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体制下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来自1999-2010年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业银行论文,经济体制论文,证据论文,效率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商业银行是各国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占据了上市公司总利润的半壁江山，在证券市场和整个经济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商业银行是国家的一个行政部门，“国有银行的产权属于国家，是实现国家效用函数的一个控制变量。”(史建平，2004)其执行的是国家下达的计划性指定。随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我国银行业开始进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各项改革措施的施行，尤其是战略引资和IPO，极大地提高了商业银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了资产质量，提升了银行效率。在这样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对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及效率变化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方面的研究能够为银行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出谋划策，不仅有利于银行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也尤为重要。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采用单阶段的随机前沿模型分析技术(SFA)，对1999—2010年间我国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进行估算，以分析改革过程中银行效率的变化，并进一步探讨改革的两项重要措施——战略引资和IPO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从而为我国商业银行增强核心竞争力及提高效率提供经验证据。相对于以往的文献，本文所做的贡献或创新可能存在于如下几点：(1)以往的文献主要选择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本研究的样本不仅包括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还包括我国62家城市商业银行一共563组观测值(大部分为手工搜集)，更大程度地验证了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对效率的影响。(2)以往大多数文献仅使用不同的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了度量，并未详细讨论影响银行效率的相关因素，本文重点讨论了改革中的两项主要措施——战略引资与IPO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3)已有研究中国银行业效率影响因素的文献多数停留在不同银行治理结构对银行效率的静态影响，而本文讨论了银行所有制结构对效率的影响，战略引资、IPO变化对银行效率改善的选择效应和动态效应。
本文其他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研究假设的提出，第三部分为改革中的商业银行效率分析，第四部分为战略引资、IPO对商业银行效率影响分析，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测试，第六部分为结论。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我国商业银行改革是股份制改造的过程，是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进行改造的过程，是商业银行逐渐转变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的过程。商业银行改革能够给银行带来国际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技术，更好地梳理银行内外部关系，更好地促使各银行处置不良资产，从而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率。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建立了健康的银行体系，银行综合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银行效率得到了改善。相关经验研究对此进行了证明，如Rossi et al.(2005)的研究发现，各个国家的银行效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这些国家银行的利润效率也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了增长的趋势。国内学者甘小丰(2007)研究发现，在考虑外生因素的影响后，我国银行效率在1995-2005年10年间得到了提高。李勇和王满仓(2011)同样发现，我国商业银行在1994-2010年间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经历了明显的改进趋势。
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受政府干预过大，由于政府要考虑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并不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缺少市场约束和对银行管理者过失进行惩罚的有力措施，银行管理者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改善银行的效率。此外，相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规模较小。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规模偏大，存在着规模不经济，而城市商业银行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刘琛和宋蔚兰，2004)，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均低于城市商业银行。相关实证研究的结论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如李勇和王满仓(2011)发现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的成本、利润效率要显著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Berger et al.(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最低，而外资银行效率最高。刘志新(2004)认为四大国有银行的效率较低，上市银行在股份制银行中效率较高，中国银行在国有银行中效率最高。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在商业银行改革进程中，各类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假设1b：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均低于城市商业银行。
