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领域、理论突破和学科弥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领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1-0059-18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作为一门研究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互动”的学科，主要探讨“经济行为的政治基础”以及“政治行为的经济基础”。IPE诞生后便在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IPE进入中国以来，也引发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于IPE的研究在专业制度化、教材引进以及学术研究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学术共同体和较有区别度的研究领域。①
本文在分析中国IPE学界的研究现状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中国的IPE研究思路以期更好地促进中国IPE的学术进步。该思路的核心体现在基于中国自身的问题领域、理论突破和学科弥合三大方面。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关系学界，中国学者现有的关于IPE的学术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五大取向。②其一，对IPE宏观理论的引入、理解、阐述和研究。③从事这一领域的学者同时也属于较早和较为系统地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概念和进行IPE研究的中国学者。其二，对国外IPE不同流派和学派的介绍、梳理和评介。比如中国学者对于葛兰西学派、依附论、霸权稳定论以及IPE理论中的英美学派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④其三，对某一具体IPE理论领域的思考、分析和研究，特别是在经济相互依赖领域和国际制度领域。⑤其四，对某一具体议题领域的研究，尤其集中在贸易政治和汇率政治等方向。⑥如果把IPE的“经济”外延略微放大，从传统的贸易、货币和金融等扩展至能源等领域，那么国内的研究还应包括但不限于对于能源议题的分析。③其五，对政府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IPE研究。⑦
从对中国IPE学界学术论文的分析所得出的上述五大方面基本涵盖了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对于IPE的主要研究取向，反映了目前在IPE领域最真实的研究生态。⑤尽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通过分析上述国内对于IPE研究的学术论文，不难发现中国IPE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较为突出的“脱离中国”的现象，关于中国自身的本土化研究甚少。这在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两方面都有清楚的表现。
在实证研究方面，中国IPE学界通常选取国际层面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案例，而较少涉及中国自身的。这在IPE的具体议题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在贸易政治的研究领域，对于美国贸易政治的研究要远远多于对中国自身贸易政治的研究。由于这种IPE研究案例的“美国重心”的存在，中国学界对于美国贸易政治中的利益集团、政治制度以及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过程等内容的知识积累可能要大大超过对中国自身的了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IPE学界鲜有对中国贸易政治进行深入和动态分析的力作。⑩如果再深入地追问一步，用IPE贸易政治理论中较为前沿的要素流动等理论视角来观察和阐述中国贸易政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11)与实证研究相比，国内IPE学界在理论研究方面脱离中国的现象更为严重。中国学者对于IPE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于国际IPE理论的历史渊源、概念梳理、学科演变、研究范式、学术流派、路径创新以及观点论争等内容。客观地说，这些文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启蒙了中国的IPE研究，而且推动了中国IPE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有其重要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现有的IPE理论研究文章较少有涉及中国自身的，既鲜见用现有IPE理论范式和核心概念来解释和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也缺乏通过中国案例来验证和修正现有IPE理论。这种IPE理论研究中“中国盲点”的存在严重制约了中国IPE学界的真正学术进步和原发知识创造。
对于IPE研究中在实证研究以及理论研究两大领域均存在的“中国缺失”现象，中国有学者或多或少地已经认识并且指出。例如，王正毅曾经直言国内的IPE研究“与中国关联性的研究较少”，而查道炯也曾强调IPE研究中的背景意识，认为应该重视“中国的脆弱”这一背景。(12)是中国不重要吗？恰恰相反。作为国际学界IPE研究的权威之一，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曾强调中国是世界政治经济变化的重要内容并且呼吁美国IPE学界加以重视。他甚至表示，缺乏对中国问题的研究，IPE学科将变成“没有主角的戏剧(Hamlet without the Prince)”。(13)
有鉴于此，本文呼吁重视基于中国的FE研究，特别是基于中国的问题研究和基于中国的理论研究。需要说明的是，强调基于中国的IPE问题研究和理论研究绝非是要反对和轻视对“非中国”的相关研究——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毫无疑问构成国内IPE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在国内IPE学术共同体发展和学术进步方面的重要推动力——而是说考虑到中国IPE研究的现状，提倡中国学界同仁应该可以把更多的目光投放在基于中国自身的研究上，实现从“中国学者对IPE的研究”到“IPE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以及“在中国的IPE研究”到“基于中国的IPE研究”的双重转变。
二、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领域
针对基于中国问题的IPE研究缺乏的现象，近两年来中国已经有学者提出了未来应该着重努力的方向。(14)这些提议为基于中国问题研究的IPE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不够详尽和深入，也缺少具体方向。本文通过把IPE研究的核心议题领域和研究路径相结合，试图较为全面地勾勒出未来IPE研究中重要的中国问题领域。
