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邓小平决策思想中的几个基本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基本原则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核心，毛泽东的决策思想、邓小平的决策思想（以下简称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决策思想”），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产生出来，指引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指路明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证明了两代领袖的决策思想是科学的、正确的。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决策思想，对于正确搞好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决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纵观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决策思想，有几个决策的基本原则，始终贯穿在他们决策思想中，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人民是决策主体的原则，科学性的原则，实践性的原则和决策制度化、法律化的原则。
一、实事求是是正确决策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决策思想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而邓小平决策思想又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的决策思想的。他们都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紧密相结合，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因此，他们就有正确的决策思想，从而能够正确领导中国革命的航船胜利前进。
决策的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寻找变革的原因和途径，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等原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存在事物的客观规律出发，也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中关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矛盾的观点、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等基本理论原则。这就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形成科学的决策思想，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从而为避免决策犯主观性、片面性、孤立性、静止性和盲目性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谓“具体问题”就是实际存在的事物——“实事”；所谓“具体分析”，就是“求是”。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时他还对实事求是的概念，作过精辟的解释。他说：“‘实是’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不仅大力提倡“实事求是”，而且努力在实践中去实现“实事求是”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搞“本本主义”，不顾中国国情与苏联的巨大差别，却照搬苏联“武装占领城市，而后夺取农村”的模式到中国，几乎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毛泽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决纠正王明等教条主义者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用“实事求是”这个法宝战胜了教条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坚持一切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需要的、“以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从而引导中国革命的航船胜利到达了成功的彼岸。
邓小平一贯坚定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把它作为自己决策思想的基石。他曾说过：“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实践也表明，邓小平无论是改革还是建设方面的决策无一不是以“实事求是”为理论前提和基础的。
邓小平也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典范。“文化大革命”后几年里，“两个凡是”的思维逻辑，唯心主义、教条主义依然横行。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号召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严肃指出不解放思想、思想僵化的危害性。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极力呼吁我们要解放思想。他认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在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指引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和国家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了科学民主的决策，才有了“搞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科学决策的出台。比如，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确定路线、方针、政策；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实行‘一国两制’，以实现港澳台回归祖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抓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是硬道理，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三者关系；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同时要警惕反华势力的破坏活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涵盖了我国对内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需要的决策，是科学英明的决策，因此，决策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转变成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新中国出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二、人民为决策主体是科学决策的牢固群众基础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决策思想中，都认定人民是党和国家决策的主体，是科学决策的牢固群众基础。
首先，他们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决策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决策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同时，他们又总是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正确决策和实施决策的。他们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最高利益。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观念，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丰富和发展。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说：“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因此，他认为一切决策必须符合人民利益，为人民谋利益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决策的根本出发点。要体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切决策必须体现民主原则。他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决策必须体现的唯一宗旨和遵循的最高准则，并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作为衡量决策好坏的标准之一。
其次，在决策过程中要体现出人民群众是决策权力的主体，是决策的主体。他们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有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国家和企业事业单位重大事项的权力。邓小平认为，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发扬人民民主，就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形式，保证人民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选举的权力。
第三，必须贯彻群众路线，才能够正确决策。邓小平指出：“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在决策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要能够听进群众的不同意见。他严肃地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鼓励大家发出“不同的声音”，认为“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各种方案可以比较。办什么事也得走群众路线。人民内部要有充分的民主，这样才能拿出好的主意来。”邓小平坚决反对行政决策过程中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独断专行”的现象，他要求各级决策者要通过充分民主的程序，使决策科学、合理。
第四，人民群众对决策的理解和支持是决策顺利贯彻的基本条件
人民群众既是科学决策的主体，也是科学决策得以贯彻实施的主体。离开人民群众对于党和国家决策的理解和支持，再正确的决策也就只能够束之高阁。因此，要善于说服广大人民群众，使决策得到贯彻执行。邓小平要求我们在执行一个新政策之前，必须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为什么要实行这个新政策。比如，实行进一步调整的新政策，他说：只有“向人民说清楚，不进一步调整为什么不行，调整中可能出现什么问题，调整好了会带来什么效果，这样，人民才会理解进一步调整的必要，才会相信党和政府确实是为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是为稳步实现现代化着想，才会支持我们。”只有人民群众对决策理解了，给予大力的支持，决策才能够贯彻执行好；特别是越是人民群众自己首创的政策，就越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就越容易广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如，农村农户的承包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村气象迅速一新。
三、决策科学化是其决策思想的基本目标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高度重视决策的科学性。所谓决策的科学性，内容有二：一是，决策要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二是，在决策的过程中，要科学地进行决策，换言之，就是要按照决策本身的科学规律进行决策。科学性既表现在决策的全过程中，也表现在决策的结果上。为了实现决策的科学性，他们强调作好以下工作。
