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有中国特色的档案编纂学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特色论文,学理论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档案编纂学学科宏观理论的研究，2003年发表了3篇代表性的论文。即：中国人民大学胡鸿杰教授的《档案文献编纂学评析》，载《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2期；上海大学潘玉民教授的《论档案编纂理论的中国特色》，载《档案学研究》2003年第2期；四川大学陈丽副教授的《试论档案编纂理论的创新》，载《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5期。一年之内在全国档案学一级核心期刊上连续发表关于档案编纂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文章，一方面说明档案编纂学理论研究的繁荣，众多学者对此予以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档案编纂学学科建设任务的繁重，在新的社会信息化时代需要不断完善，才能完成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档案编纂学理论产生于我国的档案编纂实践。它以人类档案编纂实践活动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档案编纂出版工作的理论、原则、程序和方式、方法等问题。通常我们把档案编纂学划分为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档案学学科体系中归属应用学科范畴。
从世界范围来看，仅俄罗斯等少数国家档案部门开展档案编纂工作。据统计，从1992年来，莫斯科档案总局出版120多种档案汇编书籍。种类包括：一是文件和回忆性文章汇编；一是根据文献创作的书籍；三是科学专题学术著作；四是参考书；五是应单位要求订制的书。（注：上海市档案局(馆)编印：《“面向未来的城市档案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 其他国家则对档案“原始资料编辑出版”，“不认为这是档案馆最基本的工作内容”。（注：彼得·瓦尔纳主编：《现代档案与文件管理必读》第11页，档案出版社1992年出版。）
从我国档案编纂学的学术品格来说，它需要与时俱进，紧跟科学技术和档案编纂工作发展的实际，不断调试理论内容，适应信息社会提出的新要求，为档案编纂实际提供理论指导。这里我就如何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编纂学理论谈一下个人意见，不足之处，请诸位同仁指正。
一、加强档案编纂学的学科基本理论研究
加强档案编纂学的学科基本理论的研究，涉及诸多问题，如学科性质、地位、任务、对象、内容、方法等等。这里我仅谈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档案编纂学理论研究的最基本的问题，档案编纂学名称；二是关于档案编纂学理论深入的问题，档案编纂规律。
第一，加强档案编纂学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
档案编纂学的基本概念是档案编纂学的逻辑起点，研究它对于档案编纂学理论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档案编纂学中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需要研究清楚。
比如，关于档案编纂学学科名称问题。是称档案文献编纂学，还是称档案编纂学；是称档案编纂学，还是称档案编研学。这是个学科建设的最基本的概念，需要加以统一规范。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在档案学应用学科体系中，其他科目基本上与档案工作实际相吻合对应，如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等，惟独档案编纂学与其有别。
在档案学理论界，一般称档案编纂学，虽然有学者认为应称档案文献编纂学，有学者认为应称档案编纂学，但使用编纂一词却是意见一致。
在实际的档案工作中，通常不称档案编纂，而称档案编研。国家档案局的文件中多称编研，国家档案局和各地方档案局组织编写档案干部培训教材时使用的是档案编研，各地档案馆网站上也使用档案编研，或以编研成果作为栏目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23条使用的是编辑，“各级各类档案馆应当配备研究人员，加强对档案的研究整理，有计划地组织出版档案材料，在不同范围内发行。”
上述档案编纂学名称概念，还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单纯的学科叫什么名称的小问题，我认为它是涉及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范围的大问题。因此，应当予以重视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加以统一规范。
第二，加强档案编纂科学规律的研究。
所谓规律，是指事物客观运动过程中内在的本质联系。档案编纂科学规律是档案编纂这一特定事物运动过程中本质内在关系的真实反映，具有相对的客观真理性。
档案编纂学研究过程中，对于档案编纂实践现象的描述，经验性的总结，规范性的解释，操作性的归纳，可以说是对档案编纂实践经验的系统化的概括，是理性的认识，属于档案编纂的理论。
档案编纂学的研究对档案编纂理论归纳系统，只是完成了它的一般任务。除此之外，还要对档案编纂理论进行深入研究，那就需要揭示档案编纂实践的规律。
什么是档案编纂实践的规律，如何揭示这一规律，首先是涉及使用科学方法的问题。既然档案编纂学是研究档案编纂实践活动的学科，揭示档案编纂规律就应当紧紧把握档案编纂科学规律的内涵，从档案编纂活动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入手，才能揭示档案编纂实践的一般规律。
虽然档案编纂实践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复杂多样，但作为本质的联系则具有共性。当然，各个历史时期的档案编纂实践活动的规律应该有所差异，古代、近代和现代档案编纂规律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总是可以通过研究比较，从每个阶段档案编纂实践的相互关联中抽象出相应的规律来。
