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行政学的叙事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政学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2)04-0032-07
哲学界通常将侧重探讨内容真理的大陆哲学称作叙事哲学，将侧重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英美哲学称作分析哲学[1]。本文试图运用叙事哲学的目光，检视西方行政思想史，辨识公共行政学在其内容上的证成模式亦即公共行政学的叙事模式。依照叙事哲学的大致发展历程，公共行政学的叙事模式可以划分为现代性叙事和后现代叙事两种，这两种模式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
一、公共行政学的现代性叙事模式
现代性叙事模式具有一系列稳定的特征，它采取主客二分、元叙事、理性主义的叙事方式。从行政思想史来看，自威尔逊创立行政学时起至二战前后的公共行政学，通常采取现代性叙事模式。当然，现代性叙事模式主要指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具有时间特征的叙事模式，只要人们能够在前公共行政学和后现代公共行政学中发现主客二分、元叙事、理性主义的叙事方式，就可以说此类公共行政学遵循现代性叙事模式。
(一)公共行政学的主客二分叙事
主客二分叙事将作为主体的人从世界之中分离出来，同时将世界当作被动的客体，进行忠实反映或能动建构的认识模式。此种认识模式伴随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以及近现代科技革命推动的主体意识觉醒而逐步流行开来。在哲学上，笛卡尔、培根、康德乃至前期维特根斯坦，分别宣称“我思故我在”、“知识就是力量”、“人为自然立法”、“世界是我的世界”，均突出“主体”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改造功能。在文化层面，“人”成为“主”，“世界”是“客”，作为主体的“人”“人类”“自我”具有统治和改造客体世界(包括人际关系)的权力。因而，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知识的关系维度，分别造成“人类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知识英雄主义”的泛滥。换言之，自然界不再作为有机体而存在，它既无理智也无生命，所谓自然律也不过是人类理性制定的以供自然遵守的法律；在社会关系领域，主客二分的叙事方式将人类世界看做“狼与狼的世界”，因而它需要权力的英雄来统治群氓，需要知识的英雄来开启民智。
公共行政学的主客二分叙事，主要表现为如下几方面的二分法：
(1)政治与行政二分。在威尔逊之前，德国宪法学家斯坦因就认为：“国家作为在一定社会秩序下的人格主体，具有心理学意义上的意志和活动的两相对立，具体表现为宪政与行政的关系……宪政是主体有组织的意志，行政则是主体依据意志的活动……国家的宪政不能包有行政。此恰犹意志的本身，不能就是行为或劳动一样。”[2]14此种二分法的传统，在威尔逊这里得到延续，威尔逊指出，“政治是在重大而且带普遍性的事项方面的国家活动，而在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因此，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则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或者说“行政管理是置身于政治所特有的范围之外的。行政管理的问题并不属于政治问题。虽则行政管理的任务是由政治加以确定的，但政治却无需自找麻烦地去直接指挥行政管理机构”[3]19。
(2)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二分。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倡导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相分离，计划职能由管理者行使，执行职能由职员负责，管理者的任务是制定工作计划和程序，大部分时间花费在计划室内，同时在必要时也可以自己动手，向工人示范既快又好的工作方法。尽管泰勒将工人培训和外科大夫培训相类比，同时也鼓励工人发挥聪明才智、与管理当局一道改进工作方法，但是这些看法或者主张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在一个机械化的时代，如下抱怨才真正反映工人的切实感受：“把工人变成一个个像机器一样工作的人，一个呆板的人”，“我连能想一下或动一下都不行!”[4]96。
