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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赋作有骚体赋、散大赋和小赋。在三者中，能代表汉代文学特色的是散大赋，能代表汉家帝国气象的也是散大赋。汉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大交融、大交汇的时代。汉赋，特别是散大赋如同汉代其他文化式样一样，在文化上整合前代，承接着多方位的文化源头。
在历代赋论中，失之于偏者多，许多人只注重赋的诗、骚传统，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影响；象章学诚：“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文史通义·汉志诗赋》）这样切合汉赋文化特点的言论，十分少见。失之于偏者多，是因为赋受影响于诗、骚的特征明显，不必细察即可发见；得之于全者少，是因为赋受诗、骚以外传统的影响，需沉潜玩味，才能剔发。
概而言之，我认为汉赋，特别是散大赋：精神实质承继于诗教；华丽的辞采形式嬗变于屈骚；多变的内容结构出入战国诸子。
一、散大赋与诗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辑有作品三百零五篇。就《诗经》的整体而言，它属于庙堂文学，雅和颂是主体。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郑玄《诗谱序》）
“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朱熹《诗集传序》）
以上所引二段，是汉儒、宋儒有代表性的言论，可以说明在古代文化传统中，以雅、颂为诗之正经是基本常识。然而，自“五·四”以后，由于受民歌正统论的影响和反封建思潮的左右，现代人相对于古代人而言，理解《诗经》的思想背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现代学人撰写的文学史里，许多诗篇从反封建，批判现实的角度加以阐释；而且《诗经》中，厉、幽以后的诗作，变风变雅的倾向被充分地显露了出来。比如：《周南·蠡斯》篇，朱熹认为是祝愿贵族子孙众多的诗篇；而高亨先生则认为是诅咒讽刺剥削者的短歌。现代人明白了这一层释读诗经的文化背景上的转换，对雅、颂为诗之正经的理解会更深入些。
唯其如此，班固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是“雅、颂之亚也”，这是因为散大赋如同雅、颂之诗篇一样，是为润色鸿业，为抒下情而通讽喻，为宣上德而尽忠孝而作的。许多文学史书，指摘汉大赋为庙堂文学。汉大赋确实是庙堂文学，但是，对强盛朝代的讴歌，有什么过错呢？我们今天不是也要赞美颂扬政兴民安的现实社会吗？从周之盛世到汉之盛世，中间经历了一段为时不短的乱离黑暗历史时期。文景安定，汉武鼎盛。面对着大汉帝国气象，文人志士满怀信心，豪情勃发，好象一下子感悟到了成熟于西周初年的雅、颂精神。《诗经》里雅、颂传统在散大赋中找到了承继之所。于是“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班固《两都赋序》）这是何等感人的颂歌时代啊！刘勰说赋受命于诗人。我认为所谓“命”也者，即是诗之雅、颂精神。
由诗之雅、颂到赋之揄扬赞美是值得玩味的逻辑现象。从表面上看，好像作为“雅、颂之亚”的赋又重视了雅、颂精神；而实质上，散大赋不仅不是“雅、颂之亚”，大大地超越了《诗经》的雅、颂传统，而且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把雅、颂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意境。在《诗经》中颂歌的主体是祖宗和祖先神，虽然周人已有敬德保民的思想，但《诗经》里雅、颂之作，依然充满了敬畏、神秘的特点。其“于穆清庙，肃雝显相”（《清庙》）；其“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是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维天之命》）；其“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崧高》）；其“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等，不都是这样的雅、颂之作吗？然而，在汉散大赋中，歌颂的主体则是帝王了。虽然它也叙及授权于天子的“天命”、‘上帝’，宣讲‘天命有圣，托之大汉’，‘上帝受命，将昭其烈’；但上帝已不是作品颂扬膜拜的偶像，而是降为帝王权力的护持者，降到了作为人君权力保障的监护地位。而且赋家还要帝王‘参天贰地’，宣称上天幽远，汉帝圣明，可以配天。‘人’的地位显著提高了。”（康金声《汉赋纵横》，山西人民出版社，92年版，P77）与此同时， 散大赋充满了对现实世界每一方面每一细节的关心，都城建筑、山川物产、宫殿馆阁、苑囿射猎、拓边征战、歌舞宴乐，棋博杂戏等等，统统在大赋作家的笔下得到了描绘。汉代的其他艺术品种也是这样。南阳的汉墓画像石，嘉祥的画像石，四川的汉画像石，还有长沙马王堆的帛画，画中神话故事、神仙形象和人间故事、人物形象杂陈，其“题材、图景尽管有些是如此荒诞不经，迷信至极，但其艺术风格和美学基调既不恐怖威吓，也不消沉颓废，毋宁是愉快、乐观、积极和开朗的。