比如，从档案编纂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档案编纂是与社会的发展形态、文化、科学技术相统一的；从档案编纂与档案信息传播的角度，档案编纂是与档案信息传播的主体、客体、载体、用户、环境、效果、反馈相统一的；从档案编纂实践活动内部的角度，档案编纂的组织、选题、选材、考订、加工、编排、提供参考辅文等各环节是相统一的。
总之，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揭示出档案编纂实践活动相应的规律。我们揭示档案编纂规律的目的，就是完成建构档案编纂学理论体系的任务。
二、加强档案编纂历史的研究
检索《档案学论著目录》，以及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档案编纂史开展研究获得的成果：一是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曹喜琛、韩宝华编著的《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史略》一书，对我国从古代到现代档案编纂的历史做了开拓性的总体研究；二是档案专业刊物上发表的学术文章，或是对某一种、某一类档案编纂成果的研究，或是对孔子、刘歆、刘向、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文献学名家的档案编纂实践和思想的探讨。上述研究成果可以从总体上勾画出我国档案编纂历史发展的脉络，为今天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
但是，我国档案编纂实践活动源远流长，“历代相因，连绵不断，其规模之巨大，选题之广泛，成果之繁富，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注：曹喜琛、韩宝华编著：《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史略》第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如此丰富的档案编纂实践，给我们留下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需要更加深入地挖掘和整理档案编纂思想和经验，解析档案编纂成果的内容、形式和方法，探讨档案编纂活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为今天档案编纂提供借鉴。
比如，档案编纂活动的起源，即是一个需要研究探讨而解决的课题。目前，我们一般从孔子因开门办学的需要，编纂整理“六经”，看作是我国最早的有据可考的档案编纂活动的开始。但在孔子之前是否已存在档案编纂活动，在已有的研究中却讨论的不够深入。其实，据文字的使用和文献记载，在商周时期，我国已有最初的档案汇编产生，其中包含着原始档案编纂思想的要素。
再如，虽然我国古代官方和私人的档案编纂活动蓬勃发展，其成果也为学界所关注，但遗憾的是，古代档案编纂的识见和经验，没有形成专门著述。或散见于汇编成果的序言、凡例、题记、书跋中，或散见于有关编纂活动的奏议文书中，或散见于有关释名、辨伪、文论、校勘记中。这些有价值的历代学者、编修的申论，关于档案编纂理论的探讨、档案编纂的构想、档案编纂体例的安排、档案汇编名称的确定等，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有待于我们今天整理归纳，汇编总结。
三、加强档案编纂与社会的研究
现代社会对档案编纂成果的利用呈现出极强的趋势是：一是范围社会化趋势，社会各个领域，举凡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无不利用档案汇编。二是需求立体化趋势，档案编纂成果除供传统的学术研究利用外，出现普遍利用的趋势，人们社会休闲也需要利用档案编纂成果。三是主体全面化趋势，档案编纂成果利用的对象，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之外，公民个人表现为上升势头。四是客体多样化趋势，从档案编纂的时限上，有历史档案编纂成果的利用，有现行文件汇编的利用；从档案性质上说，有文书档案的利用，科技档案的利用，专门档案的利用；从档案编纂成果的载体上说，有纸质档案汇编的利用，有音像档案编纂成果的利用。五是手段现代化趋势，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计算机网络利用。
档案编纂活动与社会的研究，是创新档案编纂理论的重要领域之一。档案编纂是一种社会性质的活动，它们之间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一方面，档案编纂活动对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发挥功能；另一方面，“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又对档案编纂活动起制约作用”。（注：潘玉民：《论档案编纂的社会性与社会价值》，载《山东档案》1994年第2期。）
在以往的档案编纂学研究中，我们比较注意档案编纂活动对社会发挥功能方面的研究，而社会对档案编纂活动的影响研究的还不是很够。特别是社会政治对档案活动的导向作用，社会文化对档案编纂的制约作用，社会科学技术对档案编纂的决定作用，需要进行深层次地开展探讨。
即使在已开展的档案编纂与文化方面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比如，我们注意了档案编纂对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获得档案编纂对于文化的选择、文化的传承、文化的积累，以及文化的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这无疑是近年来档案编纂学研究的一个进步。但是，档案编纂对文化的功能还表现在对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上，它针对社会需求，通过策划选题，将分散的档案馆(室)藏的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成新的社会需要的成果提供给社会，使得档案信息在整合中实现升值，档案信息资源整体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四、加强对档案解读和档案编纂成果评价的研究
第一，加强对档案自身形式和内容的研究。