(3)事实与价值二分。西蒙基于传统的休谟难题，认为“事实命题是对可观察的世界及其运作方式的陈述”，而价值命题主张“应该如何”，它并非事实，因而不是纯粹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和表达方式。因而，西蒙在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作了明确区分：“前者专注于发现和证明与人类知识相关的某个领域的正确的经验性命题，而后者则关心部分地(但不是完全地)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决策”。具体在行政学领域，“纯粹的行政科学将试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比如‘什么因素决定了组织效能的程度’，‘在什么情形下，政府机构会承担起公共责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依赖于研究者的价值体系。应用性行政科学要努力运用在纯粹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经验命题来实施某个特定的(完整的)价值体系”[5]52-53。
(二)公共行政学的元叙事
所谓“元叙事”，又称“宏大叙事”，是一种寻求普遍性真理、普遍性前提、普遍性价值观的现代性叙事模式。自从上帝被宣布死亡以后，世俗世界的人们必须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寻求绝对、可靠、合法的基础。特别是牛顿力学体系在天地万物之间建立统一规律以后，人们更加迫切需要为自己创立的如此严整的科学体系寻求可靠的基础。受此思维方式或精神旨趣的驱使，哲学担负起为科学知识奠基、为人际关系寻求绝对命令的任务。在此基础上，人们便可以依此绝对可靠的知识基础或知识前提，经过严格的逻辑推理，放心地推演出整个知识体系以及理想社会模式，进而带来普遍的人类解放。
公共行政学的元叙事，主要表现为现代性行政学的如下三方面的症候。
(1)寻求普适性的行政原理。威尔逊在开创行政学之初，就宣称“行政管理学的目的就在于把行政方法从经验性实践的混乱和浪费中拯救出来，并使它们深深根植于稳定的原理之上”[3]19。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也是经过反复的实验、测量、比较，制定出标准化的操作工具、操作方法和作业环境。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详细总结出“适用于任何事情”的14条管理原则。尽管泰勒、法约尔以及后来对于管理原理进行系统化、学科化处理的怀特、古利克、厄威克等人均强调“管理方式绝不是死板和绝对的东西”，但是毫无疑问，“以不变应万变”依然是这些管理理论的总体旨趣，尤其是他们运用这些管理原理进行管理教育的时候，实际上不得不更加依赖管理原理的一般性，进而在变动相对缓慢、经理人员相对缺乏辩证管理艺术的社会中，造成一个相当普遍的同质性管理世界。
(2)基于普适性的假设前提。威尔逊在总体上依据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将行政学从政治学和宪法学中分离出来。尽管后来古德诺对于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提出过质疑，但是总体来看，这一假设依然是现代行政学的一个普适性前提。例如，泰勒职能管理思想(倡导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相分离)、韦伯官僚制组织理论(强调法制、等级、分工)乃至西蒙的管理科学格言(管理就是决策)，实际上均接受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这一现代行政学的重要假设。同时，从威尔逊到西蒙的现代行政学叙事，还普遍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它明显表现在威尔逊、泰勒、怀特等人的人事管理理论当中。西蒙还完全接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理论，将它看做管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3)遵循普适性的行政价值观。纵观威尔逊到西蒙的现代行政学叙事，行政效率被当做行政体系的普适性的甚至是最高的价值追求。因为无论是威尔逊对于行政体系所服务的政治制度(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强调，还是韦伯对于组织合法性的类型学分析，其实均是为了论证行政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前提假设下，作为纯粹事务性和技术性领域的行政体系本身，无疑以效率作为核心的和普遍的价值追求。
(三)公共行政学的理性主义叙事
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高涨，是人们反对世俗世界的被扭曲的神性(实质是代表上帝的部分僧侣)统治的结果。理性主义认为，人类自己具有理智，人类可以通过审慎的思考与探索，解决人类自己面临的问题，因而不需要依赖往往变了质的“神”的启示。但问题在于，理性主义运动实际上并不彻底。原因在于，这场被命名为启蒙运动的理性运动，依然是由部分宣称具有理性的“知识”先知(已不是以往的“神圣”先知)领导的，它在实质上只高扬了部分人的理智，作为大多数人的“群氓”依然被看成缺乏理智、需要智者(代替上帝和僧侣)来予以启蒙的对象；而正是启蒙运动对普通人理智的忽视，使得这场原本宣扬理性的智者运动，走向了它的反面，造成巨大的非理性。
作为一种现代性叙事的公共行政学的理性主义叙事，同样具备以下两方面的特征。