人间的生活兴趣不但没有因向往神仙世界而零落凋谢，相反，是更为生意盎然、生机蓬勃，使天上天充满了人间的乐趣，使这个神的世界也那么稚气天真。它不是神对人的征服，毋宁是人对神的征服。神在这里还没有作为异己的对象和力量，毋宁是人的直接伸延。”（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4年版，P91）总之，面对着这么一个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国度统一而繁荣昌盛的时代，汉大赋为代表的各种文学艺术形式，都成了颂歌的载体，汉人通过文字的图象的琳琅满目五色缤纷形象系列的展示，强有力地表现了人对物质世界和自然对象的征服。这与《诗经》的雅、颂传统，无论如何都有着很大的区别，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更体现了文学艺术观念上的进步。
除了上述以外，汉赋的韵律格式，也受到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古诗的影响。比如：汉代散体赋多用四言句式，即正是《诗经》的格局。
二、汉赋与屈骚
散大赋由骚体赋转变而来，骚体赋是楚辞的变种。汉人常常“辞”、“赋”并称，“辞”、“赋”不分。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把屈原和其他“楚辞”家的诗歌全部归入赋类。这样做，在现代人看来确实不够恰当，但这种分类法恰好折射出了汉代人视“骚为赋之祖”（刘熙载语）的文学态度。
那么，楚辞究竟在那些方面对汉赋产生了影响呢？
1.汉赋中抒情述志的赋，是在楚辞的启发影响下产生的。
《汉书·艺文志》说：“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贤人失志，悲惋抑郁，则有楚辞。楚辞创立之后，文人志士祖述模仿楚辞而伸情怀成了习尚。贾谊之《吊屈原赋》、董仲舒之《士不遇赋》、司马迁之《悲士不遇赋》、蔡邕之《述行赋》、张衡之《思玄赋》等赋作，即是拟骚之作。赋家的拟骚之作，有时不仅仅是在创作思路上受启发于楚辞，文字内容上也稍变花样直接取材于楚辞：
①《楚辞·离骚》：“恐鹈
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张衡《思玄赋》：“恃已知而华予兮，鹈鸣而不芳。”
②《楚辞·少司命》：“与女
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张衡《思玄赋》：“旦余兮清源兮，晞余发于朝阳。”
2.汉赋的辞采华丽受影响于楚辞
在汉赋中，楚辞中大量的神奇美丽的词汇，如：香花、香草、飞龙、瑶象、玉鸾、神鸟、玉轪、云旗、仙乡、帝都等，频繁再现。试读扬雄《甘泉赋》写汉成帝的祭祀队伍：
“于是乃命群僚，历吉日，协灵辰，星陈而天行，诏招摇与泰阴兮，伏钩陈使当兵。属堪舆以壁垒兮，梢夔
而失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跸兮，振殷辚而军装。蚩尤之伦，带干将而秉玉戚兮，飞蒙葺而走陆梁。齐总总以撙撙其相胶葛兮，骇飙云讯，奋以方攘……于是乘舆乃登夫凤凰兮而翳华芝、驷苍螭兮六素虬……”这段美丽的文字，不论其用词特点，还是行文方式，让我们一下子可以联想到楚辞。
再看司马相如《长门赋》：“登兰台而遥望兮，神恍恍而外淫，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昼阴。”一句，《楚辞·山鬼》：“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一句，简直呼之即出。故而刘勰说：“故（楚辞）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兮！……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文心雕龙·辨骚》）
3.汉赋的虚构夸张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深受楚辞的影响。
楚辞的完成，把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向了极致，其“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其“康回倾地，夷羿抶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惊采绝艳，令人叹为观之。从战国末年到汉家，“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盛。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同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至东京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无不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刘勰《文心雕龙·夸饰》）这段话说得很明白，由屈原始，至宋玉、景差之徒，再到相如、扬雄诸赋家，有一条承继相续的浪漫主义创作传统。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离骚》为主，《山海经》、《舆地志》、《尔雅》诸书为辅。”联系具体赋作思考，可知谢氏之言并非凿空之论。