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语境下的空间与性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当代论文,性别论文,哲学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3)03-0076-06
福柯认为，20世纪预示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在这里，我们所感觉到的世界更多的是“点与点”之间的连接和“团与团”之间的缠绕，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经由时间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当代法国思想家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也把空间的重组看成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20世纪以来，空间问题显示出不同的意义，它不仅已经超越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疆域，成为被多个学科，例如地理学、建筑学、社会学、环境学所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也为社会与文化的变革带来新的启示。本文试图梳理和分析当代哲学语境下的三种空间观，阐释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对于空间与性别关系的见解，分析这些观点对于开拓哲学思维空间，以及对社会变革的意义。
一、空间生产与空间权力
“对于所有思想模式来说，空间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思维框架。从物理学到美学、从神话巫术到普通的日常生活，空间连同时间一起共同地把一个基本的秩序体系嵌入到人类思想的方方面面。”所有物和事件的出现都与时间和空间概念相关，“存在应当与空间和时间相关”[1]4－5，很难想像倘若没有这两个概念，我们该如何描述社会生活和建立起社会秩序。然而，在当代哲学语境下，空间已不再如同传统西方哲学认识论，尤其是形而上学所阐释的那种客观的、纯粹的物质性容器，或者纯粹的观念，而是一种被生产物和文化建构物。概括起来说，大体上对空间有三种新的诠释：一是列斐伏尔等人对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二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对于空间与权力关系的考察，还有一种便是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对于性别与空间关系的解说。
首先，作为“当代最有影响的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的重要理论贡献是：让空间一改以往僵死、刻板和非辩证的形象，成为一个能动因素参与到历史进程和社会生产中来，把空间研究从传统哲学认识论层面引入社会历史和权力政治领域。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空间可以分为三类：物质空间(自然，即宇宙)、精神空间(逻辑和形式的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社会实践和现实空间)。他察觉到即便在当代社会，人们心目中的空间实际上依旧是传统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空间，它类似于数学抽象物，意味着逻辑一致性、实践连贯性、自组织性，局部与整体关系等，但这种空间观却由于忽视了人性和人的主体性而导致一种错误倾向，即把空间归结为语言和话语，归结为精神领域，把居住于其中简化为一种阅读或信息状态，因而便逃避了历史和现实。他认为“符号学”对于这种空间观的形成难逃其咎：“我的批评主要针对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的语言欲望，雅克·德里达的‘语法学’以及罗兰·巴特的普通符号学。这一学派名气的与日俱增与其教条主义相关。它一直在加强基础诡辩论，并据此崇拜哲学认识论的空间概念，让精神领域逐渐涵盖社会和物质领域。”[2]5他进而提出空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语言——逻辑的、认识论的或者通常的言说是先于、适于还是后于社会空间？语言是社会空间的前提条件还是仅仅为它的系统说明？”列斐伏尔的回答是：空间原本便内化在语言中，“或许内在于现有语言中的‘逻辑’一开始便作为空间功能发挥作用，把我们对于事物感知的各种混乱秩序化。”