(1)假定“全智全能的决策主体”的存在。它充分体现为传统理性决策模型的一组理智要素，著名的决策论者西蒙、林德布罗姆将它们总结为：“一是决策主体能够准确界定决策问题；二是决策主体能够明确各种价值目标，并能够对于各种价值目标的大小进行准确排序；第三，决策主体能够列出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并能够预计各种备选方案的可能后果；第四，他能够将每种备选方案的可能后果与价值目标进行比较，并从中挑选出最相匹配的政策方案。”[6]6-12同时如西蒙所说，“管理就是决策”，因而“全智全能的决策主体”的假定实际便充斥整个传统行政理论，只不过此种“全智全能的管理主体”在传统行政理论当中是由部分管理天才以及经理人员来担当的。
(2)倚重部分管理人员的理智来规范大多数职员的行为。现代行政学的理性主义叙事，在相当程度上只承认管理天才的理智，并需要企业与政府“经理人员”来承担由管理天才发现的管理原理。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泰勒认为“工人单凭自己的经验是不能找到科学的工作方法的，而且他们也没有时间和条件去从事这方面的试验和研究”[2]50，因而，必须设立专门的计划部门来承担调查研究和发布命令的工作。计划部门通过挑选“第一流的工人”进行科学试验，发现最好的和最标准的工作方法，以使工人和雇主两方面都得到最大利益。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自以为具有理性的泰勒和泰勒制，反而造成(以“理性”的观点看)大规模的“非理性”即工人罢工风潮。另一方面，现代行政学的理性主义叙事，将行政效率当作核心价值追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并在二战以后遭到强烈批判。
二、公共行政学的后现代叙事模式
后现代叙事模式主要出现于二战以后，一般认为它代表了现时代的文化精髓。受多元社会和哲学现象学的有力推动，后现代叙事与现代性叙事相比，更加突出主体性意蕴、多元真理和非理性(超理性)价值。由此观之，后现代行政学在其内容上的证成模式，同样具有主体性叙事、反元叙事、非理性主义叙事等特征。
(一)公共行政学的主体性叙事
比较后现代哲学与近现代哲学，它们关于“主体性”的理论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后现代哲学不再采取主客二分的方式抽象地强调主体能动性，而是更加具体地突出主体的各种“前见”对于理解和改造外部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后现代哲学不再将“自我”(近现代哲学的知识基础)当成同一的、能够予以合并的类或整体来对待，而是强调主体间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因而吁求通过对话协商等途径促进主体间的合作。鉴于以上两个方面，后现代哲学的主体性叙事，必然造成解释学和伦理学的繁荣。
后现代行政学的主体性叙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象学方法论在行政学中的运用。现象学方法论不仅认为“身体 主体既是物理的，又是精神的。我们的身体实实在在地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结合”，而且认为“意向性产生于有着各自的时代、阶级、性别和地位标识的身体主体”[7]82，因此，已经“在世界中”的不同主体，对于相同行政现象或行政生活，会由于特定主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前见，产生不同的理解、体验和价值观念。所以，后现代行政学家认为，人们需要基于交互式影响的过程，分享他们的体验和价值观，以便促进对于组织和社会问题的理解，进而将这一(始于个体的)过程扩展至组织、群体、社会乃至全球过程[8]180-181。
现象学关于意识的意向性原理，还具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意向性“不仅仅是闲来无事的沉思，也不是出于兴趣的观察，而是为了能动性，为了行动，为了那些身体—主体”[7]82。这就将理论与实践、主体与世界通过意向性有机地连接起来。因此，后现代的现象学行政学就能够基于解释和批判视角，反对实证主义行政学。它不再坚持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传统以及价值中立的研究取向，反而公开倡导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变革，积极寻求行政实践的流程再造和模式重塑。
(2)倡导由传统的科层统治模式迈向后现代的民主治理模式。这是在当前的多元化社会，后现代行政学的主体性叙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传统行政学的主客二分传统中，无论是行政之于政治，还是职员之于领导，抑或是民众之于官员，均只是法律上的主体，在行政实践过程中实际上只不过是客体。但是，在后现代的多元社会，随着等级权力体系的逐步瓦解，之前被压抑的各种主体性的话语得以解蔽，从而使得行政过程必须通过民主渠道和对话方式，才能勉强容纳和解决各种话语冲突。因而，在这一时期，行政民主理论、治理理论、话语理论、社会建构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无不承诺通过民主过程来实现变革和解决问题，并试图将人们多样化的“社会知识”(其主体已不再是知识的英雄，更不是冒充的上帝，而是具有社会性的寻常百姓、各类组织和普通官员)转化为社会行动[8]180-181。
