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道路论文,贡献论文,农业现代化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3—0297--06
30年前，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曾指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而中国的重要特点至少有两个：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1]164。很显然，“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邓小平提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着眼点。实践证明，邓小平对“三农”问题的“考虑”，始终贯穿于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谋划之中，而这也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鉴于农业问题是“三农”问题的基础，所以，邓小平对农业发展尤为重视，并再三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2]23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明确的，即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不仅如此，他还对关系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科学阐释，从而对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一、明确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明确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逻辑前提。农业现代化虽然是一个动态概念，世界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其内涵的认知也不尽相同，但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是大体确定的：农业现代化就是把建立在感性经验和手工工具基础上的传统农业转变为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装备和现代管理方法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的过程。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任务，但由于各国的人口、资源、经济基础、自然环境、文化源流和民族传统等基本情况千差万别，决定了各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道路也各具特色。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实现农业现代化没有一成不变的道路和模式，各国应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1]362这一论述，指明了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社会属性：第一，我国农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的办法。第二，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是在中国条件下的农业现代化，必须走一条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不能照抄前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当然，对西方国家和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也不能完全拒之门外，而是要加以学习和借鉴。可见，邓小平心目中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但是，在邓小平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界定中，并不只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这一社会属性。农业现代化作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必然有超越于社会制度之外的相通的自然属性。那么，农业现代化的自然属性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我们党包括邓小平都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我国党主要从改善生产手段和生产条件的角度理解农业现代化，认为农业现代化就是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比如，党中央于1959年10月在批转农业机械部的报告时指出：“从1958年起以10年～15年的时间实现农业现代化，即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3]176这种认识后被毛泽东进一步概括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4]184。这一时期，邓小平也是从这四个方面来理解农业现代化的。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上述认识逐渐发生了改变。毛泽东曾多次质疑前苏联农业：“前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5]428邓小平后来也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说：“有些搞农业的人，实际上还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农业，不知道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搞现代化农业。……总以为只要有了农业机械化就行了。”[6]303实际上，把农业现代化简单理解为机械化，这只是注重从外部向农业投入新的工业物资，忽视了利用科学知识和自然界的内在力量，因而既不符合农业生产特性，也不符合中国国情。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的耕地面积少，平均七个半人一公顷土地。要在这样一个很小的土地面积上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单靠机械化是很不够的，还要精耕细作，加强农业科学研究”[7]319。“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1]28。在邓小平看来，现代化是一个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态范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推广应用，不仅农业生产突飞猛进，农业的内涵、结构和体系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就是在农业的各个方面不断推广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邓小平的这种认识，早已被某些国家的实践所证实。比如，美国于20世纪40年代就实现了以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但农业现代化进程并未因此停止，而是于20世纪50年代初又提出了“农业科学化”的目标。农业科学化的内容一开始是“绿色革命”，遗传育种、杂交；20世纪60年代实施科教兴农，形成了集农业科技教育、研究和推广于一体的一整套体系，从而迅速提高了农业科技贡献率；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农业科学化发展到生物技术、基因技术，即从生物防治、生物制种到转基因技术、农业信息网络；20世纪90年代又发展到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航天遥感技术相结合的“精确农业”，并使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85％以上[8]。可以说，把农业现代化的核心看作是农业与科学技术的结合，适应了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要求，是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一个认识飞跃。
二、明确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制度依托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重要变量。实现农业现代化，也必须以科学的制度为依托。建国初期，毛泽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小农经济的论述，参考苏联集体农庄的经验，提出了先集体化、后现代化的思想，并在此思想指导下确立了人民公社制度。当时的邓小平对人民公社制度是赞同的，认为这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但其后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并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农村改革以后，邓小平总结了实行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认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与我国农村目前很低的生产水平不相适应”[6]909。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最终放弃了人民公社体制，而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认为这是农业发展中的“两个飞跃”之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是家庭经营。由于我国农业经营地域广，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农民居住分散，因此在农业生产中是适合采用家庭经营的。家庭经营不仅适应传统农业，也能适应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从世界上看，发达国家的农业几乎也都是家庭经营。实践证明，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迅速改变了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心理状态，推动了中国农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然而，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必然导致以农户为单位的“超小型”经营规模，从而带有如下局限性：造成土地使用的浪费；不适应市场化要求；不利于农业机械、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等等。这对农业现代化显然是不利的。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依靠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即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对传统的农业组织形式进行根本改造，也就是要实现邓小平所说的“第二个飞跃”，即“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2]355。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决不是回到以往那种人民公社的道路上去，而是以生产社会化为前提，以农村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其实质是实现农业的商品化、产业化和社会化。并且，“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1]316。目前，我国除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外，多数地方还不具备大规模土地流转，实行规模经营的条件，因此，切忌急于求成和超越条件搞行政推动。
