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预测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GDP增长8%已成定局，2001年的走势是人们更为关注的新话题。在近一轮的公开预测中，大部分的预测均认为2001年将保持升势，增长速度在8%以上。然而，笔者的看法却远不那样乐观。我们预计，2001年GDP增长速度将回落至7.5%甚至更低而物价将上升。
我们之所以不同于主流意见，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分析视野上不局限于“拐点”与“亮点”之争，而更多地着眼于对中国商业周期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与把握，在此基础上再对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与预测。我们认为，只有深刻地把握中国当前商业周期的特性，弄清其变化了的力量，才有可能对变幻多端的宏观经济走势作出比较科学、准确的判断。
一、中国的第一次商业周期
对于2000年中国经济出人意料的快速回升有许多种解释，但笔者更相信这是一次主要由人们心理预期改变以及强劲的外部经济带动的恢复性的经济复苏，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商业周期所显示出来的小小奇迹。
所谓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根据保罗·萨缪尔森与威廉·诺德豪斯的概念，指的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总就业量的波动，它以大多数经济部门的扩张或收缩为标志。或者根据曼昆的说法，经济中的波动就是经济周期，当经济发生波动时，大多数宏观经济数量同时波动。曼昆同时还指出，商业周期没有规律，当它发生了，我们才知道。
然而，西方经济学家的所谓商业周期都是建立在投资者与消费者的私人主体以及市场导向的基础上的，因此从标准的意义上说，尽管中国经济经历了多次的波动（参见下图），但很难说中国存在着真正的商业周期。有的学者就曾指出，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厂商与老百姓的目标不一致，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形成尖锐矛盾，譬如前者坚持经济调整，而后者继续坚持经济扩张时，总是以中央政府采取“一刀切”或者行政手段强行在全国实行经济调整而结束。显然，由此而形成的波动很难说成是真正的商业周期（说经济周期也一样）！事实上，在我国建国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政府既是经济波动的发动机，又是经济调整的制动阀和稳定器，政治动荡与主观决策导致经济增长大起大落，要让人们从这些经济波动去联想市场经济下的真正的商业周期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中消费者主权和投资者主权地位的确立，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大头，投资中预算外资金逐渐占据主要地位；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到国际经济，中国经济逐渐进入到主要由市场（商业）力量主导而非政府计划主导的时代，中国终于初步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周期（可以参见有关中国金融资产构成的变化表、中国投资中不同成分的变化表）。当然，值得提出的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许多指标都处于高速增长之中，因此经济的波动不太可能表现出西方意义上的典型的经济衰退（负增长），而更多的是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与放缓，因此不是衰退—增长而是增幅的快—慢构成中国经济波动。通常认为，1991年开始的是改革开放后第四次同时也是中国的第九次波动，这一次波动的峰顶是在1992年，当时GDP增长达14.2%，低谷是1999年，增长仅7.1%。然而，这次波动的推动力主要由邓小平南巡的政治周期、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所致，而随后的“软着陆”同样是因政府紧缩性政策所致，应该说还带有浓重的计划色彩，离真正的商业周期尚有距离。
笔者认为，如果将经济从低谷进入高峰算作一次完整的周期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而坠落至7.1%增长的1999年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周期的开始。真正的商业周期与政治波动导致的“伪”商业周期相比，就在于其波动态势主要不是取决于政府意愿和宏观政策，而是取决于市场内在的力量和消费者、投资者的预期。尽管政府的宏观政策在短期内也有一定作用，但主要是起到一些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而决定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却是市场力量博弈下消费、投资和出口的自主变动。
二、滞胀阴影