(二)公共行政学的反元叙事
后现代哲学的反元叙事，反对现代哲学的宏大叙事，反对普遍真理或一元真理的统治，反对为庞大的科学体系寻求绝对知识基础。相应的，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后现代哲学努力寻求地方性知识，更加注重真理的差异性和建构性，不同程度地反对绝对权威、事物的凝固本质，同时试图消解现代哲学所努力寻求的单一可靠的知识基础的合法性。
后现代行政学的反元叙事特征，同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后现代行政学努力寻求地方性行政知识。传统的由知识英雄发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政原理，在后现代行政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面前，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因而，后现代行政学特别注重行政理论与实践的语境性、情境性乃至不可通约性。例如，社群主义行政学关注“语境中的个体”，“他们把人的活动看成处在具体的道德和政治语境下的，并强调社区的目标与联系物所要求于境遇自我的建构性角色的重要性”[7]33。现代性叙事所描绘的“无所谓相貌、无所谓性情、无所谓性格、也无所谓个性的闪现”[7]33的抽象个体、普遍道德、原则政治，在强调社区自治、个体角色以及微观政治的社群主义看来，已变得难以想象。在宏观层面，后现代行政学突出国际文化差异对于行政实践模式的影响。在后现代社会，比较行政学兴起的重要原因，即在于不同国度的行政文化、行政模式、政治前提存在着巨大差异甚至不可通约性(当然比较行政学也寻求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行政实践的一般规律)。
(2)后现代行政学更加注重行政知识的差异性和建构性。法默尔指出：“后现代的他在性观点的第二个特征是对文本差异性的偏爱。强调文本不存在优先的意义的解构活动极其自然地导致了文本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列奥塔以一个不同的例子谈到了叙事多样化和抛弃作者中心论的必要性。后者导致的就是异质性和倾听。公共行政学科已经介入了差异性的论争……从实践的方面和它对政治环境的回应而言，已经在人事实践和比例等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9]322。而一旦关于“客观现实”的文本叙事和“作者中心论”的观点遭到质疑，其必然后果就是面对同一现实产生“多元真理”，并使每一种“真理”转变成为一种“话语”，进而人们就能够在这种多元的真理话语之间展开对话协商，从而造就真理的建构属性。
(3)后现代行政学反对绝对的知识基础和社会权威。受现代哲学的主客二分法的影响，现代行政学实际上将行政知识体系奠定在主体思维和客观世界的基础上。例如逻辑实证主义的行政学派，为行政知识体系寻找到两个(二分法的)绝对知识基础，一是主体的逻辑思维，二是客观的经验或事实，这两方面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均是十分可靠、确定无疑的，它们在近现代哲学上分别表现为笛卡尔式的“我思”和唯物论者例如培根的“经验”或“事实”。后现代的现象学行政学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声浪中，依靠意识的意向性将行政世界的主客体紧密联系起来，在不同的主体和时间维度，造成了多元的真理或话语体系。例如，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论者，基于主客体关系维度，一方面认为人们面对相同行政事实，可能产生不同的行政真理，因而纯粹行政事实无法充当行政学的绝对基础；另一方面，任何单一的面向未来的行政价值观(无论是传统行政学的效率价值观，还是新公共行政学的公平价值观)都不再享有至高无上地位，而只是公共行政体系所追求的众多价值观中的一种。在公共行政的主体间维度，公共行政的民主理论、治理理论、社会建构理论、话语理论等，也不再承认任何单一的权力主体的绝对权威，多中心或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成为后现代行政学的反元叙事的一致格调。
(三)公共行政学的非理性主义叙事
后现代哲学的重要特征是对现代理性主义的反叛，威尔默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轮廓至今仍不清楚，但其中心经历——理性的死亡，似乎宣告了一项历史工程——现代性的终结”[10]11。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理性主义，一方面持有本质主义观点，认为在事物的表象底下隐藏着固定本质，它可以作为同类事物的公度标准；另一方面它恢复了主体的理智功能，对人持有“理性人”假设，认为人能够认识世界并能够创造世界，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就显示了恢复主体理智的人的自信；再一方面就是假定外部世界的确定性和连续性，认为人们能够运用理性对其进行明晰认识和合理控制。