而这种存在于语言中的“空间”无疑地呈现出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因而任何空间都具有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倾向。“事实上，已经生产出来的空间能够被解码，能够被‘阅读’，这种空间暗示一个能指的过程。即便在所有语言中都找不到内化于其中的普遍空间符号，我们也总能发现特殊空间符号的存在，它们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并根据其影响不断地发生变化。倘若如此，作为特有社会成员的利益‘主体’便会通过这种符号占有‘自己的’空间，拥有在这个空间内行为，以及把握这一空间的‘主体’地位。”[2]16－17既然主体都是利益关系中的群体，那么在空间实践中必然要包括权力关系，“空间实践包括社会实践的所有方面、要素和瞬间对于空间领域的投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所有这些都是相互分离的，但并不意味着即便是瞬间放弃了整体控制，社会作为整体继续屈从于政治实践，即国家权力。”[2]8因而，社会空间并非是在其他事物中存在的一种事物，也不是其他产品中的一个产品，相反它把所有生产物归于自己的名下，在共存和共时性中包括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它们相对的秩序或者无序。空间本身是过往行为的结果，也允许出现新的行为，倡导和禁止其他行为。我们对于任何社会结构都有理由追问这样一些问题：谁在生产？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什么生产和为了谁生产？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所生产，也生产社会关系，空间是一种被生产物和文化建构物，在当代世界的政治格局中，它已成为利益纷争的产物和场所。
在列斐伏尔看来，福柯从未给出空间的明确定义，也没有架起一座桥梁，把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社会、哲学家空间与普通人物质空间之间的鸿沟填平。然而，列斐伏尔的这一评价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福柯空间观对于自己理论的补充意义，如果说列斐伏尔更多的是从社会历史和生产关系看到空间是一种文化和权力建构物的话，那么福柯则主要考察这种被建构的空间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以及在以往的历史上，人们如何通过社会意识形态来操纵空间，规训人的身体和心灵，并深刻地揭示出在空间设计和配置中所体现出来的经济与政治安排。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夺取权力阶级的所有物，而是一种策略，它被配置、操纵和运作而不是被拥有，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取或保有的特权，而是其策略配置的整体效应。权力关系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它包含无数的对抗点，呈现出不稳定的聚集状态，权力不具有同质性，而是需要通过差异性得到界定[3]26－27。在20世纪70年代与法国地理学家的一次访谈中，福柯承认说，“人们时常以空间着魔责备我，这些着魔的确曾使我分心。但是，通过它们，我确实达到了我追寻的根本目标：权力与知识之间可能存在各种关系。”因而，空间乃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而这里的知识主要不是指美学、建筑学和规划科学等知识，因为在福柯看来，至少建筑与其相关理论从未构成一个可被仔细分析的独立领域，当我们试图看到它们如何与经济、政治或制度相关联时，便会看到它们都是利益的一部分。因此，建筑与都市规划、设计物与一般建筑，都是我们了解权力如何运作的最佳案例[4]29。福柯并不关注权力理论的建构，而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细节之中探讨空间的配置，观察权力关系如何体现在这种空间配置中。例如他考察建筑在人口、健康和都市问题中所扮演的重要政治角色，考察医院、监狱和学校等社会机构中的权力架构，指出学校不仅具有学科功能，也由于空间技术的引入在现代权力技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于学生的区隔、分级、性监视和测试空间便体现出这一特点。而“这种权力操控是经由一个不断扩展的社会制度复合体来运作的，从而在不同建筑类型的展开中达成。”[4]30而边沁的圆形监狱则代表着“权力机制化约成其理想形式的简图”。福柯认为，技术的目标是追求一个可被限制、使用、转化和改进的驯良身体，而对空间控制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例如纪律来自空间中不同个体的组织化，因此需要有一个特定的空间围场。在现代权力形式下，对于大多数社会而言，空间依旧具有中心性，一部完整的历史应是空间的历史，权力的历史，包括地缘政治学的重大策略和细微的居住安排，包括在机构设计中的教室和医院设计，以及其中的种种经济与政治安排[4]39。因而，福柯试图通过空间来考察不同社会的权力关系、结构和运作方式。
