其本身并不能对当前的中美关系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本文尝试从当前中美关系的现实出发，提供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关于中美关系的论争
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关系“展现了国际关系史上没有先例、难以解释的一个矛盾”。一方面是经贸关系、社会交流的飞速扩大和发展，另一方面是政治上互不信任、战略上敌意不减。发生在中美两国间的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似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政治上的大起大落、战略上的猜疑和敌意似乎不是经贸关系可以补救的，而贸易和投资数量的增加、经济的相互依赖、人员和社会的交流也没有受到政治和安全问题的影响。〔4〕 沿着这两条同步延伸而方向迥异的道路，思想界和理论界对中美关系现状和前景的看法自然会出现分歧和对立。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在21世纪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而我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两个战略目标使中美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战略矛盾”，“美国与日本、欧洲的战略矛盾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竞争，与俄国的主要矛盾是安全方面的，而与中国则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三个方面都有着严重的矛盾”。〔5〕 台湾问题、人权分歧、市场准入、武器扩散都已经成为长期无法解决的矛盾，尤其是美国插手的台湾问题已经使“中国安全战略环境恶化，并趋于严峻”。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已经“把中国作为主要的威胁来源，也作为美国要对付和防范的主要对手。再对中美关系抱有幻想，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会误国误民”。〔6〕
另一种观点认为，“冷战结束十年后，一个以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为核心、以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为支柱的新基础已经取代了旧基础”，“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长期和平共处，当然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然而这个目标必定只能在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逐步实现”。〔7〕“本世纪末中美两国交往的深度和广度，要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足以说明发展双边关系的内在动力十分充足”，〔8〕“经贸往来不会自动减缓政治冲突，但持续的政治紧张关系势必要影响经贸往来的进一步发展”，因而，通过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途径，“中美可以避免新冷战”。〔9〕
在美国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的分歧和争论。2004年9月，在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举行的一场关于中国“和平崛起”问题的讨论会上，当代美国进攻型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与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进行了一场辩论。米翁的结论十分明确：中美之间必定要产生激烈的安全冲突，美国将联合其亚洲盟国遏制中国的崛起。他的结论来自进攻型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生存是国家的第一要务，进攻性的武力是必要的，由于国家之间不可能洞察彼此的真实意图，大国政治的悲剧不可避免。〔10〕 布热津斯基认为，中美关系的现实远比理论复杂，历史不会用相同的模式简单重复，因此中美关系可以稳定发展。〔11〕
中美关系的基本特性
理论是灰色的，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任何理论在从现实中抽象其逻辑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他一些因素。现实主义者的致命缺陷就在于，他们用理论逻辑的严密性牺牲了现实的复杂性。而在现实中，中美双方的现实主义者正在陷入自我证明的循环之中：一方的结论往往成为另一方论证的依据，在学者之间建构中美关系的“安全困境”。因此，抛开既有的理论逻辑和结论，回复到现实世界和中美关系的初始假定，更加有助于启发新的理论思维。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根本上是中美两个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中美都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大国，彼此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由于两者的规模和影响力，它们未来的走向带给国际体系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过去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美两个国家的这些基本特性将持续地在两国关系中发挥作用和影响。
1.中美关系的大国性
从物质上衡量，中美作为大国的实力和地位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异议。这两个国家都拥有辽阔的国土、庞大的人口、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政治上作为大国的标签，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在经济上，美国的消费和中国生产已经成为全球增长“发动机”。在军事上，虽然两者的实力还很不对称，但都是国际“核俱乐部”理所当然的成员。在主观认识上，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大国”地位依然充满了争议。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在试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时候提出世界力量“五大中心”的说法，把中国当作国际政治的大国并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规划中美关系的未来。〔12〕 当时的中国在经济上还处于封闭和相对落后的边缘状态，只能算潜在的大国，但是在政治上把自己看作“世界革命的中心”。改革开放之后，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巨大的增长，已然成为影响全球增长的一个要素，而在政治和精神上反而变得谦虚起来。〔13〕