后现代哲学针锋相对地揭示了理性主义的上述三方面的虚妄。首先，存在主义宣称“存在先于本质”，认为事物不存在现成的固定的本质，事物的存在是一个能动过程，即事物必须使自己“存在”起来。实用主义认为，“信念是行为的习惯而不是表象实在的努力。根据这种信念观，一个信念之真，是使持此信念的人能够应付环境的功用问题，而不是其摹写实在的本身的存在方式的问题”[11]1，由此，真理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即不同的社群可能拥有不同的真理。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也认为，真理的获得需要在主体之间进行合理的商谈。如此，后现代哲学就消解了人们对于知识、真理、事物本质的信任。其次，针对理性主义的理性人假设，存在主义揭示出“理性人”其实往往生活在一种非本真的状态中，弗洛伊德主义揭示出人的心理结构潜藏着非理性的冲动和本能。面对现代哲学的理性人承诺，福柯、拉康等人甚至惊呼“人的死亡”。所以，后现代哲学的非理性主义，不仅包含了反理性的意蕴，还具有超理性的取向。再次，在一个破碎社会和风险加剧的社会，后现代哲学更加强调世界的不确定性、不连续性以及游戏性质。后结构主义者认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甚至宣称“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堆文本、档案，记录的是个确已不存在的事件或时代，留下来只是一堆纸、文件袋”[12]205。德里达和维特根斯坦，特别是前者，通过批判柏拉图关于思、言、写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扬弃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揭示了语言的“分延”和“游戏”性质，即语言会随着空间和时间的推移产生不同的含义，就是说，“‘分延’是差异和差异之痕迹系统的游戏，也是间隔系统的游戏，正是通过间隔，要素之间才相互联系起来”[13]42。
后现代行政学的非理性主义叙事，相应的表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1)突出行政理论的解释学、话语和批判特征。后现代行政学家，例如全钟燮、福克斯、米勒、麦克斯怀特、法默尔等等，均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福柯知识考古学、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深刻影响，强调需要基于社会环境中的“行动者”而不是纯粹“观察者”的立场，来理解、解释和改造行政世界，由此，行政真理也就或明或暗地包含理论前见、政治意识形态和行政价值观。而一旦行政真理转变成行政话语，它就再难“欺骗”持有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社会群体，进而其后果就会像后现代哲学那样，迈向解构和建构两个方向，即法默尔等人提倡的“反行政”模式，福克斯、米勒等人倡导在公共领域建构更加具有正当性的行政话语能量场。
(2)突出行政过程的非理性和超理性向度。戴蒙德等人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引进对于组织过程的精神维度的研究，强调“工作关系的无意识形式及其对领导关系、角色形成、集团动态、组织结构、策略和文化的影响”[14]，有力推动了人们对于组织过程的非理性之维的理解。法默尔宣称，“想像”是后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是对韦伯的官僚结构的理性主义模式的核心特征的一种偏离……在那里，领导者和管理者都渴望管理，以想像来实施领导的角色；并要求下属和其他人也要发挥想象力。个体则在他们的相互关系和生活中赋予想像以核心的地位。在否定方面，想像是一种行政精神，它不依赖于现代主义的制定规则和遵守程序的行为”[9]238。登哈特夫妇、弗里德里克森、库伯等人均强调公民美德、乐善好施、行政伦理作为一种“公共行政精神”的重要性，有力地纠正了传统行政学对于理性主义的片面发展。传统行政学只是将理性片面地归结为精于算计的“经济人”，忽视理性的另一个题中之意——实践理性，但是实践理性实际上在历史上(例如在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那里)有着更为深厚悠久的传统。因而，后现代行政学基于实践理性或行政伦理，批判了代表着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自私本性的传统行政学，在此过程中，显现出明显的“超理性”的价值取向。
(3)突出行政世界的非连续性和混沌性，关注风险治理和应急管理。以官僚制为代表的传统行政理论，实际上暗含着如下两方面的假定：一是行政世界(包括行政环境)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遵循线性变化规则；二是具有理性的管理人员能够以明晰的方式认识行政世界，并通过制度化的运作方式，使组织达到连续、稳定、高效的状态。但是，最近几十年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越发向人们展现了世界的非连续性、不稳定性和混沌性，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把握能力也一再遭到怀疑。受此影响，行政学家道格拉斯·基尔、埃利奥特等人，将混沌理论引进对于行政过程和组织过程(例如组织的变化、公共预算、个人行为的变动等)的研究，强调了行政过程、组织过程的非连续性、不稳定性和随机性特征[15]。同时，管理人员的有限理性以及行政世界的不可预测性，也成为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共识，进而在行政学领域，各种风险治理、应急管理理论应运而生，仿佛一时间风险治理和应急管理才是行政管理常态似的。