其一、在决策过程中，要按照决策本身的科学规律来进行决策，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能够正确认识世界，进行科学决策。因为，人民群众是最有实践经验、最了解实际情况的，因而，也就是有发言权。其次，坚持走群众路线，才能够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作出科学决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再到更加全面，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在决策过程中，实行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就是要反复到群众中去，不断加深对于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才能够进行科学决策，从而保证党和国家各种决策的正确性。这是决定决策能否具备科学性的十分重要的环节。
毛泽东历来坚持群众路线，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又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邓小平强调：“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告诫我们，人民群众是最聪明的，最了解实际的，要作出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决策，就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在决策过程中，如何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一根本的工作方法呢？邓小平明确指出：“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贯彻群众路线的关键就是要正确集中群众的意见，真正把群众的智慧和正确意见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基础，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决策的依据，只有这样决策才能够正确。还要看到，深入群众不是一次就行了，要使各种决策正确，必须始终如一地深入群众中去，从而保证决策的不断正确。
其二，确定决策正确与否的检验方法是科学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主张通过实践来检验决策是否正确：只有经过实践后，才能判断决策是否正确。而检验决策正确与否的标准，就是“三个是否有利于”。这种实践检验的方法是有客观依据的，不是主观主义的瞎说一通，是符合科学规律的。
其三，要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显然是与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根本对立的，也是与我们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根本对立的。邓小平深刻地揭露了官僚主义作风的种种危害。他指出：“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官僚主义严重，就不可能实行群众路线，就不可能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因而也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来。我国官僚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要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就必须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就必须精简机构和人员，切实把政府的经济职能转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轨道上来。
其四，所有决策的参与者，不论是一般工作人员，还是决策拍板者，都必须懂得决策的基本科学知识，并且在决策中能够熟练地加以运用。这是决策得以正确的基本组织条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为了解决“二战”以后大量涌现的国内阶级矛盾，下大力气普及和推广公共政策科学知识。这些国家公共政策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值得我国借鉴，以增强我党和国家决策体制的科学性。“它山之石，可以攻玉”。1992年初，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我们应当重视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包括管理决策经验，并且在我国高校中设置公共政策学专业，推广公共政策科学知识，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合格决策人才，增进我国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四、实践性是检验决策正确与否的试金石
靠什么来检验决策是否正确呢？是依据主观认定，还是社会实践的证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决策思想都坚持实践才是检验决策正确与否的标准。
重视决策的实践性，并让决策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改进，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体现，体现出对真理的认识过程。列宁指出：“真理是过程。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和技术），走向客观真理。”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一致认为实践是检验决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们的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邓小平坚持这个标准，他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他们坚持决策来源于实践，又要服务于实践，要由实践来检验和完善。坚持实践是检验决策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就使决策摆脱了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束缚，走上了科学认识之路。
时代不同，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也就不同，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实践的标准也不断变化。邓小平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检验决策正确与否的实践标准，他认为，这个实践的评判标准具体应当表现为“三个有利于”。他指出：衡量我们一切工作的好坏，也是判断决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正确的重大决策都是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的。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他们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决策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多次强调，一切决策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标准，“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在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三者关系上，邓小平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他指出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稳定是基础，没有稳定这个基础，就无从谈改革和发展；发展是关键；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改革才能够继续深入，社会才能够稳定。因此，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们必须实现的基本目标。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要表现在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上。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外交、人口、资源等诸多因素构成的综合能力。为了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等决策意向，而且也提出了“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和“坚持改革开放”等决策建议，都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肯定，成为决策’。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的第六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进入丰衣足食的小康阶段。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的重大决策是正确的，也证明我国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上取得了令人高兴的成就。
实践不仅是检验决策正确性的标准，而且还是决策的目的。决策的目的，不是为了决策而去决策的；决策的目的，是要实施决策，让决策变成现实实践。邓小平要求决策者在做出决策后要果敢去实施，要具备果断的作风，不要优柔寡断。邓小平认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应该抓住时机，果敢地将决策付诸实践。为了要检验和不断完善决策，因此，他要求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要求我们所有重大的决策都必须经过“试点”证明是否成功，只有成功了的才能够大面积推广。这表明他高度重视决策的实践，同时又十分关注决策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随时准备修改决策的内容和实现形式。正是因为这种谨慎的态度，这种既重视决策过程的科学性民主性，又重视决策做出后在实践中的表现，从而推动着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更加符合国情需要，变成推动国家富强的强大动力。
邓小平十分重视决策执行中责任制的建立和健全。只有建立了这种责任制，决策才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的检验。检验决策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但是，专门的决策执行部门的考察评估结果，同样对于我们认定决策是否正确，很有必要性。邓小平指出：“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党和国家的决策究竟落实得怎么样，必须有人去过问，有人去管理。他主张责任要落实到具体个人，因为如让集体承担责任、负责后果，就会“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因而“打屁股……，还必须打到具体的人身上才行。同样，奖励也必须奖到具体的集体和个人才行”。
五、决策制度化和法律化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保证
邓小平深刻揭示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特别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化、法律化，就可以避免决策中出现个人集权、个人独断专行现象的发生，就可以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即使偶尔决策有所失误，补救起来也快。因此，决策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保障。决策的制度化、法律化，既要有政策法规的规定，更要紧的是变成国家的法律，从而对于科学民主决策更加具有强制性，谁违背了这个决策制度和法律，那么，他就要承担违背决策制度和法律的责任，而发生了决策失误的更应承担失误导致的一切后果，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
毛泽东决策思想和邓小平的决策思想，过去、现在对中国决策实践都产生了和正在产生着深远和广泛的指导作用，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决策思想，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决策，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欣欣向荣。我们相信毛泽东决策思想和邓小平的决策思想将为中国决策实践指明更加光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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