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音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史学论文,语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0）01—0131—05
一、汉语语音史学科在本世纪初诞生
汉语语音史是二十世纪初诞生的崭新学科，它既是传统音韵学的高级阶段，是音韵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音韵学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蜕变。
1.史料、史实和史观
历史科学不同于历史事实。传统音韵学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剔选出大量的史实，也不乏精辟的发展观念。但是，直到本世纪初，发源于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言地理学、语音学（生理的、物理的和社会的）传入我国或应用于我国的音韵研究，我们才对作为语言本质属性的语音有了唯物的认识，有了描写记录的方法和观念，有了对语音系统的发展研究的立足点和视角。汉语语音的发展变化脉络才有了逐步理清的可能，一个正确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学科——科学的语音史才得以诞生。
2.研究规模
一门学科的形成应具备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
西洋传教士用音标记录汉语，应该说从明代中叶就已开始。但以语言学研究为目的，有相当的语音学知识和历史观点的学者，应从尚克算起，他有《陆丰方言》和《古代汉语语音学》（1900）问世。后来又有马伯乐的《越南语音史研究》（1912）、高本汉的《现代方言描写语音学》（1915）。他们虽都是西洋人（英、法、瑞典），却成为科学的汉语语音史学的创建者。尚克（商克、沙昂克）的《古代汉语语音学》是第一部汉语语音史著作，发表时间恰是世纪之交。
3.研究语音史的材料、方法和工具
除了传统音韵学的材料（韵文、谐声、异文、直音、反切、等韵）外，语音史学又发展为对现代方言、汉外比较材料的利用。这种拓展也带来方法上的变革。有目的科学的方音调查和比较研究，开始于西洋学者，经钱玄同、魏建功、沈兼士等人的提倡，赵元任、罗常培等人的实践，成为语音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基本功之一。汉外比较，包括钢和泰（俄）马伯乐对梵汉对音的探索，高本汉对日、朝、越译音的利用，到龙果夫（俄）利用八思巴字，到后来汉藏系语言的词音比较，这种方法上的开拓，也起始于本世纪初。
即使仅从文献材料来看，殷墟甲骨和敦煌手卷的发现也在世纪之交。 这类原始文献，比起辗转抄布的文献，对于语言史（包括语音史）研究的价值要高得多。敦煌发现的切韵残卷、守温字母等早已被语音史研究者利用，据甲骨文献作商代音系研究也有了开始。
作为语音史研究的基本工具的音标也是随着方音调查应用于汉语实际的，世纪初的国语统一运动，促使语音工作者对汉语语音作研究，一些反映汉语特点的音标符号（如送气符号、舌尖元音）丰富发展了国际音标的系统，而五度标调法也是在这时创制的。
二、语音史研究的范围和内容
传统音韵学对语音的研究只限于汉字音类的归纳，时代上也只限于切韵和周秦两段。
语音史着眼于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进行语音系统的描写和构拟。创始时期就抓住三个环节：现代方音、切韵音和周秦古音。不久即扩展到以中原音韵为中心的近代北音。对汉魏六朝，宋代和明清也有了初步的研究。历代音系的研究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韵书、韵图的收辑整理，历代诗文的韵例、格律研究，因为观念方法工具的革新，也成为语音史的辅助学科，其内容成果或可视为汉语语音史的一部分。
史前语音研究（远古汉语、原始汉藏语）似乎应归入汉语语音史学科。
现代汉语方言学的音韵部分当然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属双重领导。
近年来汉语语音史还有新的分支史。其一，是音节结构成分的分别研究，如声调演变、入声韵尾演变。其二是语流音变的分别研究，如连读音变；其三是方言上溯，如原始吴语、原始闽语的研究。
我们谈汉语音史学科的发展，上述内容都应包括在“汉语语音史学科”内。
三、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
