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连载十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手记论文,句子论文,白鹿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诗诵词，前所未有的闲情逸兴
高贤均和洪清波拿走《白鹿原》手稿之后，我随即把一份《白》的复印稿送给李星，请他看看成色究竟如何。我瞅中李星完全是别无选择的事，他的文学评论在那个时候开始形成影响，在陕西“笔耕”文学评论组里是最年轻的评家，呈现出全新的锐气，审视和评判是可靠的；还有一个情感因素，他和我属于同代人，认识近20年了，在一个单位工作又住同一栋楼房，见面既说文学创作，也说到某些新呈现的生活世象，虽不可能完全吻合，却能够坦白地直抒己见，毫无忌讳，这在有较大年龄差别的人中是难得发生的，起码在我是多所顾及的；更重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他一年前逼我跳楼的那句话，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的消息公布的那天早晨，他带着狠劲儿对我说，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说这句话的环境前文已述，不赘）；可见这个同代人的评论家李星关注我的写作，殷切到了完全可以说是恨铁不成钢的状态，我便毫不犹疑地瞅中他来为《白》把握一下成色。
我确实很想听到别人读《白》的真实感觉，如实说来，几乎是迫不及待的一种焦灼心理，更多的是担心乃至害怕。担心和害怕的唯一一点，就是对《白》的阅读反应，且不说完全否定，单是对《白》里所表述的我对那段历史生活的体验和对体验的表述形态如果反应平平，无疑标示着我的失败。我能沉住气在原下的屋院写作4年，现在却按捺不住期待审判的焦灼。读者也许会产生陈某在此故作矫情，反问一句，你自己对你写下的作品难道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把握吗？我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而且几乎是自喜欢写作几十年形成的一种习惯性心理，这就是，以一种不可抑制的惊喜发生创作冲动，兴味十足地完成构思，满心自信乃至不无得意地进行创作。然而，一当写完最后一个句子，心理便开始发生逆转，这篇（部）写的这种体验，以及试图出新的叙述方式，编辑会有兴趣吗？而且多是否定性的阴影罩上心来。最典型的也是记忆犹新的一次，是1979年初夏写成短篇小说《信任》，就发生了很严重的自我怀疑和否定性心理挫折。这个短篇小说本来是应《陕西日报》老编辑吕震岳的约稿，写完后却不敢送给他，我和他初识一面，既怕他失望，也怕我出丑。我便乘车跑到《西安晚报》编辑张月赓家，想请他先看看，把握一下成色，再决定要不要拿出手，老张是许多年的老朋友，不怕出丑。在老张家遇到部队作家丁树荣，快人快语又快手，把《信任》稿接到手先看。他很快读完这篇6千余字的小说，大加赞赏。看他说话的表情和口吻，不像是应酬之词，我才获得一点自信。他自告奋勇由他把此稿送给《陕西日报》老吕，并说明他正好要去老吕那里说事。大约不过一周时间，《信任》在《陕西日报》以整版发出，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随后，《人民文学》转载了《信任》，再随后，竟然获得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这一年的评奖，是以读者投票选择的方式定夺的。另有短篇小说《霞光灿烂的早晨》写成时，这种自我否定的心理又一次严重发作。这是1982年春天的事，写成锁到桌斗里不敢投寄，直到去延安参加纪念《讲话》发表40周年活动，想到可以见到作家朋友邹志安，便带着手稿去了。志安读罢连连说好，似乎也不是虚于应酬的表示，我才壮着胆投寄到杂志，发表后被选刊转载，还有评家评说。