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要素叠加的旅游景区经济影响域空间分异——以八达岭长城景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城论文,景区论文,为例论文,要素论文,旅游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旅游景区／旅游吸引物在旅游目的地发展和兴盛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但吸引游客前往旅游目的地，同时，还可为旅游目的地带来活力以及大量收入[1]。除了旅游者在当地的花费，旅游景区及其周边聚集的餐饮、住宿、商业和娱乐企业也通过雇佣员工、采购物品等经济活动，为当地居民和政府创造就业机会、收入和税收等，对当地经济产生一系列影响[2-3]。
地方政府对于旅游景区开发项目的引进，往往也都出于带动经济发展的考虑。因此，从实践层面上，如果能够较为准确地评估旅游景区对一定区域经济影响的大小、空间范围乃至空间分异规律，那么必能为地方政府的项目评估与政策制定，以及旅游景区的规划和管理提供一定的依据。
从现有文献来看，虽说旅游经济影响是旅游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关于旅游景区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则比较少，其中对于景区经济影响的空间规律方面的认识更是不足。由于数据限制等原因，一直以来学者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研究比较偏重于宏观分析，而对微观尺度的旅游景区所造成经济影响的分析则较少涉及[4]；同时，旅游经济影响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特点，其空间扩散脉络复杂，影响区边界具有模糊性和动态性，使得旅游影响范围的确定和空间趋势描述存在一定的难度，制约了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范围与扩散特征的研究。事实上，已有学者认识到旅游影响的空间维度的重要性，如Evan等曾提出从空间的角度进行旅游影响研究的思路[5]。本文尝试对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初步探索。
旅游景区经济影响域刻画的是旅游景区与周边社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种空间范畴，是指旅游景区经济活动所能影响的最直接区域范围，因此，影响域内的社区充分参与到综合旅游区的开发、建设、管理、经营，是影响域的核心要素。本文将“影响域”的概念引入旅游区的研究范畴，用以形象的表征综合旅游区在开发过程中与周边社区经济互动形成的“域”的状态，本质上属于旅游区对周边社区影响的范围研究。因而，本文给旅游景区经济影响域的定义为，在旅游景区经济影响作用下，与旅游景区发生强烈的内外向经济关联的对应区域。
2 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八达岭长城景区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南部的八达岭镇，是中国较早开展旅游服务的国际性著名观光景区，目前年均接待游客约500万人次。景区内聚集了众多工艺品、纪念品、食品商店及餐馆、照相馆等服务设施。依托八达岭长城，在周边区域建设有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熊乐园、八达岭滑雪场等观光、娱乐设施及清凉盛景、八达岭山庄等中高档别墅区。
要全面评估一个旅游景区的经济影响大小和空间分布，需要对由于景区核心吸引物及配套旅游服务设施的存在而产生的所有投资、消费及其乘数效应进行计算。而实际上数据的缺乏往往使这种估算无法实现[3]。同时，以现有知识来看，一个有影响力的景区其影响范围可能会很大，但其影响强度总体上应该遵循距离衰减规律，就是说最主要的影响总是体现在它周围一定空间距离尤其是周边社区内。在我们的实地调查中也发现，要想从旅游经营者一方获得全面评估所需的定量经济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八达岭长城景区的经济辐射范围虽然远不止周边的八达岭镇，但是距离越远，其影响越微弱；即使在八达岭镇范围内，距离远一些的村庄，能够接受到的辐射也较为有限。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区域集中在八达岭镇当中以八达岭长城为核心的辐射区域，包括岔道村、石佛寺村等。