首先，确定IPE研究的核心议题领域。虽然自IPE出现以来，其研究的议题边界并不是非常清晰，但是从美国IPE教学中最经典的教科书来看，(15)无论教科书的版本如何升级，有些议题（如生产、贸易、货币和金融）自始至终存在于IPE研究的边界之内，因此构成了IPE研究的核心议题。(16)事实上，绝大多数IPE教材对这些核心议题给予重点关注。(17)除了IPE教材之外，一些IPE研究领域的经典专著也包括对上述议题的分析。(18)这种必须关注核心议题的研究旨趣是由IPE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IPE的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对全球经济现象的理解和把握，无论全球经济活动出现什么新变化和新热点，上述四大领域一直为关键环节。因此，基于中国问题的IPE研究也要锁定这四大核心议题并展开深入的探讨。
其次，确定研究路径。研究路径是IPE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IPE理论自身进化以及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很长时间内主要在国家—国际之间回荡，而没有深入到国内层面。IPE的研究则首先突破了国家行为体硬壳的限制，延伸至一国内部，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并且形成了较为流行的从国际到国内以及从国内到国际两大视角相反的研究路径。(19)从国际到国内的路径主要探讨国际层面因素，比如全球化对一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从国内到国际的路径聚焦于国内政治变迁是如何对国际贸易或者金融等领域产生影响。(20)除了这两大IPE主流分析路径外，本文补充另外两种容易被忽视的路径：国内政治路径和双边互动路径。(21)
其一，国内政治路径。它主要分析一国内部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对于对外经济政策的塑造。国内政治路径和从国内到国际路径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主要着眼于一国内部，较少突破国家界限，因此更多的是一种对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影响因素、过程和模式的研究；后者不仅仅要立足由国内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更要跨越国家界限分析其对国际体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如何产生影响。国内学界并没有对两者进行区分，而是倾向于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研究路径的拓展并不等于新发现的路径可以覆盖原有路径，从IPE的研究来看，其实有大量的文献只集中于分析对某个特定国家内部政治制度和利益集团及其对本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但并不涉及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了外部世界。(22)所以本文特意单列国内政治路径。
其二，双边互动路径。除了涉及国际体系—国内政治的双向互动路径以及国内政治路径之外，不少国内外IPE研究文献也关注国家之间特别是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研究，如美日贸易摩擦的国内政治根源和影响。(23)这种双边经济关系中的政治因素影响很难用从国际到国内或者从国内到国际来描述，因此应单独划为一类为宜。
结合上述四个核心领域和四种路径，基于中国的IPE问题大致上在表1中可以得到展现。
表格来源：笔者自制。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中国问题的IPE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贸易、金融、货币和生产四大领域，如果把议题扩大至更广的范围（如经济增长、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环境以及能源等领域）并根据上述四种路径加以整理，那么出现的中国问题将会更多。此外，即使是在已有的议题领域，表1所列出的问题也不能涵盖全部，它们仅仅是对某些基础和重大问题的提炼。
表1所列出的这些问题，有些已经吸引了中国IPE学者的关注，并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通过梳理中国IPE研究的相关文献，会发现基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现状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在议题领域方面，偏好贸易领域；在研究路径上，聚焦双边路径，两者相交，中国学界现有的基于中国问题的IPE研究以双边贸易政治特别是中美贸易政治研究最为集中。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双边路径的贸易议题研究上，更多的是关注中国作为政策客体的“对华”研究，而较少出现较为对等的中美两国贸易政策互动研究以及中国作为政策主体的“对美”研究。(23)在效果上，这样的研究旨趣其实是着眼于对其他国家贸易政策制定的政策理解，而不是对中国自身的理解，因此不利于在理论上帮助打开中国经济政策制定的“黑匣子”。(24)
与侧重双边贸易互动相比，国内学界基于金融、货币和投资等核心议题，沿着国内路径、从国际到国内、从国内到国际三条路径展开的学术研究显得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国内路径上用LPE视角来分析中国对外货币、对外金融以及对外投资等重要政策制定的IPE研究更为鲜见。中国学界对这些问题关注得不够，并不表明研究这些问题缺乏学术价值，与之相反，随着中国金融力量、货币力量以及资本力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愈发壮大，这些问题将会在全球层面或者地区层面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仅仅选择从国内到国际这一路径来做进一步的说明，比较重要的问题就包括：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使用巨额外汇储备将会对国际金融体系形成什么样的影响？在国际货币体系领域，人民币地区化和国际化的政策实践未来将会对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投资对东道国的国内治理和对外政策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事实上，已经有一些西方学者，包括IPE学者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25)中国IPE学者在这些问题上有着天然的本土资源，应该还有必要的问题意识，对这些基于中国自身且明显带有国际政治经济意义的重大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三、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突破