对于具备条件的地区如何实现“第二次飞跃”的问题，邓小平也只是提出了原则性设想，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规定一个现成的方案，这需要我们根据本地的具体实际进行探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发展起多种多样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人们根据邓小平关于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思想，对农村经营体制进行的又一次伟大创新，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三、明确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农业再生产过程是经济再生产过程和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统一，客观上要求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摆在重要位置。农业基础设施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中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所使用的劳动材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的总和，按其内容可分为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两大部分。前者包括供应生产资料的产前环节基础设施，生产农业初级产品的产中环节基础设施，加速农产品流通的产后环节基础设施；后者包括农业综合教育、农业科研与推广、农业政策与法规、农业信息化与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的基础设施[9]126。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增强农业后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备的物质基础。我国的农业基础设施向来比较薄弱，这就更需要加强建设。
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关键是要不断增加农业投入。农业投入主要是指农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投资。农村改革以来，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变化，我国的农业投入体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一，农业投入主体由二元变为多元，即由原来的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投入主体转变为农户也成为重要的投入主体；其二，投资渠道由单一化变为多方位，即资金来源由原来主要靠国家的财政拨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身积累转变为主要靠农户的自有资金，并辅之以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农业信贷资金、集体积累资金及引进外资等。这种新的农业投入体制对保障农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仍相当严重。单从国家财政支农的力度来看，曾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并一度呈递减趋势。比如，国家财政资金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在“六五”期间为9.6％，“七五”期间降为8.28％，1994年则降为6.0％。由于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了诸如基础设施失修，中低产田难以改造，农业生产和抗灾能力明显下降，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大大延缓了农业现代化进程。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多次强调，“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2]275“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2]159。当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包括改土、治水等农田基本建设，也包括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能起到改善气候、调节降水量、保护耕地和改良土壤的作用，对农业现代化意义重大。邓小平不仅每年春天都要带领家人参加植树劳动，而且为植树造林题了词，并要求植树造林要长期坚持，做到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
当前，在我国农业基础地位还很薄弱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完善国家、农村集体组织、乡镇企业和农民个人相结合的农业投资体系，不断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并重点抓好如下三个领域：第一，农业基本生产条件的改善，包括农业水利设施建设，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建设。第二，农业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包括耕地、草地和水资源保护，沃土工程，大江大河流域的农业生态建设工程。第三，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包括种子工程，禽畜水产良种工程，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应用体系建设，农业信息和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四、明确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重点
农以粮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一种战略性的特殊商品，始终关系到人民和国家的安危。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实属不易。鉴于建国以来我国在粮食生产问题的沉痛教训，针对国际上有人发出的“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邓小平提出必须始终把保证粮食生产作为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作为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重点。早在抗战时期，邓小平就强调“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10]79。1982年，他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进一步指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1]4061983年，他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2000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2]221986年，他在谈到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大问题时又强调：“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2]159
邓小平不仅明确了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还指出：“做到粮食基本过关不容易，要从各方面努力，在规划中要确定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比如，从增加肥料上，从改良种子上，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从防治病虫害上，以及其他手段上，能够做些什么，增产多少，都要有计算。”[2]23可见，邓小平对粮食生产不仅规定了量化指标，而且也指出了实现这个指标的具体政策措施。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当前和今后要保证粮食生产，最基本的是遵循如下四点要求：第一，高度重视，强化责任。全党上下都必须认识到，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总体上看，我国粮食并不宽裕，人均占有量仍然较低，切不可因为个别地方出现一时的卖粮难而就掉以轻心。要继续推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每个省都应抓好粮食生产，保证“三个稳定”，即稳定粮田面积、稳定粮食产量、稳定粮食库存。第二，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邓小平反复强调，我国是一个耕地少、人口多的国家。要保证粮食产量，保护耕地至为重要。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度，严格控制非农占用耕地，尽力减少灾害毁坏耕地，大力开垦宜农荒地，确保现有耕地不再减少。第三，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引导农民珍惜土地，增加投入，培肥地力，逐步提高产出率，并加大对农业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力度，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第四，以保障国内粮食基本自足，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增长为出发点，加快培育和规范粮食市场，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储备和保护价收购制度。