2.2 样本区域选择
八达岭镇共辖大浮坨、小浮坨、东曹营、程家窑等15个村委会和八达岭镇居委会。依据笔者07年11月29日对八达岭镇何镇长深入访谈的结果，以八达岭长城入口为圆心向外辐射，按照与旅游发展程度进行划分，八达岭综合旅游区周边的村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岔道、石佛寺、三堡村三个村落，这些村落的经济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一、二产业发展缓慢，劳动力的70%-75%从事旅游服务业；第二层次为东沟、营城子、小浮坨，这三个村落以第二产业为主，受旅游的经济影响相对较弱；第三层次为里炮、大浮坨、西拨子，这些村落以第一产业为主，受旅游的经济影响最弱。最后，参照专家的以上分类经验，笔者最终确定了八达岭综合旅游区的周边样本区域为岔道、石佛寺、营城子、小浮坨、里炮和大浮坨，并于2007年11月份对上述村落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共获得有效问卷98份（表1）。
2.3 研究方法
2.3.1 要素叠加法。旅游景区影响域与都市圈在经济功能与空间结构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本文对旅游经济影响域的界定借鉴了城市经济影响区界定中的经典方法——要素叠加法。该方法通过选定城市间相互作用的核心要素进行解析，最终归纳推理出城市经济影响区（或都市圈）的范围。研究中，各种流量指标（人流、物流、技术流、资本流等）为其界定的核心要素，然后对各要素的影响范围进行叠加后，得出的交集、并集和补集分别定义为经济中心的直接影响圈、间接影响圈和泛影响圈[6-10]。
经济联系是旅游经济影响的本体要素，只有发生了经济联系，旅游景区的经济影响才能凸显出来，因而确认旅游景区经济联系的要素就成为界定景区经济影响域的关键步骤。一些研究者将旅游经济影响的核心要素概况为：创汇和国际收支平衡；旅游收入增加；旅游就业机会；经济结构变化[11]；提高当地人技能、提升管理者和就业人员水平[12]；改良当地人对于工作的态度、提高生活水平[13]。总结以上国内外对于旅游经济影响要素的研究，笔者归纳旅游景区的旅游经济影响域界定要素为：旅游就业、旅游收入和居民感知这三个层面。在本研究中，八达岭旅游景区与周边社区的就业、收入、居民感知等核心要素将通过实证研究后各自算出影响域范围，在其结果上进行叠加分析，最终不同要素空间结构影响域的交集和补集可得出八达岭长城景区的核心影响域和泛影响域。
2.3.2 调查问卷与深入访谈。本研究的调查普查与抽样相结合，农户的调查采用分层抽样（以村分层，村内农户则简单随机抽查）；对有关部门的调查则进行普查。在调查问卷的同时对少数个人进行深入细致的访谈，深度访谈的对象包括：八达岭综合旅游区的管理人员、参与者、景区周边没有参与旅游工作的村民、周边村落的乡镇领导等。
3 界定景区经济影响域的关键指标
3.1 就业与收入要素的处理
3.1.1 旅游就业与旅游收入
旅游就业与旅游收入是衡量旅游经济影响的重要指标。本研究的旅游就业指的是八达岭综合旅游区的旅游直接就业[14]，在八达岭的案例中主要包括旅游景点就业、旅游住宿就业、旅游运输就业等。另外，由于本研究的核心是八达岭综合旅游区的旅游经济影响域，因此诸如滑雪场等娱乐设施虽然应该纳入旅游就业当中，但该项目与八达岭长城景区的发展并无必然关联，所以在计算旅游就业与旅游收入时，并不纳入八达岭综合旅游区以外的旅游就业与收入（表2）。
虽然旅游收入为要素的域值计算和旅游就业为要素的域值计算方法类似，但由于就业数量并不能反映出综合旅游区发展的“贫富差异”，例如小浮坨村虽然有50%的旅游就业率（拥有旅游就业的问卷数／该调查点总的有效问卷数），但由于该村的旅游就业居民基本是为景区的旅游摊位经营者打工，旅游收入微薄，旅游经济辐射效应就会相应减弱，所以基于旅游收入的域值计算对于弥补旅游就业域值计算的天生缺陷起到了关键作用。依据旅游直接就业的概念可以得出旅游直接收入的概念，即旅游直接收入为酒店业、餐馆业、旅游经销商等旅游直接就业的旅游收入，而旅游相关产业收入则包括那些直接吸收旅游者花费但在产业划分上并不属于旅游产业的行业，包括交通业、通信业等行业的收入[15]。本文所指的户均旅游收入，为每户家庭每年所有旅游劳动力的旅游直接收入之和。