三、公共行政学的两种叙事模式的关系
正如现代性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既有差别和断裂，又相互联接、彼此推进”[16]，公共行政学的现代性叙事和后现代叙事，也是既对立统一又存在过渡状态，并且公共行政学的后现代叙事是对于现代性叙事的扬弃。换言之，公共行政学的后现代叙事往往意味着“反”现代性叙事，但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公共行政学的两种叙事模式或知识型之间，既存在着“断裂”和“不连续性”，同时也存在过渡状态和相互统一性，公共行政学的后现代叙事即基于此过渡和相互统一的桥梁，实现对于公共行政学的现代性叙事的“重写”和“扬弃”。
(一)公共行政学的现代性叙事和后现代叙事既对立又统一
公共行政学的两种叙事模式间的对立，是非常明显的，即现代行政学采取主客二分叙事、元叙事和理性主义叙事，后现代行政学采取主客统一叙事、反元叙事和非理性主义叙事。另一方面，公共行政学的两种叙事模式又是统一的。如果现代行政学不采取主客二分法来恢复主体理智，就不可能出现后现代行政学对主体性的更加完满的认识和追求，例如后现代行政学在现代性的片面的理性主义行政学的基础上，认识到行政生活过程中的非理性的作用机理，以及对于行政生活主体的实践理性的追求。如果现代行政学不采取实证主义方式客观地认识行政世界，那么人们基于纯粹“乌托邦”式的幻想(例如假定“全智全能”的决策主体的存在)势必带来巨大灾难，也就是说，基于实证主义客观地认识行政世界，是依据行政价值观合理地改造行政世界的基本前提。尽管后现代行政学宣称行政世界的不连续性和混沌性，但它依然试图在不连续性和混沌性之中，发现行政世界的有秩序的运作方式。如若行政世界全然是不连续和不可预测的，那么任何行政制度、应急方案均将失去意义，而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也是无法想象的。
(二)公共行政学的现代性叙事和后现代叙事存在过渡状态
公共行政学由现代性叙事模式向后现代叙事模式的转变，绝不是猛然实现的，在二者之间存在着诸多过渡状态。例如，现代行政学的主客二分叙事采取等级治理模式，后现代行政学的主体性叙事采取民主治理模式，但是在由前者向后者转变的过程中，还存在决策权下放、员工参与管理等过渡状态。现代行政学的元叙事采取效率至上价值观，后现代行政学的反元叙事遵循多元价值取向，但是在二者之间还曾经出现过效率价值观和公平价值观的拉锯战。现代行政学的理性主义叙事假定“全智全能的决策主体”的存在，后现代行政学的非理性主义叙事突出公共行政的非理性和超理性的向度，而在二者之间也曾出现西蒙“有限理性论”的过渡状态。
(三)公共行政学的后现代叙事是对于现代性叙事的扬弃
后现代行政学“反”现代行政学，绝非要抛弃现代行政学，而是在吸收现代行政学的合理内核基础上，对于现代行政学进行完善和超越。例如，后现代行政学的现象学方法论采取“面向事情本身”的方法，本来就是一种更加健全的实证主义，进而开放出行政学的解释学和批判主义维度。“尽管传统治理模式已经死亡，尽管学术界不停地为其举行送葬仪式，但其灵魂仍徘徊在公共行政研究的上空”[7]4。尽管法默尔标榜后现代想像模式，但是他依然宣称：“对于一个机构而言，不想获得比理性化的资源优化供应更多的东西，这必定是‘非理性的’。”[9]232登哈特夫妇、弗里德里克森、库伯等人强调实践理性，也是对于现代理性主义片面发展了的经济人假设的有力弥补，进而可以看做对于现代行政理性的重写或者是志在完成现代行政理性所未竟的使命。
四、结论与启示
以上论述了公共行政学的现代性叙事和后现代叙事的基本特征及其辩证关系。由此反思承载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双重使命的中国行政学的叙事模式，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行政学无疑需要兼容并蓄并主要基于后现代叙事的立场，吸收现代行政学和后现代行政学的精粹。本文研究对于中国行政学叙事的启示在于：第一，中国行政学需要注重哲学现象学的研究和运用，尤其需要注重意识的意向性在行政理论与实践、行政生活主体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密切联系。第二，需要辩证对待主体与客体、科层与民主的关系，以合理实现行政学的二分法叙事和主体性叙事的融合。第三，需要辩证对待公共行政理论的一般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更加突出公共行政理论的建构属性和话语属性。第四，需要全面辨识行政理性和非理性的功能，尤其需要注重实践理性向度的行政过程探究，从而实现对于行政理性的更加完满的认识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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