中国IPE学界不仅要重视上述基于中国的IPE问题研究，而且还要努力为国际IPE学术理论的进步提供来自中国的知识贡献，即要争取实现中国学者在IPE研究上的理论突破。理论突破有两种实现方式：第一种是中国学者对现有国际IPE理论的理论核心、逻辑演进和发展脉络非常了解，几乎和西方著名学者同样站在学科研究的顶端，进而能够对现有的IPE理论提出创新观点，这是一种基于IPE研究的理论突破。但是坦率地说，中国学界尚处于对国际IPE前沿理论进行评介和消化的阶段，这种比较理想化的理论突破很大程度上因为已经超越了中国IPE学界的研究现状而较难实现。第二种是更为现实和可行的做法，即在中国在国际经济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的前提下，中国学者充分利用自身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和掌握，发挥案例分析和资料搜集的“主场优势”，把可能的理论突破建立在对中国研究的基础上，即基于中国的IPE理论突破。
第一种是基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突破。该种理论突破的实现途径是把中国的重要现实问题（如表1中所列的问题）和现有的西方IPE理论的核心概念、理论假设或分析架构加以结合，通过验证现有的IPE理论是否适用中国问题的方式来尝试理论突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验证的结果为肯定型结果，现有的IPE理论能够解释中国问题，只是证明了现有理论的正确性和普遍性，那么这仍然不能称之为理论突破。相反，只有得出否定性的结论，即现有IPE理论无法说明中国的经验事实，这才有理论突破的可能。因为这样才可以对原有的IPE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进而提出新的概念或者理论假设，而新的概念或者假设的出现意味着理论突破的实现。
比如，在政府对外经济政策制定领域，美国学派IPE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行为体”、“偏好”、“利益”、“制度”以及“政治联盟”等。(26)并且，在每个核心概念上都有一些理论假设。正是通过围绕着这些核心概念以及理论假设所进行的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美国学派IPE理论得出了一些符合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结论。以汇率政策制定为例，美国学派IPE理论对于汇率政策的主流分析之一首先把行为体分为可贸易产品生产者和不可贸易生产者，接着假定贸易产品生产者偏好弱势或贬值的本国货币汇率，而不可贸易产品生产者偏好强势或升值的本国货币汇率，(27)然后认为这两种不同偏好的行为体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会形成相应的政治联盟来塑造政府汇率政策的制定。那么这一理论架构是否适用中国经验？姑且不论上述行为体可否按照不可贸易品和可贸易品的方式加以划分，也不论它们在利益的推动下能否形成政治联盟对中国政府最终的汇率政策选择施加有效影响，单从对可贸易产品生产者的偏好验证而言，这种假设意味着中国出口商将偏好人民币贬值。但是，该假设可能会与中国的某些事实不相符合。
又如，与美国的出口企业不同，中国存在着大量的“两头在外”型出口企业，它们的经营模式是从国外进口原料，在中国进行加工，然后出口产品。当人民币汇率贬值的时候，可能确实有利于出口，但同时因为原料进口，人民币贬值意味着它们将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所以这些出口企业并不一定偏好人民币贬值。再比如，与美国的浮动汇率制不同，中国实行以美元为主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28)在这种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各主要货币可能会出现相反而非趋同的汇率走势，比如对美元汇率贬值的同时却对欧元升值。因此，出口商的汇率偏好将以其出口市场份额决定，而非由人民币的一篮子货币汇率所体现出来的升值或者贬值决定。(29)考虑到上述两种情况的存在，就有必要对美国IPE学派有关汇率理论中的偏好假定与中国的不符之处加以修正，而这些修正可能蕴涵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尽管上述基于中国问题寻找与现有理论不相一致的理论突破已属不易，但其仍然只是在现有主流IPE理论框架内的理论创新，因此是一种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理论突破，而不是意义更大的元理论创新。(30)中观或者微观层面的理论突破就其本质而言，是对以西方经验特别是美国经验为理论内核的现有FE理论的完善。在这种理论创新的模式下，中国仅仅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盎格鲁—美利坚”IPE理论观照下的实践个案和实证区域。(31)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当中国学者在西方IPE理论的基础上来解释中国问题并试图对其进行完善和补充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种努力或许是一种学术研究方向的根本偏差？因为西方IPE理论赖以形成的政治经济土壤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土壤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不同的现实土壤应该需要而且可以产生不同的元理论。考虑到这种可能的情况，在鼓励基于中国问题对当前西方主流IPE理论进行外围修补式创新的同时，中国IPE学者还要志存高远，努力实现更为本质和更有挑战性的IPE理论突破。此即有别于基于中国问题的另一种中国IPE理论创新方式——基于中国特质的IPE理论创新。(32)
此种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发现和识别有别于西方特质的中国特质，并且在中国特质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新的理论范式和知识谱系，从而形成不同于西方IPE理论的中国学派IPE理论。尽管基于中国特质的IPE理论只能说明中国现象而不能具有世界范围内的解释意义，但这种创新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值得努力。一方面，纵观IPE理论发展史，不难发现某些IPE重要理论创新体现了鲜明的国别性和区域性，其产生源自于某些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其解释力事实上也只局限于这些特定国家或者地区，比如霸权稳定论之于美国，依附论之于拉美国家。这些理论严格来说也缺少世界意义，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对于IPE学科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以及在其中的显著地位。如果出现某种理论能够系统地解释IPE领域中的中国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这无异于是与霸权稳定论和依附论相类似的创新性重大理论。另一方面，即便基于中国的宏观理论创新或许只能解释中国问题，但考虑到未来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这种理论创新显然具有了相当大的全球意义，可以为其他国家从IPE角度来理解中国以及中国如何影响世界提供宝贵的理论视角。