汉语语音史学科近百年可大致分成五个阶段，（1）1900—1930 为拓荒期；（2）1931—1937年为耕耘期；（3）1938—1948年为蓄势期；（4）1949—1978年为增播期；（5）1979—1998年繁华期。
（一）拓荒期（1900—1930）
30年中又可分为两段。头20年是外国汉学家在中国音韵学积累的材料上引入先进的语言学理论方法，草创汉语语音史研究局面；后10年是中国学者学习先进理论方法，在各个方面试验并获得初步成功，也仍有外国汉学家在某些方面作着开创指导性的示范。
前半段的实绩主要有尚克的《古代汉语语音学》（1900）、高本汉的《古代汉语》（1915）、《现代方言描写语音学》（1916）、《历史上的研究》（1919）、马伯乐的《越南语音史研究》（1912）、《唐代长安方言》（1920）。
后半段中， 高本汉的重要论著被先后译成中文（包括高本汉写于1923年的《答马斯贝罗论切韵之音》、《谐声说》、《上古中国音的几个问题》），钢和秦、西门华特、龙果夫也先后有研究汉语古音的论著发表，有的被译成中文。
林语堂、赵元任、王静如在译介外国论著的同时，也开始了自己新的研究，写出了《古有复辅音说》（林1923年）、《中古汉语内部的语音区别》（赵1904年），《跋高本汉的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并论冬蒸两部》（王1930）。
新方法的引进吸收在各方面都初见成效，如：据梵汉对音研究古音值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汪荣宝），整理古代音系框架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黄淬伯），据异文定音值的《喻母古读考》（曾运乾），细致描写东南方音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赵元任）《厦门音系》（罗常培），都是这个时期写成的。中国学者凭借自己的音韵学功底，很快就掌握了西方的理论方法，并更熟练地运用于中国实际。
（二）耕耘期（1931—1937）
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已成为汉语语音史研究的主角，逐步发挥其传统音韵学功底深厚的优势，把汉语音韵的各个方面研究引向深入，同时对高本汉等人的方法失误提出批评和修正。
这一时期汉语语音史研究成绩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方法修正、史料整理和方音调查。
1.方法修正，主要指对高本汉的方法结论的修正和补充。
1931年，罗常培据六朝用韵的归纳分析，写出了《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高本汉切韵音读商榷之一》，又据梵汉对音和现代方音写出了《知彻澄娘音值考》，李方桂据诗经押韵和谐声材料写出《切韵
的来源》，是中国语音史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1936年，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翻译《中国音韵学研究》，实际上是对高本汉原著的修订。罗常培在这个时期对艾约瑟、伯希和、武尔披齐利、高本汉的音韵学论著都有专文评介，对西方学者的汉语语音史研究上的得失作了客观评价。
1935年出版的两部书：王力《中国音韵学》、魏建功《古音系研究》，都是继承传统音韵学成果，吸收西来的科学方法，建立中国特色的语音史研究理论方法体系的尝试。
2.史料整理
为了开展对汉语语音史全面深入研究的需要，这个时期开始了对反切韵书韵图韵文资料的广泛整理研究，包括用新方法观点对传统音韵成果的进一步研究。
1931年有白涤洲的《广韵声纽韵类统计》、《集韵声类考》；
1932年有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赵荫堂《中原音韵研究》；
1933年有王越《汉魏乐府释音》，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梵汉对音材料）；
1935年有罗常培《通志七音略研究》，王力《类音研究》；
1936年有于安澜《汉魏六朝韵谱》，王力《南北朝诗人用韵考》，严学窘《大徐本说文反切的音系》，周祖谟《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
3.方音调查
罗常培1932年有文《西洋人研究中国方音的成绩及其缺点》，1933年又有《方音研究的最新进展》，1936年他出版了《临川音系》。
这段时间里，白涤州对陕西42县作了方言调查，发表有《关中入声之变化》、《关中入声变读的原因和程序》（1935、1936）。（调查遗稿后由喻世常整理成《关中方言调查报告》，1954年出版。）
罗常培调查了皖南6县46点的方言， 发表有《徽州方言的几个要点》（1934），《绩溪方言述略》（1937）。
