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媒业新的传播生态——2008年重大事件报道的新闻学盘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学论文,中国论文,重大事件论文,生态论文,传媒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我们经历了大灾大难、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跌宕起伏的一年给了传媒业大显身手的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一个新的传播生态清晰地呈现在中国传媒业面前，需要我们努力去把握，通过体制到操作模式的变革去适应它。
一、全球化时代的传播：话语权的争夺
全球化并非始于2008年，或许10年前、20年前就开始了，但经历了2008年的动荡，我们对全球化有了更真切、更深刻的感受。“在我们星球上发生的事情失去了地域的局限，所有发现、所有胜利与灾难都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①
在全球化时代，为维护全球化的秩序，在许多领域，必须有全球共同遵守的规则，从而迫使各国和世界接轨，迫使许多国家在某些问题上作出妥协、让步，甚至是牺牲某些利益。但这不意味着各国甘心情愿地放弃国家核心利益或根本利益。恰恰相反，全球化时代“把竞争两个字写得很大，把团结互助几个字写得很小”②，各国为维护、捍卫本国利益在世界舞台上展开更激烈的争斗。这种争斗势必在媒体上呈现出来。
自诩美国公众“看门狗”的美国新闻界，在国际传播中却是不折不扣的美国政府“看门狗”，在推行美国对外政策过程中与美国政府亦步亦趋，在捍卫美国利益时寸土必争。在冷战时代，传媒业成为两大阵营意识形态领域攻防的武器；在全球化时代，传媒业则成为各国捍卫、争取国家利益的攻防武器。2008年6月20日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胡锦涛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明：当前世界范围内“新闻舆论领域的斗争更趋激烈、更趋复杂”。③
这种新闻舆论领域交锋不断的背后是国家利益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斗争的关键是对话语权的争夺。中国的传媒业在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地必然在世界范围内和各国展开竞争以捍卫国家利益。而且，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化，中国国力不断强盛，传媒业的责任将更加沉重。可以说，没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不可能拥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企业；没有强大的传媒业，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毋庸讳言，当今世界，“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在许多国际重大事件中，我们还没有实力与西方传媒业争夺话语权。但至少在关于中国事务的报道中，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来夺取话语权，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操作。我们且看2008年“3·14”事件和“5·12”汶川大地震报道的对比。
“3·14”事件是西藏地区一小撮藏人在达赖集团教唆下发起的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事件，意在制造事端、破坏奥运、图谋西藏独立，罪证确凿。但中国传媒业除3月15日在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有一条短讯，次日新华网以“拉萨电”发一则消息外，在之后的7天时间里中国传媒业对此事件全部沉默无语。而此时西方媒体则开动全部舆论制造机器，或胡编乱造、或移花接木，把“3·14”事件演绎成了“藏人和平请愿，中共血腥镇压”的悲壮剧幕，而且造成国际舆论一边倒地指责中国政府。
我们完全有理由谴责西方媒体的失真、失德行为。但反躬自问，我们可以禁止国内传媒业不得擅自报道“3·14”事件，但我们可以要求世界各国的传媒业吗？我们自己不主动提供真实的信息，那只能看着谎言满天飞。我们的失语把话语权拱手让人了！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国际对华舆论大变，包括大多数西方媒体在内几乎一边倒地同情、支持中国抗灾赈灾，大声赞扬中国政府及时、有力、有效的组织工作。无他，只因中国的传媒业掌握了“5·12”震灾报道的主导权、话语权。地震一发生，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媒体变“及时上报”为“即时播报”，④ 大批记者深入现场，在第一时间向全国、全世界发出地震现场的报道。以央视国际频道的节目信号为例，“被海外媒体广泛采用，到5月14日，共计1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8家电视台机构转播或部分使用了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英语频道、法语频道和西班牙语频道节目的信号。CNN、BBC这样的国际大媒体也大部分引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等相关国内媒体的报道”。⑤ 一时间世界响彻中国的声音，中国向全球展示了万众一心、团结救灾的风采。这是中国传媒掌握话语权的生动图景。