IPE理论的国家特质可以从资源配置方式、国家经济结构以及政治制度体系等国内特质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世界体系位置以及全球意识形态等国际特质这两大方面加以把握。(33)如果集中比较中国特质和美国特质，从表2可以看出，中美特质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差异。(34)正是由于这种国家特质差异的根本存在，使得基于美国特质的IPE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时可能出现大范围的严重“水土不服”问题。这种水土不服很难通过对美国IPE学派的某些观点进行局部修正就能够加以改变，要彻底解决该问题，就需要重新思考用基于中国特质的理论硬核来替换基于美国特质的IPE理论硬核。
识别出中美两国之间的异质性仅仅是中国IPE学界进行重大理论创新的第一步，要真正实现此种方式的理论创新，还必须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比较完善的核心概念，并用这些概念及其相关假设来系统地解释中国问题。换言之，中国特质的理论硬核还必须配之以中国特性的概念外壳，如果继续使用上述美国学派的偏好、利益和联盟等概念未尝不可，但将会大大降低中国IPE理论创新的学术识别度。概念外壳的寻找可能需要从中国的政治话语、历史资源和传统经典中汲取营养和灵感。(35)这个过程不是经过数年以及依靠几个学者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中国IPE学术共同体更长时间和更多学者朝向这个方向的共同努力和合作。
在进行基于中国特质的元理论创新时，还需厘清并不矛盾的两大关系：其一，探讨中国特质的IPE学术努力和加强IPE“一般性知识框架和概念的学习”不矛盾。对于一般性知识框架和概念的学习是任何从事IPE研究的学者在初始阶段所必须经历的。在掌握了一般性知识之后，IPE学者继而可以有多种研究兴趣选择，其中之一是在已有IPE理论框架内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是在学习了基本知识后，结合或者借鉴这些必需的知识来从事基于中国特质的IPE理论研究。事实上，也只有深入了解了现有IPE理论之后，才能更好地从比较的角度理解中国特质。其二，基于中国问题的中观和微观理论创新和基于中国特质的宏观理论创新不矛盾。最为理想的基于中国IPE元理论创新路径是从不断地研究中国问题开始。当对中国IPE核心相关问题的解释累积到一定程度，并且可以形成某种形式的整体性解释模式的时候，基于中国的重大理论创新将更容易出现。必须注意的是，从建立基于中国的IPE元理论创新的角度，中国IPE学界在解释中国问题时，不仅要回归到西方主流IPE理论中寻求理论解释，更重要的是，要有意从中国特质的角度进行思考。这需要中国IPE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自觉。
四、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学科弥合
无论是基于中国的IPE问题研究，还是基于中国的IPE理论突破，要真正产生重大成果，中国IPE学者还需具有较为完备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双重知识结构。IPE虽然从大的学科门类分类上被认为属于国际政治学的范畴而非国际经济学的范畴，但考虑到IPE横跨政治和经济的特殊性，学科上的这种定位并不意味着可以把IPE的研究仅仅限定在纯粹国际政治领域而较少甚至不涉及经济议题。(36)必须了解的是，IPE自其诞生之日起，其学科本质便是研究“国际经济因素的重要原因或后果”。(37)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正因为IPE能够通过从政治的角度审视经济问题并交互激荡，它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并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学科地位。
由于IPE的这种学科交叉特性，中国IPE学界尽管在理论流派（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学派进化（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或者研究路径（国内—国际的不同视角）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但有一个根本立足点很少发生变化，即对于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的研究。事实上，IPE学界的大家，从涉足IPE研究的最初阶段到其后的深入研究中，都会专注于经济学的某一个具体领域并有着相当高的造诣。(38)
反观中国IPE学界，在政治和经济的互动研究方面则存在较为明显的欠缺，更多地在国际政治的范围内研究IPE，而忽略了结合国际经济，这种不恰当的学科失衡既制约了对中国问题的IPE研究，也影响了IPE理论突破的前景。究其原因，这与中国学者的学科背景有关。目前，中国大多数IPE学者出身国际关系专业，较少有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其IPE研究的最初学术成长起点或者是始于分析某种经济政策的制定，或者是直接切入到对IPE理论的研究。这两种介入IPE研究的方式有其合理之处。问题在于，无论是对政策制定的分析还是对IPE理论的探讨，严格来说它们并没有涉及“经济”，因此都很难被称之为真正意义和核心内容上的IPE研究。如果中国学界过多停留在国际政治的框架之内而不触及经济问题以及政治经济互动这一本质，将不利于IPE在中国的学科发展和理论进化。
因此，提出中国IPE学界必须重视与国际经济学进行学科弥合，最为重要和最为根本的是要有经济问题意识，即要把IPE的研究建立在经济现实问题、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经济现实问题基础上，在识别出值得研究的经济问题之后，再用国际政治的学术训练和思维方式来审视和阐述经济问题。这是本质意义上的学科弥合。从IPE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历程来看，自其出现之后的每一次重要学科进步和理论创新，都是立足于对某一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基础上，而不是学派之间的相互借鉴或者对已有理论的极致推演。(39)离开了对经济问题的关注，IPE研究终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比经济问题意识重要性略微降低的学科弥合，是IPE学者最好具备比较完善和准确的经济学相关领域知识，比如国际贸易或者国际金融领域的知识。IPE学者有了相关经济学领域的知识积累，一方面能够更好地理解正在发生的重大经济问题（如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避免出现一些在经济学家看来较为低级的错误。至于在研究中是否使用经济学的模型和计量等分析方法，如果能够掌握固然很好，如果不会使用却也无妨。因为IPE本质上是“一种对重大问题的探究，而非一种经济模型被运用到政治现象的方法”。(40)即使在科学行为主义盛行的美国，经济学研究方法也只在IPE研究的某些领域中被经常使用，并没有完全占据主导地位。(41)IPE英国学派研究中使用经济学研究方法更为少见。(42)考虑到中国IPE学界在经济问题意识和经济学知识积累方面也比较缺乏的现状，要求使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在现阶段也不是非常现实。