二、空间与性别差异
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理论给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带来深刻的启示。女性主义哲学家也以性别视角重释空间概念，不仅把它置于人类悠久的哲学思想史中观察，也把它同女性主体性的建立以及性别差异联系起来。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伊丽格瑞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在《性别差异伦理学》一书中，伊丽格瑞借助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空间观来阐释自己“女性主义空间观”和“女性空间观”。首先，她试图说明女性在空间中的“在场”地位，以及女性如何通过生育成为空间中的空间，对延续自然和促进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亚里士多德主要从理解自然和运动角度探讨空间的存在和意义。他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空间，因为事物必须先有住所才能存在。空间也是先于并可以脱离事物而存在的，空间并不随着自己所容纳之物的消亡而消亡，例如当水从一个容器中流走时，空气便随之补充进来。形式与质料是可变的，但空间是不变的。而且我们若想了解自然，就必须理解运动，运动是一种连续性的存在，这一特性把运动与“无限”联系起来，因而如果没有空间、虚空和时间，运动就不能存在，而运动一旦存在，便可以通往无限。既然运动存在于空间中，最基本的运动形式便是空间运动。当运动不是作为其自身，而是作为一个能运动者活动并实现的时候，运动便是潜能事物的实现，是潜能事物作为运动者的实现。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把空间主要理解为一种“容器”，它既使运动成为可能，也让事物得以存在和无限地延续下去。“空间被认为像容器之类的东西，因为容器是可移动的空间，而不是内容物的部分或状况。”“空间就是包围物体的限”[5]96,102。
伊丽格瑞把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空间观作为自己阐释“女性主义空间”和“女性空间”的模板，探讨空间与性别的关系。她首先肯定女性空间的存在，认为确立女性主体性需要对时空关系进行重新阐释。她看到，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空间似乎总是与性别气质相关联。万物原本始于空间和对空间的创造，随之出现了时间，最初时间是为空间服务的。“如同所有神学谱系所强调的那样，最初存在的是空间和空间的创造。诸神和上帝首先创造了空间，时间随之而来，或多或少的为空间服务”[6]6。然而，男性创造的哲学却把这一秩序颠倒了过来：时间反倒成为主体本身的内在性，空间成为外在于主体的东西。而后，这个主体，也就是时间主人成为世界秩序的轴心，两性关系也由此变得阴差阳错起来：女性被体验为空间，男性被体验为时间。因而，伊丽格瑞强调，如果我们要向新时代过渡，就必须改变对时空、栖息地、容器的感知和概念，改变身份的包裹物，改变各种形式之间，物质与形式之间，以及间隔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男女两性都需要通过空间关系来定义，空间是形式与质料，是本质，即便是人们把男性的“形式化”，把女性的“质料化”①，但还是剥夺不了两性存在于空间之中，并通过空间和运动延伸至无限的命运。针对女性在历史上被奴役的状况，她强调女性不仅要作为能运动者活动，为孕育子女和完成男女性行为创造空间，以及成为空间中的空间，更需要进行自我创造，通过自己的空间获得自身存在的本体论意义，构建主体性。其次，伊丽格瑞通过女性身体来证明女性空间的存在，以及这一空间对于建构女性主体性的意义。既然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存在物都要存在于空间之中，女性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证明她有自己的空间。