诚如美国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所言：全球化的基础就是信息。⑥ 2008年的重大事件报道告诫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舆论中，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报道中国事件要有国际视野，而不能仅仅从国内需要出发；报道国际事件要有国家利益视角，而不能鹦鹉学舌般跟着人家唱。
二、风险社会中的传播：透明度的把握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它“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也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⑦。灾害、危机、突发事件大量集中爆发，通常又与社会事件夹缠不清、互相引发。其中很多事件根本无法预测、跟踪、解释其原委，比如英国疯牛病、2003年中国发生的SARS，它们无法以常规科学、医疗知识解释，本身可能只造成了少量死亡，却给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投下了沉重的阴影。
它们所体现的，正是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的巨大差异：前者以天灾为主往往可以预测、预防，涉及面和影响力都有限；后者则通常属于“人祸”，肉眼难以发觉，传统经验无法把握，突发性强，影响面大，后果严重。风险不但没有属地，而且也不拘束于某一特定行业，一旦被传媒捕捉，它的影响将不可人为控制。换句话说，正是由于环境污染、核污染等现代风险的不可见性、不确定性、不易鉴别等特点，逐渐使人们生存必需的安全感缺失。当风险转换成真实的危机、突发事件时，更易引发社会不安定，激得谣言四起、社会秩序紊乱。看似微小的事情，最后可能演变成一场社会灾难。由于长期处于信息不对称中的弱者地位，使公众一旦获知某品牌或某类食品存有隐患，难免“报复性地”反应过度。顷刻间引发的是人们对厂家所有产品甚至整个食品行业的不信任，从而由单个事件、由单纯的食品问题迅速演变成一场场社会性的信任危机。
这一残忍的风险散布规律也应验在“四川广元柑橘遭遇大实蝇事件”中，以至于出现“四川长虫子，全国吃药”，全国各地果农普遍受损的情况。没有谁因为问题出在四川而如想象中那样受益，包括因事出广元而对销售有了信心的陕西桔农，因为“对橘子不加区分的恐慌，背后是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缺失”。⑧ 究其深层原因，则是人们因缺乏真实、全面的信息而产生的普遍性恐慌。四川省农业部门经不住追问的“辟谣”却无力阻止全国谣言漫生，“各地不断发现‘蛆橘’的消息，一次次冲击着人们本就脆弱的神经”。⑨
在中国这一特殊语境下，风险问题尤其复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的共生高发期，“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的‘历时态’矛盾和冲突在当代中国被‘共时态’化，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以突发的迅速展开，因而更加尖锐、复杂和激烈”。⑩
一旦风险演变成危机或突发性灾难事件，媒体当然不可能包打天下，物质性的问题还要靠物质力量来解决。当人们饿肚子的时候，真正填饱肚子的是包子而不是报纸。这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协力行动，但媒体却可以为化解危机提供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社会稳定和战胜危机的信心。
上述两大问题的关键点是信息，只有提供及时的、明确的、准确的、权威的信息才能消除人们的心理恐慌。从2003年SARS事件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灾难性事件中，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告诉我们，透明的信息是化解危机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而这正是我们媒体的责任，2008年的冰雪灾难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在2007年冬、2008年春的冰雪灾害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报道全国军民合力抗击冰雪灾害的新闻，尤其是记者深入现场发回的大量镜头让人难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灾害现场视察、指挥、慰问的感人场景，有通讯、电力职工奋不顾身清除电线、通讯线路冰雪的惊心动魄的场景，有军民合力清扫路面冰雪的现场动态……这一场都让我们对战胜冰雪灾害充满信心。但还有一个场面却让人久久难忘：广州、南昌、合肥等火车站、汽车站前的人山人海，几万、几十万人在车站前等待。
在这场抗击冰雪灾害的斗争中，我们媒体发布了大量信息，却丢失了一个关键的信息：及时地、明确地、准确地告知人们火车停运、启运的时间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信息。像广州、南昌、长沙、武汉、上海等返乡民工集中的地方，应该拿出一个专门的电视频道、电台频率，24小时滚动播出火车客运、汽车的动态。有这样准确的信息，民工们何必顶风冒雪去车站等待？传媒业当然可以强调种种原因，种种困难，但从结果看，没有及时、明确、准确地发布交通信息，无疑是传媒业的失职。