对档案自身形式和内容的研究，历来为学界所关注。检索文献学界出版的关于文献学的著作，无一例外地均对档案文献进行探讨。同样，对档案自身的研究也一直作为档案学界的首要研究课题，获得的成果主要有：一是1988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存勋等著的《档案文献学》教材，研究档案文献的性质、价值、特点，以及查阅、考据、研究、标点、校勘、摘要、编辑、利用、处理档案文献的理论和方法。二是2002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刘耿生著的《档案真伪论》，对档案价值、特点，伪误档案现象及因素进行分析，阐述考订档案的原则、方法等理论和实践。三是档案期刊上发表的关于对档案真实性问题的研究论文。
读通读懂档案原文，正确理解和解释档案原文的原意，是档案编纂对材料选择使用以及加工的前提条件。我国档案数量浩大，种类繁多，形式复杂，内容真假相间。全面掌握了解档案内容和形式的特点，是一门专深的学问。因此，要加强对档案自身形式和内容的研究，培养出一批档案文献方面的专家，解读档案文献。探讨培养档案文献专家方面的理论、方法，是充实、完善档案编纂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第二，加强对档案编纂成果评价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后，档案部门作为档案编纂活动的主体，为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我国各级档案馆普遍重视并加强对馆藏档案的编纂出版。经过20余年的发展，档案部门编纂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据统计，仅2000年一年，中央和地方档案部门编纂出版的档案编纂成果，共35种，计1亿7千余万字之多。（注：《中国档案年鉴2000～2001》第638～641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出版。）
在档案编纂成果日益丰富的今天，建立起规范的评价体系是完全必要的，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编纂成果予以评估。科学的档案编纂成果评价体系大致应包括如下内容：一是选题策划、构思创意，体现馆藏档案特色，符合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现实需要；二是档案信息来源于本馆所藏，含量大小，内容丰富程度，具有的参考价值；三是档案信息加工方式难度，体例规范；四是成果外观质量，利用及可读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对档案编纂成果的评估，构建起较完善的保证档案编纂成果的质量监控体系，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推进档案编纂活动的深入发展。
五、加强信息技术对档案编纂影响的研究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把人类社会带进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档案编纂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信息技术对档案编纂的理论与技术方法造成怎样的影响，档案编纂如何运作，传统的档案编纂发生哪些变化，这些新问题，是档案编纂学需要认真加强研究的。
我们看到，随着档案部门信息化建设的完善发展，档案网站建设为档案信息网络传输的日趋扩展搭建了平台，电子出版物、档案光盘库、多媒体数据库方兴未艾。如中央档案馆编纂的《革命历史档案文献光盘库》，一史馆编纂的《清代档案文献光盘库》，二史馆编纂的《民国档案文献光盘库》，都是信息技术在档案编纂中运用取得的成果。再如，上海市档案局2002年度档案编研成果评审，在报送评审的162项成果中，有音像成果21项，占13％。表明计算机信息技术在档案编纂活动中的运用由无到有，并显示出日益增加的趋势。
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图像文化传播正成为当前图书出版市场的重要趋势和走向，特别是动态的图像传播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位。档案编纂也顺应这一大的发展趋势，编纂了一系列的成果。中央档案馆与有关部门拍摄的《新四军》、《邓小平的故事》文献片，在中央电视台放映后引起较大的反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有关部门历时8年完成的《清官密档》系列片，放映后受到普遍关注。上海市档案馆完成的《上海历史档案里的故事》百集系列片，《母亲河—黄浦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播放后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好评。
档案编纂成果采用图像形式，不仅传播了档案信息的精华，向社会形象地介绍和展示了我国丰富多彩的档案文化遗产，而且也对广大人民群众普及了档案知识，增加社会对档案信息资源的了解。应该说，档案信息的图像传播，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档案信息需要借助图像的传播形式，不断地向社会大众渗透与辐射；另一方面，社会文化也需要借助档案信息的效应，吸引和扩大其受众面，这是一种双方都需要的互动。可以预见，随着新的传播媒介的发展和普及，档案信息的图像传播会有更多更新的形式出现。对此，档案部门必须积极应对，但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众多新传播形式的面前，档案原文汇编始终是档案编纂最基本的形态。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来说明纸质档案编纂成果与新载体形式的档案编纂成果在数量方面的变化。目前判断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替代传统汇编形式，似乎是早了一些。对于纸质档案汇编的长期存在，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档案汇编与新载体编纂成果之间，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共有关系；不是强弱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纸质档案汇编与新载体形式汇编的不可替代与长期共存，是一定的客观存在。但是也要充分看到，信息化背景下，档案编纂所发生的变化。信息网络对档案编纂成果载体、档案编纂模式、档案编纂技术方法等方面的改变，为档案编纂带来的是全新思路。档案编纂学研究要理性地探求纸质档案汇编与新载体形式汇编在开发、接受、传播等方面的特性和不同，与时俱进，不断探索新事物，开辟档案编纂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