IPE学界要重视弥合经济学，是基于当前中国大多数IPE学者接受的是国际政治专业训练这一实际情况，所以强调应该努力尝试向经济学的学科弥合，这并不是说就不需要反方向的学科弥合。实际上，如果有国际经济学学者或者其他学科的学者有意转向IPE研究，同样要进行朝向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弥合。这一方向的弥合最为重要的是要求具有国际政治学的学科“价值观”。作为两类不同的学科，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有着截然不同的学科“价值观”：前者的核心是权力获得和安全实现，而后者是资源分配和福利促进。(43)
比如，同样是研究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国际经济学大都用“美元本位”这种延续了金本位的中性名词来描述。而在IPE领域，通常用“美元霸权”这种权力指向非常明显的术语来称呼。(44)再比如，对于中国购买巨额美国国债这一经济现象，国际经济学更多的是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投资角度”来讨论中国持有巨额美国国债的收益情况，而IPE学者主要是从“债务武器”的角度加以分析其安全和政治后果。(45)尽管通过不同学科视角得出的结论可能一致，比如，美元主导地位不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或者中国继续持有巨额美国国债可能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但它们在逻辑推理和概念使用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造就了IPE学科存在的独特价值和优势。
紧扣IPE“国际政治为体，国际经济为用”的学科属性，如果缺少了触及权力和安全这两大国际政治学核心概念和价值基准的IPE研究，仍然是在国际经济学的领域内研究，至少不是那么纯正的IPE研究。(46)需要指出的是，与国际政治学朝向国际经济学靠近的问题发现和知识积累这样的学科弥合相比，国际经济学朝向国际政治学弥合的学科价值观转变可能要更为艰难，因为IPE需要的是国际政治的思维方式，而经过经济学专业训练的学者，通常拥有经济学的学科思维，固定的学科思维一旦形成，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决定其思考问题角度的思维定势，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47)这意味着国际经济学学者从事或者涉及IPE研究，首先可能要进行价值观的转变，否则即使是有着更多经济学知识背景优势，也未必能在该领域取得令人信服的出色成果。
由是可知，无论是出身国际政治或者国际经济抑或其他专业，如若要投身IPE领域，都必须注重知识交叉，加强学科弥合。现在的问题是，国内政治学和经济学在专业化和纯正化的学科要求下，彼此分离和隔绝的情况日益严重。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更愿意在自己学科所在的某个细分领域内深耕细作，缺少甚至排斥学科交叉的努力。即便是那些有条件进行学科融合的学术研究机构，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差强人意。(48)中国IPE学者要改变这种现状，一方面必须具有学习意识和开放意识，通过个体努力弥补可能的知识储备不足；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合作意识和交流意识，通过与相关学科领域学者的互补性合作，共同进行IPE研究。(49)依靠上述两种方式的学科弥合方式，争取更快打破学科分割的藩篱，在政经融合的基础上实现真正学科交叉，避免出现过分拘泥于学科本位的无交叉以及“两不像”的伪交叉等尴尬局面。
五 结论
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中的重新复兴成为21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这种复兴意味着中国从世界体系中的边缘进入中心，从与西方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逐渐走向对称以及从被国际经济体系的单向塑造变成相互塑造。但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显著上升形成鲜明对比，中国IPE学界与国际IPE学界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处于IPE研究的边缘地位，受到美英IPE理论的影响过大，目前仍处于对西方IPE研究的跟踪、学习和借鉴的“依附”阶段。
要打破这种知识创造领域的“依附”，中国IPE学者必须结合变化了的中国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关系，突出中国学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增加IPE研究的本土性和国家性，反思以往IPE研究中视角和立足点方面可能存在的偏差和误区，争取实现从以西方为中心到以基于中国的研究思路转变。基于中国的IPE研究具体表现为在IPE实证研究中要注重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在理论突破中要考虑中国特质的存在。作为推进基于中国的IPE研究的必要知识储备，中国学者还要回到IPE的学科交叉本质进行学科弥合，重视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知识的双重把握。中国IPE学术共同体如果能够在基于中国的IPE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效果，不仅能够缩小与西方IPE研究的差距，帮助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IPE学界的地位，而且也将为构建国际IPE领域的中国学派甚至是整个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提供有力的支持。
［收稿日期：2010-09-01］
［修回日期：2010-12-04］
注释：
①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可参见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年代以来IPE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37-39页；钟飞腾、门洪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历程》，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6期，第85-93页。
②需要说明的是，在此处分析中国学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时，本文以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重要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为衡量标准，主要关注那些在IPE领域有着较为连续的研究脉络和较为清晰的关注主题的学者。