在商业周期中，影响经济的复苏（回升）的因素又可具体细分为：恢复性因素、外部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以及结构调整性因素。观察商业周期的变动，尤其是复苏与扩张的强劲程度及持续能力，需要分别考虑上述因素。然而，上述因素有些是易于变化的因素，有些是易于消失的因素，有些则是难以为继的因素。例如，外部因素是易于变化的因素，2001年世界经济将放缓，估计极有可能出现0.5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回落，从而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达1.5个百分点左右；消费倾向恢复正常后，消费的增长完全依赖于收入增长，如果收入增长跟不上，消费支出的增长必定难以为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是难以持续的因素。
人们曾经对宏观政策启动经济抱以希望。的确，政府力量和意愿在目前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毕竟商业周期主要受到市场力量的推拉，因此财政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熨平经济波动，但却很难改变基本的和长期的走势。2000年的财政投资达1500亿，2001年如果要保持同样的政策支持力度，财政投资应相应地增加到1620亿以上。然而，如此大力度的财政投入也只能维持不低于2000年的扩张力度，而难于为经济扩张提供更强的支撑。由于任何一个小数在连续阶乘的作用下存在着无穷大的效应，即使惯性上推的力量在长期内亦是难以维持的。至于其他的政策扩张因素，如出口退税以及所谓的“假日经济”等，在2001年也将不再是新因素，也就无法构成2001年的扩张力量。
因此，笔者判断，除非出台新的、力度极强的扩张性政策，否则由于恢复性因素的消失，外部性因素转为负面，2001年中国经济的三大需求均有可能出现下降，从而使得GDP的增长速度将显著低于2000年，重新跌落至8%以下的增长通道；从量上看，全年GDP的增长速度甚至有可能回落至7.5%以下。
然而，在经济增长回落的情形下，2001年的物价却很有可能涨上去，从而显现出“滞胀”压力。原因之一是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货币投放增长超过经济增长所形成的“虚增部分”，它构成长期通胀的压力。当然能否真正形成通货膨胀还要视货币流通速度而定。中国货币发行增幅在全球名列前茅，其中M2/GDP已是全球最高。1996、1997年的通货膨胀均在10%以上。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大致相同的话，从2001年开始通货膨胀将向1996、1997年看齐。另外，2000年大量货币逃逸到了股市之中，如果整顿金融秩序、追查基金黑幕导致股市暴跌的话，会有更多的货币被挤压至经济领域。
此外，2001年物价上升还将面临最现实的压力即来自粮食涨价的压力。2000年我国粮食大概减产约9%，这使得目前粮食涨价的预期强烈。由于粮价直接影响的副食品价格在整个价格中占有40%的比重（修改后的CPI中该比重可能有所变化），因此粮价的上涨对2001年的物价上涨会有重大影响。如果粮价上涨5%，则CPI将上涨2%；如果粮价上涨10%，则CPI将上涨4%。
2000年油价上涨的压力将继续在2001年释放，从而对物价构成压力。另外，从中长期看，国际油价可能长期在高位徘徊，从而成为不可忽视的滞胀压力。根据笔者的估计，2000年中国GDP增速因油价的上涨而少增长了近1个百分点。由于我国人均石油资源量和人均产油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8.3%和21.4%，因此中国步入石化工业时代，同时也就是步入石油短缺时代。我国的石油进口量逐年上升，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另据美国能源部、标准普尔DRI、国际能源机构IEA等的估计，2005～2020年间国际油价大致处于19～30美元／桶！长期走高的油价将使中国经济在本次商业周期的回升之中面临滞胀压力。
三、改革与结构调整不足的复苏
对于真正的商业周期而言，唯有结构调整或者说与此密切相关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因素才是支撑经济复苏和持续扩张的根本力量。中国目前的商业周期与西方典型的商业周期相比，仅仅是初步的，其不足之处是明显的：新的扩张启动缺乏改革与结构调整的支撑，主要靠的是恢复性因素、外部性因素以及政策性因素的力量，而这些因素如前所述，或者易于变化，或者很快消失，或者难以为继，因此复苏缺乏强劲的支撑。在西方典型的商业周期中，每当经济陷入低谷，人们会看到大量的兼并重组案例的出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出现，以及在此过程中新的增长点的出现。但是，在中国过去几年的经济下滑中，受制于落后的投融资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中国国企改革等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经济结构的调整虽有进步，但未有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与GDP的增长率相比，我们在结构调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明显落后），因此新的增长热点依然模糊难见，这一切注定中国经济将因为缺乏内在支撑力量而难以进一步回升。