史语所先后组织了对江西、湖南、湖北方言的调查，赵元任发表有《钟祥方言记》（1939），湖北全部调查材料汇编为《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年出版。
这些调查都以语音为主，积累了大量方音材料，比起高本汉构拟切韵音系时，有了更多更准确的方音依据。赵元任《中国方言爆发音的种类》（1935年）就对古声母的拟测提供了参考。
王力也在国外完成了他的《博白方音实验录》。
（三）蓄势期（1938—1948）
战争环境造成了研究条件的诸多不便，物质生活的艰辛又磨砺了精神追求的执着。一批学者潜心文献的深入考索，有似于精耕细作；一批学者（主要是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地区）致力边疆民族语言调查，对后来的汉藏语系比较、探索史前汉语面貌，则像是积肥蓄水。这个时期结束时，完成了一批扎实精深的汉语语音史著作，造就了一批语音史研究专家。主要有成熟于西南的罗门弟子和滞留古都的陆志韦、周祖谟等。
1.西南语言研究。
罗常培说：“自从1938年春天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相继搬到昆明，一部分研究语言的人，一方面想尽量发掘这块语言学的黄金地，一方面感觉图书仪器缺乏别项工作不易进行，都打算利用当前环境作一点垦荒事业。五年以来由两三个中年人领导几个青年人，在交通梗阻、生活高涨、经费拮据、印刷困难的情境之下，大家咬紧牙关也还作了些工作。”
据罗所记，工作分五类四十一种。（甲）汉语研究：（1 ）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2）保山话记音，（3）洱海沿岸四县方言调查， （4）蒙自同音字汇，（5）云南全省方言调查（98县123点）；（乙）台语研究：（1）整董摆夷语研究，（2）剥隘土语调查，（3 ）盈江摆夷语词汇，（4）莲山摆夷语文初探，（5）云南罗平县境内台语，（6 ）漠沙士语调查，（7）元江水摆夷语调查；（丙）藏缅语研究：（1）蒙自附近的一种倮倮语研究，（2）利波语研究，（3）昆明附近的一种散民语（撒尼），（4）撒民倮语语法，（5）寻甸禄劝两县黑夷语文调查，（6）昆明黑尼语研究，（7）新平杨武坝纳苏语调查，（8 ）新平杨武坝附近的窝尼语，（9）峨山窝尼语初探，（10 ）记栗粟语音兼论所谓栗粟文，（11）福贡栗粟语初探，（12）丽江么
语调查，（13）维西么语研究，（14）贡山俅语初采，（15）贡山怒语词汇，（16）茶山语调查，（17）浪速语调查，（18）山头语调查；（丁）民家语（夷汉混合语）研究：（1）兰坪拉马语调查，（2）大理民家语调查，（3）宾川民家语调查，（4）邓川民家语调查，（5）洱源民家语调查， （6）鹤庆民家语调查，（7）剑川民家语调查，（8 ）剑川民家故事记音，（9）云龙民家语调查，（10）泸水民家语调查； （戊）苗语研究：峨山青苗语调查。
参加这些工作的除罗常培、李方桂、丁声树、董同龢、杨时逢，还有张琨、邢公畹、傅懋勣、马学良、高华年、袁家骅等，闻宥也作了藏缅语的许多调查。
当时利用调查资料考查汉语史的有邢公畹《论中古汉语元音之长短》（1945）。
2.“重纽研究”和切韵音、上古音的构拟。
陆志韦说：“二十七年（1938）之夏，困处燕郊，自知尔后数年，不复能作实地研究。……镇日无聊，辄取古人音书拉杂读之……去年（1942）五月……生活无计，……余惟排除烦虑，专治音学。”环境的困顿，竟成就了一代学人的潜心精研。
高本汉草创切韵音系时，利用传统音韵学成果有不少粗疏之处，对《广韵》的重纽现象的漠视就是一大疏漏，这使他的中古音、上古音构拟工作留下隐患。对“重纽”差异及其语音实质的研究成为语音史研究深入的一个关键。 陆志韦《三四等与所谓“喻化”》（1939），王静如《论开合口》（1941）《论古汉语之腭介音》（1948）， 周法高《广韵重纽的研究》（1944油印、1948发表），董同龢《广韵重纽试释》（1944油印、1948发表），都是讨论这一问题的。这一问题的认识影响到以后各家中古拟音。多数人都认识到“重纽”三四等不同是上古各有来源，这又影响到上古音构拟。
陆志韦对中古音、上古音的构拟见《古音说略》（1943完稿1947发表），董同龢的上古音研究写成了《上古音韵表稿》（1944年完稿，1948年发表）。李荣则通过对《切韵》深入考查和梵汉对音的利用完成了《切韵音系》（1945年，后于1952年出版）。
3.对音韵文献的整理研究
对直音、反切材料系统整理的有：陆志韦《说文读若音订》（1946）、《论广韵五十一声类》（1940），周祖谟 《陈澧切韵考辨误》 （1940）、《宋代汴洛语音考》（1943），张世禄《朱翱反切声类考》、《朱翱反切考》（1943、1944），周法高《玄应反切考》，沈兼士《广韵声系》（1945）。