假设1c：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利润效率均低于城市商业银行。
战略引资是我国商业银行在进行股权结构改革时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其初衷是为了用股权换机制、换方法，以促进我国商业银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改善银行的效率。而外资金融机构对中资银行进行股权投资的动因主要是为了实施发展战略的需要、获得丰厚投资回报的需要、分散经营风险的需要、获取长期价值的需要。因此，外资金融机构在选择参股银行时倾向于选择盈利能力强、资产质量好、绩效优良的银行，存在较强的“选摘樱桃”效应。
最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在“引资、引制、引智、引技”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那么战略引资究竟能否改善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呢？相关理论研究认为战略引资主要从竞争机制、创新机制、控制权转移等方面对银行效率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从短期来看，一方面，随着大量外资银行的引入，我国银行业市场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潘婷和朱涛，2011)。各商业银行要想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保持并扩大市场份额，需要积极推出新产品扩大其他业务收入，降低金融产品价格，增加存贷利差，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最终提高银行效率。另一方面，战略引资可以为我国商业银行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完善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Berger et al.，2008)，其深厚的专业化经营与管理技能也有助于我国银行冲破现有僵化体制的禁锢，优化银行各种投入要素的组合(侯晓辉和张国平，2008)。我国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得到了提高，盈利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从而最终提高银行效率。Clarke et al.(2005)，Jemric and Vujcic(2002)，Grigorian and Manole(2002)，Bonin et al.(2005a)等人的研究证实了以上的结论。然而，从长期来看，随着战略引资的发展，外资银行不断发展壮大，可能带来银行控制权问题和金融霸权问题(史建平，2005；王森，2005)，从而最终损害银行效率。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战略投资者参股中资银行时倾向于选择资产质量好、盈利能力强、绩效优良的银行，即战略引资具有较强的“选择效应”。
假设2b：从短期来看，战略引资对银行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从长期来看，战略引资能显著减损银行效率。
IPO是我国商业银行在进行股权改革时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而商业银行上市的标准为：最近三年银行业监管部门监督评级的综合评级结果为3级以上；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风险监管指标符合《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最近一年的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最近一年的不良资产贷款率低于银行业平均水平，拨备覆盖率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最近三年内无违反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定受到银行业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等①。因此，满足上市标准的商业银行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较高，银行效率较高，IPO存在较强的“选择效应”(姚树洁等，2011)。
随着我国IPO的银行数目增多，一些学者开始关注IPO对银行效率产生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IPO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是通过包装效应、公司治理效应、吸引外资、风险传导等因素实现的。从短期来看，进行IPO的银行均进行了资产重组，相对于未进行IPO的银行在短期内资产状况和盈利能力较好，效率得到了改善。进行IPO是一条改革商业银行产权的规范化道路，商业银行进行IPO后能够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行长室等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此外进行IPO后的商业银行还要受到证券监管机构和外部投资者的监督，从而促使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能够更加有效，克服了商业银行传统的集权决策制度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管理方式的弊端，进而能够降低商业银行的组织成本、代理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银行效率(Maudos，1998)。在境内或境外进行IPO的商业银行还可以更有效地吸引战略投资者进入我国商业银行，从而间接地提高银行效率。但是从长期来看，商业银行IPO之后会将自身置于风险较大的证券市场之中，增强了商业银行与金融市场的联系，商业银行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可能性更大，从而加大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最终会损害国内商业银行的效率(Stightz，1993；姚铮和汤彦峰，2009；姚树洁等，2011)。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进行IPO的银行资产质量更好、盈利能力更强、绩效更加优良，即IPO具有较强的“选择效应”。
假设3b：从短期来看，IPO对银行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IPO会减损银行的效率。
三、改革中的商业银行效率分析
(一)本文SFA模型的构建
1.模型构建
针对我国银行业的情况，并借鉴前人的研究，本文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估算我国银行业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②。考虑到我国银行业不同类型银行的规模存在巨大差异，本文利用总资产(TA)对总利润、总成本、权益等产出变量进行标准化，以控制异方差和规模偏差，同时选择其中一种投入要素的价格(本文选择资金成本)对总成本、总利润和其他要素价格进行标准化，以此设定投入要素价格的线性齐次性限制。式(1)和式(2)分别是本文的成本前沿函数和利润前沿函数的具体形式：
其中，TA表示商业银行的总资产；TC表示本银行的总成本；Π表示本银行的总利润；Y是产出指标，包括总存款、总贷款和其他生息资产三种产出；
是净投入，指本银行的权益总额；
是本银行的市场平均资金价格；
