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西北回族认同的特征_回族论文

论近代西北回族认同的特征_回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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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3)06-0241-04

“认同”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语idem,当英语吸收这个词时,成为identity或identification,表示某些事物是一致或者相同的。“认同”的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认同是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的趋同的过程[1],也就是社会群体成员在感情和认识上的同化过程。后来许多学者都对“认同”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在汉语语境中,“认同”是一个翻译而来的现代汉语词汇,强调对某一事物或者某一类物质的同一性、相近性及相互之间的认可[2]。自从“认同”这个概念引入汉语之后,“认同”一词以不同的语境特征在我国被频繁地使用于学术著作、文章以及各种场合,诸如“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社区认同”、“家族认同”等等,尤其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方面尤为明显,研究著述者颇多。

在中国古代就有“族”的概念,有许多学者爬梳文献,实证“民族”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无论概念如何,但中国古代人类发展史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民族存在,他们相互发展、融合,有的延续至今,有的消亡,有的融入了其他民族,当然在历史的发展中,也有新的民族形成、发展。回族就是由唐朝开始,逐渐在中国历史上形成并发展至如今的一个少数民族。回族自其先民进入中国以后,由于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共同信仰产生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历经了1300多年的成长发展历史,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通过内部繁衍、外部融入,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使其民族特征不断丰富,民族共同体最终形成,而逐渐发展成为如今的一个少数民族,从而具有和表现出每个成员对于其所属回族民族共同体的认可、依附和对于维护这个共同体的责任,并发展为具有明显或者强烈的个体对于回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和行为,形成了回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基于此,回族的民族认同就是回族对于其民族历史的记忆、宗教信仰的认可、民族文化的传承、风俗习惯的坚持以及回族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亲近的心理,并认为相互同属于回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乃至意识到回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族际边界和存在的民族差异等。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进入了近代社会,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100多年,中国社会经历困难、困苦、屈辱、丧权、动荡与期望、斗争、抗战、革命、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正是在这100年的历史发展中,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皇权家族世袭统治意识的弱化和结束,民族、国家、民主、主权等理论和观念的不断发展,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近代回族的民族认同意识也受到近代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近代西北回族的民族认同意识,不仅从内部的“我是回民”得到体现,也从外部如汉族等民族将“回民”置于“他者”的认识中得到印证。特别是近代西方各种民族国家理论的传入,清末中国知识分子探索强国之路,民族认同意识增强,回族的民族认同意识也同样得到强化和发展,以白寿彝为代表的回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以“回教徒”、“回教社会”来阐述和研究回族。金吉堂也发出了“所谓回族,既非回纥人之后裔,更非汉人信回教者——回族者,回教义所支配而构成之民族也”[3]的声音。在辛亥革命前,由回族人创办的以《醒回篇》等为代表的报刊中,明确地将自己作为不同于汉族等民族的族群来谈对国家的认同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乃至后来的回族社会各界力争回民的“国大代表”名额等,回族自认为是一个民族在近代已经非常明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回族工作,视回族为一个民族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并制定了《回民区域政治工作条例》《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和《对回族人民的宣言》等,以至到“《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论证了回回是一个民族,回回问题是一个民族问题”[4]等等,都反映了近代回族社会对于其民族共同体的维护及所具有的自我民族认同意识。观察回族史,特别是西北回族史,近代是回族和西北回族民族认同意识表现得最为明确的一段历史,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西北回族展现出非常明显的民族认同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并且与回族的国家认同意识相融发展。近代西北回族的民族认同意识本质属性主要表现出宗教、文化和心理认同等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宗教认同:伊斯兰教是近代西北回族民族认同的标志和纽带