且不说《离骚》里：“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的情节，一变而为汉大赋中，帝王浩浩荡荡游猎的场面，即以张衡之《思玄赋》而言，基本上可看作是《离骚》的全盘抄袭。在《思玄赋》中，张衡也先说自己“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而弗违”，内美可则，然而小人作梗，报国无门，“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尝”，无奈，只好天地上下四面八方周游起来，蓬莱、瀛洲、扶桑、汤谷、昆仑、阆风、层城、弱水这些神仙地界都去了，西王母、宓妃、巫咸、天皇等神仙人物都见了。但是，心中的祖国终究放不下，“据开阳而俯眡兮，临旧乡之谙蔼；悲离居之劳心兮，情悁悁而思归；魂眷眷而屡顾兮，马倚图辀而徘徊；虽遨游以愉乐兮，岂愁慕之可怀；出阊阖兮降天途，……倏眩眃兮反常闾。”现实人间又回来了。通篇布局，尤其结尾，与《离骚》身影符契。
汉初楚声大倡，赋家创作受楚辞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现在，多数文学史书把汉初楚声大倡的现象归因于汉家君臣多为楚人之故。这固然不错。但仅仅这样理解，尚欠完备，而且也太过于表面化。我认为其更为深层的原因，应有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楚辞经屈原创成，由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促劲，在汉初正处于新文体“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的祖述模拟期。因此，汉人之好楚声是文理之必然。甚或可以这样推测，如果齐人一统中华，也会一样地好楚声。
其二，饱受战国之乱离，项、刘之屠杀的汉初之民，心中满蓄愁悲怨愤之情，楚辞之哀婉悱恻，对于慰藉发抒其情怀，恰相吻合。因此，汉人之好楚声，出于世势之必然。
高祖元年是公元前206年，武帝元年是公元前140年。六十六年间，经文、景之治，汉家国力益强，百姓富足，藩国势大。从政治上说，汉武之时，如再沿旧制，无为而治，汉家江山将溃败于内争。为维护王权，汉家需要一个统一的官方指导思想体系，而不能再容忍藩国自制体统，如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似的伺机夺权；汉家也需要破碎各藩国所承继战国以来的养士传统，把纵横策士思想浓重的文人牢笼起来，让他们为歌颂大汉江山而服务。另一方面，从民众心态上说，六十六年的安定，足以让受伤的心灵得以抚慰，使大多数人乐而忘悲。而从文学发展规律上说，屈原以后，百余年的祖述模拟，足以让楚辞这一新文体的意蕴挖掘殆尽。于是，在上述多方面力量的促动下，文学形式又开始了新的变化。时代的昌盛欢快要求新文体变化能离怨愤悲苦入愉悦歌颂之境，要求新文体能展现大汉帝国的恢宏气势。应运而生的汉大赋恰好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任务。而且楚辞的诸多影响使汉赋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
三、汉赋与先秦诸子
自春秋学下于野，诸子蜂起，炳耀垂文。“……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僚，术通而文纯；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渺工，每环奥义；怀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文心雕龙·诸子》）继诗经而后，先秦散文繁盛精巧。先秦诸子之思想、之文体，都对汉赋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先秦神仙思想的影响
汉人许多赋作言及神仙，这些赋作有司马相如《大人赋》；扬雄《甘泉赋》、《羽猎赋》、《长构赋》、《太玄赋》、《核灵赋》、《逐贫赋》；桓谭《仙赋》；班彪《览海赋》、《北征赋》；冯衍《显志赋》；傅毅《洛都赋》；张衡《思玄赋》、《七辩》、《西京赋》、《东京赋》；王粲《白鹤赋》；刘歆《甘泉赋》等。
在中国古代，从战国时到秦汉，神仙思想特别浓重，求神拜仙的风气蔓延于整个社会。到战国中后期，昆仑神话系统和蓬莱神话系统逐渐地合而为一。《战国策·楚策》里有一则故事说：“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杀。”由这则故事可以看出，当时在楚地，以楚为代表的昆仑神话系统与以燕齐海上阴阳家为代表的蓬莱神话系统，确实已经相互融合了起来。
在理论思想上，《老子》之专气致柔，能如婴孩乎：；《庄子》之“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以及《楚辞》中的神仙思想言论，都对于汉代辞赋产生了很直接的影响。而汉代帝王的钟爱求仙，则又使汉代辞赋家关于神仙的创作描绘，增加了许多动力。《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见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赋》。”本来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如即有神仙思想，而且在创作中亦涉笔神仙之事；见汉武好仙，司马相如关于神仙的创作，更加活跃膨胀了起来。