SARS等重大事件以来，政府逐渐认识到风险化解与信息的密切关系，对信息公开的态度越来越明朗，政策氛围也发生了转向。如先后制定、修改、颁布、执行《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对媒体报道工作更有具象价值和意义的是2007年6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突发事件应对法》的两处删改，取消了第57条中新闻媒体不得“违反规定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同时删除了45条中“并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这句话。这些进展“使得新闻传媒及广大新闻工作者在实施新闻舆论监督时，不仅有法规等作自我保护的制度屏障，而且可以用这些法规与规定作为选择、定性与见报的依据”。(11)
三、网络化时代的传播：舆论主导权的争夺
尽管我们对“什么是舆论”下了许多定义，但在新世纪以前的现实生活中，什么是舆论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那就是媒体制造的声浪，因此，传媒业又称舆论界。而传媒业是掌控在一群社会精英手里的，所以，舆论就是社会精英通过媒体制造的声浪。而这种舆论是否真正表达了民意，那另当别论。因为，老百姓即使有想法、有意见，却没有公开表达的渠道，自然就构不成所谓的舆论了。可以说，在新世纪以前，传统媒体牢牢地把控着舆论主导权。
新世纪，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异军突起，尤其Web2.0的使用，网民人数与日俱增，网络影响与日俱增，网络给了公众一个可以公开发布自己所获取的信息，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平台。胡锦涛总书记称之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化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12) 于是，网络打破了传统媒体把控舆论的垄断，成为一个新的舆论场。
无论是好是差，是优是劣，通过网络所形成的舆论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那就是草根性、自发性。网络舆论更直接地表达了民意，反映了社会中一群人的原始意见，网络舆论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却又有强烈的随意性，某人某事，随时随地，一触即发，一呼百应，几乎刹那间，几千几万、几十万上百万条跟帖形成排山倒海的声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且不依不饶，事情不解决，决不罢休。这使网络舆论具有强大的杀伤力。事实一再证明，网络舆论具有正负效应，它既有理性的诉求，也有情绪化的发泄。网络信息是鱼龙混杂，其中掺杂着许多假新闻，网民可能被这样的假新闻所迷惑；网络意见是良莠不齐，其中掺杂着许多偏见，网民可能被偏见所蛊惑。这一点，在2008年的重大事件报道中明确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3·14”事件中，面对西方媒体大量歪曲报道、恶意中伤，中国的传统媒体几乎无能为力，而网民们却群起反击。以“anti-cnn”为代表的网民对西方媒体的反击战中，一方面网民在极短时间内自发形成爱国、荣誉感为主的舆论声浪，MSN的“红心中国”在一天内超过200万，在4月20日达到700万，给CNN、BBC等一贯自大的西方媒体以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对方及时“顺应民意”，改变态度，甚至一再地公开道歉。但过后不久，这种自发舆论又显现出它非理性的一面。在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巴黎受阻以后，依据一条未经确认的消息（家乐福总裁支持达赖）达成了“抑制家乐福”这一人数众多、声势惊人的攻守同盟。一些网友发表、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试图以暴制暴，武汉的人群里亮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标语，法国国旗上甚至被画上了法西斯标志；在青岛，愤怒的人群在家乐福门前点燃了法国国旗。在这一过程中，网络舆论对异见的暴力倾向表露无疑，一旦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马上成为大家攻击的靶子，被反驳甚至被侮辱，就连金晶这样的爱国青年也不能例外。残肢姑娘金晶在法国巴黎的奥运火炬传递中，面对藏独分子的暴力，她无畏地守护奥运火炬，被视为民族英雄，但当她表示“赞同网民高涨的爱国热情，但不赞成抵制”，昨日的“英雄”旋即被攻击称为“脑残”、“汉奸”。(13)
2008年的重大事件的报道充分证明，在我国，目前有两大舆论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形成的舆论各有自己的优和劣、长与短。如果新老媒体结合，取长补短，那么，这样的舆论威力无边，在“5·12”汶川大地震的抗赈救灾中，在北京奥运会上，我们都看到这样的舆论力量，凝人心、长志气、扬国威。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我们同样看到这样舆论的力量，迫使一切为非作歹者无处藏身，一切掩盖真相的手段都无法得逞。