这种往往在写成作品后发生的心理逆转，几乎成为一种难以改易的恶性循环，尽管有上述两个短篇小说的切身感受，仍然不能改变这种可能纯属个人的奇怪心态。基于这种心态，我从来不会发生作品刚刚写成便吹牛的事，不是谦虚，而是难能。现在，这部连构思在内耗时6年的长篇小说《白》送出去了，无可避免地又陷入那种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不仅难以自拔，而且比已往任何一次都来得更严重。因由很简单，这是我第一次试写长篇小说，而且耗时6年，作了怎样的准备以及投入了怎样的努力，都是以前写中短篇小说难以比对的事。在作品即将完稿的时候，妻子问到“如果发表不了怎么办”的时候，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就去养鸡”，这是真实的心态。尽管已经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到了交出稿子面临命运抉择的这个时段到来时，这种恶性循环的自我否定已经发展到自己轻贱的严重程度，想着新潮话语和新潮艺术正热，不仅各种媒体上热播，人们口头相传更热，谁还会对一个偏僻而又无人知晓的白鹿原近百年前的陈年旧事会有兴趣？那些老掉牙的乡村男女的故事，怎能吸引正兴趣十足地瞄着新潮生活和新潮艺术的读者的眼睛！我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原下的屋院，读不进去任何书籍，便找到一本古典诗词集子，强迫自己阅读，企图改善心态，收效甚微，我便大声朗诵，焦灼的情绪略得缓解。
大约过了十来天，估计李星应该读完《白》稿了，我从乡下赶往城里，专意聆听他的意见，不无忐忑。除高、洪两位拿稿的编辑之外，李星无疑是第一个阅读《白》稿的人，也是我能听到意见的第一个人。我进入家属院，拐过弯便看见住宅楼下甬道上走着李星，手里提着一个装着大葱等蔬菜的塑料袋。我叫了一声李星。他转过身看见我，却没有说话。我走到他跟前尚未开口。他说：“到屋里说。”我便明白他要说的话自然是关于《白》的看法。我几乎敏感到他说话的表情，原来就不显白的脸居然黑煞煞着，完全没有了印象里见面时不笑不说话的好模样，我便感觉到大事不妙。我跟着他从一楼上到五楼，这个人竟然不说一句话，我的心也沉到底了。进了他家门，他把装菜的袋子放到厨房，依旧硬着脖子连头也不回一下，径直走进他的卧室兼书房的房间。我也跟进了门。李星猛然回过身来，瞪着一双眼睛，用劲儿地捶打着掌心，几乎是喊着说：咋叫咱把事弄成了！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那么僵硬地站着，一种巨大的惊喜，倒把我在这一瞬间冲击得僵硬了。他不管我的反应，自己不坐也不让我坐，在那间小屋子里转过去又倒过来地走着说着，不容我插一句话，全部都是他的阅读感觉，随口随意说来，情绪激动。我站在那儿听着，一种被呼应被理解的幸福感从心底里泛溢起来，那种自我否定的焦灼感被驱散了。许多年过去了，他那天激动激情地说出的好话，我一句都不记得了，只记着那句“咋叫咱把事弄成了”的话。我后来调侃说，我读过李星不少精辟的小说评论，却记不住一个完整的句子，倒是这句非文学评论语言的话，铸成了永久性记忆。我后来和他开玩笑，有了你这句非评论语言的评价，我不用跳楼了。
我回到原下的屋院，心情大为改观，被李星提及的人物和情节，竟然不断地浮现出来，这些被我反复斟酌再诉诸文字叙述以后的情节和细节，早已失去了新鲜感，更不会惊奇了，甚至麻木了，现在，以一种生动鲜活的景象重新演绎出来，让我享受着一种被人赞赏之后的自我欣赏的愉悦。我的自信开始恢复。尽管尚不知晓高、洪的阅审意见，尽管明白他们二人的意见才是决定《白》的命运的关键，却毕竟从那种最不堪的心态里转换过来。再说，按我既有的常识性估计，高、洪的阅审意见不仅不会轻易表示，而且需得一段较长的时间；决定出不出某一本书，要经过三审通过，才会有一个确定性的意见告诉作者。我便等待。有了李星的那句非文学评论语言的话垫底，等待的心境改善得很好。