宗教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宗教和民族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宗教对于许多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塑造,乃至对一些民族国家的建构都有着很大的影响。而民族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相对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往往又是宗教的存在和发展变化的载体。回族是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民族。众所周知,回族是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②,西北回族也是如此。在回回认同中,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一直是一对割裂不开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宗教认同促使了回回民族认同的产生和定型[5]。伊斯兰教具有非常明显的入世性,“它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宗教信仰所支配的社会体系,同时也是一种民族文化体系”[6],更是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民族风俗习惯,对各穆斯林民族影响深远。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我国,起初只是在唐时来华的穆斯林“蕃客”中传播,这些“蕃客”可以说是回族的早期先民,但这并不是今日之所谓回族的主要来源,仅是回族先民之一部分而已。正是当时这些回族先民带来和流传下伊斯兰教,对后来的回族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再经过唐宋两代的发展,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先民已经有了明显的本土化趋势,有的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接受了中国文化。历史进入元朝,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不同民族的人,有的逼迫,有的主动,方式和途径不尽相同,不断地来到中国。“于蒙古政府吸引之下,源源东来,同时向中国境内发展,其人数不可以千万计,有来自西亚之阿剌伯人、波斯人,中亚各族人,又有皈信之蒙古人,与中国西北境已经同化之各族回鹘人,自西北向东南逐渐而进。益以定居南中国各地之阿剌伯人、波斯人,更与少数皈依回教之汉人,因信仰相同,而发生血缘关系,在蒙古统治中国之期间,起一大结合,经百年间之合同混化,是为今日中国‘回教民族’的起源。故今日所谓‘回民’者,特有元以后之事实耳。”[7]回族学者杨志玖先生认为,回族“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伊斯兰为共同信仰,以汉语为共同语言,以我国广大版图为共同地域的新民族——回回民族。这是一个过程,大约在元代中后期才逐渐完成”[8]。正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伊斯兰教的传入和不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进入中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生活、繁衍生息、发展。由于共同的信仰,逐渐在宗教的作用下融合成为一体,形成了回族这样一个民族。可见。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伊斯兰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并且吸收和融入了汉族等其他民族中的一些文化成分——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长期的积淀,形成了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兼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回族文化。明清两朝回族在保留信仰伊斯兰教的过程中,曾面对“维吾教之流于中国者,远处东极,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9]的许多困难,但伊斯兰教作为西北回族的民族信仰一直延续,成为回族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和纽带。伊斯兰教对于西北回族的民族认同不仅体现在信仰上,而且反映在了西北回族的文化价值观、教育观念、信仰体系、婚姻家庭、社会交往、民族习俗等各个方面。比如,从伊斯兰教关于礼拜等方面的要求来看,西北回族每居一地、人口稍具规模后都会兴建大小不等的清真寺,如西安清真大寺,又称化觉巷清真大寺,据说创建于唐代③。清真寺承担着维系回族信仰、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意识等多方面的责任,以及为回族社区提供一些服务功能。特别是清后期至民国的近代时期,伊斯兰教派和苏菲门宦在西北回族中的传播,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回族伊斯兰教传承方式和格局,另一方面在回族社会中形成一个个自成体系的以教派门宦为基础的网络结构,在各个网络结构内部有了内凝力,分散的回族等族组织化,使回族等穆斯林在清代社会中有了民族内部的归属核心[10],从而强化回族的宗教信仰意识对于凝聚、巩固和发展近代西北回族的民族认同意识起到了一定的重要作用。还有诸如西北回族的三大节日,就是直接从伊斯兰教的节日中移取而来的,盛大的节日聚会往往被汉族等民族视为回族“过年”④。再有回族的饮食习惯、人生礼仪、民族禁忌、经济形态等都直接源于伊斯兰教的规定或受其影响。近代西北回族的民族认同借助了宗教认同来强化其民族认同,并且在地理要素的作用下,西北回族由于多年来形成了相对虔诚的民族宗教信仰特点,并且代际传承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维系和巩固了西北回族的民族认同感。所以即便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西北回族信仰虔诚,有着相对严格的饮食等日常生活习惯,民族风俗习惯、民族内部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意识明显。

