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根本点——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这个问题论文,实事求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关键
近二十年来，人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的每一次新突破，都同思想解放分不开。思想解放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他们应有的品质。问题在于，要从实践中发现当前思想解放的根本点，思想解放的关键。在当前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关键在哪里？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这个关键就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思想解放。这就是新时期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根本点。
从本世纪70年代末到党的十五大召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是人们思想不断解放。但其间又有起伏，形成了几次高潮。目前已经为人们所公认的思想解放高潮有如下三次：
第一次高潮是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这次讨论的直接起因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遇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围绕真理标准的讨论所涉及问题的范围之广（如天安门事件、刘少奇冤案、彭德怀事件、陶铸事件、薄一波案件、“二月逆流”等冤假错案的平反，否定“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及至废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真诚地参与讨论的知识界人士和干部之多，在解放以来是罕见的。至于这场讨论所直接和间接带来的积极成果，更是难以一一诉说。由于真理标准战胜“两个凡是”，才可能有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随着指导思想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经济生活开始出现新的变化：1979年7月， 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 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特区；比这更具震撼力的是在广大农民群众中被压制了多年的“包产到户”终于在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下，发展成为得到党和政府承认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以真理标准讨论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一思想解放运动，通过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命题的争论，竟奇妙地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启动了闸门！而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几亿人民的温饱（脱贫）和富裕，就没有对人民来说的真正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次思想解放实质上也是在“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就在真理标准讨论刚刚结束，即1980年4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 在社会主义问题上也要思想解放。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思想解放。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着重点是引者加的）随后，邓小平多次提到：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84年6月）。 提出在这个问题上不清醒，并不是如有的人所胡说的，似乎是要抛弃社会主义。恰恰相反，之所以这样提出，是为了通过思想解放来摸索、寻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第二次高潮是1992年1月至2月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后掀起的。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便是扩大市场取向的改革，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命题，例如我们党在十二大和十三大相继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评价改革开放的得失成败的“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新论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传统观念的束缚，尽管从1979年到1990年，邓小平先后在10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然而许多人仍然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感到不可理解。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有人害怕改革开放使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说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有的人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有合理成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论点是对的。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在科学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回答了一系列困扰人们思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而对推动改革开放最有决定意义的一点，是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
南方谈话是在国内改革开放更为深入的阶段出现的，因而这一谈话在理论上所包含的新成果就更为丰富，诸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新概括，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新概括，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新概括等等。这一切丰富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使这一理论走向成熟和最终完成。1992年10月，召开了党的十四大，大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江总书记在十四大政治报告中系统总结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确立了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宣布：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不但写上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也要写上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在政治报告中要求全党“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
第三次高潮是党的十五大。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中国的各项改革事业有了重大突破和进步。有人借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来形容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然而旧体制下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在一些人头脑中本来就根深蒂固，加上改革开放一旦进展到带关键性的新阶段，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问题。在改革开放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实践中，出现这些问题本来是在意料之中的。它们完全可以在今后改革进程中逐步求得解决。但这些问题（在不研究它们是怎样发生的，应该循着什么途径解决的情况下）却成为某些同志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产生动摇的“依据”。在他们看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退回到旧的体制也就是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五六十年代回归。这种分歧因国有企业改革急需推进而显得更为突出。这在客观上给广大群众带来一种疑虑：今后到底要举什么旗？走哪条路？在这一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在今年5月29 日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讲话中澄清了这种疑虑。他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江泽民同志说：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除了旗帜问题，江泽民同志还指出，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不能追求单一的公有制，而只能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他批评那些一切从本本出发，学风不正的同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提出的任务和政策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只讲方向，不讲阶段，会使我们陷入盲目的境地。他在讲话中还提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继续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步伐。这就使人们摆脱了长期困惑他们的姓“公”姓“私”的争论，为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这一切论断在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又得到了更为全面、深刻的阐述和发挥。这无疑是又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
纵观1978年到党的十五大，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当中那一桩不是同思想解放相联系？而所有这一切思想解放又都证明了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提问的根据
对有些同志来说，一般地讲思想解放，他们是可以接受的。但一讲到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思想解放，他们就不能接受了。他们不能理解：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为什么要集中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在有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后，何以还会发生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认为，这要联系社会主义的本性来回答。
不错，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的”，因为它不是某个天才人物头脑里的纯粹思维产物，而是由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规律所制约着的现实的运动。在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体系那里，社会主义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抽象的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却是合乎规律地运动和发展着的有机体。如果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那末人们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提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乃是科学社会主义自身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发出上述提问至少有两个根据。第一个根据是：马克思当年说明的现实与我们现在要说明的现实，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的成熟程度上有根本的区别。第二个根据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资本主义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也经历了自身的矛盾发展过程，获得了许多新的特征。这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所不能不顾及的。