3.1.2 就业与收入的旅游区位商（专门化率）：
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LQ)是衡量产业发展的集聚程度的指标之一[16]。依据区位商公式本研究提出基于旅游产业的旅游区位商((Tourism location quotient)公式：
Et为i所在的j地区的户均旅游从业人员，E为i所在的j地区的户均从业人员。
3.2 感知要素的处理
3.2.1 旅游影响感知模型
参照调查点的实际情况，笔者收集了与旅游经济影响相关的问题，并设计景区旅游经济感知部分问卷的调查事项。该部分问卷共有8个问题：分别从就业机会、经济收入、生活水平等角度来阐述景区旅游经济发展对于附近村民心态的影响（表3）。
3.2.2 利克特量表(Lidert Scales)
本研究采用利克特量表(Lidert Scales)去测量居民对景区经济影响感知程度。利克特量表是一种主要用于问卷调查中测量态度自陈量表，由一些陈述句组成，被试要求对每一个陈述进行等级回答[17]。在本研究中，对量表中每一题目给出的表示态度积极程度等级的5种备选评语答案为：“非常赞同”、“赞同”、“说不清”、“不赞同”、“非常不赞同”。用5～1为每种答案计分。题目以景区的旅游经济积极影响为正向，然后求出量表各项的均值、标准差等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可进行各单项指标的空间分异和聚类分析。
3.2.3聚类分析方法
本研究当中通过SPSS软件的K-means方法进行聚类。K-means方法聚类是通过重复再分配类成员来使“类”内分散度最小化的方法*。因此本研究通过对各样本点的有效问卷的选项录入，并将各村落的居民感知数据依据距离八达岭长城景区中心的距离进行排序，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选项重复再分配类成员的操作，使得“类”内分散度最小化。从而最终实现以各样本点距离八达岭长城景区入口的距离为标签，感知项目值为聚类变量群分析。
4 基于关键指标的旅游景区经济影响域空间结构划分
4.1 基于就业与收入要素的空间结构
4.1.1 旅游就业与收入的调查统计结果
经对岔道、石佛寺、小浮坨、营城子、大浮坨和里炮这6个样本区域的调查问卷和深入访谈结果录入和归纳后，对每个样本区域的样本家庭进行家庭就业、旅游就业人数、家庭总收入、家庭旅游从业收入这4项进行了数据处理和统计，从而计算出每个样本区域内上述四项的平均值和样本数（表4）。
4.1.2 基于旅游区位商的经济影响域空间结构
参照公式(1)、(2)和表4中家庭就业人数、旅游就业人数、家庭总收入和旅游就业收入这4个指标，可测算出基于旅游就业人数与旅游收入的旅游区位商和的值（表5）。从表5的变化趋势看，样本区域的旅游就业与收入的集聚水平随距离递减的趋势明显，且以1为分界线，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格局。其中距离景区4.75km以内的岔道、石佛寺和小浮坨的旅游就业区位商＞1，而旅游收入区位商当中，只有岔道村的旅游收入区位商大于1(1.42)。据笔者的实际调研结果，岔道村是八达岭旅游景区旅游发展的就业影响辐射程度最显著的区域，且拥有大量的八达岭摊位，从而提供了众多旅游直接岗位和相对稳定的旅游收入，因而旅游区位商结果与调查现状基本相一致。而4.75 km以外的营城子、大浮坨和里炮的旅游就业和收入区位商均小于1，且营城子与里炮村的旅游就业区位商远低于0.5，说明从旅游就业和收入的角度来看八达岭旅游景区的经济影响，营城子、大浮坨和里炮村得到景区中心的经济辐射较少，而岔道、石佛寺、小浮坨村的旅游收入和就业的比较优势明显。
旅游景区经济影响域的空间结构的划分，需要首先假设围绕旅游景区的村落平均分布于一个同心圆内，而旅游景区为该同心圆的圆心，即旅游景区为旅游经济影响辐射的圆心。基于以上假设，依据旅游就业区位商的变化趋势，可以大致划分为两大圈层，第一圈层包括岔道、石佛寺、小浮坨村，第二圈层则包括营城子、大浮坨和里炮村。而根据旅游收入区位商的变化趋势，则可以划分为以岔道村为主的第一圈层和其他村所在的第二圈层。
4.2 基于居民感知要素的空间结构划分