所以说,近代西北回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在宗教认同方面比较突出,一方面是客观的环境使明清以来回族地位下降和生存环境逐渐变窄,另一方面,回族信仰的衰落,使西北回族与全国回族一样,在形成不久后就面临了发展的困境,内外因素的作用使得西北回族转向了信仰保守、维持存在和生存的路径,同时,面对一些地区的回族因信仰逐渐淡化而出现的民族意识减弱的现实,西北回族要延续、发展,增强民族内聚力和民族认同感,伊斯兰教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样就使西北回族的民族认同看起来偏于宗教认同而缺失或者弱化民族认同,事实上从回族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回族的民族认同意识也正是借助于宗教认同来体现的。近代西北回族又因为信仰的绝对性,可能在选择民族角色与宗教信仰时,自然地选择了信仰为先来维系民族的存在,以至于近代回族往往被称为“回教人”、“回教徒”、“回教社会”等,甚至对于回族是否是一个民族在近代也曾成为一个讨论的问题,乃至今天也还有人在讨论回族的族与教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是同族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和纽带。

二、文化认同:近代西北回族民族认同的体现

“文化”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语,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被广泛使用。但何为“文化”,国内外学者都有过广泛讨论⑤,但很难确定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义,只是从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视角有着不同解释,但依然未有定论。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文化的使用,对于回族文化,我们大概认为是回族形成过程中,基于回族信仰的伊斯兰教,而又在回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等形成的西北回族的精神活动及其社会表现等等,从而表现出具有回族特色的文化特征。因为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都是通过民族为载体来体现和实践的。而文化通过民族的体现就成为民族强有力的向心力和内聚力,反映为民族认同的要素和内容。“文化认同”同时成为民族认同的一个要素和表现形式。西方的族群认同理论即是把族群之间的根本差别看做是文化差别,认为共同的文化特点是族群认同的客观现实基础[11]。所以,近代西北回族的文化认同成为其民族认同的特点之一。

文化认同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12],民族文化是民族特征的几种反映之一,也是民族认同的表现。从回族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回族在接受伊斯兰文化作为其民族核心文化的同时,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等文化成分而形成回族文化。西北回族的形成和分布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西北回族文化整合和成形的过程。一方面,自回族先民至近代西北回族,都虔诚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伊斯兰教对近代西北回族文化的发展从开始就产生着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回族先民自唐宋以来的发展,特别是元代西北穆斯林逐渐增多,回族的民族雏形的出现,形成相对固定的回回民族的分布居住群体结构,元末明初回族的形成,在明代回族没有被同化,反而有所壮大。但是在这样一个民族交往和融合过程中,回族先民丢失了“母语”,回族逐渐形成了通用汉语,学习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社会文化环境。西北回族历经明清时代的适应,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在坚持伊斯兰教基本信仰宗旨的原则下,回族和西北回族经过在我国历史的长时间发展,成功地实现了与我国传统文化等各民族不同文化的融合,回族中汉文译著和“以儒诠经”活动是最为明显地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使回族的主体文化走向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阐释了回族信仰的伊斯兰教文化,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既符合伊斯兰文化,又可以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环境的回族文化思想,为回族和西北回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回族文化发展到近代,西北同族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其民族文化经过历史的锤炼,已经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很明显的西北回族文化的自我特点。她在历史的发展中,在保持自身信仰的前提下,不断适应社会变革和发展,在不同时期,寻求了不同的方式,来延续其信仰和文化传承。近代西北回族在延续传统的清真寺、家庭等文化传承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汉译《古兰经》、圣训,发展新式教育,创办回族(伊斯兰)报刊等方式共同完成和承担了近代西北回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延续和完善了西北回族文化,而且使其得到了一定发展,为近代西北社会多民族多元文化增添色彩,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共同形成了我国西北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格局。

