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教育情报工作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教育论文,情报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危机与挑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颁布与实施，社会对教育情报的需求日益增加。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国教育情报工作也面临着若干危机和挑战。
1.教育情报理论研究与实践出现了“高原现象”
所谓高原现象，是指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暂时停顿的现象，是低一级的发展达到最大限度而高一级的发展尚未形成的暂时停止前进的现象。10年来，我国教育情报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在建网的理论与实践上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之后，出现了欲进不能的高原现象。一方面，教育情报理论特别是在方法论的研究上尚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许多情报工作仍停留在经验与感性认识上。原因之一是没有有效地吸收情报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例如，文献计量学是整个情报学方法论工具和理论体系基础，包括引文分析在内的文献计量学几乎构成了整个情报科学的一半， 〔1〕但在教育情报界却用之甚少。至于近几年在文献计量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情报计量学，我们基本上还未涉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年来，我们忙于网络的构建，而忽略了对情报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与实践。另一方面，情报服务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第一，在网络运行上还处于较松散的状态，缺乏全网或局部网的统一规划、统一协调、统一行动；第二，以数据库为基础的教育情报资源建设还相当落后，许多有价值的基本文献还处于待开发的状态，还未做到基本文献管理的有序化、规范化和计算机化，情报技术还相当落后；第三，以经过加工的文献资料和调查研究为基础的情报研究还缺乏计划性、针对性和主动性。
教育情报学理论的匮乏也不足为奇，因为作为其母学科的教育学和情报学目前也在经历着一场危机，“巨大的分支学科与脆弱的理论体系的反差”〔2〕就是这种危机的一个例证。
2.情报机构合并，情报人员流失
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36届国际教育大会以教育情报为主题，并在给各国教育部的第71号建议中提出建立教育情报机构和网络。1985年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达的关于建立全国教育情报交流网的文件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教科所成立教育情报机构，组建情报网络。10年后的今天，组建起来的情报机构有些却被撤消或被合并。有些情报机构虽未被撤消或合并，或由于其负责人同时被委以其他重任，致使情报机构被架空，或借开发创收名义，情报室负责人搞起旅馆等服务业致使情报机构名存实亡。
情报人员的流失，特别是骨干人员的流失则更为严重。他们或者由于情报工作得不到领导的重视，或者由于其他职业的吸引力而离开了情报工作，致使本来是以人工网络为支撑的我国教育情报网蒙受巨大损失。许多在职的情报人员也由于多种原因而心神不定。这些决不是危言耸听，仅中央教科所情报室从1989年以来就有10余人流失。
3.国家至今还未制定发展中国教育科学情报事业的有关政策
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早在1987年举行的全国教育情报工作会议上指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部门都要重视和支持教育情报工作。”在1994年4 月举行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暨全国第二次教育科研工作座谈会上，王明达同志提出要在九十年代健全全国教育科学情报网，逐步加强和完善中央一级教育情报资料中心的建设。《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把教育科学研究和教育管理信息工作摆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对于我国教育科学情报事业，国家至今仍停留在认识的层次上，未制定相应的情报政策，未给予专门拨款。
4.中国教育情报界至今还没有自己的理论刊物
任何一个学术组织或一门学科要想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就必须有自己的学术刊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无自己的学术刊物是一门学科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由于没有学术刊物，有关学科建设的论文或无法发表，或散见在其他杂志上，不能形成规模效应，不能就某一或某些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切磋甚至争鸣，不能及时交流各地的经验，更不能有效、快速传递有关全网统一部署或统一规划的信息。自1983年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情报会议以来，我国教育情报界有关教育情报理论与实践的论文有数百篇。但由于未系统发表，不能相互沟通，结果多是谈经验或感想的低层次的重复。在论文的撰写上，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引用不加注明，造成你的文章好象是我的，我的文章又好象是你的这种千篇一面的局面。当然，在众多的论文中，也不乏优秀之作，但由于这些优秀论文未在一起发表，未能形成合力，未能使外界充分听到我们这支队伍前进的脚步声，有时不能不给人以在实践上轰轰烈烈、在理论探讨上万马齐喑的印象。
5.中国教育情报网忽略了教学研究这一重要领域