4.2.1 不同区域样本的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问卷中回答居民感知部分问题的有效问卷47份，分布在岔道、石佛寺、小浮坨、营城子、大浮坨和里炮6个村子。这些样本当中，本地人占93.6%，外地人占6.4%，从而保证了样本对于社区利益的代表性；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上的样本量在76.6%，年龄在25～64岁之间的为76.6%，65岁以上的有21.3%，从而能够保证对问卷设计理解的准确度。
4.2.2 居民感知的总体空间分异
综观各村居民对八达岭景区发展对各选项的感知差异的测度结果，基本符合旅游影响对居民感知的影响随距离递减的规律，且岔道、石佛寺和小浮坨居民的认知度较高，而营城子、大浮坨、里炮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较低。虽然受到各村经济结构、与景区的交通距离等因素的影响，从图1中可以看出，各选项感知随距离的递减并非呈现出严格的线性关系，各村落受到景区的影响力也并非只有距离因素的作用，但图1还是基本能反映出居民对于景区旅游经济的影响感知在距离因素的作用下，由“赞同”到“说不清”，甚至“不赞同”的衰减过程。
4.2.3 基于聚类分析的旅游域空间分析
(1)三次聚类的结果。按照居民对就业、收入、生活、居民素质等八个方面的感知程度，将各村落的居民感知数据依据距离八达岭长城景区入口的距离依次排列。欲将居民的感知程度划分为三类，故指定聚类的类别数为3，因而通过SPSS的R型聚类方法进行了聚类，分析确定居民感知差异按照距离变化的分类的起止区间。之后对聚类结果的类别间距离进行方差分析，方差分析表明，类别间距离差异的Sig值（概率值）均＜0.001（除环境改善与外来利益两项），即聚类效果较好。其中环境改善的Sig值为0.068，外来利益为0.197，说明该两项在不同区域的距离差异性不显著，究其内在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调查对象对环境改善与外来利益感知不明显；另一方面也说明景区确实在对周边社区的环境改善与外来利益冲击方面的相关性较差。这样，原有47个样本点可以聚合成3类，第一类含有原有13个案例点，第二类含原有13个案例点，第三类含原有21个案例点。因此依据聚类结果，将案例村落聚类为三类：第一类为岔道、石佛寺；第二类为小浮坨、营城子；第三类为大浮坨、里炮。
(2)二次聚类的结果。当指定聚类的类别数为2时，通过SPSS的R型聚类方法进行了聚类。之后对聚类结果的类别间距离进行方差分析，方差分析表明，类别间距离差异的Sig值（概率值）均小于0.001，即聚类效果较好。这样，原有的47个样本点可以聚合成2类，第一类含有原有30个案例点，第二类含原有17个案例点。在第一类聚类当中，包含了岔道、石佛寺、小浮坨和营城子的案例点；而在第二类聚类当中，则包含了营城子、大浮坨和里炮的案例点。因为营城子的案例点本身并未按照空间距离排序，且大部分营城子的案例点在第一类聚类当中(10)，在第二类聚类中只有4例，由此可以得出简单的二次聚类结论：营城子作为聚类的分界点，调查案例点可以依据居民的对景区经济影响的感知程度差异分为两类，一类为岔道、石佛寺、小浮坨、营城子，另一类为大浮坨、里炮。
(3)二次和三次聚类的综合结果。最后，结合居民感知的三次和二次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二次还是三次聚类，第一组聚类均包括了岔道、石佛寺两个村落，最后一组聚类均包括大浮坨、里炮两个村落；在二次聚类中，聚类结果显示岔道、石佛寺、小浮坨、营城子均在第一类聚类中，说明了以上四个村落在基于居民感知的旅游经济关联程度高。因而在空间分异的判断上，仍然按照三次聚类的结果，小浮坨、营城子两个村落应该被放入第二个圈层。所以，最终按照居民感知结果的聚类分析，划定出八达岭综合旅游区周边的6个样本区域可以划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层为岔道、石佛寺两个村落；第二个圈层为小浮坨、营城子两个村落；第三个圈层为大浮坨、里炮两个区域。
图1 居民感知的空间分异总趋势
Fig.1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s of residents' perceptions
4.3 就业、收入、居民感知要素叠加的域值划分