2.中美关系的差异性
中美是差异性很大的两个国家，这一点在理解上也不需要做太多的说明。两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文化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因素，美国是一个普遍信教的社会，而中国在根本上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近年来，随着美国社会的保守化，宗教因素在美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越来越大，信仰方面的差异也成为影响中美互信的一大障碍。〔14〕 中美关系的差异性，一方面会阻碍两国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另一方面，从长远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美国式的发展道路，照搬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模式。
3.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首先，在美国方面的不确定性表现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不确定。布什执政以来，美国在反恐的旗号下推行单边主义的全球战略，给全球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5〕 随着伊拉克战争陷入困境，美国的对外战略既存在霸权进一步扩张的可能，又存在收缩甚至退守孤立主义的可能。美国对外战略的不确定将对整个国际体系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其次，在中国方面的不确定性表现为中国发展前景的风险。在今天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国内面临的金融、经济、社会问题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最后，中美关系的不确定在根本上是前面两种不确定性叠加的结果。中美关系当中始终存在两种相反的趋势状态。中美既不能成为朋友，也很难成为敌人，“非敌非友”成为描述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的、也是无奈的共识。
国家间相互依赖的结构
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和重构，理论本身无所谓对错之分，只有逻辑结构的优劣和现实材料充分与否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看，把中美关系置于“结构性战略矛盾”观点显然更有说服力，因为它得到了现实主义理论逻辑强有力的支持。现实主义从经典作家汉斯·摩根索的“权力界定下的利益”，到肯尼斯·沃尔兹的系统的结构和排序规则，已经发展成一套简洁明快的理论系统，〔16〕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然是国际关系分析的主流意识形态，被中国学界广泛接受。〔17〕
在现实主义构筑的理论大厦面前，“中美可以避免新冷战”的观点则显得有些单薄和犹豫。这一派学者可以批评前者的简单逻辑忽略了现实，可以罗列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下中美相互依赖与合作共赢的事实，但显然缺乏把现实组织起来的逻辑结构。仿佛一个没有图纸的建筑师，在面前堆满了砖头、钢筋和水泥，却不知如何把房子盖起来。事实上，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曾经试图画出一幅新的理论图纸。然而，在几十年论战之后，新自由主义的学者钻进了国际制度主义的象牙塔，不仅放弃了建构独立理论大厦的努力，反而悄悄地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若干结论。〔18〕
在经典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当中，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基本特征：(1)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包括政府精英的联系和正式的外交安排，非政府精英、跨国组织之间非正式联系；(2)国家间关系的多元议程没有明确的或固定的等级之分；(3)在复合相互依赖主导下，政府不在地区或问题领域上对其他政府使用武力。〔19〕
在此基础上，两位学者指出，复合相互依赖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国际关系中权力来源、分配和转化方式的变革，从而产生了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政治过程：(1)国家的总体经济——军事结构与问题领域之间的联系松散化，强国的权力不一定能在贸易、航运、石油等问题领域发挥作用；而弱国却敢于利用国际组织等联系工具赢得自己的利益；(2)国际政治的议程更加多样化，塑造和控制议程的政治过程变得更加微妙和重要；(3)多渠道的社会联系模糊了国内与国际政治的界线。国家利益的界定因问题领域的不同、时间的不同和政府单位的不同而不同；(4)多渠道的联系使得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增强。〔20〕
通过界定复合相互依赖的基本特征以及新的政治过程，基欧汉和奈开启了一扇通往新的理论范式的大门。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两位作者却止步在了大门口。即便在《权力与相互依赖》当中，他们也没有把自己的逻辑坚持到底。当他们认为不对称性是“相互依赖政治的核心”，“谁能够左右相互依赖的对称性，谁就拥有了权力”的时候，〔21〕 他们事实上重新回到了现实主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因此，有学者评价说：“基欧汉与奈放弃了建立一个新范式或建构跨范式争论的尝试。转而建立一个新的研究纲领，为了修修补补而不是取而代之。”〔22〕
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实质是非国家的跨国行为体之间互动。相互依赖的行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抽象的作为整体的国家(及其政府)，而是社会中的企业、集团和个人。在这个认识基础上，“结构性相互依赖”的概念认为：伴随着跨越国界的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和人员的交往和流动，在相互依赖的国家内部必然形成某种跨国性的利益共存结构，这种利益结构会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对双边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产生作用。
结构性相互依赖分解了国家的权力，也改变了权力运行的方式。国家间的多渠道联系、问题领域的分化打破了权力和国家利益的整体性，并且使国际政治中的总体权力结构解体。在这种状况下，权力的主体更加多元化，权力的结构更加分散化，权力的运行更加复杂化。