③其中的主要文章可参见王正毅：《争论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第76-77页；王正毅：《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基于四种“关联性”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第6-12页；李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3期，第19-23页；李滨：《试论国际贸易与政治的关系》，载《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159-165页；樊勇明：《试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载《复旦学报》，2003年第4期，第87-93页；樊勇明：《探索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互动机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第37-43页；宋新宁：《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载《国际论坛》，1999年第2期，第3-10页。
④参见李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载《欧洲》，2000年第1期，第20-30页；李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38-39页；张建新：《马克思主义与依附论：发展理论的比较分析——兼论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2期，第43-46页；钟飞腾：《霸权稳定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109-122页；白云真：《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跨大西洋分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139-154页。
⑤经济相互依赖研究领域的论文，可参见宋国友：《贸易增长、利益集团与国家间冲突》，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第18-23页；郎平：《贸易是推动和平的力量吗？》，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第45-51页；郎平：《贸易制度的和平效应分析——基于地区特惠安排与全球贸易体制的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第66-72页；邝艳湘：《经济相互依赖、退出成本与国家间冲突升级——基于动态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123-138页。有关IPE制度领域的研究论文，可参见曲博：《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内制度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期，第61-68页。
⑥在贸易政治方向的中国学者研究，可参见王勇：《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研究》，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第47-57页；李淑俊、倪世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基础——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69-74页。在汇率政治方向上的研究，可参见张宇燕、张静春：《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研究》，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9期，第3-20页；王正毅、曲博：《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经济分析——三种研究路径比较及其启示》，载《吉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59-65页。
⑦参见查道炯：《相互依赖与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6期，第15-21页。
⑧参见田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2期，第55-80页；田野、于敦海：《对外经济政策分析的国家主义视角：缘起与流变》，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5期，第95-102页；李巍：《体系·社会·国家：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三种研究路径》，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1期，第72-79页。
⑨除了学术论文之外，中国IPE学者还出版了多本高质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材和专著，这些教材和专著对于促进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学科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⑩南开大学的盛斌曾经出版过《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但从其学术旨趣看，他主要还是从事世界经济研究，而非IPE研究。一个经济学者对中国的贸易政治进行了分析，这其实更能说明国内IPE学界在这一方面的欠缺。参见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1)关于用要素流动来分析贸易政策制定的国外学者代表作，可参见Michael Hiscox,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Commerce,Coalitions,and Mobil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12)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年代以来IPE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39页；查道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外关系研究：背景意识问题》，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49页。
(13)Robert O.Keohane,"The Old IPE and the N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2009,p.41.