1.居民消费是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升的主要力量，估计全年的增长中至少有5.3个百分点是因为消费增长所致。然而，居民消费的回升主要原因是消费倾向的恢复性回升，表现为消费增长的幅度高于收入增长的增幅，住房信贷的迅速增长。只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收入增长，即国家在1999年第4季度支出450亿人民币将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提高了30%，除去公务员涨工资的因素，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并不高，远低于社会零售额的增长幅度，特别是同期农民的收入增幅进一步降低，令人堪忧。从2000年居民收入看，笔者看不出因为结构调整或者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实质性上升。
2.扩张性投资政策主要是国有部门的投资，民间投资仍然没有跟进。国债投资的主要作用是维持信心、带动民间投资，如果增发的国债不能提高民营部门的信心，那么投资的增长必然失去动力（就象1999年上半年显示的情况那样）。根据经验，只有民间投资高于国有部门投资时，中国经济才会快速增长。而目前民间投资的增长在竞争性领域已经近乎饱和，而在垄断性领域因进入管制而受到限制，因此仍不太可能支撑国民经济快速启动。
3.国有企业效益的提高，有改制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受益于外部力量。截止到2000年三季度末，在全国现有13732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中，共有8144户企业实现盈利，盈利总额2038亿元，比上年增加880亿元，增长幅度76%；亏损企业5588户，亏损总额428亿元，比上年同期减亏69亿元，下降幅度14%。盈利企业与亏损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净盈利161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49亿元，增长幅度140%。然而，当前企业减亏不完全靠的是转换机制、加强管理和技术进步等内力的作用，而是与外力的作用相关密切。例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因价格上升，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583.4亿，约占同期全部国企新增利润的66.3%。另外，由于连续降息，核销呆坏帐、实施“债转股”、增发国债投资以及技改贴息贷款等，国有企业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尤其是财务支出有较大的下降。1～9月国有企业的财务费用比上年减少7.3%，相当于新增利润的7%。
四、经济波动的若干不确定因素
以上所做的是基本分析。除此之外，尚存在若干不确定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到2001年宏观经济的运行，需要在此特别提出。
1.民间投资能不能上来？从过去的情况看，只有民间投资兴旺，中国经济增长才能进入持续扩张，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增长总是低于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与此同时，在经济回升时期，民间投资通常在回升的时间上比国有部门滞后2年。这样，如果按往常的情形，2001年民间投资存在着加快跟进的可能，在速幅上一举超过国有部门，从而在投资上带来一个十分强劲、可喜的向上冲力。如果是这样，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就可能保持上升之势。然而，民间投资是否能够再现昔日情景是一个不十分确定的问题。以笔者对苏州等地的观察，可喜的一面是乡镇企业改制已经基本完毕，由此将焕发出体制改革的巨大能量；但不利的方面在于结构调整并未完成，而且由于受制于当前的大环境而进展不易。
2.政府扩张性政策的力度会有多大？2001年政府扩张性政策的力度究竟会有多大，也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鉴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2001年还将继续施行扩大内需的政策，估计财政扩张的力度不会低于2000年。全年新增财政投资应在1500～1600亿元左右。除此之外，政府还可能通过发放住房补贴、给公务员涨工资等办法来提高城镇居民的真实收入。计算下来，如果以每人每月涨工资100元计，1000万人一年的收入增加才120亿，以50%的边际消费倾向论，则增加的消费仅50亿元，数目并不大。但是，涨工资如果带来全社会的攀比效应，从而引起工资的轮番上涨，则收入增长的效果就要大得多。然而究竟有多大，则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
3.粮食价格会不会上升，上升多少？目前国际期货市场的粮价已出现明显上升。估计中国国内的现货粮价也将上升。但需要注意的是，与以前的情况有所不同，目前粮食的库存较多（其真实数量很难估计），粮食价格究竟能不能涨起来，涨多少尚存在着不确定因素。