完全出乎我预料的事发生了。见过李星之后，在乡下待了不过10天，我再次返城去背馍的时候，竟然收到了高贤均的信。那天进门后依着往常的习惯随意问妻子，外边寄来的信件在哪儿放着。妻子也随意地说在沙发上。我翻捡了一下，有一个下署“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封，不禁一愣，仍不敢相信是高或洪的来信，从他们到西安拿走《白》的书稿到这天不过20天，在我想来看稿也未必看得完。我拆开信先看最后的署名，是高贤均，这一瞬间感到头皮都绷紧了。待我匆匆读完信，早已按捺不住，从沙发上跃起来，噢呀大叫一声，又跌爬在沙发上。妻子从厨房跑过来急问出了什么事，我缓了半晌才告知这件喜讯。待我稍得平静，又忍不住细读这封信。高贤均在信里说，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坐上火车便开始读《白》稿，一开读便放不下手，俩人轮流着读，到成都，利用会议的间隙时间接着读，待成都会议开完，俩人都读完了；回到北京，由他综合两人的共同意见给我写信告知。自然，让我震惊到跃起又吼喊的关键，是他对《白》的概括性评价。他的评价之好之高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我说这句话不是作谦逊姿态更不是矫情，确凿是当时的真实心态。且不说自交稿之后发生的那种习惯性自我否定的反常情绪，即使在为着给自己死时能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潜心静气写作的4年时间里，也不曾想到这本书会获得编辑如此高的评价。为着“枕头”的写作是完全指向自己的，是自初中二年级喜欢文学创作而终生都不能舍弃的一种人生兴趣；喜欢了大半生文学创作，如果到死时没有一本可以垫棺作枕的书，我不敢想象离开这个世界时会是几重悲哀；自然，如果自己可以垫着枕着平心静气地告别人世，那么这本书理应不会太差，会有一定的个性化特质的内容和叙述方式。然而，我没有想到会有高贤均如此又高又好的评价，不单是受宠若惊，而且切近地感知到独处原下祖居屋院近10年的选择是适宜于我的。由李星颇为激烈的反应和高、洪甚高的评价，让我直接感知到被理解也被认可的踏实和欣慰，自然想到所有的用心和努力都是合理的。我在平静下来之后对妻子说，可以不去养鸡了。
我还是背着妻子为我准备的馍和面条等吃食回到乡下。不久就收到何启治的信，他也读过《白》稿了，自是让我欣慰的评说，却不再有看高贤均来信时的紧张和失态般的癫狂了。我能想到他读《白》稿的特殊心理，20年前他到西安组稿找到我，在西安南郊的小寨街头，鼓励我把平生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扩写为长篇小说，把我吓住了。此后许多年里，他仍不断提醒我给他写长篇小说，我和他达成君子协议，如果我今生能写成长篇小说，肯定先送他过目。现在，他看过《白》稿了，不仅说了很多好话，而且给我说了处理稿子的程序和进度。我在原下的院子里散步，或在小书屋里喝茶，以及到春草勃发的原坡上和灞河长堤上游走，往往忍不住感慨我和何启治的交情，20年了，这个职业编辑一直等待我的长篇小说。人生的有效年龄里，能数得几个20年啊。我终于把《白》交给他手上，他做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每想至此，我便感动着一种人格一种真挚的友情是无法斗量的，且不说作为编辑的事业心等话。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他便有信来，告知我《白》的处理情况。我完全依托于他，由他根据实际情况处理。我相信他和我一样珍惜这部小说，有损人物不能删节的文学和细节，他比我更坚持。
这无疑是我50年生命历程中最好的一个春天。我是说我的心情。灞河边上被古人的送别诗吟诵得很美的柳色，原坡上返青的麦苗和田坎塄坡上的荆棘野草，每年也都如此而少有令人惊异的差别。即使天象变化，无非是雨多了雨少了寒流频繁或少来了，我已司空见惯。然而，今年的春天在我是前所未有过的美好，也是前所未见的敏感。我于天色透亮时起床，匆匆喝一杯水，便走到原坡的一处高塄上，看太阳从秦岭山峰上冒出来，把鲜嫩的光泽撒满河川和原坡，刚刚成型的野草的绿叶上的露珠闪闪发光。傍晚又下到灞河川道，看落日之前和之后久久不散的霞光；我常常蹲在村民栽着红苕秧苗的沙地里，为那一株株刚刚冒出的嫩叶而心颤，便想到秋后地下会有一嘟噜紫红的红苕被刨出来。