首先，跨国行为体分解并重新塑造了权力结构和国家利益。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根源和实质是社会之间多渠道的联系。相互依赖并不是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而是大量的非国家行为体跨国交往的产物。国家间的贸易、金融、投资、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流的主体不是作为整体抽象概念的国家，而是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不仅推动了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发生和深化，而且也成为权力结构和国家利益的塑造者。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的分配是不均衡的。相互依赖所带来的外部冲击必然导致国家内部权力和利益的分解，跨国行为体和外向型部门对外来变化的感受更加敏感，受政策调整的影响也更加直接，它们必定要采取相应的政治行为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界定。〔23〕
其次，问题领域的分化使权力的转换能力下降。权力的概念实际上包含着资源(能力)和行为(结果)两层意义。资源是行为的基础，但是资源只是一种潜在的权力，在变成行为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转换的过程。〔24〕 现实主义假定大国和强国凭借自己的总体权力优势，总是在国家间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并决定国际争端的解决。然而，在相互依赖模式中，国家所面临的对外关系问题变得更加广泛和多元化。问题领域的分化使传统上默认的资源与行为、能力与结果之间的逻辑链条发生了断裂，国家在军事领域拥有的权力无法在能源、环境、经贸等领域发挥作用。国家的总体权力优势也不能保证在一切领域都能得到体现，强国在与弱国的争端中并不总是赢家。这样就带来了权力的资源与行为、能力与结果之间的转换的问题，一国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优势必须同特定领域的范围、问题的性质、行为者的参与等因素结合起来，才能转化成行为和结果。〔25〕
国家利益、权力的结构的分化决定了国家间互动的新模式。国家间整体实力对比不能完全决定国家间关系的状况，也无法决定特定领域中国际争端与合作的前景。在相互依赖当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建立在政策互动基础上的政治讨价还价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国家之间的政策互动表现为国际—国内双层的博弈。罗伯特·帕特南指出：“很多国际谈判中的政治”是在“两张桌子”上进行的。〔26〕 在一张桌子周围挤满了国内利益集团，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向政府施加压力，政治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会有意地与某些利益集团结成联盟。在另一张桌子上，政治家和外交官代表国家竭尽全力地与其他国家讨价还价，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要求。国家间的关系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政治讨价还价，一个层次是政府与国内利益集团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另一个层次是政府代表的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这两个层次的讨价还价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任何国家的决策者都不能偏废其一。
第二，国家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议程设置的影响。议程的设置包括议题的选择、提出、升级、挂钩与脱钩、讨价还价、转化、妥协等一系列环节，所有这些环节都是权力运作和资源配置的过程。〔27〕 由于问题领域的分化和权力转化的障碍，各国都争相选择本国资源优势最强的领域展开互动，围绕议程的设置斗争实际上是一个权力转化效率最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打破了传统的国家实力的强弱区别，弱国虽然在总体权力结构中处于劣势，但可以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取得局部的权力优势，从而可以与强国展开讨价还价。议程的设置同时也是一个国内资源有效整合的过程，国内的利益集团也通过议题的选择、提出和转化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国内资源的整合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进行政策调整的能力，也就是国家在相互依赖关系的脆弱性程度，并直接决定了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
中美结构性相互依赖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中美结构性相互依赖的特点已经十分明显。在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中，两国国内都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利益群体和结构。两国关系已超越了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间的关系，发展成了两个社会之间日益密切的交往。中国的对美出口产业、美国的在华投资和对华贸易企业都成为各自国内经济的支柱。中美关系发生动荡和破裂，不仅会让广东、福建的出口加工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而且也会波及加利福尼亚州的信息产业、西雅图的航空制造业、中西部的农场主乃至华尔街的金融家们。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已经超越国界而在两国内部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共同利益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结构性相互依赖也会带来负面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相互依赖越深，可能出现摩擦和矛盾的领域也就越多。例如全球化进程中自然出现的贸易不平衡、失业等问题在双方的国内环境中，都会以不同程度和形式上升为政治和外交问题。人权、意识形态因素也可以利用相互依赖的结构上升到两国的国家关系层面。因此，中美的结构性相互依赖使得双边关系的状态更多地取决于国际—国内双重博弈的结果。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各种利益团体在国内政治中相互博弈、相互竞争、彼此抵消、塑造中美双边关系的基本状态。
