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呼唤新的思想解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告诉我们：思想解放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什么时候思想活跃，什么时候就生机勃勃、兴旺发达，什么时候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什么时候就生机暗淡、发展迟滞。十四大以来，我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新现象、新事物、新问题，第三代领导集体遵照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深入实际、认真研究、大胆创新，给予了新的概括与归纳。在这些新概括、新归纳中闪烁着新的思想解放的火花，这是非常可喜的。但这只是几个稀疏的光点，而横呈在我们面前的却是现实生活中涌动着的纷繁浩淼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解决。目前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继续深化新的思想大解放。
一、如何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潮流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集团化、区域化和一体化的进程。目前世界上已有30多个区域化的经济集团，这些经济集团都有一定的排他性；同时，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倾向日趋浓郁；知识经济、网络经济、虚拟经济的崛起，知识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当前世界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几乎全部掌握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手中，他们垄断了制定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各类标准，甚至垄断了资源、生产、销售和价格。在与其他国家进行不等价交换、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还竭力遏制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知识就是财富，社会进入电脑代替人脑工作的历史新时期，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人均资源贫乏、科学技术落后，而且还有一个体制落后，制度收益贫乏和衰减的严重现实。尽管小平同志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前（1977年）就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问题，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所进步，但至今没有完全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和制度保障，也没有完全形成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和环境，不少部门和单位依然是“外行”在那里指手划脚，不少企业搞不好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滥竽充数的领导人所致。中国要真正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国际竞争白炽化、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大潮中破浪前进，就必须尽快地建立和形成让人才脱颖而出和让政治家治政、法学家治法、财政家理财、金融家管理金融、企业家管理企业、教育家管理教育的机制。要真正形成这样的机制和社会氛围，还不得不继续深化思想解放，冲破一切传统观念和体制弊端及利益格局阻障的牢笼。
二、如何适应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转变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进入到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核心部位，即国有制经济的改革，这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架构、基本模式。对公有制经济内含的新界定、对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实现形式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新表述，以及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地位和作用的新论断，分配方式的新政策等，都是了不起的思想解放。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的内涵、外延、结构形式、结构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以及与其它所有制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已经确立。今后的任务就是如何实现由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向初级阶段的公有制过渡和转变。表面看来，这个任务只是举手之劳，但要实施起来，却有不少难点：其一，我国几十年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实践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体制出发点，“一大二公三纯”的传统典型公有制经济特征及观念的影响残余还根深蒂固。对公有制经济的量和质、实现形式的多元化、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在地方和产业间的差别、私有制经济进入体制内的运作及政策调适等一系列新问题我们还很陌生，更无经验，有可能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盲点。其二，这个转变的核心内容是对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是“抓好大的，放活小的”，是“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的改革、改组和改造。改革必然要带来利益的调整和重构。然而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前十多年在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者，不论是部门、地区，也不论是群体，个人，它们或他们都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往往凭借自己部门掌握的权力、资源或优越条件、获得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并绞尽脑汁使这个利益达到最大化。改革的难点就在于既得利益者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其三，国有制经济的改革同政府机构的改革是胶着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政府机构的改革，国有经济的改革就举步维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机构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实施各类法规，保护产权和各类经济的依法运作，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控，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各种市场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等，以减少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和增加制度收益。要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又谈何容易，它不仅单单牵涉到一个1千多万人的庞大群体的利益涨落和权利的得失，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着制定政策、领导改革、人事任免与决策等重大权力，一旦不慎，就会出现波动。其四，在市场经济建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两个陷阱：一是公共财产流失的陷阱，一是* 政权力与市场交换行为结合的陷阱。据估计，我国在放权让利的改革中流失了500多个亿的国有资产，这次如防范不严，可能会出现新的流失，造成财产占有初始时的两极分化。权商一旦勾结、权力资本一旦膨胀，就会破坏市场，就会阻滞国家现代化进程，就会出现“拉美现象”或“马科斯陷阱”。其五，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培育和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以资本为纽带，组建企业集团等，肯定了“资本”在社会主义生产经营活动和扩大再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建立在资本经营的基础上，没有资本，生产经营就无法进行；资本增值和取得效益，是生产经营的根本目的。改革以来，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方式需要经历两次飞跃性的转变：