我依旧应邀为办红事白事和建造新房的村民乡党当账房先生，这些差事在这小村子里未必每月都能遇上一回；依旧在不能下地的雨天和夜晚，和那几位相对稳定的棋友下象棋；这种调节和休息毕竟费时不多，更多的时间是在自己小书屋里阅读。这是我预料不到的一次阅读，竟然对几十年不断阅读着的小说（包括名著），在写完《白》稿之后顿然失去了兴趣，竟然想读中国古典诗词了。尽管未能接受高等文科教育，深知国学基础浅而又薄，然几十年来仍然兴趣专注于现当代文学和翻译文学作品的阅读，从来也舍不得把业余有限的时间花费到国产古典辞章的阅读中去。这回突然发生的阅读中国古典诗词的兴趣，也并非要弥补国学基础的先天性不足，再说年属50记性很差为时已晚了。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纯粹欣赏的兴趣。我后来想过，这种欣赏兴趣的发生，在于古典诗词的万千气象里的诗性意境，大约是我刚刚完成小说写作的长途跋涉之后所最渴望沉湎其中的。然而，在《白》的阅审尚未确定的悬心状态里，又很难潜心静气地进入其中，以至用高声朗诵的措施来排解对《白》可能发生的不堪的结局的焦虑。现在，有了高贤均和何启治的肯定，也有李星的别具个性的语言的肯定，我便完全松弛下来了，进入一种最欣慰也最踏实的美好状态，欣赏古典诗家词人创造的绝佳意境就成为绝好的精神享受了。
这是50年生命历程中空前亦绝后的一段美好时间。往昔里写着中短篇小说的时候，且不说那些在编辑读后反馈的平平的意见，即使甚好的评说，过不久也就淡化了，被新的写作兴趣和追求替代了。这回关于《白》的阅读意见所带给我的这种踏实和欣慰的心里感觉，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出版以后再也没能恢复的一种绝好的心境。我这时候才确信为自己死时垫棺作枕的一本书写成了。我向来不表白清高，也基本没有宣示过轻名淡利，在我理解，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这种特殊的社会职业，本身就不可避免地附着着名和利，几乎是如影随形。问题在于以什么途径获取名也获得利，那些世界名著的作者早已谢世，书却流传着，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读者被其作品吸引，自然也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书籍发行量大，获得的稿酬版费自然不少，可谓名利双收是拒绝也抵挡不了的事。问题恰恰在于，作品不能赢得读者，名难得扬起来，利也得不到，说轻淡名利的话原本没有用处和必要。这个时期的文坛重提这个话题，其语境大约因为商品经济刚刚在中国潮起，波及并影响到文坛，开始出现某些为数不大却较为刺眼的炒作现象，文学圈里多所议论，便有强调轻淡名利的正面言说。我在和文坛相对间距的乡下，也约略听到看到一些炒作现象，却没有愤世嫉俗，而是相信靠炒作红起来的作品是难以持久的，依据是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无一不是依赖自己独有的魅力获得长久的生命力的。我甚至觉得，炒作的结果反倒可能造成炒作者的自我损害，因为炒作行为本身就标示着缺失了探索的勇气和自信，企图以轻松简单的途径获得荣誉；炒作恰恰耽误了探索的时间，浪费了年华。基于这样的对文学写作的理解，我在原下小院津津有味地读着古典诗词，不觉进入夏季，炎热到我在平房小书屋里难以忍耐，便把一张竹椅挪到舍弃已久的祖传上房里。这幢不知住过多少代祖宗的木头房子，隔着一层木制楼板，有了隔断，尽管破烂不堪，却仍有隔热作用，比较凉快，我便能够连续吟诵李白、杜甫、苏东坡和陆游等的诗词，兴致不减。读着读着，竟然也想试一试了，虽然粗浅幼稚，多少可以感知到当年的心态情绪。不妨抄录1992年夏天填的一首词《小重山·创作感怀》，这是我平生填写的第一首词——