中国教育情报网力求覆盖各级各类教育，其依托基础是各级各类教育研究机构。这里所谈的教育研究机构既包括教育科研机构又包括教学研究机构。实际上，将近一半的省、区的教研与教科研同在一个机构，其他省市自治区是分开的，而我们的教育情报机构是设在教科所的。显然，许多省、市、区的教研机构未纳入我们的网络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情报网的一大缺憾。这与国际上的界定相悖。在国际教育研究界，一般不分所谓的教研和教科研，一律称之为教育研究（education-al research），而在研究中，更多的则是对教学内容、教学过程、 教材、教学方法以及教师、学生和课堂教学的研究。在我国，人们往往认为教育科研要高于教学研究，并形成了两分天下的局面。我国教育情报界受制于这种划分习惯影响，因此产生了网络不全的现实和在服务方向上的偏差。我们在建网初期提出的为教育决策服务、为教育研究服务、为广大教师服务的方向近年来有所变化：在为决策服务和为研究服务上强调过多，而忽视了为广大教师服务。教育质量的提高关键在教师，教育情报若不为教师服务，就失去了它的最大用户，从而也就失去了它的发展动力和存在价值。
6.中国教育情报界忽略了对人文因素的研究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情报活动。情报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人无疑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情报学的根本特征也应表现于以人为主体的人与情报的相互作用之中。因此，充分认识情报学的人文性质，重视对各种人文因素的深入研究是情报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些人文因素包括与各种情报现象和情报过程有关的心理、社会、文化等。〔3〕对这些人文因素的研究涉及到情报心理学、情报社会学、 情报管理学、情报服务学等学科领域。为什么决策人员对情报不重视？为什么全民的情报意识普遍偏低？为什么图书情报资料的利用率如此低下？为什么高教论著数据库的软盘很少有人问津？为什么情报人员队伍如此动荡不定？我国教育情报界对这些问题研究甚少。这也许是上述“高原现象”的形成因素之一。
二、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1.教育情报与教育决策、教育研究的关系
教育情报必须为教育决策和教育研究服务，教育决策和教育研究必须依靠教育情报的支持。教育情报为教育决策服务分直接服务和间接服务两种方式。所谓直接服务，是指为教育决策直接提供情报支持，包括决策亟需的有关数据、某些专题的背景材料、专题情报研究和情报调研、热点问题跟踪研究、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政策实施反馈信息以及决策所需的教育研究成果的提供等。所谓间接服务，是指教育情报直接为教育研究服务，通过教育研究这个中介，为教育决策服务。
显然，教育情报服务是建立在教育情报研究和教育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教育情报人员除独立承担决策所需的研究课题外，还应积极参与教育研究人员承担的某些课题研究。
2.教育情报研究与教育研究的关系
教育情报研究的任务之一，是对教育热点问题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以直接为决策服务，又可以作为教育研究的原料，成为教育研究人员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为此，情报人员也可以进行跟踪研究。
教育情报研究担负着为教育研究服务的职责，教育研究的全过程（包括选题、开题论证、课题计划实施过程、成果鉴定及推广等）都离不开有关专题教育情报的收集与研究。
教育情报研究的另一任务是对教育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即对研究的研究。例如对引文的研究和对作者群的研究、对论文发表数量及论文分布的研究，可以揭示教育研究的生长点和突破点，可以发现核心论文、核心科学家和核心期刊，可以对研究人员的成果进行评价，进而对研究机构的效能进行评价，以促进教育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这是教育情报研究的重点之一，目前仍是薄弱环节，需要加强。
3.人工网络与电子网络的关系
我国教育情报网目前是人工网络，即通过纸介质的传递或人员面对面的交流信息的网络，远远不能满足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对教育情报的迫切需要，与迅猛发展的信息高速公路形成巨大的反差。我们应努力创造条件，根据我国的国情，实事求是地、脚踏实地地发展我国的教育情报事业。在现阶段，还必须以人工网络为主体，逐步向电子网络过渡。我们必须不断充实教育情报队伍，尤其要培养自己的情报研究人员、情报技术专家和文献标引人员，并加强对数据库和多媒体技术与应用的研究。我们还必须加强对人文因素的研究，以增强人工网络的凝聚力。
4.情报网和情报中心建设与数据库建设的关系
要加快我国教育情报网络从人工网向电子网的转化，当务之急是建设自己的数据库。国家科委早在1989年就指出，全国科技情报计算机检索系统的建设，要突出数据库建设的主导地位，各科技情报机构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数据库建设上来。数据库是情报网络的情报源，是情报中心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数据库的情报网不是真正的情报网，没有数据库的情报中心也就不成其为情报中心。
当前，信息业已从传统的信息收集、分析、研究、加工和服务向针对性很强的咨询服务业发展，这就需要开发以数据库为代表的信息资源。〔4〕数据库产业是教育情报机构所能承办的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情报网络内涵发展的重点。我们应坚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不断完善网络运行机制，提高网络运行效益。
数据库的建设不能搞一刀切，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先建。我们应在“八五”教育文献试验库的基础上，加强规划，统一规范，采用业已通过专家鉴定的《教育主题词表》这一标引工具，力争在“九五”期间建成大型的中文教育论文文献数据库、高教研究论著数据库、成教研究论著数据库、学前教育文献数据库、教育实验与教育革新数据库以及若干专题事实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
三、中国教育情报工作的出路——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
1.宏观调控机制