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对于多民族生活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会对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产生影响,我国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活的地区,自我与他者的民族区分自古就有所表现。所以在这个地区生活的各个民族,无形中都会形成比较强的民族认同意识,从而表现出一种民族凝聚力。当然,近代西北回族也不例外,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西北回族的这种民族认同聚合力和民族凝聚力主要表现为内部团结和以国家利益为重与其他民族相互团结,而回族的这种民族凝聚力也使近代西北回族得以承袭,使其以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兼容并蓄的精神文化,活跃于近代中国社会,一方面适应着社会文化环境,另一方面又着力进行着自身民族的文化自觉和自我表述的行动,使近代西北回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和其他文化素养进一步提升,为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乃至西北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心理认同:近代西北回族民族认同的自我表现

“心理活动是人类共有的,而民族心理则与民族的特性相关,体现出不同民族差异的心理活动。”“民族心理的存在除了人类共同的普通心理以外,更重要的是表现为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及民族这一共同体的心理。”[13]回族作为二元或者多元文化的综合载体,其民族心理受到多方面影响,回族的心理认同意识是复杂多样的,根据不同的对象会有不同的表现。但由于西北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并且相对虔诚,近代西北回族的经历也是如此,所以,近代西北回族的民族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为回族心理认同上的民族认同。“回族的民族心理素质不仅是回族形成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回族生存与凝聚的前提条件,是支持与推动回族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14]

近代西北回族在内部社会结构中,不论是在宗教、文化,还是在其他方面,一般会以平常的心理对待,在平和的发展中,也会存在“窝里斗”[15]的纷争,其心理认同处于就事论事的情况,即便是一些教派争论,也是出于派别的角度。对于平常的交往心理,平淡不识或无交往,往往就是一种同族之情感,所以有“天下回回是一家”、“回回见面三分亲”等回族谚语,在西北回族中还有见面互称“朵斯提”⑥、“姑舅”,表示亲近的民族心理认同意识,以及“咱们人”、“自己人”等和西北回族“抱团”、“心齐”的心理认同意识。凡此种种,对内,往往有天大的怨恨,道一声“赛俩目”便“一笑泯恩仇”;对外,则是不管是否与自己直接有关,只要涉及回族,就会团结一致。回族的这些民族认同的心理表现,存在于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中。因为,从回族和西北回族的历史发展来看,早期的回族先民作为外来者“蕃客”的角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处于他者的境遇,在回族先民和回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中,经历了诸多困难,特别是清末西北回族经历了比较困难的生存局面,是西北回族在心理上认识到只有相互团结在一起,才能得到生存发展。再加之西北回族总体看相对聚居,但在一定区域内则是实际相对分散的分布格局,而西北回族在日常诸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生活中存在相互依靠的现实,造就了回族和西北回族相互之间的心理上的依靠和认同意识。在近代,西北回族由于受到不同时期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近代西北同族中,一直延续至今尤为明显。回族的这种民族心理认同方式、认同行为,使西北回族在民族行为的动员和民族利益的维护方面尤为重要,从而心理认同成为回族民族认同的一种表现形成,西北回族的民族认同中发挥着一定作用。

另外,回族由于信仰伊斯兰教,还有一种一切皆托靠安拉的民族心理认同,对任何事情都奉行托靠安拉的旨意,同时又要自己采取积极的“塞白卜”⑦行为的心理认同意识。这种回族心理行为,在近代西北回族中也表现明显,即使是近代西北回族遭受困难的生存环境也会积极地以“两世吉庆”的心理谋求发展,所以近代曾有记载“入甘肃界,到处见有衣服褴褛形容枯槁之汉民,而回民则较少”[16]。“居民屋宇齐严,身干健壮,什九皆为回族;若门户旧坏,精神萎靡者,不问亦可料其必为汉民也。”[17]“在黄河东岸的,田地是修整得整整齐齐,房屋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人是精神饱满,满面红光;在西岸的,正相反,田畴不齐,房屋破败,人是面黄肌瘦。东岸住的是回回,西岸住的是非回回。”“不仅宁夏如此,甘肃、青海底重要贸易,如羊毛业,如与番人间的各种贸易,回教徒占有极重要的地位……”[18]“汉人十九身体孱弱,衣服褴褛,鸦片烟残害后的苍黄瘦脸挂在多半汉人头上。凡是身体壮实,衣服整齐,骑高骡大马者,都是回回。”[19]这些记载虽有以点代面之疑,也存有失公允之处,但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近代西北回族谋求发展的积极的民族心理认同意识。