这一空间被置于“无限”的进程中，女性的身体可以被视为这样的一个空间——“我继续通过无限的身体、自然和上帝来探讨，因为在我能够被容纳和包裹的地方，身体成为为我服务的空间。”在以往的哲学看来，女性并不占有空间：这一方面由于女性与液体有关，另一方面由于女性与胎儿有关。但在伊丽格瑞看来，女性是占有空间的，女性空间可以成为包裹自身和他者的容器。女性既能作为子女的容器，也能作为男性的容器——在性行为过程中为男性提供空间，女性空间的这两种功能都需要通过“子宫”来完成，从这一意义上说，女性的子宫就是其身体的“容器”。“依据柏拉图，以及在这一问题上与他看法相同的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空间“既是容器又是延伸，这就意味着它必须以不同的形式成长，这种成长并不是外在于空间的，而是在空间之内，并与空间一道进行的。”[6]37伊丽格瑞还看到，当我们从性别角度看待空间时，男女两性都会遇到问题：男性会遇到第一空间与最终空间的分离问题，这导致一种双重的关系下降：与母亲、与上帝独特关系的下降②。“而对于女性来说，她就是空间，她必须把自己安顿在越来越大的空间中，在自己的空间中找到和安顿自己。如果她不能在自身中，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中构建空间，就会通过孩子进行无休止的穿越，以便回到自己。在自我的内在性中捕获他者。”[6]34－35既然女性空间也是可以运动的——作为空间在空间中运动，那么女性所遇到的问题便是如何能够发现自身空间的“限”，以便能在这其中安顿自身和接纳他者。在女性生育和性行为中都是占有空间的，这就证明了女性主体的存在，因此，男女两性都不应当无视彼此都具有空间的事实，需要改变以往哲学把男性的“形式化”、把女性的“质料化”的观念，承认各自的主体地位。再次，伊丽格瑞借助空间来讨论性别差异，强调通过再造空间达到性别和谐的可能性。伊丽格瑞把空间与性别差异并列起来，借助空间来说明性别差异，她区分出属于男女两性的共同空间和各自的特殊空间，这个共同空间就是宇宙，“宇宙包容了所有物体。天空、空气、大地都是并非特别属于我们之中某一个人(男人或女人)的容器，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男人或女人)都有一个空间，仅仅是他的或她的身体被这一空间所包容，它是我们身体的第一个信封，是身体的身份和边界，它把我们的身体同其他身体区别开来。”[6]36－37伊丽格瑞还借助男女的生物形态学(morphology)差异说明男女作为一种空间存在的本体论差异，以及再造空间的可能性。从生物形态学来看，女性本身是一个永远开放的空间容器，不仅作为母亲可以欢迎婴儿的到来，也可以作为女性对男性开放一种性关系空间，它像“双唇”那样倾向于彼此依存和相互关爱。然而，女性的“双唇”并不是要把他者吸入自身，从而同化和吞掉对方，而是提供一个欢迎的形状，提供一个通往两性和谐的空间，而这就是女性身体身份的秘密。显然，在通往两性和谐的空间方面，男性存在着生物形态上的先天不足，所以他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克服这种不足，把自己建构成一个能够容纳女性和世界的容器。“我所肯定的是，男性为母性－女性的空间所吸引，但是，男性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空间来吸引女性呢？他的灵魂？他与神的关系？女性能够在那里留下痕迹或者被安顿吗？这不是他惟一能居住的，与人们一直以来的想像相悖的空间吗？因为男性必须把自身建构成一个容器接纳和欢迎。而男性的生物形态学、存在和本质实际上并不适合男性进行这样—种空间的建造。”这样一来，男性除非“通过在母性—女性的空间里倒装的方式，或者通过在精神或者理想中欢迎神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吗？而对于男性来说，这样两个容器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他能够通过倒装于女性的方式来接受女性吗？以哀悼女性的方式？一旦他与女性分离之后，他能够把女性呼唤回来，欢迎她进入自身吗？既然男性要进入女性空间，他就必须与女性分离，如同女性必须向男性运动一样。“如果男性和女性有可能相遇的话，每一方都必须成为适于另一方的一个空间，朝向他或她可能运动的方向。”[6]40由于事物一定存在于空间中，空间存在于事物中，那就必然存在空间中的空间，空间既在自身之内，也在自身之外，既是事物运动的原因，又伴随事物运动，并且拓展到无限。每一空间都包含在其之前存在的空间，每一个空间都朝向另一个空间运动，成为他者的空间。“这将意味着在每一阶段，都有两个空间相互决定着，让一方安顿在另一方中。”[6]40在这种男女的双向运动中，男女双方通过性行为再造了属于双方的空间，因而发生性行为的过程便是空间再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男女双方都是能动的主体，是男性让女性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空间来感觉，“他把她置于自己的身体和宏观的宇宙之内，让她依据宇宙的运行规律，通过参与微观社会的活动来释放自己的潜能。”