情报体制是进行有效管理的前提和基础。现在的趋势是：在分散管理的基础上逐步向统一领导、集中管理（或协调）过渡。〔5 〕美国教育资料情报中心（ERIC ）实际上是一个由16 个分中心组成的全国教育情报网，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教育数据库。该网总部设在美国联邦教育部教育革新和改进司的信息服务部（原设在美国国家教育研究所，该所于1988 年撤消合并到教育部教育革新和改进司）。 总部主要通过拨款对16个分中心进行管理。ERIC的这种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其优点有三：一是充分利用高校的情报设施（有11个分中心建在高校）；二是各分中心都是专业情报中心，避免了相互重复的可能性；三是各分中心可独立对全国甚至全世界服务，同时将加工后的情报产品统一传递给网络总部，由总部进一步加工成综合情报产品，向国内外传送。
我国教育科学情报网是由设在中央教科所的全国教育情报交流网中心站牵头建立并负责组织协调的，由于无立法的、行政的和财政的制约手段，因此这种组织协调是一种极软的调节方式。由全国教育情报网制定的若干管理制度只起导向作用，而无法具体控制网络成员的行为。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教育情报网的运行。因此，当务之急是强化全国教育情报交流网中心站的情报管理职能，由中央教科所或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出面制定有关情报管理的规定，并对全国情报网的发展给予专项拨款，从而建立有效的调节控制运行机制。
2.立法和政策保障机制
所谓情报政策，就是国家根据需要而制定的有关发展与管理情报事业的方针、原则和办法。其主要内容有明确情报事业在发展国家教育事业、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与地位；规定情报工作的方针、任务；规定国家对情报事业的管理体制和组织建设原则；制定促进情报交流、实行情报资源共享的政策与措施；对情报人员资格、晋级、职称等作出相应规定等。〔6〕
国家教委应该发文，对上述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在全国进行实施。
3.评价激励机制
中国教育情报研究会应建立教育情报综合服务水平评价委员会，负责制定综合服务水平评价原则、办法和指标体系，定期对全国省级以上教育情报机构的工作进行评价，必要时进行排序，在全国公布排行榜。
中国教育情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应加强教育情报刊物和论著评奖活动。
全国教育情报交流网中心站应成立教育科学数据库质量控制小组，吸收有关专家学者和建库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以定期修改《教育主题词表》，统一制定建库标准，并定期进行质量评估和鉴定。
4.市场调节机制
运用市场机制来谋求情报服务的高效率是坚持分散管理的主要出发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情报服务的存在和成功正在变得越来越依靠它们需求的市场大小以及它们吸引用户的能力。依靠市场调节作用来协调情报机构的生存和功能，以及情报产品的方向和品种，这正是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一种主要控制方式。〔 7〕我们应当研究情报用户的心理及其情报需求，不断拓宽教育情报市场，在为教育决策和教育研究服务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广大教师和学生这一最大的情报用户的需求，彻底改变目前存在的情报供给与情报需求脱节，情报不足与情报过剩并存的局面。
5.研究、交流机制
加强教育情报研究和研究成果及工作经验的交流，及时推广教育革新成果，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对于我国教育情报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我们的研究、交流机制主要是全国性、地区性的会议和共同承担研究课题等形式。我们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这些机制，正在建立的教育情报直接联系点和信息调研员网络可以填补某些空白。我们计划利用这一网络每年就全国性的某些热点问题开展问卷调查等调研活动，以代替各地的定期报告制度。
我们计划利用教育情报基金和通过其他渠道筹措经费，创办《教育情报研究》这一学术刊物，以加强教育情报学科建设，促进学术交流与争鸣，彻底打破目前这种在实践上轰轰烈烈、在探讨上万马齐喑的局面。
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教育情报的国际交流与协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情报网（INED）的总部——日内瓦国际教育局（IBE ）在促进国际教育情报交流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们最近表示愿与我们加强合作，建立教育革新数据库。
人类社会正在迅速走向越来越以信息为基础和以信息为驱动力的社会。当前，中国教育情报网的任务是：根据国民经济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收集国内外教育研究成果为主的信息资源；开展以数据库和文献资料为基础的情报信息检索和信息提供服务；从事以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为主的情报研究与咨询；逐步实现文献工作的重点从传统的服务方式向数据库开发服务业的转移，情报研究工作的重点从传统的跟踪、分析、调研向信息咨询服务业的转移，提高网络运行的整体效益，加速信息服务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作贡献。
注释：
〔1〕庞景安：《文献计量学的研究与发展》， 《情报理论与实践》，1994年第3期。
〔2〕〔3〕秦季章：《论情报学研究观念的变革》，《情报科学》（哈尔滨），1994年第2期。
〔4〕刘昭东：《中国信息业发展的指南、动力和保证》， 《情报学报》（京），1994年第5期。
〔5〕〔6〕严怡民主编：《情报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年7月第1版，第295页；第294—296页。
〔7〕卢太宏：《中国科技情报系统基础结构的现状与展望》， 《情报工作和情报科学发展战略——2000年的中国研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