是本银行的市场平均劳动力和实物资本价格；v是随机误差项，衡量了会计计量方式以及运气等所导致的误差；u是无效率项。
2.变量定义
商业银行效率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对投入及产出指标的确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对银行投入及产出指标的界定还没有达成一致看法。根据修正过的中介法(Sealey and Lindley，1977)并借鉴姚树洁等(2011)的研究，本文定义了三种投入：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和净投入(权益)；三种产出：总存款、总贷款以及其他盈利资产③。本研究的资金成本以及劳动力和实物资本价格均用市场平均价格进行度量，市场平均价格是指除本银行之外，其他同类银行价格未加权的平均值(Koetter，2005)，我们将资金成本定义为总利息支出与总生息资产的比值。理论上，应该将劳动力价格与实物资本价格分开测度，但由于我们从现有的公开资料中并不能得到职工工资及福利支出、固定资产折旧等方面的具体数据，因此借鉴Hasan and Marton(2003)的方法，用非利息支出占总资产的比例来定义劳动力和实物资本的价格。变量选取说明如表1所示。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样本银行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3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62家城市商业银行，在选择样本银行时我们考虑了所有能收集到资料的银行。考虑到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时间进程较短以及资料所限，本文的数据期间选择为1999-2010年。最终确定的样本共包括79家银行12年的数据，共计563组观测值。本文实证研究部分使用的数据包括银行层面数据和宏观经济环境数据，其中宏观经济环境数据来自1999-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银行层面数据主要来自Bankscope国际数据库、1999-2009年的《中国金融年鉴》、样本银行网站公开的年报以及其他公开资料。研究中所有数据都按照GDP平减指数折算到1999年的价格水平，并以百万元人民币为单位。本文运用Battese and Coelli(1995)模型，并用Frontier 4.1软件进行分析。
(三)实证结果
对563组观察值，应用Frontier 4.1进行单阶段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估计的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结果见表2，大多数变量的系数都是显著的。估计的成本随机前沿模型和利润随机前沿模型的γ分别是0.833和0.979，这说明综合误差中的大部分源于无效率。极大似然比LR的检验结果分别是90和527，因此变差率γ=0的假设被拒绝，说明我们设定的成本前沿模型和利润前沿模型是有效的，这证实了综合误差中包含单侧误差。由模型估计结果可得到，我国银行业的平均成本效率为80.48%，比银行能达到的最小可能成本高出近20%，这意味着银行投入的成本中有20%是浪费的；平均利润效率为79.12%，比银行能达到的最大可能利润低20%，这表明在同样投入和同等经济技术条件下，我国银行业的利润还有20%的潜在提高空间。
表3为我国银行业1999-2010年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的统计结果。从整体来看，我国银行业从1999年到2010年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平均成本效率从1999年的81.76%增长到2010年的87.63%，平均利润效率从66.82%增长到87.02%，这与大多数的研究结论一致，说明我国银行业近十几年的改革对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均产生了正面影响。
图1绘制了我国各种类型的银行在1999-2010年间的平均成本效率的变动趋势曲线。由图1可以看出，三类银行的平均成本效率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而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成本效率均高于城市商业银行，这与上文的假设1a是一致的，但是与假设1b不一致。我们推测其可能的原因是，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包含了大量不良贷款，巨额的不良贷款当作产出，使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膨胀。整个样本期间内，城市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呈波动变化态势，并且波动幅度较大。
图2绘制了我国银行业各种类型的银行在1999—2010年间的平均利润效率的变动趋势曲线。与图1中各类银行的平均成本效率的变化曲线不同的是，城市商业银行的利润效率最高，其次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效率最差，尤其是2003年之前，国有银行每年的平均利润效率都不超过30%，这远远低于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利润效率，定性地说明了假设1c的正确性。
图1 各类银行的平均成本效率(1999-2010)
图2 各类银行的平均利润效率(1999-2010)
四、战略引资、IPO对商业银行效率影响分析
(一)模型构建
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发现，影响银行无效率水平的因素很多，参考Berger et al.(2008)以及姚树洁等(2011)的研究，本文的无效率效应模型包括8个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变量。模型如(3)所示：
变量定义如表4所示。
(二)描述性统计结果
图3 引资与否银行的平均成本效率
图4 是否经历过IPO银行的平均成本效率
图3绘制了经历过引资与未经历过引资银行(FI)的平均成本效率变化趋势图，图4则是经历过新股发行与未经历过新股发行银行(CIPO)的平均成本效率变化趋势图。由图3和图4可以看出，经历过战略引资的银行的平均成本效率都高于未经历过战略引资的银行的平均成本效率，这说明外国投资者选择了成本效率较高的银行进行了投资，同样，被选择上市银行的平均成本效率也要高于没有被选择上市银行的平均成本效率。该结果直观地反映出我国银行业中存在战略引资以及IPO的“选择效应”，也直观说明假设2a和假设3a的正确性。
(三)实证结果
表5给出了采用Frontier 4.1估计的无效率效应模型的结果④，其中第三个指标和第四个指标是选择效应指标，系数
为负且显著，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在参股中资银行时存在着显著的选择效应，即外国投资者选择了盈利能力强、绩效优良的银行进行了投资，这验证了假设2a。系数
为负且显著，说明在我国银行IPO也存在着显著的选择效应，也就是说，盈利能力强的银行被选择上市了，与假设3a是一致的。
动态效应指标用于检验银行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以及IPO对银行效率产生的短期影响(
、
)和长期影响(
、