男性不仅从内外部空间中重新塑造了女性，而且作为一个外部能动者和创造者也重新安顿了自己的空间，为自己重新雕塑了身体。“作为促生他者身体的结果，他也再造了自己的身体。他的手，他的性器官——不仅仅是获得快乐的工具，也实际用来联合、赋身和创造。”而对于女性来说，如果她能够存在于自身之中，就至少包含两个事物——她自身，以及作为容器所包含的内容——男性，有时也是孩子。“女性就其作为一个容器来说，从来就不是封闭的，空间也从来不是封闭的。”[6]51女性可以通过自己已经秘密蕴育的时空来编织和再度地容器化。因而，在伊丽格瑞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女性之性更具有精神性了，它总是有理由生产超越性的空间，这既能成为一个破坏性的网络，也能在一种无限的生成中发现和保持自身。”[6]53最后，也是伊丽格瑞空间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性别差异伦理学，以便两性都能够在公正和平等的关系中和谐发展。在论述了空间的容器性质、女性空间的存在及意义，以及男女可以通过性关系来再造属于双方的空间之后，伊丽格瑞还看到，正是由于以往的哲学忽视和贬低了女性空间和女性的主体地位，才导致了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形成性别之间的主－奴关系，并让女性一直处于奴隶的地位。显然，这样性别关系状态无法达到性别和谐。为了纠正这一哲学偏向，伊丽格瑞试图建立起“性别差异伦理学”，强调既然男性无法在自身中创造一个空间，而必须借助女性来重塑身体和容纳自己的空间，而女性也必须通过与男性的性行为来感觉和重塑自己的空间，男女两性就必须相爱，因为“在爱中，他们作为整体——男女结合的整体而相生相合，成为相互包容，并且不破坏彼此的信封。”[6]54在爱中，男女两性都在一个整体中运动，变成相互包裹的空间，互为主体地建立起公正和平等的性别关系，从而有可能共同缔造一个充满爱和美好的世界。
三、结论
根据当代社会学家罗伯特·萨克的看法，“人们讨论空间、描述空间以及分析空间这个事实意味着人们从概念上——而不是事实上——把空间从实体中剥离和分隔开来。”而事实上，“每一个空间概念所具有的重要性与意义，依其与感觉和从中可以抽象出某种空间概念的事实关系而定。”空间概念的生成不仅关乎人们的感知和描述，也关系到分析与评价。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始终是有选择的，选择性地接受和识别世界上的某些刺激，并对这些刺激作出反应。而这种选择始终与一个人的道德价值观保持着互动。应当说，当代哲学对于空间的诠释便揭示出空间的一个新特性，即它已经不是传统哲学认识论看来的一个不能移动的容器。而是一种被生产物和文化建构物，既体现出福柯强调的权力关系，也可以重新解释人类社会的性别关系，并可以借助空间对于人性和人的内在灵魂进行探究③。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空间的概念不断地变化，从形态上说，呈现出从向心性到无限性，从层阶性到基地化(site)的变化，这种基地化代表着空间的关系化转向，即空间将由其所围绕、所包含的关系来界定。而就内容而言，空间概念也经历了一个从空的容器到充满人性和人际关系，以及人类社会生活所有内容的变化。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让人们意识到空间是一种被生产物和文化建构物，体现出复杂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不仅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压榨剩余价值的手段，也成为利益争斗的战场。福柯则更多地揭示被建构的空间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以及在以往历史上，人们如何通过社会意识形态来操纵空间，规训人的身体和心灵，并深刻地揭示出由空间设计和配置所体现出来的经济与政治安排。而这些思想家给女性主义带来的启示是：既然空间已经打上社会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烙印，它就必然成为阶级斗争、种族和性别等社会利益纷争的另一个战场。女性主义哲学家对于空间理论的独特贡献是试图探讨空间与性别的关系问题。