4.石油涨价及进口量前景如何？石油在2000年中国经济中扮演了一个“黑客”的角色，对中国的进出口和GDP、物价等都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冲击。按笔者的计算，由于超量进口以及价格飚升，2000年我国因此多支付了外汇92亿美元，对GDP的负面影响在0.93个百分点左右，同时助推物价(CPI)上涨约0.5个百分点。笔者推测，目前国内原油和成品油的库存仍然大大高于正常水平。因此，可预期2001年石油进口将大幅下降。与此同时，油价预计也将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两项加起来综合考虑，如果2001年可少支付外汇60多亿美元，则对GDP的正面影响可高达0.5个百分点（当然，这一因素被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负面影响抵销有余）。不过，2001年中国石油进口究竟是增长还是下降，国际石油价格是否下降、下降幅度究竟有多大，同样不易确定。按笔者的估计，2001年进口在4000万吨的可能性较大，比2000年下降30%以上；同时价格可望从每桶30元左右下降13%，即下降至每桶26美元。这样中国在石油一项上的的实际外汇支付可能减少50亿美元，对GDP的正面影响约0.47个百分点。
五、中国经济的真正出路
中国经济的真正出路就是从供给方入手，坚决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
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美国式的比较彻底的市场经济，经济增长的基础完全建立在个人负责和个人创新的基础上，在制度设计上反对一切“预算软约束”；二是日本式的政府干预型市场经济，经济增长崇尚集体负责和计划引导，在制度上“预算软约束”盛行。从经济学的理论看，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因此任何投机取巧的做法，都必然是社会付出代价的结果，最终将给社会带来累积性危害，使经济增长无法持续。这既是日本病入膏肓的原因，也是美国兴盛的秘诀。
这时让我们来引述一个“公共政策选择的故事”。1981年，里根在美国民众对经济增长的一片悲观失望中就任总统，随后于1981年2月18日提出了他的《复兴经济计划》，着重点在于变革“联邦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这一计划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削减政府开支（军费除外），主要途径是削减政府的各项福利支出、减少财政赤字，努力实现预算平衡。第二，大规模减税，3年内减少个人所得税3%，对企业通过实施“加快成本回收制度”和减免企业收益税的办法等给予税收优惠。第三，放松管制，特别是大力减少对企业的规章制度的限制。第四，控制货币供应量，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继续支持1979年10月以来联邦储备委员会控制货币增长率的做法。
里根未曾料到，美国经济经过1980年的短暂回升后于1981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这很有点象韩国以及中国即将面临的情形）。面对变坏的经济形势，一般人很容易改弦更辙，转而实行扩张性的凯恩斯主义。然而，里根非但没有放弃“里根主义”去采取任何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办法，反而断然中止了70年代制定的已到期的公共就业计划，并对民主党人要求增加公共工程开支的提案予以否决。这样，到1982年，美国的失业率一度达到了仅次于1929～1933年危机的程度。即便如此，里根也还是不改其放任的态度。其结果，里根主义一方面在当时便使得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另一方面被凯恩斯主义破坏了的市场经济得以全面修复、完善——这是美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经济持续扩张的基础。
我们不是很羡慕美国20世纪90年代强劲的经济扩张，并希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增长吗？请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的做法开始。以笔者之见，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由短期而长期化后，其负面效用与限制已初步显露，象财政政策的挤出性效应、货币政策的“马儿不喝水”的效应等等。为求得长期稳定健康的经济增长，在商业周期已经启动的情况下，以刺激需求为主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应逐步收敛，转而相应加大结构调整等供给政策的力度，并在可支付成本的情况下大力推进改革。
顺带一提的是，当前还有必要警惕将权宜之计制度化的做法。譬如，增加收入，一次性给付的办法是更好的替代办法，譬如给生活水平下降的人们发放一次性补助等；在放长假时，对政府公务员实施度假费用一次性报销的办法，等等。如果变成涨工资的做法则有可能制度化而扭曲劳动力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