五、明确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动力
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动力方面，邓小平的基本思想是“三靠”。
第一，靠政策稳定。邓小平认为，对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农民有了积极性，农业就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就停滞甚至萎缩。早在1962年发表的《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0]323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农业现代化当然也没有希望。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关键是实行正确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为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我国已初步确立了一整套深得农民拥护的制度政策体系，包括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及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农民负担的政策、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政策等等。稳定和完善这些制度和政策，是顺利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第二，靠科技进步。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适用技术的广泛应用。邓小平多次强调：“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1]40“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1]86邓小平之所以如此强调科学技术对于农业现代化的作用，应当说既是立足于现实需要，又是着眼于长远谋划。就现实需要来看，我国人多地少，要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最本质的是要把农业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农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如“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11]12。就长远谋划来看，当今世界的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必将在农业生产领域引发根本性的革命，从而为根本解决我国农业问题开辟新的道路。“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2]275。由此可知，邓小平把解决眼前农业发展的问题和最终根本解决农业问题的希望，都寄托于科技进步之上。
第三，靠结构调整。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实现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举措。邓小平虽然十分重视粮食生产，但他认为农业是一个综合产业，不只是种植业，还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在种植业中不只是粮食生产，还包括棉、麻、油料等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所以，邓小平一再要求在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他强调，“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2]23。“农业实行多种经营，因地制宜，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2]238。这里，实际上就提出了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不仅如此，他还论述了结构调整的多重意义。比如，结构调整可保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2]316。再比如，结构调整可加快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11]11。
六、明确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外在保障
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区域之间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在农业经济系统内部封闭地完成，必然涉及全社会的方方面面。任何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都不可能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来实现。鉴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长期推行以农促工、挖乡补城的二元体制，农业为推进工业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从而导致农业自身因生产要素持续流失而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时，尤为紧要的是彻底打破就农业论农业的传统思维定势，把农业现代化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之中通盘考虑，并善于在“农”外寻找农业现代化的现实动力。换言之，深刻领会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逻辑关联，实现农业与非农产业相互支持，农村与城市相互促进，特别是逐步加大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力度，是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外在保障。
在邓小平看来，在推进农业现代化问题上，工业与城市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举足轻重，大有作为的。其基本着力点有两个方面。
第一，加大内部推力，即在农村之内，通过实现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提升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科技进步，从而在人、财、物等方面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助推力。邓小平高度重视农业的工业化问题，认为“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不仅是农、林、牧、副、渔，还要搞工业。……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只知道种粮食、搞副业是不够的”[6]115。在农村，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主要载体是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又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邓小平曾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2]238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对农业现代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吸收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促使农业以先进的技术装备来代替活劳动；扩大对粮食和副食品的需求，活跃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增加对农资的供应，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和其他服务；提供用以“补农”、“建农”的资金积累，拓宽农业的融资渠道；强化小城镇建设赖以存在的产业基础，有助于在农村形成现代化的交通通讯、贸易金融、教育科技、信息服务等体系，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2]355
第二，加大外部拉力，即在农村之外，通过落实工农互助和城乡互利，促使工业支援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从而在人、财、物等方面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牵引力。邓小平向来重视工农互助和城乡互利问题。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指出：“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10]79在1962年谈到如何克服国民经济困难时，邓小平强调必须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但是，“恢复农业的另一方面的政策是工业要加强支援农业”[10]326。1975年在研究发展工业问题时，他又强调：“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个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1]28-29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又颇有感慨地说：“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2]376这也正如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在总结农村改革20年的基本经验时所指出的：“以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推动城市，又以城市的改革和发展支持农村，这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路。”[12]5当前，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彻底扭转农业和农村服从于工业和城市的原有格局，引导工业和城市在科技、人才、资金等方面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援力度，为农业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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