总的来看，当代哲学语境下的这三种空间观有着共同的特点和意义：其一是打破了以往哲学认识论抽象的空间概念，把人类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以及阶级、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等差异都融入到空间之中，揭示出以往被抽象的、一统的空间概念所掩饰的各种差异和利益纷争，揭示了空间与权力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合谋关系。伴随这些新空间观的诞生，人们对于空间与时间的体验方式也发生巨大改变，以往人们都在以一种现代性的方式来体验二者，然而这种体验方式本身便包含一种悖论。当代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曾这样描述道：“今天，全世界的男女都共享着一种重要的经验——一种关于时间与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和危险的经验。我把这种经验称做‘现代性’。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现代的环境和经验直接跨越了一切地理的和民族的、阶级的、国籍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把全人类都统一到了一起。但这是一个含有悖论的统一，一个不统一的统一：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7]15因而，新的空间观不仅让我们认识到在“现代性统一”中冲突和分裂的根源，也为围绕空间建构起多元性、差异性文化，以及追求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的公平社会关系指明方向。其次，当代哲学语境下的空间观也把身体和性别差异揉入到空间意识中，不仅打破了传统西方哲学中的理性霸权，也可以通过对身体和情感的复归拓展生命的宽度，抵达人性的深处。例如，伊丽格瑞强调，女性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证明她有自己的空间。这一空间被置于“无限”的进程中，女性的身体可以被视为这样的一个空间，女性空间是永远开放的。她也试图通过男女身体空间的再造来建立一种和谐公正的性别关系。再次，三种空间观都从不同角度强调空间双向流动的必要性和社会意义。例如，福柯揭露了由权力所操纵的空间封闭性特征，认为正是这种封闭性才导致对人身心的监视和规训成为可能。而列斐伏尔强调社会生产关系变化所带来的空间性质的变化，试图颠覆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空间的政治主宰，看到社会和文化同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追求空间差异，以及向着平等、公正的方向流动。伊丽格瑞则进一步以性别空间为例论述空间的双向流动，以及创造共有空间的可能性。此外，这三种空间观对于空间的具体化理解也使人们关注到空间公正分配问题。当前全球性危机的最突出表现是空间扩张和霸权，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与不同社会中弱势群体都应当对这种空间分配的不公正有清醒的意识，把摆脱贫困与空间变革要求结合起来，避免不同空间的相交相叠所产生的悲剧，认识到空间环境的任何改变不仅会影响到家庭的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也对人的社会身份和个体主体性以及相应的权利要求有直接的关联。
收稿日期：2013-04-11
注释：
①西方哲学具有一种把女性归属为物质，把男性归属于形式、灵魂，强调理性的男人，感性的女人的传统，例如古希腊哲学把男性同具有稳固性、主动性的形式、灵魂相联系，把女性同具有变动性、被动性的质料/物质相联系。
②伊丽格瑞把空间与性别差异并列起来，强调柏拉图提出理念和数字不占有空间的观点，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必要探讨这二者的本质，但伊丽格瑞却主张，这是一个带有本质性的问题，事实上，理念和数字是一种抽象，由于“上升”(ascension)而不能在空间中刻下自身的痕迹，在人们描述男性时，也把他视为这样一种上升和抽象，因而男性若想在空间中刻下痕迹，回到母亲所创造的第一空间，就必须让自己降下身来。
③德国诗人里尔克曾经强调说，我们可以用全部灵魂去接近无边无际的孤独，它把每一天变成一生，这种与宇宙的相通，用一个词来说就是空间，不可见但人们却能够居住其中的空间，用无数的在场把人包围起来的空间。空间诗学家波德莱尔也认为，在灵魂的某些超自然状态中，生命的深度在我们眼前的景象中呈现出来，虽然是那样的平常。景象成为了生命深度的象征。人间世界开启了宽广的视角，充满了崭新的明亮。广阔性对于内心空间来说是一种强度，一种存在的强度，他在内心宽阔的视角下展开。人是一种宽阔的存在，而宽阔既是一种平静和平和，也是一种别样的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