勾稽文献资料对音类作考证的有：1939年葛毅卿《喻三入匣再证》，罗常培《〈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纽》；1941年周祖谟《审母古读考》；1945年周法高《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1948年俞敏《古汉语里面的连音变读》、《论古韵合帖屑没曷五部之通转》。
对近代北音资料的介绍研究，陆志韦有系列论文，涉及《皇极经世》、《中原音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西儒耳目资》、《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等。
对韵文资料整理的有：罗常培《北平俗曲百种摘韵》（1942），张世禄《杜甫诗的韵系》（1944），陆志韦《诗韵谱》（1948）。
（四）增播期（1949—1978）
建国以来，配合国家语文工作的开展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语言工作干部集中培训和高校语文教育的需要，促成一批音韵学著作问世，培养出大量的语音研究人材。这是本时期的特点。当然本时期的后半段（文革十年）整个文化工作几近停顿，更无语音史成果发表，但语音史研究队伍经过汰选，仍为后来汉语史研究的繁荣打下了重要的人材基础。
1.人材培养。除了各文科院校中文系科（北大50年代就设有语言专修科）外，中科院语言所50年代就开办了讲习少数民族语文调查知识的训练班，1956年又与文改会合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培养出一大批具有语音学素养的语言工作者，其中很多成为语音史研究工作骨干。
2.普及语音、音韵学知识，编写或再版语音学论著，按时间先后如下：
黄典城：《语音知识》（《语文知识》1953.2—54.2）
田恭：《语音学常识》（《中国语文》1954.1—55.5）
董少文：《语音常识》（1955年出版）
王力：《汉语音韵学》（1955年再版）
中科院语言所：《方言调查字表》（1955年出版）
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1956年出版）
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1957年出版）
周祖谟：《汉语音韵论文集》（1957年出版）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1957年出版）
丁声树、李荣：《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年出版）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1958年出版）
唐作藩：《汉语音韵学常识》（1958年出版）
介绍语音史知识和研究方法的文章有：丁声树《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中国语文》1952年第1期）， 周达甫《怎样研究梵汉翻译和对音》（《中国语文》1957年4期）， 张世禄《汉语历史上的语音变化》（《语文知识》1957年11期），李荣《汉语方言普查的工作方式和记音方法》（《中国语文》1957年5期），〔法〕A·G ·奥德里古尔《历史和地理怎样可以解释某些语音的发展》（《语言研究》1959年4期）， 方孝岳《略论汉语史上共同语语音和方音的关系》（《中山大学学报》1960年3期）。
3.对此前语音史研究中一些问题的探讨
《切韵》音系的性质，在汉语史学开辟期就有认识上的差异，50年代后期更形成了一次热烈的讨论。60年代初，王显、邵荣芬、黄淬伯、何九盈、周祖谟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总的说来，认为切韵音系有自己的方言基础，反映了中古时期的中原广大地区的实际语音类别。
对高本汉中古拟音方法和结论，也有不少讨论文章，如葛毅卿、黄淬伯等。
对上古音的探讨论著较少，主要有严学宭的声、韵结构体系的两篇文章（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2期）、（江汉学报1962年第6期）和黄绮《论声母分合》（河北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关于上古汉语鼻音尾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63年4期）。