)。由表5可知，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为正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导致银行利润效率在短期内出现了小幅下降，且在较长的时间内，这种负面效应不但没有逆转，反而变得有些显著，这验证了假设2b的后半部分，但却与前半部分的假设相反。对此我们给出以下两种解释：一是由于我国银行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时间还比较短，其对银行利润效率的正面效应并未显现；二是考虑到金融安全问题，我国监管层对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实行了严格的监管政策，因此外国战略投资者可能存在短期利益行为。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在短期内，IPO对银行利润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从长期来看，IPO不但没有保持其对银行利润效率的促进作用，反而导致银行利润效率显著降低，这与我们的假设3b完全一致。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我们认为这与我国公司上市的政策条件密切关联，希望上市的银行可能会通过粉饰财务报表，通过实施盈余管理、财务重组等以达到证监会规定的上市条件，这些措施可能会使银行的财务状况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但是这些措施并不具有长期持续性。
表5中还给出了宏观经济环境(
)、时间趋势(
)以及银行规模(
、
)等指标对银行利润效率产生的影响。系数为负且显著，意味着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银行的利润效率更高。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随着时间推移，我国银行业的利润效率显著改善，这也验证了假设1a。规模指标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大规模和中等规模银行的利润效率都明显低于小银行，意味着我国银行业存在着明显的规模不经济。
五、稳健性测试
考虑到一些城市商业银行规模较小，管理不够规范且改革力度不大，会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本文基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3家全国股份制银行以及22家相对较大的城市商业银行的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表6是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结果与本文正文部分结果差别不大，表明模型是稳健的，本文的研究结论可靠。
六、结论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银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各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并进行IPO，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银行业，国内银行业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和严峻。通过对银行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的研究可以检验这些改革措施和变化对我国银行业产生的影响，总结出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经验：(1)国有银行是由国家最终控股的，由于历史原因，这些银行承担着大量的政策性业务，虽然几十年的金融改革使我国银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四大国有银行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产业政策中仍然承担着政策性业务，由此导致国有银行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这些不良贷款的存在不仅不能为银行带来利润，还会增加银行成本，最终导致国有银行利润效率的降低。(2)外国投资者参股中资银行时倾向于选择盈利能力强，绩效优良的银行进行投资；IPO的银行，其盈利能力指标以及其他指标须达到证监会规定的标准，这促使那些希望上市的银行努力完善自身的信息披露制度、改善资产质量、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因此IPO的银行具有较高的效率水平，反映出IPO的选择效应。(3)战略投资者加入中资银行后，一方面促使银行加大了技术资本等前期投入并进行更加稳健的经营活动，牺牲了银行的短期利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对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的限制，使得战略投资者存在短期利益行为，这直接导致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之后，引资银行的效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下降。(4)期望IPO的银行可能会通过粉饰财务报表，通过实施盈余管理、财务重组等以达到证监会规定的上市条件，这些措施可能会使银行的财务状况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从而提高银行的利润效率，但是这些措施并不具有长期持续性，因此并不能在长期内促进银行效率的提高。
本文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首先，使用总贷款变量时没有剔除不良贷款，随着我国银行业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获取完整的不良贷款数值将成为可能，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剔除总贷款中的不良贷款，以消除不良贷款对成本效率的“膨胀效应”。其次，对于投入要素价格的计量方法，本文使用的是修正过的中介法，而中介法并不是一种完美的计量方法，随着银行效率研究的日益增多，该领域的相关理论越来越成熟，可以寻求更合适的投入要素价格的计量方法，以提高实证结果的准确性，为我国商业银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改善银行效率等提供更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最后，本文并没有完全消除战略引资、IPO的选择效应。随着研究的深入，控制选择效应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以检验战略引资和IPO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是将来研究的一大方向。
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证监会网站：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
②参照Battese G.E.and T.J.Coelli,1995,"A model for technical inefficiency effects in a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for panel data," Empirical economics,20(2),pp.325～332。
③在随机前沿函数中我们需要对投入要素及产出要素取对数，为了减少样本损失，我们参考张健华和王鹏(2009)的做法，对可能出现的负值作出如下处理(主要是权益和税前利润)：对出现负值的要素，将该类要素中的最小负值取绝对数后加1，然后将该类要素中的所有值都分别加上，由此得到的新的要素值都可以取对数。
④由于不良贷款对成本效率的“膨胀效应”，使得成本效率指标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因此实证分析部分主要基于利润无效率效应模型的结果进行分析，将成本无效率效应模型的结果作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