(14)比如，王正毅呼吁要结合中国作为后工业化国家的身份对“中国成长经验”进行研究，钟飞腾、门洪华则认为“如何锻造总结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应构成中国IPE研究的重点。参见王正毅：《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基于四种“关联性”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第12页；钟飞腾、门洪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历程》，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6期，第92页。
(15)这本经典教科书就是：Jeffry Frieden and David Lake,ed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7。该书自1987年首次出版以来，其后又分别于1991年、1995年、2000年以及2009年再版，是目前美国再版次数最多的IPE教材。最新的2009年版，可参见Jeffry A.Frieden,David A.Lake,and J.Lawrence Broz,ed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New York:W.W.Norton & Co.,2009。
(16)除了这些核心议题之外，在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和戴维·莱克(David Lake)主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权力和财富的视角》(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一书中还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设置了IPE“当前问题”栏目。例如，1991年版在“当前问题”中讨论了日本、欧洲、美国以及苏联的经济问题，1995年版讨论了波兰和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的经济改革问题，2000年第四版则探讨了“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以及“全球化”等问题，2009年版又回到讨论全球化问题。
(17)近年美国另外一本较为流行的IPE教材，参见Thomas Oatle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Global Economy,New York:Pearson Longman,2004。该书自2004年首版以来，分别于2006年、2008年和2010年再版。在每一版中，也都涉及贸易、生产以及货币金融问题。
(18)比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其代表作《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也对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了重点分析。参见Robert 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19)关于国际—国内路径的重要性，参见Robert O.Keohane and Helen Milner,eds.,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0)近年中国学者围绕国际—国内路径也进行了研究，参见苏长和：《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国内变迁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期，第6-13页；李巍：《国际政治经济学演进的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第68-80页。
(21)比如，德斯特勒(I.M.Destler)对美国贸易政治的考察以及德斯特勒和兰德尔·亨宁(Randen Henning)对于美国美元政治的考察。参见I.M.Destler,American Trade Politics,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5; I.M.Destler and Randell Henning,Dollar Politics:Exchange Rate Policyma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9。
(22)国外学者对于日美贸易摩擦的研究可参见Edward J.Lincoln,Troubled Times:U.S.-Japan Trade Relations in the 1990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9。中国学者的研究可参见樊勇明、贺平：《日美贸易摩擦对日本国内改革的影响》，载《现代日本经济》，2009年第1期，第25-30页。
(23)参见本文第一部分对“贸易政治”的文献梳理。
(24)中国学界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王勇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两本专著就体现了这种视角上的转变。在其1998年出版的《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一书中，主要是从美国的视角来分析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而到了其2007年的《中美经贸关系研究》一书中，则更为注重中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作用，反映了一种平衡。参见王勇：《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王勇：《中美经贸关系》，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版。
(25)对中国使用外汇储备及其影响的研究，可参见Brad Setser and Arpana Pandey,China's $ 1.5 Trillion Bet:Understanding China's External Portfolio,New York:Center for Geoeconomic Studies,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May 2009; Daniel W.Drezner,"Bad Debts Assessing China's Financial Influence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2,2009,pp.7-45; Ken Miller,"Coping with China's Financial Power," Foreign Affairs,2010,pp.96-109。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影响的研究，可参见Melissa Murphy,Is China Ready to Challenge the Dollar? Washington,D.C.:CSIS Press,2009。关于中国对非洲投资对当地地区治理以及地缘政治影响的文章，可参见Bates Gill and James Reilly,"The Tenuous Hold of China Inc.in Afric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0,No.3,2007,pp.37-52。
(26)利用这些核心概念进行分析的专著，可参见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Helen Milner,Interest*,Institutions,and Information: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27)Jeffry A.Frieden,"Exchange Rate Politics,in Jeffry Frieden and David Lake,ed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Bedfor:St.Martin's,2000,p.261.
(28)Jeffrey A.Frankel and Shang-Jin Wel,"Assessing China's Exchange Rate Regime," Economic Policy,Vol.22,Issue 51,2007,pp.575-627.