4.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和以推普为主要目的方言普查工作，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有的学者运用新资料写文章，如马学良罗季光《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中国语文》1962年12期）李荣《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中国语文》1965年5 期）都显示了丰富的现代语音资料对语音史研究的重大作用，展示了语音史研究新的方向。
5.历代韵文资料的整理。清代古音学者把诗经等先秦韵文资料作了精细的韵例韵部研究，为语音史的上古阶段研究打下了资料基础。语音史学者继承了这个传统，对先秦到切韵时代之间的历代韵文作了扎实细致的整理工作。罗常培、周祖谟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1959 年出版）和李荣《隋韵谱》（《中国语文》1961 年10、11期合刊），堪称语音史断代音类研究的经典之作。另外鲍明炜、廖珣瑛、周大璞等人也分别对李白、关汉卿、董西厢的用韵进行了研究。
6.语音演变的探索。王力〈汉语史稿〉（上册）是出版最早的语音通史，由于语音史研究的已有成果的限制，此书只能以三点（上古、中古、现代）来贯通数千年的汉语语音史，对声母韵母声调演变规迹作了描述。这个时期对汉语语音史某个音类、某个阶段的演变，也有零星的讨论文章，如：刘俊一《试论中古庄章知三组声母的合流过程》（《曲阜师院学报》1963年1期）， 杨耐思《北方话浊上变去来源试探》（《学术月刊》1958年2期）， 李格非《汉语儿词尾音值演变问题商榷》（《武汉大学学报》1956年1期）， 张传曾《从方音的不同点谈汉语鼻辅音尾的发展变化》（《山东大学学生科学论文集刊》1956年1期）。
（五）繁华期（1979—）
语音史研究的繁荣可从几方面去看。第一，从语音史段看，空白段落得以填补，断代研究空前繁荣；第二，从材料看，韵文的归纳整理，韵书韵图资料的研究，各种反切、直音、对音及零星语音资料搜辑整理研究全面展开；第三，从研究方法和方向看，汉藏语系比较研究上古音，方音比较研究方音演变史，不断开拓语音史的研究领域。
1.通史性著作有；邵荣芬《汉语语音史讲话》（1979），李新魁《古音概说》（1979）和王力《汉语语音史》（1985）。邵、李二著基本上是三段拼接（邵有三节分述声、韵、调的历史发展）。王力从先秦到现代分成九段，才算是有了通史的规模，又有“卷下”总结发展规律，使汉语语音史有了贯通的血脉。王力的《语音史》的出现是已往语音史研究成果的总结，也仍然可以看出断代研究的不足。
近二十年来，断代研究的空白不断得到填补。就已正式出版和发表的成果有：
殷商音系有管燮初文（1990），赵诚文（1984），郭锡良文（1997）。
秦汉有李玉著（1994），丁启阵著（1991）。
两汉有邵荣芬文（1982、1983），祝敏彻文（1984）。
后汉三国有俞敏文（1984）。
魏晋宋齐梁陈隋有周祖谟文（1982），著（1996）。
晋代徐邈反切有蒋希文文（1984），郭璞反切有陈亚川文（1983），彭辉球文（1990）。
隋唐语音实际有刘广和（1980、1991），尉迟治平（1982、1984），邵荣芬（1981），王力（1982、1985），张文轩（1982）许多文章。
宋金元代语音有鲁国尧1979年至1992 年的系列文章， 李新魁文（1988）。
明清的官话及方言音系文章众多。
对语音史上具体的音变事实进行综合比较，理清演变的线索，归纳其中的规律（适用的时段、范围和地域）。比之断代研究可称之为“专项”研究。近年来也有发展。
从切韵到近现代的发展中，集中讨论较多的有：（一）入声的演化，（二）全浊上声变去声，（三）知庄章的合流过程，（四）重唇变轻唇。
李荣对“荣”字，“入”字的音读演变，对轻声现象的追寻，李思敬对“儿”音和儿化韵的发展的探讨，都很具有开拓意义。
从上古到切韵的发展，对“重纽”讨论文章较多，也有个别声母、韵类演变的考察（邵荣芬1991、1995、1982、1983，蒋希文1994）。对复辅音的遗迹的追索，也属专项研究。
2.语音史资料的整理
①历代韵文的分析整理。诗经用韵自明陈第以来已成果累累，但王健庵（1992）分东西两大韵系整理，王力用拟音方法分别就诗经和楚辞写成专书（1980），都是新的成果。两汉到隋的韵文经罗常语、周祖谟、王力、李荣等的努力几乎搜罗无遗，周祖谟又从分地域以区别方音上作了探索。
唐以来的韵文整理则以重视接近口语实际的材料为这一时期的特色。如周大璞研究敦煌变文（1979），张全泉研究敦煌曲子词（1981），钱学烈研究寒山诗韵（1984），马重奇研究白居易诗韵（1984）。还有人对晚唐五代古体诗乐府诗、对陆游古体诗韵进行研究。对王梵志诗用韵研究有都兴宙（1986）、林炯阳（1990）、张鸿魁（1990）等。对宋金元初的诗词，鲁国尧作了广泛的研究。
②反切材料的整理研究，王力、邵荣芬、蒋希文用力最多，邵荣芬还对研究反切的方法作了发展，见陈亚川《反切比较法例说》（1986）。