先说第一个根据。马克思当年要说明的现实是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按照他所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取代发达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主义，是排除市场经济的，否则就消灭不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异化。在我们今天要说明的现实中，尽管这个现实也是社会主义，但这是生产力还不发展、文明成熟程度不高的社会主义。因此这种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市场经济，否则就不能迅速提高生产社会化，而没有高度生产社会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不能向发达社会主义前进。这样的现实反映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里就不能不产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弄清这个问题，目的是使我们既不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又不会因照搬老祖宗的本本上的社会主义而导致把现实社会主义搞得越来越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以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挫折，不就是由于照搬老祖宗本本上的社会主义造成的吗？由此可见，邓小平之所以反复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清楚，就是因为有人总是用脱离生活、脱离历史、本本就是一切的眼光来对待社会主义。他们以为自己在“坚持社会主义”，而在邓小平看来，这种做法能否叫“社会主义”，却很值得研究。邓小平深刻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正如十五大报告所说的，“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为了搞清楚“什么是（叫）社会主义”，必须做的第一步就是不能“只讲方向，不讲阶段”，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放置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基础上。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要给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定位”——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了理论定位问题既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保持清醒头脑少犯许多错误，还能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再说另一个根据。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取代资本主义。但为了能够取代资本主义，今天的社会主义首先要建设自己，壮大自己。而为了建设和壮大自己，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借助于资本主义，学习资本主义那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所以资本主义的状况（它的命运、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对全人类所能提供的贡献及其弊病……）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我们“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我们有过片面性或失误。这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的理解简单化、公式化。时代已经是快要进入21世纪，但我们一些同志头脑中的“资本主义”仍然大体上是从“经典著作”中获得的19世纪中叶的形象。因此为了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真正做到思想解放，就有必要懂得现代的资本主义，懂得它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对于处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我们来说，要善于做到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汲取那些最有利于我们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所迫切需要的“营养”。比如说，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而我们仍然处在走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当资本主义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时，它曾经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范围内发展、创造了许多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例如股份制就是这样一种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的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然而，这些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又都是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在一起，打上了资本主义烙印（因此国内有人把引入股份制看作是搞私有化）。对于正在走向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我们来说，应当学会用辩证法把这些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从资本主义私有制那里剥离开来。从理论上说，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因为这两种社会形态都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
许多符合社会化生产规律的东西因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不可避免有其对人的消极效应一面。这很容易被误解为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病。比如说，“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这是合乎社会化生产规律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但这一规律的实现要以劳动力成为商品并受市场机制调节为前提。其结果就是工人不得不承受在劳动变换（即更换职业或劳动岗位）时，面对的种种牺牲和困苦——生活不安宁、就业不稳定……。然而劳动者为劳动变换付出的代价与其说是资本主义所特有，不如说是一切采用市场经济体制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必然带有的。因此，我们无须为此而害怕“狼”（资本主义）来了。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他关于市场经济下劳动变换的分析不曾把社会主义包括在内，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会很快就被社会主义取代，而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通过另一种形式，即个人拥有大量“自由时间”，从而可以按照自己的志愿去自由和全面发展自己。然而历史却让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度。在这里，人们按照马克思的本本拒斥市场经济，为保证无失业的“优越性”而让企业充斥冗员（隐性失业）。在人口本已过多的大国里，这样做的代价是群众过着低工资的生活和劳动生产率下降。而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仍然存在，但资产者在私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成功地以各种社会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来使生产关系不断适应发展着的社会生产力。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未曾消失，但人力资本毕竟随社会发展而逐步提高，加上资本有机构成日益提高，资本利润率随之下降。这一切迫使资本家引进高新技术，裁减工人，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缓和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这样做，就为资金和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并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我们知道，决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胜负的，归根到底是劳动生产率。正因为上述不同发展趋势，终于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巨变”。巨变证明：死亡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日益演化的社会治理方式。这一点给了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以启示：现实社会主义不能拒绝自我反思（提问“什么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正是深刻的自我反思），不能拒绝市场经济，不能拒绝向资本主义学习。
我们要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过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同今天的资本主义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尽管不能否定资本主义一定要被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社会发展逻辑，但这种变化又不能不与我们思考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内在关系。在这方面，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这一部分有很多深刻见解。这对我们的思想解放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在实践基础上努力使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20世纪的中国百年巨变做了一个扼要总结，对党在21世纪上半叶要做什么提出了一个宏伟规划。当前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这一切表明，尽管社会主义在世界有些地方遭受挫折，但在中国却是“风景这边独好”。这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根本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有人认为，现在搞市场经济，功利思想盛行，哲学不会受人重视了。殊不知，若没有近二十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何来今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每次思想解放不仅推动了改革，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了新的理论成果。必须指出，我们所说的思想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思想解放。我们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是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基础上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推动实践，使我们的实践获得实事求是（即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效果。
在某种意义上，没有思想解放便没有实事求是。当社会主义的实践受到教条主义、本本就是一切的思想束缚，不能如实地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以致陷入超越阶段的严重错误而错误又因种种原因（例如某个领导者的权威压制）难以纠正时，真正的思想解放就是社会主义实践健康发展所必需。在这种场合，没有解放思想的勇气和魄力，就不能做到实事求是。这时候，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正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才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置于合乎本国国情的现实基础上，才有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反过来说，没有实事求是为基础的“大胆”的思想解放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思想解放。1958年在那场大跃进狂热中盛行的所谓“思想解放”（“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便是把人们的行动引向主观主义蛮干，从而落得头破血流的后果。与之相对照，邓小平提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观点，从表面上看，这比起大跃进时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口号“保守”多了，哪里谈得上思想解放？然而它却无疑是一种大胆的思想解放——因为对于自20世纪初以来几乎支配着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那种“左”的、急于过渡的浮夸思潮来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现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种敢于反潮流的冷静的理性思考。
由此可见，有人习惯于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形而上学地分割开来，时而认为思想解放“过头”了，“过多”了，应当代之以强调实事求是；时而反过来主张强调思想解放，而忽视实事求是。这都是违反辩证法的。无论思想解放还是实事求是，都不存在哪一个讲“过头”了的问题，问题只在于它们是否在实践基础上统一起来，构成一条完整的思想路线。
如果说，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是党的十五大的灵魂，那末邓小平理论的灵魂、精髓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哲学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就是说，有了这种哲学思维方式，才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归宿”——哲学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要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给予比较科学和彻底的回答。
思想解放无止境。在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对上述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的思想解放还要继续下去。可以预见：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会变，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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