春来寒去复重重。掼下秃笔时，桃正红。却想哭，鼻涩泪不涌。
单是图利名？怎堪这四载，煎熬情。注目南原觅白鹿。绿无涯，似闻呦呦鸣。
还有这年夏天写的一首《青玉案·滋水》——
涌出石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
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这两首词都是1992年夏天填写的，具体时间已经无记。前一首很直白，无需注释。后一首的滋水，是河流原来的名字，秦孝公为宣示霸气，将其改为霸河，后人给添加了三点水偏旁，成为灞河。这滋水这灞河涌出秦岭山中，受山地制约，朝西流出山来，南边有白鹿原，北边是骊山南麓，这条河便夹在其中的小川道里往西流去，一条很标准的倒流河。一直流过千古离别送行的灞桥，水里溅落着依依不舍的泪珠，也翻卷着无以数计的诗词吟诵，在摆脱了山和原的挤夹进入开阔的渭河平原，便有一个大转弯，投入渭河。我截止到写成《白》的50岁，生活的范围都在这条倒流河的水边，我调离公社时刚刚完成了这条河的防洪大堤。我已记不得这首词写作的具体情景，不外乎这样几种可能，许是傍晚落日的晚霞里在河堤上散心，或在水中洗涮粘汗，一时兴起，有了写作的冲动；也许是朝霞初露时在原坡上欣赏日出的壮景，看到自东向西一路蜿蜒过来的披着霞光的河水，便有了某种想要抒发的欲望，然后回到小院的小书屋或老木房里，歌颂这条世界上离我最近的河流。我以往的小说包括尚未面世的《白》，其中的风景描写多有涉及这条河的文字，却几乎全是这篇或那篇小说人物在这条河边发生的人生故事。现在，我直接面对这条河了，这条我平生触摸的第一条河，也是平生都不曾离开的一条河，似乎此时突然意识到这条河从我心里淌过，我的血液时时都受到河水波浪的拍击，与河水融和了。我填写成了这首《青玉案·滋水》，已经是物我相融相寄了。虽自知文字直白，却也直抒胸臆；不为示人，只是一时兴起；也未必太多自赏，倒是留下刚刚写完《白》稿且得到难得的肯定和评说之后的真实情状。平生不敢吹牛，更不习惯炒作，填一首拙词，泄一下窝聚胸间多年的创造欲望之气，于心理乃至生理都是一种释放的需要，词的韵律和平仄都顾不及了。
我后来意识到这一年——1992年，是我人生历程中最自在的一年。前文已涉及过我曾两次舍弃工作调动和行政晋级的机遇，而且坚决到毫不犹豫，无非是受着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的生理制约，也是专注到文学创作的兴趣已经无法改易的心理制约，直到发展为一个具象的“枕头”。这个“枕头”说来单纯到再不能单纯了，在我却时时感受到它的沉重的分量，从幼年的文学兴趣到中年的创作理想，已经凝聚为唯一的生命追求的实现了；这个“枕头”，能够让我以欣慰的心情枕着离开这个世界，不应是一个随意打制的东西。现在，有了高、洪、李的已经超过我期待的评说，我很快便从惊喜里沉静下来，以前所未有的轻松里的恬静心态，再看这道原和这条河的时候，完全是一种溶入的感觉，原上的一撮土一把草，河里的一掬水，此外似乎再没有什么更大的欲望了，我一个人住在原下祖居的屋院，早晨在小书屋里读苏轼读陆游也读李白杜甫；到午时热得受不住时便转移到上房旧屋，房顶掉瓦的小洞射进兰莹莹的阳光，还在咀嚼那些诗词里绝妙到令我不可思议的用词；晚上似乎更适宜我的心情，把竹椅挪到院子里，喝着茶，回味那些白天尚未记牢的诗句，月亮正悬浮在眼前的原顶上。我向来不说佛，也不问道，我的此刻的宁静自然不是从佛家道家修行达到的，而是做成了最想做的事之后获得的。