以1993—1994年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为例。克林顿在执政后，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人权利益集团的压力，做出了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决策。这一决定在中美两国造成了激烈的冲突。时隔一年后，克林顿不得不将两者“脱钩”。很多研究者都指出，中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最终导致了克林顿政策的失败。然而，如果借用基欧汉和奈的解释，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国在这一不对称结构处于劣势，因此这一政策博弈中占据权力优势的是美国，中国应该做让步。然而，现实的结果却是克林顿很不体面地收回了成命。〔28〕 这个案例清楚地体现了结构性相互依赖的政治过程：在博弈中起作用的并不是中美两个国家，而是美国的工商利益集团、国会中间派、政府经济部门与人权利益集团、国会议员、国务院等等。〔29〕
因此，理解当今的中美关系，我们必须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范式，打破传统国际政治分析把国家看作一个个硬球的假定，深入到国家内部，考察不同时间、不同问题领域当中的权力、利益结构以及政治和决策的运行过程。透过结构性相互依赖的理论框架，中美关系可以从三个角度得到分析。
1.经济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美相互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经济全球化在政治上的意义就在于，它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相互交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经济全球化不会自动消弭国家之间的摩擦与矛盾，相反随着相互依赖性的加深，矛盾与摩擦点反而会越来越多，但是它也使国家之间的交往和利益关联性很难被打断。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虽然这种关系依然存在不对称性，中国的获益少于美国的获益，而中断这种关系的潜在的损失在中国方面会比美国大，但是现有的相互依赖程度已经足以让美国方面也很难承担中断的代价。这也构成了维系中美关系稳定和良性发展的一条重要纽带，使得所谓的“遏制中国”越来越成为不可能的使命，因为美国在遏制中国同时，自身也将遭受重大的伤害。
2.地缘战略
在战略层面上，美国对华依然保留有“防范”和“两面下注”的思维，中国对美国也依然存在着围绕台湾问题的担心。但是中美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而且都是具有相当实力的核大国。在核武器的时代，不仅大国之间的热战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另一次冷战也是人类难以承受的。〔30〕 理性的战略家已经认识到，在当今时代遏制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是不可能的。从相反的方面的看，如果中国遭遇遏制和颠覆，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陷入崩溃和混乱，这一后果恐怕是任何理智的政治家都没有胆量去承担的。这是中美关系的一条底线。
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中美两国都从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全球化的进程中获益，维护现存秩序和进程的稳定发展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这使得两国的对外战略在客观上具有相互协调与合作的空间。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依然只是一个地区大国，地缘战略的重点是塑造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党的“十六大”提出“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题中之意是紧紧抓住现有国际秩序的有利因素，服务于经济发展和小康社会的建设。〔31〕 与此同时，美国的主流观点也认为：“作为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者，我们(中美)两个国家共享众多的战略利益”，因此中美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中寻求协调与合作。
3.国内政治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失去了凝聚国内共识的目标，尤其当总统个人权威不足以驾驭对外事务的时候，国内政治因素的作用日趋活跃。〔32〕 相互依赖的收益在国内各个利益群体当中的分配是不均衡的，某些产业、贸易集团、社会群体和公民从中获益；而另外的群体、集团和个人则可能从中受损。获利者和受损者都可能在国内政治动员起来，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近年来，随着经贸、人员和社会交往的密切，中美关系对双边社会和国内政治的影响和渗透也日益加深，正面的、稳定性的因素在增加，而负面的、干扰性因素也会上升。结构性相互依赖为双方都创造了更大的外交空间，关键看谁更善于控制议程、对政治进程施加影响。
总之，结构性相互依赖的中美关系就像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基本成形的大厦。虽然不太美观，不管是从美国还是中国的角度看，都有令人不满意甚至望而生厌的部分，既有共同利益、协调合作，也有对立矛盾、摩擦冲突。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各种钢筋混凝土部件已经纵横交错、牢牢地凝固在一起。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满意还是不满意，你都不得不接受它的客观存在。
注释：
〔1〕美国总统布什的讲话中多次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如2005年11月9日出访亚洲四国前接受香港凤凰卫视的讲话，参见：http://news.phoenixtv.com/phoenixtv/83891637687681024/20051109/682808.shtml。
〔2〕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的谈话，《解放日报》2006年11月25日。
〔3〕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2005,http://usinfo.state.gov.2006年4月，胡主席在访问美国期间表示：“中美两国是利益攸关者，而且更应该是为建设性合作者”，《人民日报》2006年4月21日。
〔4〕王缉思：《全球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郭益耀、郑伟民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中美经贸关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5〕阎学通：《未来十年：中国安全吗？》〔N〕，《环球时报》2000年5月12日。
〔6〕周建民：《必须从最坏的可能性来考虑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注意观察美国战略动向》〔N〕，《环球时报》2001年5月11日。
〔7〕牛军：《中美关系的四个新特征》〔N〕，《环球时报》2002年2月7日。