第一次转变：生产型→生产经营型转变（已经完成）。
第二次转变：生产经营型→资本经营型转变（正在进行）。
目前正面临着第二次飞跃性的转变，但我们对资本经营还不熟悉，还缺乏经验。
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化新的思想解放，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寻求比较满意的答案。
三、如何促使社会功能结构和利益结构的良性演进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环节构成的一般生产关系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功能结构，它包含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子系功能结构；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结构为社会利益结构，它既包括对物质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占有，也包括对上层建筑中公共管理权和思想文化资源的占有与控制力。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与苏联模式的影响，致使社会功能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分化不力。
在社会功能结构上：一是“城乡分割”、“工农壁垒”森严的二元社会结构的演进微弱。建国近半个世纪，一直实行的是城乡户口分治，农民只能在农村，职工不愿离城市，其城乡利益分配上的“剪刀差”又一直在扩大，变成了“火剪差”。二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存在着落后的手工生产力、工业化过程中的机器生产力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信息生产力的三元结构，这个三元结构的生产力反映在地区间和产业间又极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策的倾斜度和区位优势的原因，又扩大了这种不平衡性。要缩小生产力结构中的区域差距，建立比较合理、比校协调的生产力结构，要使这个三元结构演进到二元结构再演进到一元结构，要使生产力结构中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础设施结构都演进到现代化，任重而道远。三是“小而全、大而全”的社会功能结构存在时间较久，公民思想积淀较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分化这种功能结构，而且分化的力度随着改革的深化而不断加强。但截至目前，“小而全、大而全”的思想积淀依然束缚着人们的理性思维，遏制着社会功能结构的良性演进。
在社会利益结构上：一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的利益分配结构，这种“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二是“低工资、高就业”的利益权利分享结构，同样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是“官本位”的利益标准结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以行政干部级别工资标准为“中心轴”的工资制，不论是那个行业那个部门，也不管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多寡及有无可比性，都要以官员的级别做参照、定标准，于是“县级和尚”、“厅级和尚”的出现就不足为怪了。这些根植在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基础和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生产力基础上的利益权利结构、利益标准结构、利益分配结构的存在及其思想观念，严重阻碍着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变革与进步。改革是推进社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强大动力和重要手段。在改革过程中必然要触动旧体制遗留下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功能结构和利益结构。这种触动有时是残酷的，譬如：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政策，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必然会出现绝对数字不小的下岗人员，甚至那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做过奉献的老工人也被分流下岗。市场经济本身就具有要求企业和劳动者新陈代谢的机能，每天有一批企业破产倒闭，每天又有一批企业建立开张，劳动者的就业——失业——再就业是司空见惯的很正常的事，但在中国的体制转型期却带有许多特殊性，再就业工程显得尤为重要。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目标模式和政策原则，也对社会功能结构和利益结构的演进作了较大的政策调整和方向引导。但目前，学界和国人对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采取激进的改革道路还是采取渐进的改革道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途径和方法；以及解决第四权力实际空缺等一些重大问题上，依然歧议歧见不少。农村城市化是解决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实现农业非农化转移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道路选择上大部分学者和政府似乎都同意发展中小城镇的意见。但世界各国发展的历程表明：城市发展不到一定规模就没有效益。按照这一国际经验，发展众多的缺乏竞争力和规模效益的中小城镇的道路还可取吗？在改革途径上，我国采取了渐进式道路，避免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因实行激进式改革而引起的国内政治、经济的混乱。另外，还有权力制衡，权力监督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来一次较大的思想解放。
四、如何才能彻底扭转当前学风、党风和社会三风不正的状况
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社风，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三风”不正的状况：其一是言行不一，理论脱离实际，两面派作风愈来愈严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伎俩连小学生都知道它的妙用。其二是权钱交易、权权交易、公共权力商品化、私有化的腐败之风泛滥成灾。其三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不断弱化，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不断升温。其四是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精神在淡化，而以邻为壑、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甚至道德沦丧的劣迹却屡见不鲜……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久，小平同志就洞察到了党风问题的严峻性，有许多精辟论述。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也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中央的决心很大，人民的期望值也较高，但近年来反对腐败斗争的成效却不那么理想：一是阶段性胜利的成果不太明显；二是腐败蔓延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三是边反边犯、大贪反小贪的现象不少；四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恶行比比皆是；五是腐败行为由暗沟走上光天化日之下，改容换貌，变成“制度化、合法化”的“规定”；六是愈反愈生，愈反愈多，扩张膨胀的速度惊人。针对这些现象，人们在思考：中国当前面临的“三风”到底能不能彻底扭转，能不能把腐败遏制在最低的程度和最小的范围内；腐败扩张与蔓延同体制有没有关系，关系多大，采取何种办法防与治；发达国家的反腐机制、监督制衡机制能不能效仿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还需要继续深化新的思想解放。
党的十五大之后，新的社会实践迫切要求我们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努力深化新的思想解放，开拓创造新的经验和方法，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推进新的思想大解放的实践中，要恪守以下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二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原则，三是遵循“三个有利于”评价标准的原则，四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我们深信，随着全党全社会思想进一步的解放，21世纪的中国将会更加繁荣富强，更加文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