就在我游走在原坡和河川吟诵古典诗词的这段时月里，市内文学圈里纷纷议论着《白》，那时候没有电话等传话工具，我是丝毫也不得而知。直到有一天返城取干粮，一位我敬重的评论家托人捎话给我，急于要看《白》稿。《白》的那份复印稿我是交李星手的，他读过之后又交给一位朋友读，然后就传读下去。到我这时再问李星时，他也弄不清《白》稿在谁手里。几经追问，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建军家里。刘建军是我很敬重的评论家，出版过柳青的《创业史》的研究专著，也写过我的短篇小说《信任》的评论，能听到他对《白》的评说无疑是难得的。我找到刘老师家的时候，他让我看到生动的一幕，他的书房里摊开着《白》的书稿，卫生间里摊开着一部分书稿，卧室里也散放着几章。他说看似很乱的摆放着书稿，其实是家庭各位成员各读各的书稿部分。一家人都喜欢读，我的心理很受鼓舞，且不说刘老师的评说。我向他说了把书稿交给捎话要书稿的人，又回乡下来了。还有一件记忆不忘的事，后来我收到陕西师范大学当代文学评论家畅广元教授的一封信，谈了他读《白》的复印稿的印象。这位教授畅老师也是熟人，往时接触却不密切，他是《笔耕》文学评论组里的主笔之一，出语不俗而有分量，人刚到中年已经脱光了头发，颇给我某种威严的印象。《笔耕》文学评论组的几位主笔，对陕西新时期冒出的几位青年作家一直关注其创作发展动向，却不知是有意分工或是各有偏爱，又都有各自研究的作家对象，关注并指点我的创作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蒙万夫教授，写有专论。蒙老师不幸中年早逝，西安文理学院的王仲生教授，又偏向于对我写作的关注。以往和畅老师接触不多，他的信里对《白》的概括性评说给我鼓舞，能入得他的法眼，给我再添一份踏实。我记着他在信的末尾谈到一条很具体的意见，即红卫兵挖开朱先生的墓时发现的那块砖头，他说写到辨出一面刻着“天作孽犹可违”，另一面刻着“人作孽不可活”的细节就恰到好处，含蓄不露，符合朱先生的个性。我在后边还写了一个细节，红卫兵生气地把这块砖摔到地上，裂开，里面还发现一行字：“折腾到何日为止”。畅老师说这个细节是多余一笔，不仅不合朱先生的个性，太过直白，也太过神奇了。我接受这个看法，却没有及时删节，隐隐着别一种用心，即让神秘而睿智的朱先生对身后几十年的民族灾难“文革”，痛斥一声，一时竟顾不及人物个性和直白的弊病了。直到5年后的1997年冬天，茅盾文学奖评奖负责人传达两条修改意见，都是朱先生的两句话，却没有这一句。我同意做可能的修改时，经认真斟酌，把这句狗尾续貂的话删去了，这是我的选择，源自畅老师5年前的那封信的意见。后来又有朋友说这句话不当删，对“文革”这样的灾难，让朱先生痛斥一句是很解馋的……我却还是偏重于人物性格的合理和完整。好在修改和未修改的版本都在出版发行，读者按自己的兴趣选择，不碍。
这一年的8月，好久不写散文了，又触景生情写下《又见鹭鸶》。自小在灞河边见多不奇的鹭鸶鸟儿消失多年，这一年的春天在河边有草丛的浅水里，又发现了这白色精灵优雅的姿容，我从春天一直看到夏天，唯恐它另择他乡离开灞河。也许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吟诵得沉醉，便把“在水一方”的“所谓伊人”铺陈于文字。这应是我前所未有的颇多闲情逸兴味儿的散文，由此也引发了后来散文写作的持续不减的兴趣。这样恬静的情绪一直持续着。大约到了秋天，收到何启治有确切安排意见的一封信，已确定《白》在《当代》年末最后一期和1993年第一期各发表一半，单行本出书要等到来年了。从3月交稿到年末在《当代》发表，再到第二年出书，在今天看来似乎拖得太久了，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还在原来的计划经济运作习惯里，算是正常的出书速度，我也没有早点出书的要求，单是有了这个很确定的发表和出书的安排意见，已经很有盼头了。我在原坡和河川散步，看草木的叶子的颜色日见加深，再变黄，直到树叶纷纷飘落，冬天在一场西北风的侵袭过程里，来到了。