管燮初整理了甲骨谐声字，周祖谟（1983）、李玉（1994）对秦汉简牍竹帛的通假异文作了梳理。
祝敏彻对汉儒声训（1984），邵荣芬对《说文》读若（1995），（还有方德乾1986，谢纪锋1990，杨剑桥1990，刘淑学1994）都进行了整理运用，对徐广音切、水经注语音材料也有人探索（1990 黄坤尧， 1983张永言）。对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音切也有人整理（1990龙异腾，游尚功、廖廷章，1994黄坤尧，江灏）。1996年又出版了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
③韵书韵图的搜辑整理。
1983年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两册将早期切韵系韵书搜罗无遗。鲁国尧从海外挖掘出《卢宗迈切韵法》。李新魁发表了《韵镜研究》，出版了《韵镜校证》。
近代韵书的重要挖掘是《中原雅音》，邵荣芬作了全面研究，出版了《中原雅音研究》。对《中原音韵》的研究有宁继福、杨耐思、李新魁的著作问世。宁继福还出版了《校订五音集韵》、《〈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对《韵略汇通》、《李氏音鉴》的研究也有许多论著。韵图的研究除李新魁《汉语等韵学》、耿振生《明清等韵通论》外，还有许多论著发表。一些地方性的音书、韵图被发掘整理（如《闽方言韵书点校集存》1996）。
④梵汉对音材料也不断用于语音史断代研究，对音值的构似，特别是声母研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邵荣芬、刘广和、麦耘（1991）都有利用对音研究语音史的文章。俞敏的《后汉三国梵对音谱》全面演示了利用对音材料的方法，并构似了一个时代的完整音系。
利用八思巴字、朝鲜汉字对音研究汉语语音史近年也有较大发展。
⑤现代方音调查整理。方言研究已是独立学科，但不少学者身兼方言专家语音专家，利用现代方音和地方音书文献研究方音史。比较成功的有李如龙、梁玉章、陈天泉《福州话语音演变概说》（1979），鲁国尧《〈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1981），邵荣芬《明代末年福州话的声母系统》（1985 ）、 《明代末年福州话的韵母和声调系统》（1994）。
方音调查不仅提供各种音位系统，还提供丰富多彩的音值材料，为历史语音构拟开启思路。这一时期对“等”的差别现实的观察很引人注目，不断有人提供“三四等有别”“一等有介音”“一等读同三等”的现实方音材料。“来母读s”的也有几篇。 还有“舌齿音”读成边擦音，开元音作韵尾、高元音作韵腹的音例，很开眼界。
3.汉藏语系的比较以构拟原始汉语（前上古音），这个时期有了很大发展。构拟结果有些渐趋一致，但更重要的意义是领域的开拓和方法上的进步。
俞敏（1980、1982、1986）、邢公畹（1982、1983、1984）、严学窘（1979、1981、1982）、袁家骅（1981），都有重要论文发表，施向东（1990）尉迟治平、潘悟云（1991）、石林等也有成果。除了上古复辅音的讨论较多外，对汉语声调的起源和发展的探讨也渐多起来。
关于复辅音的研究的成果，集中在《古汉语复辅声母论文集》（赵秉璇、竺家宁编1998年出版）中。
依据现代方音构拟原始方音也是汉语史研究的新动向，几次吴语、闽语、粤语的专题讨论会上都有探索文章，大陆学者于此用力较多的是郑张尚芳、潘悟云、李玉。
四、语音学科的广阔前景
汉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复杂的分化和融合的历史过程，汉语是当今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现代汉语丰富的方言差异也是罕有其比的，而语音的历史演变和方言差异又是语言系统中最具特色的。与世界诸语言相比，记录汉语历史的文献资料又是最丰富的。这些都决定了汉语语音史研究的蓬勃发展。
多个历史阶段语音的结构系统和音值变化，方音分歧和语言融合的影响，语流音变（连读变音、儿化、轻声等等），构成语音史研究的丰富内容。历代文献、现代方音、同系语言现实和文献，为语音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语音史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天地。进入21世纪，汉语语音史学科必定更加兴旺，长盛不衰。
（本文所引材料截止到1998年6月，其中1949 年以后的材料仅限于大陆学者。）
收稿日期：199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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