“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西望昆仓之轧沕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登阆风而遥集兮，亢鸟腾而噎止，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暠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鸟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大人赋》恍惚迷离，让汉武帝也缥缥有凌云之志。从《大人赋》中，我们能找到《楚辞》的影子，以至于后人聚讼纷纭于《远游》与《大人赋》，难有定论；从《大人赋》中，我们也能找到老庄的思想痕迹，如：“呼吸沆瀣兮餐朝霞”，正是《庄子》中“吸风饮露”的神人影子；从《大人赋》中，我们还可以找到蓬莱神话系统的影响，如“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兮，诏岐伯使尚方。”
最有趣味的是班彪的《览海赋》。这篇赋作同桓谭的《仙赋》，冯衍的《显志赋》，张衡的《思玄赋》和《七辩》等作品一样，纯是赋作中的游仙之作。
余有事于淮浦，览沧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从容而遂行。驰鸿濑以缥鹜，翼飞风而迴翔。顾百川之分流，焕烂漫以成章。风波薄其裒裒，邈浩浩以汤汤。指日月以为表，索方瀛与壶梁。曜金璆以为眃，次玉石而为堂。蓂芝列于阶路，涌醴渐于中唐。朱紫彩烂，明珠夜光。松乔坐于东序，王母处于西箱。命韩众与岐伯，讲神篇而校灵章。愿结旅而自托，因离世而高游。骋飞龙之骖驾，历八极而四周。遂竦节而响应，勿轻举而神浮。遵霓雾之掩荡，登云途以凌厉。乘虚风而体景，超太清以增逝。麾天阍以启路，闢阊阖而望余。通王谒于紫宫，拜太一而受符。
在这篇赋中，班彪想象自己如孔子一样乘桴浮于海，去浩瀚无垠的大海中找寻蓬莱仙岛；《楚辞》里的西王母、赤松、王乔这些神仙人物被搬到了渤海仙岛上；韩众与岐伯，被命以“讲神篇而校灵章。”很显然，战国中期而后合流的昆仑神话系统与蓬莱神话系统，在《览海赋》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2.滑稽传统的影响
司马迁写《史记》，专有一篇《滑稽列传》，为从战国时到汉武时，以倡优身份侍从于帝王身边的“谈言微中”的智者作传。象淳于髡，优孟，优旃这样的人，生活在帝王身边，为了既能匡正谏止君恶，又能保全自身的性命，不得不尽心研究进谏的语言艺术。
在《史记》中，从淳于髡到优孟到优旃，代表着一条滑稽传统，这些人通过滑稽的方式既很好地谏阻了君王的恣意妄为，又完好地保全了身家性命。汉代秦兴，帝王的品性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替有所变化，身边谏臣仍然如陪伴老虎一样陪伴君王。作为言语侍从之臣，位类倡优的辞赋家，要想有所谏止，只有采取先秦以来的滑稽方式以讽谏。比如：扬雄到甘泉宫去，看到宫殿极其壮丽侈靡，心动难静。他极为矛盾，他“欲谏非其时，欲默不能己。”“怎么办呢？他干脆采取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所能为，党鬼神可也。也即拼命地描写它，把它宏伟壮丽与天帝的宫室相比，说这样的建筑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只有鬼神才能完成。他希望这样说使汉成帝受到教益。这也就是所谓‘推而隆之’者，拼命地说反话，也就是反话正说，以此讽谏君上也。”（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第319页）。
扬雄等辞赋家的讽谏方式，让人一下子就会联想到优孟和优旃的滑稽方式。为了谏止，优孟、优旃都采取反话正说的方法。楚庄王要葬马以大夫之礼，优孟认为礼太薄，应改为人君之礼；始皇要大苑囿，优旃积极响应，说麋鹿多了，可以作战士用。优孟和优旃都达到了进谏的目的，那扬雄等辞赋家的讽谏效果如何呢？“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飘飘有凌云之志。”（《汉书·扬雄传》）因而，扬雄少而好赋，壮而不为，他说：“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扬雄《法言·吾子》）
为什么散大赋中的讽会变为劝呢？我认为这与当时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宣汉心理有关。面对着繁荣稳定的大汉帝国，人们正挖空心思般搜寻词汇以歌颂揄扬，辞赋家的反话正说恰被理解为颂美之声而接受了下来。想一想，大跃进年代，亩产十几万斤，不是也被大多数人相信为事实吗？而且某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还曾虔诚地用精密的数学理论予以论证其合理性吗！由此可见，知世而论文，是多么重要！
3.纵横策士之风的影响