因为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时会表现,有时会涵化,有时是民族成员个体、有时会是整体或者是局部整体的表现,近代西北回族是一个局部的回族整体,所以近代西北回族的民族心理认同意识,在近代特殊的社会历史中,又显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和事件中,近代西北回族的这种民族认同心理也表现得不同,既有谋求民族生存利益的起义与反抗斗争,又有不愿联合和求抚的心理;既有团结一致和互为兄弟的心理认同认识,又有服务政府的回族人士镇压回族起义的历史现实;既有安于现状的一面,又有积极革命的一面,凡此种种。近代西北回族的民族认同、心理认同是一个复杂多元、矛盾又统一的民族认同意识,也许这样的表现。正好说明了西北回族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为了实现和保留民族认同的生存之道,使西北回族历经千年而民族认同得以传承、发展。

四、结语

近代西北回族是回族史和西北回族史上,回族民族认同意识表现得最为明确的一段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西北回族展现了其明确的民族认同意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并且与回族认同中国为其祖国的国家认同意识相融发展。但是,当我们仔细审视近代西北回族的历史,感觉近代西北回族的民族认同思想和民族认同,又好像没有像国家认同那样具体。可以说,近代西北回族的民族认同意识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宗教信仰为前提,塑造了其民族认同,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使回族文化得以更加凸显,民族认同在谋求民族地位和生存环境中得到发展。

注释:

①有一些研究者在研究和分析西北诸马时,往往侧重或过分强调诸马在西北为政的反面角色,而忽视了他们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作为当时的地方行政官员和军事主官的角色,是受命于清朝政府或者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各届政府,是为当时的国家政府服务,即便是马仲英也极力获取“国民政府新编36师编号”和师长之职。只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军事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导致了他们回族色彩的过分凸显,研究和看待西北诸马从政、从军等问题,必须考虑其作为国家地方行政和军事力量的角色。笔者认为这样才相对符合历史和客观实际。作为近代西北回族的诸马,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些可能与回族有关,是站在西北回族的角度,有些可能更多的是以政府地方行政官员和军事主官的角色,是站在当时他们所效忠的政府角度而决定,与他们所属的回族并无多大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能以研究和讨论的具体事例来分析。

②对于回族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目前大多数学者仍持这样的看法,但在现实中,有极少数回族也可能已经不再信仰伊斯兰教,有些并无明确表态,有些可能有信仰基础,但缺乏信仰宗教实践活动等。至于一个人信不信仰伊斯兰教,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却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不作深究。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西北回族民族宗教氛围浓厚,基本上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从近代西北回族的历史变革和变迁来看,认定近代西北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应该说是偏差不大。因此本文基于近代西北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来讨论。

③但这一看法不一定确凿,也有学人提出质疑。

④在中国传统的节日氛围中汉族等民族都将过春节称为“过年”,视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所以习惯性的也将回族等其他民族最为重要的节日,称为该民族“过年”。

⑤泰勒认为:“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主要包括人们的思维模式、生存模式和行为模式。”(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威廉斯认为:“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雷蒙德·威廉斯著,吴松江、张文定译:《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7页)梁启超认为:“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的叶种叶果而言。”(梁启超:《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268页)粱漱溟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页)

⑥波斯语Duost音译,意为“朋友”。

⑦阿拉伯语Sabah的音译,意为“途径”、“缘由”、“条件”、“手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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