基于要素叠加法，将景区的旅游就业、旅游收入与居民感知要素叠加后，可以划定出八达岭长城景区旅游经济影响域的空间结构。景区的旅游经济影响域定义为上述三要素空间叠加后第一圈层的交集，景区的旅游经济影响域的间接区为三要素叠加后第二圈层的交集，而旅游经济影响外围区则定义为三要素叠加的并集。由以上定义，八达岭景区旅游经济影响域的空间范围包括岔道村，其间接区的空间范围则包括石佛寺、小浮坨、营城子，而八达岭景区的旅游经济影响外围区则包括了大浮坨、里炮两个区域（图2）。旅游经济影响域：这一区域与综合旅游区距离最近，旅游经济联系密切，受综合旅游区的辐射影响最为强烈。从旅游就业、旅游收入和旅游经济发展对当地居民的感知要素来看，这些区域均为旅游景区的经济影响腹地，表现为旅游业为当地的支柱产业、直接的旅游经济联系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八达岭长城景区的旅游经济影响域包括距离景区直线距离1.7km以内的岔道村。
旅游经济影响间接区：这一圈层的区域与旅游景区中心距离较近，经济联系也比较密切，常表现为该区域有较高的旅游就业率、旅游收入和旅游感知程度，往往是间接通过旅游经济影响域的影响而与景区发生旅游就业、旅游收入等经济联系。八达岭长城景区的旅游经济影响间接区主要包括石佛寺村、小浮坨、营城子。旅游经济影响外围区：这一圈层的区域与景区的旅游经济联系并不紧密，经济结构以第一或第二产业为主导，因为经济独立性强或者经济规模偏小又或者文化、地理上的较大差异，与景区的旅游经济联系受到限制且总量较小。大浮坨、里炮两个区域即属于这种情况。
5 结论与讨论
(1)从八达岭长城景区周边社区的调查结果来看，该景区对社区村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明显不如我们的预期。分析其原因，有3个方面：①首先应该与八达岭长城景区以观光为主的性质有很大关系。游客逗留时间短，一般不过夜，游客花费以门票支出为主，餐饮和商品消费也非常少。在整个景区范围一直到八达岭镇，住宿业和娱乐业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景区的经济辐射作用。②与当地经济活动联系的强度不够有关。比如景区内有不少售卖旅游纪念品的商摊，但是这些纪念品都不是延庆本地生产的，基本上是从北京市区的批发市场批发来的，而产地则大多是浙江、江苏一带。本地商贩所能获得的利润非常有限。③景区的经营管理体制存在一定问题。大多数承包景区管理处所属摊位的经营者认为，承包成本过高造成了沉重负担；景区管理人员也认为，延庆县要求八达岭长城景区做出的经济贡献有些超出景区自身的承担能力。
图2 八达岭旅游区经济影响域空间结构示意图
Fig.2 The spatial model of tourism economic impact domain in the Badaling tour area
(2)本文是对旅游景区经济影响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的尝试，由于数据不足，不能对景区的经济影响力和影响范围进行全面评估。鉴于从旅游经营者一方获取研究数据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后续研究可以考虑从旅游者的角度（包括游客花费的数量、去向等）进行调查研究。
致谢：本文的野外调查工作得到了北京市旅游局安金明副局长、姜岩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张义丰研究员、刘家明副研究员，延庆县党校崔洁老师的热情协助；延庆县旅游局杨伟民副局长、王凤斌科长，延庆县八达岭镇何卫成副镇长、李轩等同志，八达岭特区办事处李树旺副主任、刘文波副主任，八达岭镇旅游公司高经理和杨宝泉会计，以及八达岭镇小浮坨、东沟、石古佛寺、营城子村、大浮坨、里炮、岔道等村党支部、村委领导和广大村民对调查给予了大力帮助与支持，谨致谢忱！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生孙艺惠、何燕、郑斌及北京林业大学吕明伟、黄梦颖、周洋等同学参与了调查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收稿日期：2009-05；修订日期：2009-12.
本文引用格式：
牛亚菲，宋涛，刘春凤，等.基于要素叠加的旅游景区经济影响域空间分异研究：以八达岭长城景区为例.地理科学进展，2010,29(2):225-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