2008年的重大事件报道却同样表明，新老媒体有各自为战的时候，有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这种矛盾与冲突显示出对舆论主导权的争夺。在错误的潮流来势汹汹的时候，当虚假信息充塞网络的时候，是随声附和，“狼狈为奸”？还是挺身而出，澄清真相？这是争夺舆论主导权的关键所在，是考验传统媒体社会责任心和胆识所在。我们看到，在2008年的重大事件中，我们许多传统媒体在放弃舆论主导权。
在所谓“抵制家乐福”的网络舆论面前，除了《南方周末》的一批记者、评论人敢于旗帜鲜明地表达不同意见，呼唤理性、克制及对基本事实的尊重，绝大多数传统媒体对此默不作声，唯恐得罪网民即他们的受众，致使这股错误舆论肆虐一时。
在“5·12”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一条“母爱短信”曾风靡全国，最终证明是假的。5月14日名为“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的元信息初现互联网公共论坛，到5月18日12：30，通过Google、Baidu进行检索，分别有高达107万、28.7万篇相关网页，可见“母爱短信”传播之广。5月17日，一家权威机关报和两家知名报业集团主办的都市报不加核实的转载，使其迅速扩大了影响。三家报纸在转载时，都回避了该消息其实来自无新闻源的网络消息的事实。经过一轮轮发散性传播，最终在全国范围内“炮制”出一则“母爱神话”。(14)
“母爱神话”反映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动中，所体现或可能出现的“硬伤”：网络制假、传统媒体贩假，两者互为消息源、规避媒体职责、纵容虚假信息的典型过程。
网络舆论与生俱来的草根性、自发性表明，网络上出现虚假新闻、出现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都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传统媒体的表现，社会责任心、权威的信息发布，专业理念和专业素养，这是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也是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赖以生存的前提，丢失了这些基本面，那么传统媒体在社会上无立足之本。
套用一句老话，新的传播生态对于中国传媒业是挑战和机遇并存，全球化让中国传媒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去搏斗；网络社会让中国传媒业更深地介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在网络时代，传媒业将和受众有更频繁、更亲近的互动。新的传播生态，传媒业的责任更加重大，传媒业的环境更加复杂。我们需要在体制、机制、操作模式上进一步变革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注释：
① 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7年版，第30页。转引自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欧洲》，2000年第1期。
② 拉尔夫·达伦多夫：《论全球化》，贝克主编：《世界社会的前景》，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版，转引自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欧洲》，2000年第1期。
③ 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
④ 包军昊、石岩：《这次“即时播报”，以前是“及时上报”》，《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
⑤ 龚文庠：《国家形象的建构：从央视四川地震报道谈起》，梁晓涛主编《震撼媒体回想—5·12汶川大地震备忘》，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由研究者根据相关资料、数据整理。
⑥ 拉尔夫·达伦多夫：《向前展望：全球化的机会与风险》，《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2期。
⑦ 杨雪冬：《风险社会理论评述》，《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⑧ 陈江：《谁害了橘子——四川长虫子，全国吃药，对橘子不加区分的恐慌，背后是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缺失》，《南方周末》，2008年11月6日。
⑨ 《全面真实的信息才能救橘市救果农》，《新民晚报》，2008年10月27日。
⑩ 乌尔里希·贝克，王武龙译：《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11) 童兵：《当代新闻舆论监督的特征》，《新闻爱好者》，2008年2月（下半月）刊。
(12) 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06月21日。
(13) 《网民抵制家乐福风波全记录》，《南方周末》，2008年4月24日。
(14) 唐远清：《从汶川地震后“母爱短信”报道看媒体的转载核实责任》，《新闻记者》，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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