算计着《当代》杂志出版的时间，我找到《陕西日报》既当编辑又兼创作的朋友田长山，请他在报纸写一则书讯，把《白》在《当代》即将发表的讯息，告知那些关注这部小说的朋友和读者。在长山的卧室兼书房里，我简单地说明了来意和关于这部小说在《当代》即将发表的情况。长山很快拟出一篇草样。我看了后很坦率地谈了意见，不要一句溢美之词，因为这些好话在未被读者的阅读印证之前，应该说是强加；索性不提内容介绍，因为很难概括，只说这部小说写的是1949年以前的乡村故事就行了；不必太强调作者耗时6年的事，也是取决于读者对小说的兴趣，如果读者读不出兴趣，耗时10年也无用，创作时间的短长不是作品的决定因素。田长山是我的老朋友，曾经合作写过一篇报告文学，且获得了全国奖，没有任何可计较的心理障碍。他半笑半梗地盯住我说，这不准说那不能写，倒叫我写啥呀……最后形成百字左右的一则书讯，竟然让两个作家兄弟耗去一个多小时的斟酌。这是《白》书发表和出版前唯一一篇宣传文字。在我来说，这不单是个人处事的性格因素，更多的是对写作的理解，对一部小说的评判，既要文学评论家的审判，更有文学圈外无以数计的读者的阅读判断，这两个方面常常脱节，也有完全一致的先例，印象深的是新时期的《人生》。尽管已有高、洪、李以及后来几位传阅复印稿的刘、畅等评论家的评说，我仍不敢确定发表和出版之后，文学圈外的社会层面的读者会有怎样的阅读反应。如果读者反应冷淡，且不说反感，那些宣传里的溢美之词，无疑就成为对我的反讽。我怕这种结果。
刊有《白》书前半部的《当代》出版发行了，我从乡下赶到城里，找到离我最近的一家邮局购买，已经售完。我又赶到西安市最大的钟楼邮局大楼的时候，也已告罄，售货女孩随意地对我说，这期《当代》发表了咱陕西一个叫陈什么的作家的长篇《白鹿原》，我这儿50本《当代》两天就卖完了，还不断有人来问，你来的太迟了。她还告诉我，更保险的办法是预购登记，可以保证买到明年第一期，并拿出那个登记本，我看到一串陌生的名字，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我没有登记，主要是想到会露出她刚才说的“陈什么的作家”的那个“什么”的答案。尽管没有买到刊物，心理踊跃着的鼓舞，足以安慰遗憾，那么多我不认识的文学圈外的读者争购《当代》，我感受到一种鼓舞，便回到乡下，读古诗词更有情趣了。我对普通读者的关注，几乎是一种深层心理的敏感。致成这种敏感的因由有两件事，一是上世纪80年代头上，我发表了一批短篇小说，也获过全国奖和地方刊物奖，父亲要看我的小说，看过却不冷不热地说，还是《三国》、《水浒》好看。我有一种无以出口的挫败感。再一次是《人生》发表后，我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碰见一位初中同学，他挡住我直言坦诚地说，他听广播听到《人生》，太好了，你怎么弄不出《人生》这样的作品？他也曾经是一位文学写作爱好者。我的挫伤可想而知。许是这两件不经意发生的小事，便铸成了我尤其看重普通读者反应的心理刻记，如我的父亲和我的同学如果有一天会说一声好，也许不亚于评论家的好评。
《白》的出版是1993年6月，真正上市大约已到七、八月份了。我应邀到书店为读者签名售书。大约是早晨8时左右，我赶到书店门口的时候，看到了排着看不到尾的长队，竟然有点不知所措，便坐下开始签名，几乎不容抬头，签到12时许，简单吃了午饭，继续签名，直到太阳西沉。形成这种热销的场面，得助于两家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白》在《当代》发表后，西安广播电台便选中连播，于1993年4月中旬开播。稍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始连播《白》。在一天的不同时段两家电台都在播出。有这么多人排队购买《白》，无疑是两家广播电台播出的直接效果。我很清楚，除了《陕西日报》刊登的百字左右的书讯，此间再没有任何对《白》的宣传文字。《当代》杂志的订购和零售册数毕竟有限，能招惹这么多普通读者来争购，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便是两家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播的效应。此刻，我有自信面对那位恨铁不成钢的初中同学了。只是无法判断，如若父亲还活着，看到《白》会怎么说，他的参照样本太令我畏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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