〔8〕王缉思：《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N〕，《人民日报》1997年3月1日。
〔9〕王缉思：《中美可以避免新冷战》〔N〕，《环球时报》2001年6月22日。
〔10〕John Mearsheimer教授提供给作者的手稿：" Why China' s Rise Will Not Be Peaceful" ,September 17,2004.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11〕Zbigniew Brzezinski & John J.Mearshiemer," 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Policy,Jan/Feb 2005,Issue 146.
〔12〕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M〕，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75—80页。
〔13〕参见牛军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中国外交卷》〔M〕，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14〕Walter Russell Mead:" God' s Country? "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6。
〔15〕阎学通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国际安全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16〕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7〕2003年11月，笔者陪同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走访北京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这位美国现实主义学派的大师感叹道：“中国人天生都是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在这里比在美国还受欢迎。”
〔18〕1982年，苏珊·斯特兰奇撰文批评国际制度主义的五大“罪状”：纯粹美国式的研究风格、概念含混不清、过分偏向价值研究、缺乏动态观念，以及作茧自缚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这个批评已经过去20年，但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尤其是她对国家中心主义范式的警告。见：Susan Strange," Cave! Hic Dragon:A Critique of Regim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gime,ed.Stephen D.Krasne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p.337-349.
〔19〕〔20〕Robert O.Keohane & 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third editio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pp.21-22,pp.25-32.
〔21〕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张小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283页。
〔22〕Michael Suhr," Robert O.Keohane:A Contemporary Classic"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sters in the Making,eds.Iver Neumann and Ole Waver London:Routledge,1997,p.93.
〔23〕杰弗里·加勒特和彼得·兰格假设在国际化条件下，国内经济可以分为两个部门——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以及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两者对于“世界市场价格”变化的反应是不同的。这一思想启发了本文关于相互依赖对于国内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影响。参考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M〕，姜鹏、董素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1页。
〔24〕关于权力转换力的论述，见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M〕，何小东等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页，第164—165页。
〔25〕David A.Baldwin," Power and World Politics:New Trends and Old Tendencies" ,World Politics,Fall 1980,pp.161-194.
〔26〕Robert D.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Theory and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eds.,Charles Lipson & Benjamin J.Cohen,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9,p.354.
〔27〕William N Dunn,Public Policy Analysis:An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New York:Prentice Hall,Inc.,2004,p.139.
〔28〕当然，在这个案例中，中国方面也做一些让步，但这些让步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中国做这些让步的目的主要也是为了在外交上配合克林顿政府的退让，使之有台阶可下。
〔29〕王勇：《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191页，第232—235页。
〔30〕Zbigniew Brzezinski & John J.Mearshiemer," Clash of the Titans" .
〔3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2〕关于美国多元利益集团对外交的影响，参阅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八章：《多元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中美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中美集团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