汉赋受《诗经》和《楚辞》的影响很大。诗和骚都是先秦诗歌。除了诗歌而外，先秦诸子散文在战国时期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无论是其思想水平还是其艺术成就都达到了令后世惊叹的境界。汉赋，特别是汉大赋，在假设问对中的那些侈陈形势、恢廓声势的言辞；那些排比谐隐的征材聚事的手法，都容易让人联想到先秦散文。中国古代学术自春秋下于野之后，因为“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庄子·天下》）至战国时期，由于当时的国际斗争越来越复杂，国际竞争越来越残酷，因而先秦思想家的文风都很犀利，个个都象是唇刀舌剑的辩士。当然，在先秦诸子中，那些惯于纵横捭阖的策士，如苏秦、张仪之流，文章的声势最为恢廓。《战国策》主要记载了纵横家的言谈，其中的一些篇章段落和赋体十分接近。如：班固《两都赋》里描述长安说：“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华实之毛，则九洲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隩区焉。”这段文字和苏秦说燕文侯所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细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何其相似！《战国策·楚策》中《庄辛见楚襄王》一章，清人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时，把它直接划归入《辞赋类》。为便于叙述，录全文如下：
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袄祥乎？”庄辛曰：“臣诚见其必然者也，非敢以为国袄祥也。君王卒幸四子不衰，楚国必亡矣！臣请辟于赵；淹留以观之。”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掩于城阳，于是使人发驺征庄辛于赵。庄辛曰：“诺”。庄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
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见免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
“王独不见夫晴蛉乎？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俯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饴胶丝，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食也。”
“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将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类为招。昼游乎茂树，夕调乎酸碱。倏忽之间，坠于公子之手。”
“夫黄雀其小者也，黄鹄因是以！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
鲤，仰啮
衡，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射者方将修其
卢，治其缯缴，将加已乎百仞之上，被
磻，引微缴，折清风而抎矣。故昼游乎江湖，夕调乎鼎鼐。”
“夫黄雀其小者也，蔡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菇溪之流，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系已以朱丝而见之也。”
“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栗，而戴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已乎黾塞之外。”
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于是乃以执硅授之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
这段文字，无论其问答方式，还是其体物铺排的描写，还是其踵事增华的气势，都与汉大赋有类同之处。
章学诚认为汉赋：“假设对问，《庄子》《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文史通义·汉志诗赋》）我们读汉赋可以明确地感受到章氏之论并非虚发。从文化承继的角度而言，赋受影响于先秦诸子，尤其受影响于纵横策士，这是绝无问题的。而换一角度，从纵横家在汉之衰息而论，说赋脱胎于纵横家也无不可。
章太炎在《章太炎的白话文》里论及汉赋时说：“纵横家的话，本来有几分象赋，到天下一统的时候，纵横家用不着，就变作辞赋家。”事实也确乎如此。汉家定鼎西京之后，本来纵横家们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但由于汉家初封诸侯过大，而且这些新封的诸侯马上续接上了战国之时的养士传统，因此在汉初纵横家又活跃了起来。七国之乱的酿成，与纵横策士们的鼓动不是没有关系。这些纵横策士祖师于战国时之纵横家，自有谱系；其所长在于离合形势，故而“中央政府”中呆不住，差不多都挤在诸侯门下。汉初，这些人写骚体赋，因为没有用武之地，满腔子怨愤情绪；汉武集权而后，这些人眼见着汉家的统一强盛，眼见着纵横捭阖时代的终结，象枚乘、司马相如一班思想转变快的辞赋家，马上调整写作方法，变怨为颂，于是揄扬声威，散大赋兴起。
因此，总结上面的叙述，可以说先秦诸子里的纵横家影响汉赋的写作风格，而同时汉初的第一批辞赋家直接由纵横策士转变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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