(29)在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而对欧元升值的情况下，一个以欧洲为其主要出口市场的出口商显然并不偏好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的所谓贬值。
(30)所谓元理论创新，是指“基于对原有理论内核的批判，试图通过证否原理论的核心假设，发现新的知识增长点”。参见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21页。
(31)尼古拉·菲利普斯(Nicola Phillips)曾经分析过当前IPE理论中的“盎格鲁—美利坚”重心，并提出了要加强非西方化的IPE研究。参见Nicola Phillips," 'Globaliz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Nicola Phillips,ed.,Globaliz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3。
(32)笔者用了“中国特质”一词来形容中国的特性。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与此类似的表述还有“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可参见苏长和：《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状与发展》，载《国际展望》，2009年第2期，第55页。
(33)这里的中国特质不是广义上的中国特质，而是在IPE理论视阈下的特质，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中美之间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重大差异，而没有涉及中美两国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差异。社会和文化差异可能具有深层的影响，但本文不准备加以讨论。
(34)这里以美国学派IPE理论为参照，主要是考虑美国学派在国际IPE理论中具有更甚于英国学派的影响力。关于英美IPE学派的比较分析，参见Benjamin Cohe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n Intellectual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35)不仅IPE的理论突破需要如此，整个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构筑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时，同样需要如此。不过，笔者认为，与建立国际关系整体理论的中国学派研究旨趣相比，在IPE理论中构建中国学派可能更容易实现。这不仅因为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更为宏大因此更难实现，而且因为中国政治—经济特质与IPE研究的政治经济互动特征暗合，因此客观上更有利于IPE理论的创新。
(36)更为准确地说，IPE应该属于国际关系学科而不是国际政治学科。本文基于IPE中的“political”一词而强调其政治属性，所以将其描述为国际政治学科。
(37)Jeffry Frieden and Lisa Marti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Global and Domestic Interactions,"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eds.,Political Science: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2,p.118.
(38)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对世界经济史和全球资本主义的研究，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对贸易理论的熟悉，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对跨国公司理论的分析，杰弗里，弗里登对汇率的掌握，戴维·莱克(David Lake)对于自由贸易协定的了解，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对于国际金融的研究，即使在经济学界的同一领域内都堪称翘楚，更不用说最早提出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大师级影响力了。
(39)比如，霸权稳定论产生于对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分析，相互依存论源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国家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依附论发端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
(40)David Lak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Maturing Interdiscipline," in Barry R.Weingast and Donaid Wittma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758.
(41)美国IPE研究使用经济学模型确定和大样本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用于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和安全后果等研究领域。较为典型的学术成果，可参见Edward D.Mansfield and Brian M.Pollins,eds.,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New Perspectives and an Art Enduring Debate,Ann Arbor,MI: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 Mark J.C.Crescenzi,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05。
(42)通过考察IPE英国学派的重要刊物《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上所刊文章的研究方法便可发现，它们很少使用模型等定量工具来进行分析，而是习惯于比较传统的分析方法。关于英国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偏好，还可参见白云真：《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跨大西洋分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147页。
(43)关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差异比较，参见张宇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及研究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页。
(44)中国学者关于美元本位的讨论，参见高海虹：《当前全球美元本位：问题及东亚区域解决方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69-77页；项卫星：《美元本位制的问题及其可持续性》，载《国际金融研究》，2009年第4期，第32-39页；张纯威：《美元本位、美元环流与美元陷阱》，载《国际金融研究》，2008年第6期，第4-13页。关于美元霸权的讨论，参见李向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与美元霸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第14-19页；鲁世巍：《美元霸权的历史考察》，载《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第61-64页；黄河、杨国庆、赵嵘：《美元霸权的困境及其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1期，第35-40页。同样有趣的是，关于美元霸权的学术文章，主要发表于国际政治类刊物，而关于美元本位的文章，大都发表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类刊物。这突出表现了不同专业的学科文化差异。
(45)关于从经济学角度观察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投资收益分析，参见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3期，第7-44页；关于从IPE角度分析中国购买巨额美国国债的安全和政治效果，参见宋国友：《美元陷阱、债务武器和中美金融困境》，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4期，第72-79页。
(46)尽管中国学界有很多学术文章涉及中国经济问题，如东亚经济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等，而且这些议题具有IPE研究的重要潜质，但由于现有文章并没有涉及政治因素，更多的是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加以研究，因此本文在“问题的提出”这一部分并没有把它们纳入分析范围。
(47)比如，有国际经济学者在分析美元主导地位的时候，也借用了IPE的美元霸权概念，并提出了中国应对美元霸权要采取回归固定汇率、调整税率平价和慎重对待金融自由化等三大对策。但从对策部分可以明显看出，这并不是一种IPE角度的建议。参见华民、刘佳、吴华丽：《美国基于美元霸权的金融“核战略”与中国的对策》，载《复旦学报》，2010年第3期，第61-69页。
(48)国际政治学界自不待言，国际经济学界也是如此。比如，教育部系统内经济学国际经济类的重点研究基地中，南开大学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的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在中国高校的国际经济研究相关领域位居前列，但这些机构较少有学者会从政治经济互动角度来研究问题。这种情形在社会科学院系统更为典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在中国学界的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两大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但这两大领域彼此分离，尚未交叉出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机构和方向。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也有着同样的情况。可喜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已于2010年11月获准成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
(49)虽然很少，国内学者也有跨学科合作的例子，比如，王正毅和张岩贵共同撰写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和现实经验研究》一书。在该书的前言中，王正毅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两者合作的原因和分工，可参见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和现实经验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前言，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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